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部分經濟學家從經濟的觀點評論國內教育的投資，高倡「沒有白吃的午餐」、「使用者付費」，一再建議必須提高高等教育的學雜費，要讓學費反映成本。而每次行政院召開科技顧問會議，許多來自國外的顧問，囿於主觀對國外大學運作的經驗，且在不了解我國的國情下，經常提出調整大學學費的主張。
大學學費牽涉的不只是成本效益，亦非使用者付費才公平的問題，一方面要從國家發展著眼，另一方面也須從公平正義切入，而更重要的，必須考慮如何促進學生適性的發展，亦即以宏觀、前瞻的觀點規劃，絕不能因為少數幾位顧問的建議或由少數幾個人組成的規劃委員會即可單獨決定。
近年來教育部為拉近公私立學校學費的差距雖以較高的比例調整公立大學的學費，但都還未偏離「合理學費」的大原則，即使每年調整學雜費時，都還有農、工團體到教育部陳情抗議，認為學費太高，農工子弟無法負擔，等於間接剝奪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今學雜費將分五年逐年提高至兩倍以上，可能會更加激化社會大眾反高學費的對立。
首先，我們要指出國內與國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對學力與學歷的認定，國外重視學力，只要在某個領域有突出的能力，社會就予以認定，雇主也願意予以聘用；而我國是一個講究學歷的社會，任何工作的聘用門檻就是學歷，因此學歷所代表的不僅是學業告一段落，更代表具有某一層次工作的應徵資格，貿然實施高學費政策，許多學生將因經濟弱勢變成教育弱勢，無法如願以償接受高等教育，長此以往、惡性循環的結果，世世代代將難以出脫，這豈是號稱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所樂見的！？
國外大學的學費雖然昂貴，卻有兩種機制支持普及型的高等教育政策，以美國為例，私立大學雖然昂貴，但本州學生在州立大學卻繳交相當合理的學費，尤其是社區學院，更以開放的入學政策及低廉的學費提供學生接受高等教育，而學生若需要經濟奧援時，也有獎助學金、助學貸款、工讀等各式各樣的機會提供學生解決經費的問題。反觀國內除了公立大學的學費較為「合理」外，私立大學的學雜費相對於國民所得偏高，而技職校院及專科學校多為私立學校，學雜費亦高，但獎助學金、工讀的機會不敷所需；至於助學貸款尚有家庭收入的最低門檻，並非人人可貸，因此就讀公立大學常是貧窮家庭的渴望。
知識經濟的時代已經來臨，在全球性的知識經濟產業型態裡，企業發展主要依賴擁有新知識及快速獲得新知識的能力，而這兩種能力來自高品質的高等教育，因此先進國家莫不把高等教育的發展當作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投資。近年來國內也以高科技、高知識產業作為策略性的發展重點，配合此種趨勢，高等教育正蓬勃的發展，此時提出高學費政策，會否傷及方才成長的高等教育，影響大學的發展，在在都需要深思。
再就國內經濟的情況而論，目前也不宜調漲大學學費。由於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加上兩岸關係渾沌不明，政經局勢不穩定，失業率居高不下，而最近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經經更是雪上加霜。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估計，台灣地區有十二萬個家庭無法支付其子女的學費，如果再調高學費，付不起學費的情況將更形加劇。
過去的教育改革政策均缺乏長期的觀察或研究為後盾，有時甚至是少數人主觀認定的結果，以致許多的教改政策執行後，雖然解決了部分的問題，卻引發了更多新的問題，例如廣設高中大學，雖創造了入學的機會，但也製造了高中職招生不足、大學素質低落的問題；多元入學方案解決了聯考一試定終生的懸案，卻讓學生升學的壓力不減反增，諸如此類的問題屢見不鮮，我們不希望大學學費的調整也重蹈覆轍，因為錯過入學的機會可能永難彌補。高漲大學學費豈是宏觀的高教政策，值得三思。
（本文刊登於91.02.03中央日報社論）
學費聲聲漲，家長三聲無奈
作者楊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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