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之保障及兩性平等問題，為近年來廣受討論的問題。對於「婚姻關係」茍已無法維持，是否得解除？受到宗教、社會價值觀不同之影響，各國理論及立法例並不一致。大體而言，有自往昔「神聖不可解除」之立場，朝向「限制解除」之立場逐漸放寬。惟婚姻關係不僅涉及雙方當事人，尤牽涉親子身分關係，於社會安定有重大影響，故我國採取破綻主義，有限度容認婚姻關係之解除。
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後，現行裁判離婚之規定是否過苛，引起社會更多注目。為此，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希冀放寬離婚之限制。惟其草案內容，仍有值得檢討之處。
貳、草案條文評析
一、對他方為「虐待」即得請求離婚，值得商榷
依本草案第三款，「夫妻一方對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得向法院請求離婚。原條文係規定須「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說明認為虐待「是否達不堪同居」，缺乏客觀之標準，故修正本款。此一刪除，將使得「虐待」不分輕重程度，均能成為請求離婚之原則，是否較為客觀且無爭議？恐值商榷。
尤其，本草案第四款仍保留「不堪共同生活」，更令人難以理解：何以「不堪同居」認定有困難，但「不堪共同生活」卻無此困難？
因此，建議本款應比照第四款，修正為「夫妻一方對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致不堪為共同生活者」。
第四款之文字「夫妻之一方對於他方之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親屬或卑親屬之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者」，文字過於複雜。直系尊親屬與卑親屬並無區別必要，以「直系親屬」一詞即足以概括。
又本條在邏輯上有不當之處。夫妻之一方對他方有法定原因時，他方得請求離婚。本條前段，夫妻之一方對他方親屬為虐待，則他方為受害人，其得請求離婚，自屬正確；但本條後段，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之親屬虐待，則「他方」為加害人，「一方」為受害人，依法「他方」竟得請求離婚，在文字邏輯上顯有不當。（原條文第三款有相同的文字不當情形，本草案已修正，但漏未修正第四款）
另，若夫妻一方之直系親屬，對他方之直系親屬為虐待，是否亦得離婚？（例如：夫妻各有子女，夫之子對妻之女進行性侵害）本草案無明文，頗值探討。
說明認為「原第七款及第八款所謂『不治』，於實務上認定役（似為『亦』字之誤打）有困難，爰予刪除」。但修正條文第七款規定「有重大之惡疾或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其修正理由與條文內容顯然不符。
又，「重大不治」在實務上認定並無困難。刑法第十條即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用語，對此，實務上已累積相當判例。因此，修正說明所持之理由，並不適當。
修正條文第九款「被處二年而未受緩刑宣告」，意義難明。
尤其，原條文規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及不名譽之罪，有何種理由須改為「二年而未受緩刑宣告」？有何種理由須排除不名譽之罪？凡此均不見說明，其意義殊難理解。
又，依刑法第七十四條，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始得適用緩刑。則受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本即無緩刑之問題，若修正條文之意為「二年以上」，則「未受緩刑宣告」之要件並無任何意義；若修正條文之意為「二年以下」，則受二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者可否向法院請求離婚？足見立法之粗糙。
第十款之規定「夫妻不共同生活達五年以上在繼續狀態中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規定過寬，易生爭議。例如，因工作原因而長期分隔兩地者（例如：軍人、在大陸之台商），若夫妻一方有意離婚時，是否亦得依本款請求離婚？人民有締結婚姻之自由，但離婚非僅涉及夫妻之婚姻關係，尚牽涉父母子女等身分關係，法院介入之程度如此廣泛，是否適當，恐須斟酌，避免遭有心人之濫用。
另外，本條規定，「夫妻之一方對他方有法定原因時」，他方得請求離婚。則第十款之規定，究竟誰為一方？誰為他方？誰有提起訴訟之原告適格？誠值懷疑？
參、結論與建議：
本草案確有通過必要。惟對於上述各款爭議之處，建議仍應予以釐清。
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修正草案評析
作者呂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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