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宣言》是二戰爆發後，第一份由盟國公告如何處理戰後亞太秩序的文件。現在正當東亞崛起，二戰中的東亞兩大交戰國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二戰最大獲益者又正實行「重返亞洲」的時候，回顧《開羅宣言》更有其特殊意義。當年宣言處理的是如何應對日本企圖稱霸亞太與戰勝後的安排。由《開羅宣言》起始，繼有《波茲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及《舊金山和約》（1952）∕《中日和平條約》（1952）∕《日蘇共同宣言》（1956）∕《日韓基本關係條約》（196 5）∕《中（陸）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等法律文件，都與戰後的亞太秩序密切相關。
北京冷漠後遺症
之所以在日本戰敗後出現多個互有矛盾的和約，關鍵即在於東亞的冷戰。美國為了在冷戰中鞏固日本為其前哨，不惜在亞洲戰勝兩強缺席情況下，邀集英法與眾小國片面與日本議和，使得當時所有未參加與日本議和的中、蘇、韓等日本主要鄰國後來都遺留領土爭議，這些爭議強化了日本對美國的安保依靠，今天又成為日本聯繫美國制衡鄰國的憑藉。可見後來《波茲坦公告》所稱「《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現。
冷戰後亞太地區戰略情勢不穩定，原因除了當年美國片面對日議和之外，北京對戰後秩序長期的冷漠也是重要關鍵。由於內戰時實施向蘇聯「一邊倒」遭到美國與西方抵制，北京不僅對「金山和會」強烈批判，因為參與二戰的中華民國與美國為盟國，遂對所有二戰及以後以中華民國為代表參與的戰後秩序安排也冷處理，甚至對戰後收回南海諸島的歷史，也曾長期說成是「國民黨海軍」所為。這就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政策下，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所簽署的文件和作為一概切割的結果。這種思維定勢，在三方面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第一、北京現有的敘事方式和史觀與國際社會習慣的國際秩序論述沒有交集，因此長時期被認為是現狀的挑戰者。當它今日再要呼籲世人關切日本正在「挑戰戰後秩序」，人們常覺得北京是「今是昨非」。當各國紀念歐戰結束，終結蘇聯的俄國也可以邀請美英甚至德國紀念。但亞洲各國卻從未有這種共識和活動，北京也不曾倡議。
兩岸應共構史觀
第二、北京的敘事和史觀不能「合情合理」面對並解釋《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中日和平條約》（195 2）的重大發展。畢竟民國政府遷台，日本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諦約，以條約確認了台灣地位。而大陸與日本在1978年另行締結時，北京並不實際有效領有台灣，日本自是可以只「尊重」北京的對台立場，但留下另作解釋的後門。
第三、北京的敘事和史觀在台灣不得人心。遷延日久，對台灣民眾來說，二戰早已被詮釋成輪流宰制台灣人的強權鬥爭，日本甚至變成其中較為「現代化」的善治者。大陸現在要台方提供戰時文獻支持其對東海、南海乃至台灣地位的主張，卻又要同時堅持「內戰勝利」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消滅，如何能得到台灣社會的同情和信服？
值此《開羅宣言》70周年，政府擴大紀念同時，對岸當局也應從高規格緬懷《開羅宣言》出發，與台灣展開歷史、史觀、傳統價值與現代文化方面的共同研究，以逐步達成史觀的相互尊重和共構。只有從這種最基本且重要的苦功和「硬骨頭」下手，才有可能使明鄭來台、馬關條約、《開羅宣言》等兩岸近代共同的大事，有趨向包容的共同理解，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制度化才有穩定的「認知基礎」，甚至「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也才能從歷史中找到共同點和新視野。（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021127 本文刊登旺報C3版】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北京冷漠後遺症
之所以在日本戰敗後出現多個互有矛盾的和約，關鍵即在於東亞的冷戰。美國為了在冷戰中鞏固日本為其前哨，不惜在亞洲戰勝兩強缺席情況下，邀集英法與眾小國片面與日本議和，使得當時所有未參加與日本議和的中、蘇、韓等日本主要鄰國後來都遺留領土爭議，這些爭議強化了日本對美國的安保依靠，今天又成為日本聯繫美國制衡鄰國的憑藉。可見後來《波茲坦公告》所稱「《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現。
冷戰後亞太地區戰略情勢不穩定，原因除了當年美國片面對日議和之外，北京對戰後秩序長期的冷漠也是重要關鍵。由於內戰時實施向蘇聯「一邊倒」遭到美國與西方抵制，北京不僅對「金山和會」強烈批判，因為參與二戰的中華民國與美國為盟國，遂對所有二戰及以後以中華民國為代表參與的戰後秩序安排也冷處理，甚至對戰後收回南海諸島的歷史，也曾長期說成是「國民黨海軍」所為。這就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政策下，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所簽署的文件和作為一概切割的結果。這種思維定勢，在三方面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第一、北京現有的敘事方式和史觀與國際社會習慣的國際秩序論述沒有交集，因此長時期被認為是現狀的挑戰者。當它今日再要呼籲世人關切日本正在「挑戰戰後秩序」，人們常覺得北京是「今是昨非」。當各國紀念歐戰結束，終結蘇聯的俄國也可以邀請美英甚至德國紀念。但亞洲各國卻從未有這種共識和活動，北京也不曾倡議。
兩岸應共構史觀
第二、北京的敘事和史觀不能「合情合理」面對並解釋《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中日和平條約》（195 2）的重大發展。畢竟民國政府遷台，日本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諦約，以條約確認了台灣地位。而大陸與日本在1978年另行締結時，北京並不實際有效領有台灣，日本自是可以只「尊重」北京的對台立場，但留下另作解釋的後門。
第三、北京的敘事和史觀在台灣不得人心。遷延日久，對台灣民眾來說，二戰早已被詮釋成輪流宰制台灣人的強權鬥爭，日本甚至變成其中較為「現代化」的善治者。大陸現在要台方提供戰時文獻支持其對東海、南海乃至台灣地位的主張，卻又要同時堅持「內戰勝利」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消滅，如何能得到台灣社會的同情和信服？
值此《開羅宣言》70周年，政府擴大紀念同時，對岸當局也應從高規格緬懷《開羅宣言》出發，與台灣展開歷史、史觀、傳統價值與現代文化方面的共同研究，以逐步達成史觀的相互尊重和共構。只有從這種最基本且重要的苦功和「硬骨頭」下手，才有可能使明鄭來台、馬關條約、《開羅宣言》等兩岸近代共同的大事，有趨向包容的共同理解，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制度化才有穩定的「認知基礎」，甚至「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也才能從歷史中找到共同點和新視野。（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021127 本文刊登旺報C3版】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