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中的服貿僵局,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抗爭目標也因之分為三層,應對之道也是三個方面。

首先是「反黑箱」的程序之爭,包括簽署過程未受足夠監督,或國會審議程序不當。解決之道涉及「重審」還是院會逐條審查。

第二個層次是協議對台灣利弊的權衡,包括是「把餅做大」,還是貧富不均、圖利特定產業。較深刻反思還涉及到貿易自由化是否適合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經濟。解決之道則是協議是否「退回重談」或「作廢」。

第三個層次的爭議最為根本,是抗爭後期必然觸及的底牌。目前雖因攻占行政院過激而被遮蔽,但攤開也有利於及早使混沌不明的台灣/中華民國國家定位和戰略目標清晰化。抗爭者認知的核心是對執政者根據憲法界定的當前兩岸關係定位,和據此與對岸簽署的所有協議的質疑。因此,抗爭的「最低綱領」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最高綱領」是執政者下台與憲政(實為兩岸)秩序的再造。此次抗爭有助於把這一層根本的問題檯面化,對美、中再確認我國的戰略意圖,和降低將來區域互動的不確定性都有幫助,值得討論。

太陽花運動,許多論述直陳「程序」與「貿易自由化」不是重點,最根本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如果涉及的是台紐、台星乃至其他自貿對象,前兩層次的問題不會引起廣泛的疑慮甚至恐懼。恐懼感不僅與現實有關,更與每個人對「中國」、「兩岸關係」的認知與自我的身分認同息息相關。

比如若情境是日商、美牛充斥國內,雖然也可能對食安或某些產業與弱勢造成衝擊,但比較不令人害怕,甚至可以歡迎。如果情境是中資陸幹來台,帶來「中國老闆」、「中國銀行」、「中國印刷品」、「合資醫院」,便成為「侵門踏戶」。有論者也擔心,陸企幹部或具黨政身分,中資財雄勢大且盡為國營;若台灣政黨輪替或台灣有公投時,會否受制於經濟制裁?「中資銀行」與「合資醫院」若將台灣人民個資儲存北京總公司,台灣經濟甚至人身自由如何維護?

政府已竭力澄清服貿有配套措施管制國安風險;北京亦早已明言「和平統一」是其「陽謀」不需隱晦,只是現階段政治定位與經濟合作都可做「合情合理的安排」,請台灣各界到深水區對話。正是在經濟困頓氛圍下,人們對現行憲政秩序兩岸定位與北京統一目標的恐懼同時加深,許多人很難信任馬政府的「配套管制」和北京的「對話安排」。

這樣看來,服貿爭議最終還是回到「台灣與中國關係」這一根本問題。扁政府的「戰略清晰」不成功,現政府希望用「不統、不獨、不武」取信國人;在野黨一年來也出現多種新論述,但難免被運動界質疑為妥協路線。這些困於模糊現狀的現象,不僅在兩岸進入政經「深水區」時必定會遭遇服貿這樣的僵局,僵局又必加重美、中對台灣戰略目標的疑慮,這才是對未來台灣前途最根本的挑戰。

當前國際情勢又在快速變化。美中以各自領導的區域自由貿易機制(TPP vs.RCEP)彼此競爭,我最大貿易對手南韓正兩面獲利,台灣如何因應則尚多變數。同時,東歐局勢的巨變,在一定時間內將分散美國「亞洲軸心」戰略的部署,因而必強調盟友應有更負責的戰略作為。這樣,我們應當感謝太陽花學運在甲午年這一歷史時刻,幫助台灣劍指問題核心,及早面對挑戰。服貿危機若有利朝野與人民擺脫模糊混沌,確認國家定位與戰略決心,現在付出的代價,應該還不算太多。(作者現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030327 本文刊登聯合報A15版】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