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67年的努力，勞動部終於掛牌，誠為可喜可賀之事，然而比對慶祝活動場外的抗議勞工，興奮之情不免一沉。

事實上，早在民國36年憲法實施前，中央政府已有「勞動部」的規劃，卻在之後改立於「內政部」轄下，民國76年才晉級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歷來擔綱者不論是社福專家、人權鬥士，抑或是律師，均因勞資雙方擁有的資源與力量差距過大，施政都以保障受僱者之權益為目標。

升格後的首任部長，擁有長春藤名校學歷，曾任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一職，長於勞資關係的他所提施政願景為「有人性尊嚴的工作」。值此非正職、臨時工充斥的年代，主事者能針對時弊，以派遣勞工保護與職災保險法，全面週休二日、年金改革等措施做為改善對策，稱得上盡責。

潘部長在接受報社專訪時表示：「立法保障勞工是一條必須繼續走的路，但不能只走這條路，勞動部未來必須更精確掌握勞動市場的實況和動態。」不過對於如何解除今日臺灣勞工最大的痛—「凍薪」，除了對企業喊話，並未見到具體策略。

緊鄰臺灣的日本，經過二十年的不景氣，薪資凍漲，還有三分之一的勞工屬非正職受僱者，使得長期以勞資合作代替對抗的工會文化，興起改變之念。首相安倍自去年底開始，即不斷召開勞資會議，在電視前與工會站在一起，幫著勞工向企業主要求加薪，遂在東京都知事的補選中贏得勞工票進而獲勝。

為了擺脫悶經濟，台北市與台中市先後為市府臨時雇員提高時薪。雖說企業加薪直接與景氣榮枯有關，但若是改變薪資結構也是造成低薪的元凶之一，那麼除了用「社會對話」向廠商施壓外，透過員工與工會合作，揭露公司內部不合法的舉措，可能是更根本的解決辦法。

不少企業會為了降低勞健保與勞退金提撥負擔，將薪水分為底薪、津貼與加班費等區塊，有時底薪甚至會低於基本工資，此舉如果不是由公司內部揭露，和強迫加班、非法進用外勞一樣，外界鮮能得知。但為了保飯碗，員工通常不會主動提供證據，因此個人以為必須活用「勞動權益基金」，讓「吹哨子」的人與工會合作，才能蒐集到更充分的資訊，要求企業與勞工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筆者並非鼓勵勞工興訟，而是希望主管單位透過「勞動權益基金」協助工會茁壯，例如選拔勞動專才輔導縣市級總工會，進行功能強化與業務再造，改變世人對工會的刻板印象，方有勞資和諧的一天。

勞動部要如何證明自己非「勞凍部」，俗話說：「要活就要動」，建議先提短期就業方案，幫助因ETC上路而失業的國道收費員。只有做出口碑，才能獲得支持，加油，請以千里之力奮起吧。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3年2月20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