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的關說爭議及特偵組的監聽事件，在各主流媒體的爭相報導下，似有越燒越熱趨勢，當全台灣公民被導向聚焦於監聽的行政違失或違法時，卻忽略中央民意代表涉嫌司法關說，是否合乎民主正當性的重大問題，唯有釐清此問題，真實面對自己的體制，台灣才能真正進入民主法治國的境界。
按立法院的實際運作，主要依據，憲法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而來，由後者解決不同政黨間，對議案審查的爭議程序。但該法在規範委員會的二讀審查及院會、委員會的黨團協商程序上，留有過多的立法形成空間，及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固然，我們必須尊重國會自治的事項及原則，但該自治事項，如不是朝正面發展，而係導向黑箱作業，圖利少數的特權者，自應受到公評。
例如，該法第69條規定，黨團協商會議每周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舉行，協商日由主席通知之。則1年365日，均可政黨協商，則主席可一再交付黨團協商，黨團協商逾1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的規定，形同具文，致令立法院效率空前低落。
又同法第68條第2項規定，議案經院會審議不須經黨團協商者，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經10人以上聯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意即只要聯合11位委員即可扭轉院會多數的決議。整個過程，明顯賦予少數委員把持院會決議，引導向政黨協商之路，形成少數決議走向無限上綱情形。
固然，協商的過程，必須全程錄音、錄影、紀錄，並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該協商的結論與原審查會的決議，有明顯差異時，亦須附立法理由及條文，刊登立法公報。
但相關條文，並未規範政黨協商會議召集、開會、執行的細節，對未確實執行錄音、錄影者，均無處罰及追訴無效的規定，故淪為具文，政黨協商之運作，成為關說案件在院會或委員會游刃有餘的溫床。
我國雖於民國97年制定《遊說法》，實施迄今，立法院係被遊說最多的機關，相關法律的制定雖然嚴格，但社會爆發之重大關說案件，也多不在《遊說法》規定之登記案件中，顯示實際可能關說導致貪腐的案件，遊說者與被遊說者仍多採檯面下方式進行，不可能主動登記讓案件曝光，拒絕接受公眾檢驗，致黨團協商淪為密室協商，故在《遊說法》未修正到位，如美國立法般可公正實施前，至少現行院會的黨團協商，應即予廢止。如此，才可彰顯委員會的功能與專業性。
縱然有院會的黨團協商機制，仍然發生反對黨的議員，霸占主席台，阻擋執政黨閣揆進行施政報告，以少數綁架多數，這是黨團協商機制下的謬誤結果。本來，依據《立法院組織法》及立法院警衛勤務規則，院會主席，應本中立公平原則，維持立法院秩序。警衛人員得應院會或委員會主席之召喚，進入會場，執行警衛勤務。因此，如需動用院內警衛排除議事障礙，也非毫無依據。理論上，這就是賦予國會自治的民主機制，院會主席自無放棄行使所屬職權之理。
其結果係，像已簽訂之《兩岸服貿協議》，事關台灣經貿前途發展，如此重要之事，本應經黨政協商，逕付二讀，迅速通過，現反卡在委員會的爭議中，遙遙無期，毫無效率。而其他檯面下的關說委託案件，對在朝、在野委員有利者，反經密室協商，暗渡陳倉，今年6月間，《會計法》除罪化通過，隨又復議廢止的過程，迅速又有效率，即為著例。
因此，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呼籲，多數黨應負起國會改革責任，徹底檢討改革國會運作較無效率的地方，實為切到要害，根源均來自密室協商，其僅為逐私利，而無法行公義，只有廢止一途，方可解決國會大步部分審查制度的弊端。
（本文刊登於102.10.10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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