從國際金融趨勢論台灣金融實力的提升－設立國家理財機制芻議

金融實力是國家重要基本力量，運用得宜將可大為增加國家影響力，反之，則財富國力不進反退。台灣金融必須加速國際化，加速成為國際金融中之一環，方可增進國力，進一步保障台灣的安全與發展。本文探討國際理財活動的變遷，尋求台灣金融實力提升的借鏡和前途，尤其對已立法之國家金融安定基金，提議需著重國際理財，使之在國家安定真正受到威脅、國際情勢又陷於孤立時，能有效發揮功能。

前言

金融實力是國家重要基本力量，其內容包括一國可動用或影響的財力、國家理財人才數量及能力、財富管理績效等。企業之集資、政府支出、政府及民間財富的管理，均有賴金融力量的支撐，所以有金融是經濟血脈的說法。基於人們財不露白的傳統觀念，金融實力尤有虛實運用同時維持神祕性的餘地，而於國家在重要關鍵時，發揮成功的樞紐作用，歷史例證，斑斑可考。從史上金融實力的發揮和貢獻，可知金融實力平時用來維持經濟發展，國際爭端衝突時就會影響一國之國勢強弱甚至戰爭成敗。在追求金融實力過程中，固有歷史的偶然，但也有國家刻意的栽培和社會的肯定嘉許。過度金融活動會造成金融風暴，但也在這種渾沌和衝擊中判定高下。台灣務須誠心推動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化，在其中學習從根厚植和提昇金融實力。

歷史上金融力量的發揮

西元前七二二年，亞述人攻占耶路撒冷，所羅門王宮殿毀於大火，累世積存的財富也消失無蹤，只剩下一面哭牆留存至今。其龐大財寶乃由所羅門王的數千子孫分散流亡於全世界，猶太史上稱為散布(Diasposa)，並世代遵守戒律，將這筆財富妥加利用，要將財富累積到「多如天上的星光」。二千餘年於玆，歷史記載猶太人的確團結、機敏而善於理財。直到目前，以紐約華爾街為核心而號令全球的金融投資中心，還是由不到二十位猶太裔為主的核心人物所掌控，而兩岸三地之華人未與焉。

歷代各國在存亡關鍵，軍事力量均有賴財富的支持。拿破崙講得最白話：打勝仗的三大要素是－錢、錢、錢。可惜他理論懂了，實際上沒做到。一八一五年英國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當時英國的軍費就是由著名的英籍猶太銀行家羅斯查爾德(Nathan Rothschild)所管理的金融王國承擔的。這個家族在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提供一千六百萬英磅貸款給英國政府；在一八七一年拿出一億英磅以支付法國的普魯士的戰敗賠償；在一八七五年英國首相猶斯累利也向這個猶太家族告貸四百萬英磅來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份，以控制地中海和紅海的通道。他們家族對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國、教皇、美國內戰，都有巨額貸款。國家有這樣的理財人才和財富實力，可以說與當時英國國力相得益彰。

十九世紀末，美國摩根銀行的創辦人John Pierpont Morgan，曾經在幾次雙邊戰爭前後，大舉認購或包銷墨西哥、阿根廷及英國等國家的公債，成為當時的國際大債主，進而投資鐵路，成就一代大亨。如今時空環境雖有不同，國際金融的規模也不可同日而語，國家間的借貸安排更摻雜了複雜的國際援助、歷史淵源、經濟利益及權力分配等因素。但財富與國力間的密切關聯，並不因而減縮。

當前統計全球雙邊債務，以借出一千二百多億美元的日本為第一債權國，約佔所有雙邊債務的四分之一強，而且全球約一半的新國債是借自日本，主要債務國為亞洲國家。第二名是借出五四○億美元的德國，借貸對象主要是東歐及前蘇聯國家；第三名的法國擁有四三○億美元的雙邊債權，許多非洲前法國殖民地的債主就是法國。美國則在雙邊國家債務上表現較不積極，共借出四二○億美元，主要借出對象也是「後院」的拉丁美洲國家。但美國對多國性的財務組織如IMF就牢牢掌控，在東南亞、俄羅斯金融風暴中扮演金主兼導師，而非單純的借貸關係，像最近美國國會即通過對財源告罄的IMF一八○億美元的撥款案，以便繼續擁有這個金融魔棒。

現代理財高手富裕政府及組織

將部分外匯儲備或公營事業盈餘、海外資產等，交由政府專責機構來從事海外投資的國家，較知名的有科威特、汶萊、新加坡等，它們的政府專責投資機構均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成立至今。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GIC)於一九八一年成立，是一個受託管理政府資金的有限公司，產權雖為國有，但運作純以私人公司模式，主席是前總理李光耀。主要投資組合包括債券、股票、外匯、不動產等，各種國際投資工具都不放過，目前在世界幾十個國家都有所投資，外匯的交易更有超過卅種貨幣，對台灣市場亦頗多活動。新加坡約七五○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全權交給GIC操作，GIC且在上次亞洲金融風暴中頗有斬獲。

一九五○年代發現石油而一夕致富的科威特，早期將大量油元交給設在英國倫敦的投資辦公室(KIO)操作，一九八二年成立政府投資專責機構(Kuwait Investment Agency, KIA)，投資觸角更伸向亞洲、美洲等地。KIA在國際證券、金融市場上表現突出，一九八○年代末期其投資收入甚至可達到石油出口盈餘的九成，成為科威特政府另一項重要財源。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後，科威特經濟元氣大傷，石油收入也銳減，戰後的重建工作及支付美國「沙漠風暴」軍事行動的代價，便由KIA扮演重要角色，尤其KIA所管理的「未來世代基金」(Future Generation Funds)，以投資國際知名公司股票及主要國家貨幣為主，是科國重建的最大財源。而一九九○年代KIA的重要工作便轉向剌激國內經濟，推出許多國營事業民營化措施。

汶萊政府投資機構(Brunei Investment Agency, BIA)的財源也來自石油，一九八三年汶萊政府將六○億美元交給新成立的BIA來操作，到如今估計BIA掌管的資產約有六百億美元，而汶萊政府的投資收入也已超越了經濟大宗的石油及天然氣。

私人團體的理財活動也在蓬勃發展。學術龍頭如諾貝爾獎基金會、哈佛大學基金會，如非在理財上大有收獲，整個機構在經營上早出問題了。公營慈善團體在此介紹費瑟國王基金、查理王子信託基金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退休基金。

費瑟國王基金(The King Faisal Foundation)於一九五七年國王崩逝時設立，用以在全球推廣伊斯蘭文化、教育、科技、福利。除了支援遍及全球的圖書館、考古站、職訓、辦學、創業支出外，每年尚頒發費瑟國王國際獎，伊斯蘭研究、阿拉伯文學、科學、醫學五個獎項，合計給獎美金數百萬元。每年所頒龐大經費，倚賴對原始捐款的有效理財挹注。

查理王子信託(The Prince’s Trust)為創業投資性質，支持成立超過三萬家新事業，創造六萬工作機會，整體投資報酬率超過每年二五％，基金的資本形成以每年四○％的速度成長。它著重支助一無所有的白手起家者，動用義工式的創業顧問群提供專業投資諮詢，曾創下內部報酬率一五○％的佳績。這是解決部分英國失業及競爭力問題的有效方式，因此年前在加拿大也成立了王子信託，日本亦有意仿效。

加拿大安大略省之教師退休基金、聘雇人員退休基金、公務人員退休基金，最近之基金規模分別為五二九億(加元)、二五六億及九八億，負責二十五萬退休人員之給付，並有三十六萬現職人員參與。這些基金之投資組合均已國際化，包括公債、公司債、權益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約及不動產，近十年之投資報酬率均在十五％上下，財務狀況已足夠完全提存，是退休基金管理的高境界，退休給付由投資所得之貢獻有高達五五％者（表一，page13）。

近代國際資金市場之發展

近代國際金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最佳避難所，國際貨幣像一片叢林，有廣闊但未經規範的活動空間，大多數主管金融的機構都受到國境的限制，但在某個國家是金融上犯罪的作法，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是有益國庫收入的美德，有些國家不能買賣黃金，但在另外國家卻是操作財富的象徵，這種情事是超國家、超民族、超地域，甚至是超法律、超道德的。

五十年前，全球資金市場的基礎只是各國中央銀行窖藏的黃金，五十年後，它將膨脹為游竄全球、價值八十兆美元的流動性金融資產。全球資金的金主明明不具形體、面貌模糊，但在經濟學的領域中卻總是將其當做最理性、算盤最精的投資者。電子交易系統發展、資金流動限制取消及金融市場商品化，都是促使全球資金市場成形的重要因素，但其中最早發酵、影響最深遠的因素，應首推資金流動限制的取消。

全球資金市場自從二次大戰之後，便在布列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框架下運作(圖一)，此時各國唯一可仰賴的流動資金資源，只有國際貨幣基金為美元發行而預留的貨幣準備金，美元成為大部分國家的準備貨幣，使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成為實質的世界中央銀行，世界金融市場事實上僅是西方民主陣營國家市場的總合。

在大戰洗禮之下，雖說西方民主國家只有美國元氣未衰，全球金融以美元馬首是瞻，但歐洲貨幣市場卻也在復興計畫及蘇聯、東歐共產國家存款投入之下，漸漸奠定基礎。美國國會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同意撥款將近六十億美元的援助款及貸款予歐洲國家，在隨後的一年中又陸續撥款約卅六億美元，總計在馬歇爾計畫實施的四年內，美國共投入一九○億美金。加上歐洲各國貿易順差，及圍堵政策下造成東西陣營對峙，使東歐國家人民不願將存款放在美國，轉而投入歐洲市場。這些資金加上復興計畫投入的美元，使歐洲貨幣市場獲得建立的基礎。反觀美國，隨著冷戰及越戰的發生，美國政府赤字遽升，固定匯率漸難支撐，全球資金市場解放的契機逐漸浮現。一九七一年開始，美國終於取消外匯管制，隨後並逕行廢除布列敦森林協定，放棄金本位制，採浮動匯率，全球金融資金得到初步解放。

從一九七三年開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員國的財富迅速累積，在石油價格上漲四倍的情況下，OPEC成員每年多出一千五百億美元的收入，紛紛藉各種管道流向美國。解除外匯管制的美國市場正好使一九七○年代的油元得以找到宣洩的管道，美國則進而將這些錢借給百廢待興的拉丁美洲及第三世界國家。

在此同時，美國政府因越戰及擴大軍備影響，政府赤字轉趨嚴重，引發通貨膨脹。為了保值，一些資金開始遠赴歐洲，投入歐洲證券市場，同時歐洲證券市場在一九六六年之後的十四年間，每年成長率高達廿八．四％。歐洲證券市場蓬勃發展，使美國開始更進一步解除對金融機構不必要的限制，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證券交易固定手續費取消，雖然證交稅仍保留，但這項被華爾街稱為「五月紀念日」的措施，使法人買賣股票的進出費用減低六○％，加上美國政府的諸多措施，使部分投奔歐洲的美國資金回到華爾街。

日本錢流動威力

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日本在一九八○年取消外匯管制，日圓在全球資本市場中開始活躍，在一九七○年代中累積的經常帳順差，使日本企業充盈現金。一九八○年代開始，日本資金開始大筆湧進美國債券市場，在利率高出日本公債及安全性高的考量下，單單八一年，日本壽險公司持有的外國債券就增加一倍，八三年再度倍增，到八七年更成長三倍，至此日本壽險公司持有的外國債券已高達六七○億美元，占其全部持有票券的比例也從八％上升至廿八％。

在對外國投資趨之若騖的情況下，日本海外投資總額從一九八○年的一一○億美元，上升至八六年的一三○○億美元。除了美國及日本逐漸將管制措施降低之外，英國在八六年也開始進行所謂「金融大開放」，大幅降低金融管制。全球資本市場就在一面累積資金，一面解禁的狀況下，奠定了基礎。

民間儲蓄成為跨世紀最大熱錢

在此基礎下，一九九○年代全球資金市場的流動性及規模，更是呈倍數成長。更多的金融商品出現，共同基金(Mutual Fund)、避險基金(Hedge Fund)也開始形成，政府債券更是呈倍數成長。一九九○年全美共同基金的規模只有一兆美元左右，九六年時，基金總資產已到達三．五兆的水準，其中以股票型基金成長最快，九五年全美股票型基金的總額只有○．四四兆美元的水準，兩年後，就膨脹四倍，高達一．八兆美元。避險基金規模也從一九九○年的六七○億，成長至三千億美元的水準。

政府債券成長更明顯，一九八○年至九四年間，各國政府以平均八％複利的成長速度舉債，使公債總額在十五年間，從二兆美元躍升為十兆美元。其占全球流動性資產從八○年的十八％，上升至九二年的廿五％，估計至二○○○年這個比例將擴增為卅五％。在金融商品日漸增多的情況下，麥肯錫公司估計，全球流動金融資產的規模也由八○年的十兆美元，一路向上攀升至九二年的卅一兆美元，預估至二○○○年，將擴大為八○兆美元，為廿年前的八倍之多，其分布約為政府公債三五％，股票二八％，貨幣供給二二％，公司債十％，國際債券五％。

這次助長資金市場成長的主力，不再是油元，也不是日圓，而是日積月累的民間儲蓄，這些資產在更多元的投資工具、更靈活的財務操作、更專業的投資判斷及更高的槓桿操作下，家庭金融資產至二○○○年也將達二六兆左右，約為全球流動金融資產的三分之一。

在操作工具漸多，限制漸少的情況下，金融資產的流動勢必更加快速，操作技術也更為精密且高科技化。這些資金不僅在資產間移動，也在國度間移動。尤其一九九○年，亞洲新興國家經濟開始茁壯，資金開始群聚亞洲。雖然這些地區流動性金融資產的規模大約只有全球的七至八％左右，但論及擴張的速度及流出流入的變動，卻是世界上動能最強的地區。

跨國資金猛烈進出亞洲

以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資料來看，跨國資金大約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逐漸向亞洲開發中國家聚集。九○年當亞洲各國經濟繁榮漸露頭角時，這些國家的境外民間淨流入資金(Net Private Inflow)大約在一九一億美元的水準，隔年便跳升至三五八億，至九六年達到近年來的最高水準一○二二億美元。

一九九七年，泰銖貶值引發骨牌效應的金融危機之後，國際資金開始撤出亞洲，到九七年底，國際民間資金淨流入的金額，急速萎縮至三八五億美元。國際資金在亞洲輾轉六年，規模又回到九一年的水準。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更預測，九八年底亞洲地區的淨流入資金將只剩十五億美元，九九年回升至五八八億美元(表二，page14)。

若仔細分析這些資金內容，可以發現，屬於著眼長期發展的境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ly Investment, FDI，中國大陸是近年最大的獲益者，總計在其第九次五年(九五，1996-2000)計畫中，FDI高達2,800億元】，是亞洲新興國家中最穩定的國際資金，直接投資自九○年的八九億美元，開始逐漸穩定成長，也同樣在九六年達最高峰五八五億美元。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直接投資的金額並未快速撤退，僅縮減五．一％，為五五四億美元。反觀一般認為投機性較強的流動性組合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包括證券、債券等金融商品，其變動情況便大得多，從九六年時的一○二億，銳減為淨流出二二億美元，一來一往之間，差距高達一二一％。

但收傘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當屬各國對亞洲新興國家的銀行融資借款。以金融風暴受災最嚴重的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韓國來看，各國銀行借款在九六年淨流入的金額約為四百億，但到了一九九七年底，竟然大逆轉成為淨流出三百億美元。一年之間，各國銀行從亞洲這五國抽走的銀根，竟高達七百億美元，等於這五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和的七％，無怪乎亞洲金融形成風暴。一九九八年八月俄羅斯盧布遽貶五九％，股市下挫八四％，官方利率曾高達一五○％，經濟前景重創，主要亦導因於資本流失，銀行財務惡化，國際投資人損失慘重，估計損失金額達一、一七九億美元。其中LTCM是一個典型。

一九九八年九月，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爆發投資失利的消息，迫使聯邦準備銀行主席Alan Greenspan出面召集全球16家頂級銀行團緊急集資35億美元挽救，並降息0.25百分點。LTCM原由選擇權理論的創始人，因而獲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經濟獎的Myron Scholes和Robert Merton等人於一九九三年成立，資本額48億，以避險基金方式，利用財務槓桿操作，頭幾年每年的投資報酬率逾40﹪，為公司股東及投資人賺進數十億美元，使當時的LTCM成為頗負盛名的聚寶盆，一直到九七年底，該公司仍有著相當不錯的高額獲利，並建立了高達一千八百億美元的各式商品部位，其最高運用的槓桿倍數曾高達54倍。然而景況到了九八年中有了大逆轉，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持續擴張的影響，全球金融市場遭遇相當大的扭曲，然後俄羅斯受到盧布大貶的影響，俄國關閉了外匯市場，使得高額的資金套牢在一個資產不斷貶值的市場，過去極為成功的避險式交易，因為沒有真正運用止損來減低損失，這回完全沒有發揮應有的避險功能，主要避險套利部位都發生了與原本預期完全相反的走勢，原來透過銀行保證金交易的部位，風險過高，慘遭斷頭，基金在其操作的部位上賠到只剩下6000萬美元，成為人類金融史上最大的一次虧損事件。由於其握有相當鉅額的各式商品部位，一旦清算勢必再度嚴重衝擊到全球金融市場價格，進一步爆發更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只得驚動Greenspan收拾殘局，因為他們的共識是，如果LTCM倒閉將會有數千億美元計價的各式公債、股票認賠出場，當時全球約有4,000檔避險基金，總規模4,000億美元，以25倍槓桿估計，有10兆美元的部位岌岌可危，全球金融市場屆時勢必造成恐慌，拖垮其他跨國銀行，使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人類陷入大浩劫。

投機客仍非政府對手

各國政府在全球資金目益擴張的情況下，影響力已較以往逐漸轉弱。一九八三年時，美、英、德、法、日、瑞士這幾國的中央銀行外匯存底合計約一四○○億美元，是紐約、倫敦、東京外匯市場每日交易總額的三倍半；但十年後，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雖已膨脹至二八○○億美元，但卻只相當於三大外匯交易所每日的成交量的三分之一。其間差異不可謂不大，各國政府在金融市場的層級儼然已從操控者，轉變為參與者。

儘管操控全球金融的力量已相對薄弱，但各國政府仍是全球金融市場中最有力量的參與者，尤其在規模不大的國內金融的控制上，仍是最終遊戲規則的制訂者。香港上演的「官鱷大戰」，及馬國總理馬哈迪關閉外匯交易都是例子，一旦政府拿出這類的撒手?，投資者往往會因為市場深度及規模不足而受限，甚至痛賠破產出場，但各國政府勝利的代價，卻亦日益慘烈。

以香港來說，一九八三年初中共與英國磋商香港未來，導致居民大量外移，房地產價格暴跌、資金大量外移，九月二十三日港幣對美元匯率數小時內貶值了8﹪。為避免資金外逃及穩定港幣匯率，香港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起，採行聯繫匯率制度，發行港鈔銀行，每發行7.8元港幣，需交1美元交付外匯基金，亦可隨時籌7.8元港幣向該基金換回1美元。亞洲金融風暴波及亞洲各國時，包括George Soros在內的國際投機客狙擊香港市場，他們首先大量拋售港股現貨及指數期貨，繼而拋售港幣，購買美元，預期香港貨幣當局會大幅提高利率，以捍衛匯率。當利率提高後，股價會下跌，投機客再伺機補回港股指數期貨。如果香港貨幣當局不提高利率，而選擇放棄聯繫匯率，港幣必然大幅貶值，投機客則賺取匯率差額。但自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四日起，香港貨幣當局出其不意，進場大量購買港股現貨及期貨，並公開宣稱其介入股市的目的在維護其聯繫匯率制度，其資金主要動用港幣土地基金(中共與英國達成協議，香港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出售土地的資金，一半需存入土地基金，以避免英國掏空香港資產，此舉可作為我們民營化及國安基金的借鏡)。果然付出龐大資金後匯率得以持穩，投機客鍛羽而歸，而港府手上大批股期貨仍待長期清理。

以理論來看，利率及匯率變動是全球資金流向兩個最重要的變數，但影響這兩個主要變數的背後因素，卻錯綜複雜。也許全球資金市場還年輕，可能還必須在不斷的錯誤中發現自身的力量及潛力，但最終的理想狀況為何，恐怕誰也答不上來。歐元是最新的案例，歐元已於一九九九年元月一日正式發行，其對工業、金融及世界市場的衝擊是宏大的，它使歐洲成為與美國相對的單一「超級國家」。由於歐元將使歐盟各國內部之價差、匯差消失於無形，因而增強對外競爭力，且初期之歐洲中央銀行(ECB)將繼續緊縮貨幣政策，因此發行之初各方預期歐元會成為全球最強勢貨幣(表三，page15)，但兩年不到，歐元對美元貶值之速，遠出各方意料之外。

台灣金融實力及其提升

大陸撤退前後，俞國華先生為我國派駐世界銀行代表，處理當時我國國際金融問題。其後中央銀行亦曾有仿效新加坡GIC成立專責投資公司之議，不過後來考量外匯存底的操作首重安全性，避免追求報酬率的公司模式，以至迄今我國央行的外匯存底絕大部分還是由外匯局自己操作，一九九九年度平均收益五．四九％，投資對象乃美國公債、定期存款等保守性工具。連戰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政府內部曾提議成立國家資金操作管理機構，並成立提高公共資源運用效率專案小組，然未及實施。

目前台灣的銀行界總存款十九兆(新台幣，約美元六千餘億元)，總放款十六兆。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約一、一○○億美元，民間國外資產淨額約八百億美元。這與目前全球金融商品約六千種，每天交易額一兆美元、私人理財部門規模十二兆美元來說，固然是比例極低，但如不急起直追，則此消彼長，技術及資本差距愈來愈大，現有力量只會更為萎縮。因此國內金融政策及執行應大幅調整。

台灣公共基金的管理尚未真正上軌道，小如各種財團法人，大如「四大基金」（退撫、勞退、勞保、郵儲）及國家金融安定（國安）基金，數額五兆，但管理欠嚴，績效不彰，又未能國際化，是整體金融環境中的較弱環節，甚至如千億美元外匯存底的管理亦尚可強化。國內各財團法人依法設立，但各主管機關對於基金限制嚴格，多數只允存儲於公營銀行，極少數特准投資國內股市，理才能力因而無從培養，如蔣經國基金會主要用於贊助國際學術人士對台灣的研究，支付工具為外幣，雖欲以部分基金轉作外幣理財，惜未獲得相關機關同意。國內退休信託基金如退輔、勞退及勞保，三者數額已逾兆元，累積迅速，但其投資組合半數以上為銀行定期存款，國際投資受限於法令而掛零，而規模相似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聘僱人員退休基金之銀行定存只占6.9﹪，而國際投資僅國外股票即達17﹪，則無怪乎報酬率（1999年）我國者為7.1%，而加國者（1996年）為19.6﹪，不僅高下立判且瞠乎其後。今年這三大基金受命投入股市護盤，所受損失已達數百億元之譜，報酬率恐將更為折損，這是集中於國內一籃雞蛋而未能在國際市場上分散風險之故。國安基金為惟一獨立立法的基金，原意為在國家金融安定受到國際威脅時安定經濟之用，如今用為經常護盤，手上持股如在國內釋出，勢必影響股市，在國際操作，又得藉助外人，支持成本，實有必要翻修其法制，並藉國際化提升其效能。

台灣整體經濟情況良好，基本面穩固，民營化及資產管理市場潛力豐厚，早已引發國際注目。近年美國四大金融股務機構摩根、高盛、李曼、美林負責人均來台拜訪，摩根史坦利集團執行長Philip Purcell並曾晉見李總統，均顯示國際金融家對台灣的重視。這些機構實力雄厚，資產輒在數千億美元，且長期在金融信用、安全、細膩及專業上經濟豐富，是新型金融產品的遊戲規則制定者，如果國內銀行家不速加努力，入世後國際競爭更烈，僅有的國內市場亦有外人瓜分之虞。近如中華電信海外釋股，以及Kimo網站在美上市，除須委諸外人，進行也不順利。

筆者的觀察，如同我們的民主政治，台灣的經濟發展為期尚短，未及培養出堅強的金融實力和國際理財團隊。雖然LTCM中也有華人好手黃奇輔，但非社會普遍現象，如果不用國家之力推動，金融實力自動躍升的可能性不高，對國力的助益自然不大。我們曾有片斷的努力，如幾個公共基金的經營小組，幾所大學的計量財務課程，央行也有長期處理外匯的經驗等，但未有系統化的大氣魄行動，來提升爭取境外直接投資、開放金融國際化、建立國家理財機制等。當務之急，首在健全國內金融環境，誠心推動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及制度化。其次為設立國家理財機構，姑且稱之為台灣發展基金（Taiwan Development Fund, TDF），有效結合國安基金、開發基金、各項公共基金及部份外匯存底等，依法獨立經營，跨向國際理財。平時作為操練、充實基金之用，國家緊急、外援不繼時，我們還有金融力量自救。

誠心推動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化

(一)自由化

近年來政府對金融自由化的努力，在外匯、利率、金融機構開放、金融業務開放等方面均有績效(表四)，但在保護國內市場安定的大前提下，幅度及速度均顯不足，現在即將加入WTO，來自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將極為嚴厲，目前對銀行業務的法令限制，必須加速撿討，小如營業時間、分行數、櫃員機場所、電話銀行、網路銀行，網路證券交易、電子線，直至金融管理機關的整合、金融機構的購併、處分市場區隔、業務及道德風險管理技能、資產管理等。使得金融業要如其他產業，能夠自由競爭、自由進出，嚴懲不法。

目前公營或官股銀行的市場占有率仍高，其經營方式不足以大幅改變競爭行為，未能推動更進一步的金融自由化方式，且無力帶領提升整體產業技能。因此官股銀行的股份處理、市場區隔及購併等，亟待積極清理，以培養大型一流銀行，並協助其拓展國際業務，衝向最高點。

(二)國際化

台灣金融實力為能積極推向國際化，一方面外國在台投資將有助投資者對台灣安定的關切，另方面台灣對外投資亦造成金融力的控制，均大有助於台灣的安全及發展。大陸在境外直接投資的爭取上，從國家主席到基層公務員，全力以赴，除了九五（第九次五年計畫）已經績效優異，十五更續列為重點中之重點，其著眼正是金融實力的增強。

?(三)制度化

由於長期保護及限制，台灣新種金融業務的市場機制、制度及技術嚴重落後，致使金融業創新力及競爭力嚴重受限，金融法令全面整修及金融監理機關的徹底整合已是金融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雖然日本至今也還在摸索中，但他們很努力的派人向歐美學習，甚至從留學生開始，而我們尚少見積極行動，無論承銷（Underwriting）、合併（Merger）、收購（Acquisition）、首次上市（Launch of an IPO）、衍生商品（Derivatives）、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投資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民營化（Privatization）等，我們都尚待精進。而目前台灣公共基金資產頗巨，涵蓋公務人員退撫、勞保、健保、開發、勞退、郵儲等，其投資組合尚未跨向國際，風險未能分散，報酬率界於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亦呈偏低，其管理之規制、法令、人力，均尚在初級階段，制度化設計亟待展開，予以專業的統合管理，有待制度之確立及法令之配合。又數額龐大的公債（二兆六千億元），其管理制度及市場，亦待建立。另如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率不斷攀升，二○○○年九月底已達百分之十五點五七，逾放金額已超過二千多億元。為解決基層金融呆帳及逾放款問題，成立公營資源再生公司（RTC）或資產管理公司（AMC）以處理抵押品，已是不得不作，其實大家對基層金融已成驚弓之鳥。同時且須考慮由如台灣銀行購併經營較差之基層金融機構，避免以資本適足率低及逾放比率偏高之合作金庫從事購併業務。

若能推動不動產證券化及不動產信託業務，再配合都市更新計畫，則藉由換屋及都市更新並行措施，應可活絡房市。尤其是再配合資產再生公司之操作，使刺激民眾換屋意願，更可加速都市更新及活絡房地產市場，有助金融機構財務管理。

再如建立創業投資基金以扶助傳統產業升級，亦為急需，目前傳統產業面臨產業轉型困境，不但證券市場融資困難，而且銀行業貸款亦有緊縮趨勢。雖然政府宣示提供四千五百億元專案貸款，並可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承受無擔保品貸款之保證責任，然而是否會產生道德危險，及企業拿錢去償還舉債或股票質押借款，已使該項措施面臨挑戰，且該項措施著眼於短期生產融資，與產業升級並無直接關連，對於傳統產業升級並無助益。以目前高科技產業易於取得直接資金情況下，中長期資金運用計畫及行政院開發基金應扮演傳統產業投資供應角色，從事傳統產業升級專案貸款融資，以免資金全部移至電子及通信業。

最後如國安基金及四大基金投入股市，如何評估和制衡，降低「道德風險」，也是制度化一大問題，一旦管理失當，東窗事發，必定是動搖國本的大事。

國家理財機制之設立

筆者倡議建立國家理財機制，以台灣發展基金為名，結合錢財、人才，使之成為國內立法、國際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以公共退休信託基金、國安基金，加上部份外匯存底，即可有2兆元的基金，資產規模已可位居瑞士金融集團第八名，雖與其旗艦機構UBS之1兆美元資產、5萬員工、年盈餘60億美元、僅私人理財部門即管理300萬人之9,000億美元存款比較，仍屬小巫，但已是極佳起步。如能善用人才妥為管理操作，以國際行情而言，15﹪報酬率已是保守穩健的操作，至於平均30﹪－60﹪高獲利（Large-Cap Growth）的操作組合亦所在多有（Gronpama 十年平均31%，五年平均44%）。以最保守的10﹪報酬率而言，扣除各基金目前之報酬率（作為成本）後，所餘以複利計算，八年即可另得一兆元，分配於退休人員，使退休人員領不到退休金的疑慮降低；復分配於國安基金，就可於國民信心動搖、金融失序之緊急狀況而外援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及外國政府等的協助又未能即時到來時，擁有足夠且在安全地點的財力；再分配為外匯孳息，則可直接挹注國庫。其他如基金投資風險分散、擴張台灣金融影響力、培養人才、改善財政、充實國力等，均為受益之處。再不做，絕對時不我與。

這樣的設計當然不是毫無疑慮，否則如此美事豈不早就進行了。分析起來，之前我們的確沒有這個條件。首先是資金，公務人員退休從恩給制改為儲金制不過是近三年的事。以前退休給與均從國庫撥付，儲金制以後乃按月依費率抽存在自己的儲蓄帳戶孳息，如果操作不良，屆時退休金就領少了，現在短短數年儲金及累積到1,500億元；而勞保、勞退也累積了近7,000億元，如果所有勞工立刻依年資退休，則以勞退基金之2,278億元應付退休給付乃杯水車薪，操作良好方可保證勞工未來退休時可以領到滿意的給付，加拿大退休勞工所領賴基金操作而來者占到55%，令人欽羨。再說人才，我們的留學生早期狂熱於於物理，然後以電子電機掛帥，近年已轉為財務類，財務工程、計量財務等課程及系所組均已出現，台大、政大、清大、中山等校均是財務教育重鎮，財稅訓練機構也開始注意這些課題，師資的國內外交流應該不成太大問題。另外的疑慮，應該就是制度與人了。因為要對人民負責，所以要有公眾信任、信服的人主事，同時在制度之設計上要兼顧效率與制衡，處處掣肘自然難以成事，沒有制衡有無法克服自私自肥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及貪瀆舞弊的道德風險(Moral Risk)。然而事在人為，朝野才智之士不難克服這些難題，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不會只願意很阿Q的說「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吧，更何況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訓。

圖一全球資金市場形成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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