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自八○年代中期全球化過程加速後，如何保障全球勞動者之基本人權及一般福祉，已成為南（開發中國家）北（已開發國家）對抗之重要主題，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一九九五年正式成立後，在日益頻繁之國際經貿投資活動中，如何建構一套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一事，已是一必然發展之趨勢，[1] 而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即是其中重要之一環。[2] 由於此一問題之產生有其特殊之社經背景，而又以開發中國家之違反情形最為嚴重，在國際論壇中公然加以揭發質疑，更易引起國際形象受損之後果，因此，在處理上即不得不更為慎重，雖然目前有各類透過多邊、雙邊及單方措施之作為出現，但皆因涉及敏感之國家主權爭議，而在近期不得不轉由透過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之努力，來對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施加壓力，經由它們頒布各類公司行為準則（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以自律或他律之方式來遵守有關童工問題之國際勞動基準，藉以達到剷除此類問題之目的，而不致於涉及敏感之主權爭端。至於這些國際勞動基準之具體內容，則是以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在過去八十多年來所通過之諸項相關公約為重點，其中尤以在一九七三年之第一三八號最低年齡公約，[3] 以及一九九九年之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4]，更被列為所謂「核心勞動基準」（core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保障之最基本勞動人權，從而，對此二公約所揭櫫理念之達成，實已成為具有普世之價值，而是世界各國所必須恪遵者。[5]
一般而言，在目前國際上禁絕童工問題之各項努力中，除聯合國本身及其附屬機構所扮演之角色極為重要外，美國挾其雄厚之政治經濟力量，也在此類問題上著墨甚多。它除嘗試以各類單方（unilateral）作為，諸如制定相關立法與頒布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以禁止輸入其他國家童工所生產之貨品、要求美國大型公司遵守前述之公司行為準則而不得在投資國僱用童工、允許各類非政府組織對多國籍公司在聯邦法院提起於他國違法僱用童工之相關訴訟，以及透過公布各國人權概況之機會來揭露使用童工從事生產之事實外，也會利用在八○年代所制定之多項對外投資貿易法律，來對貿易夥伴或接受投資國施加壓力，希望透過雙邊（bilateral）合作之途徑，來迫使它們善待其本國勞工，包括童工問題之禁絕在內，其中尤以普遍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所發揮之功效最為顯著。在近年來，美國政府也一改過去不支持國際上多邊（multilateral）努力之立場，而積極參與國際勞工組織之各項禁絕國際童工之活動，尤其希望在世界貿易組織之架構下，能夠將勞工此類所謂「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納入日益重要之國際經貿活動規範中，其中當然也包括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在內。
在我國，童工問題雖已因勞動基準法之實施及義務教育之延長，而逐漸得到改善，事實上，在這波全球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風潮中，我國之此一問題並未如規範集體勞資關係法制不足，而成為其他國際組織或國家之指控對象。[6] 然而，鑑於此一運動已成為檢視一個國家是否尊重勞動基本人權之重要指標之一，而在我國現有勞動法制中，確亦有對童工問題規範不足之情形，[7] 況且近年來本土多國籍公司在低度開發國家中設廠生產，成為歐美或日本多國籍公司供應或協力廠商之情形益趨普遍，將來應如何透過前述公司行為準則之擬訂，禁止它們在地主國僱用童工，也是值得推動者。[8] 從而，對於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目前在這方面所做之各項努力，自應密切加以觀察，並設法找出得以參與盡力之處，藉以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之責任。
本文之目的，是要對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希望透過單方、雙邊及多邊之措施來設法禁絕童工問題之各項努力情形，做一全面之回顧及檢視，並設法評析其得失及未來努力之方向。除序言及結語外，全文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國際童工問題產生之各種社經因素及實際嚴重情形。第二部分探討國際上在這方面所從事之各種努力，包括聯合國本身及其附屬機構等所採行之各項具體作為。第三部分至第五部分則是討論美國如何挾其雄厚之政治經濟實力，透過本國之立法、對經貿對手國施壓及參與多邊合作計畫等手段，來設法剷除這類問題之情形，是整個演講之重心。第六部分則是對美國這些努力之成果作一綜合評述，除指出已發揮之功效及力有未逮之處外，並將提及未來之發展趨勢。同時，也對我國所應採取之態度及改革，做一簡要之說明。
(二)國際童工問題之成因及嚴重情形
一般而言，童工問題在古代農牧時期即早已存在，但當時僅被視為是維持生計家內勞動（domestic work）之一部分，並沒有任何爭議存在，一直到工業革命工廠式大量生產興起後，此類問題方始逐漸受到重視，而有各種規範這類勞動者勞動條件，尤其是在就業年齡限制之法規出現，但一般都視為是內國勞動法之一環，並非其他國家所得以置喙者。這種情形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國際勞工組織之成立，而開始頒布一系列有關童工年齡及工作條件之相關公約後，才逐漸形成一套初步之國際規範，[9] 但一般通念仍將此類問題視為是一個國家之主權問題，並未引起國際上廣泛討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何透過多邊談判來進一步加速貿易市場自由化雖已蔚為風潮，但所側重者僅是有形貿易壁壘之消除，對涉及勞工及環保等所謂「社會議題」（social agenda），一直都無法成為這類談判之重點。雖然聯合國在歷次所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盟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Culture and Social Rights），以及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都曾明確宣示禁止童工，但皆因僅具宣示效用而未能發揮實際之影響力，[10] 而國際勞工組織在這段期間所頒布之相關公約，也因缺少執行功能而徒具形式。[11] 這種情形一直到世界貿易組織在九○年代中期逐漸成形後，才因國際勞工組織之努力推動而受到正視。[12]
根據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國際勞工組織所出版之相關研究顯示，童工問題之形成，與一個國家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都有密切之關聯，通常如果國家之開發程度不足，則國民必須從事勞力密集之農牧或初級加工業，而使用童工之比例即形提高，再加上生育率高及教育資源不足，也會迫使學齡前後之兒童提早進入勞動市場，同時，在文化習俗上視子女為私產，勞動所得應歸家有之觀念根深蒂固，更造成使用童工之風氣盛行。[13] 自全球貿易自由化加速後，多國籍公司海外設廠生產及尋求協力廠商之情形益趨普遍，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為取得國際競爭上優勢，而刻意使用童工以降低生產成本之事例時有所聞，在這種所謂「向下追逐」（race to the bottom）概念之推波助瀾下，國際童工問題更是益形惡化，而引起國際社會之高度重視。[14]
至於童工問題之普遍嚴重情形如何，因他（她）們從事者大多屬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所衍生之活動，相關資料取得不易，並無法確切加以評估，[15] 但透過國際勞工組織所推動國際剷除童工計畫（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ur: IPEC）之努力蒐集相關資料，截至二○○○年為止，估計約有二億一千一百萬名童工在全球工作，他（她）們之年齡為五歲至十四歲，而其中有一億八千六百萬人所從事之工作是屬於必須禁絕者。此外，還有一億四千一百萬青少年勞工（年齡在十五歲至十七歲間），其中約有六千萬人是從事必須加以禁絕之工作。[16] 至於該組織在二○○六年六月所出版《終結童工：目標將可達成》（The End of Child Labour: Within Reach）之全球報告中，又對此類數據重作修正，雖然在二○○四年兒童總人口數略有增多，但經濟上活動活躍之兒童總人口數卻減少百分之九點八，而能歸類為童工之總人數，也由二○○○年之二億四千五百五十萬人，減少至二億一千七百七十餘萬人，降低了百分之十一點三，至於從事危險工作者，則由一億七千零五十萬人，減至一億二千六百三十萬人，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九，[17] 雖然這幾年之努力成果非常可觀，但絕對數量仍屬令人擔憂，因為從事危險工作之童工，仍約占全球兒童人口近百分之九，實有再努力之空間。
在童工問題所造成之各種負面影響方面，相關之研究調查更是為數甚多，尤其是國際勞工組織在二○○二年六月所出版《一個沒有童工之未來》（A Future without Child Labour）之全球報告中，有更為詳盡之描述，其中最大之負面效果在於所謂「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之問題，也就是這些童工在過早失去家庭支持及學校教育機會後，不但會衍生各類社會問題外，其技術層級也將無法獲致提昇，勢必陷為邊緣性勞動力，未來所從事者僅為不具技術性之工作，影響所及，對全國勞動資源之提昇毫無助益，而使得國家整體經濟力更為沈淪。[18] 至於在前述之二○○六年六月出版之全球報告中，也詳盡說明由於缺少出生註冊系統（birth registration systems），讓為數極多之低度開發國家之兒童根本沒有接受教育或享受社會資源之權利，而飽受各類歧視之苦，其中尤以原住民、難民、流民及身心障礙兒童之情形更為嚴重，[19] 加上這幾年來全球天災人禍不斷，使得更多兒童迫於經濟壓力，而不得不從事前述國際勞工組織一八二號公約所禁絕之最惡劣型態工作，[20] 至於人口買賣及跨國買春活動日益猖獗，也造成身體免疫缺乏病毒及愛滋病（HIV / AIDS）此類疾病對兒童之不利影響之後果，[21] 尤其以在非洲之情形更是令人憂心，它不但擁有全球最高之童工使用率，而且在二○○三年，估計因此類疾病所產生之孤兒，已為數高達四千三百萬人，到二○一○年，估計更將會增至五千萬人之多，這種負面影響對國際童工問題而言，更是無以倫比。[22]
(三)國際上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努力之情形
本文此一部分首先說明聯合國與其附屬之金融機構（financial institutions），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在這方面之努力情形；接著分析國際勞工組織所從事之各項作為；然後再討論各區域經濟體，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所採取之具體措施；最後則是探討世界貿易組織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所扮演之角色。
(1)聯合國及附屬金融機構之努力
事實上，聯合國很早即投入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各項努力中。舉例而言，在前述一九四八年所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中，雖沒有禁止童工之明文規定，但某些相關條款卻隱含有類似之意義，[23]而在嗣後所頒布之一九六六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中，即有明確之禁止規定，[24] 至於一九八九年所通過之兒童權利公約中，更是以專條來規範限制使用童工之事項。[25] 然而，因這些公約或盟約並沒有法律拘束力，僅具有宣示效用，故所能發揮之實際功效相當有限。嗣後，它為配合前述兒童權利公約之實施，並根據兒童基金會（UNICEF）所頒布之特殊困難境遇兒童（Programme on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CEDC）方案，而特別採取下列策略方案，藉以處理國際童工問題，並保障其最佳利益，諸如：提供教育機會；對家長（尤其是母親）提供支援服務；推動更嚴格之執法來對付販賣人口者，以及改變文化價值及社會習俗等。[26] 此外，它還與其他國際組織政府及社團合作，採用各種協助方案來援助兒童及其家庭等。[27]
至於在其所附屬之金融組織，諸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近年來也都投身在促進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努力，尤其是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以世界銀行為例，它在一九九八年曾特別設置一童工計畫（Child Labor Program），而採取下列行動來從事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諸如：在與接受貸款國進行政策對話時，將更集中於童工之問題；與其他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改善合夥之關係；增進該行本身員工對童工問題之瞭解及敏感度；在現行之貸款活動中，更為注重童工之問題；在特別計畫中，要求容易發生剝削兒童情形之國家更嚴格遵守相關之童工法令，以及針對最具剝削性之童工問題，設計特別計畫等。[28] 而在國際貨幣基金會部分，雖然並未特別針對童工問題明確有所作為，但將之列入是屬貸款計畫及經濟政策諮詢中之社會層面問題。其中在政策諮詢時，即使與是否成為貸款條件無關，亦將不會不當影響到所謂「社會計畫」之推動。同時，該基金會在進行整體經濟調整計畫時，也特別會努力來加強這些社會計畫，當然也包括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議題在內。此外，該基金會也將會加強與其他國際組織¾包括國際勞工組織¾在內之合作關係，並與接受貸款國之政府及其工會組織等民間社團，來共同攜手來對付這類問題。[29]
(2)國際勞工組織之相關作為
在聯合國之各類附屬機構中，國際勞工組織堪稱是推展禁絕國際童工問題著力最深者，因為在它創設之宗旨中，此一努力一直是最重要任務之一，從而，在早期所頒布之相關公約及建議書（Recommendations）中，即特別重視此一問題，尤其是關於從事各行業最低年齡基準之設定。[30] 嗣後，它還進一步將保護領域擴張至青少年勞工、夜間工作之限制、體格檢查及安全衛生等事項。[31]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者是，雖然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是該組織早期之重點打擊對象之一，但因批准認可這些相關公約之會員國為數不多，在發生違反之情形時，該組織囿於資源及能力，所能發揮事前監督及事後懲處之功效實屬有限，最多僅能藉諸輿論制裁此類道德勸說而已。[32] 從而，自一九八○年起，它即未再通過任何與童工有關之公約，這種情形除反映以所謂「基準設定」（standard-setting）來處理此類問題已無法奏效之現實外，[33] 而且也與該組織當時認為，應喚起大眾覺醒及讓相關資訊更能傳遞流通之策略大體一致。[34]
自九○年代初期起，國際勞工組織開始著手前述核心國際基準之建構工作，俾便在全球化過程急遽加速之際，能對全世界勞動者之基本人權提供某種程度之保障，[35] 而前述在一九七三年所通過之第一三八號最低年齡就業公約，也被納入其中，列為四項核心勞動基準之一，[36] 在一九九八年六月，該組織在召開第八十六屆國際勞工大會時，又曾特別通過一項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這是它繼一九四四年通過費城宣言（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37] 以及在一九六四年通過種族隔離宣言（Declaration on Apartheid）[38] 後第三個宣言，其意義自屬重大，而根據此一宣言，如何有效廢除童工仍被定為前述四項基本權利之一，應受到各會員國之尊重、推廣及實現，而不論它們是否已正式批准認可。[39] 此外，該宣言還責成理事長應提出一全球報告，其中有關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應在二○○○年提出後每隔四年出版一次，藉以對所有會員國之情況做一全面檢視。[40] 從而，第一三八號公約被列為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一，而此一問題之禁絕，也被提昇至基本勞動人權之位階，殆已無庸置疑。[41]
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國際勞工大會又以全體無異議之方式，通過前述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而此一公約之重要內容，約有以下數端：首先，它將最惡劣型態之童工區分為四大類：（a）一般童奴、買賣童奴及強迫勞動之童工，包括在戰爭期間徵用兒童從軍之情形；（b）童妓及利用兒童從事春宮猥褻活動；（c）利用兒童從事非法活動，尤其是毒品之製造及走私；及（d）驅使兒童從事有損其健康、安全及道德之工作等。[42] 其次，本公約將兒童一語界定為所有未滿十八歲者，[43] 而且不像先前與童工相關之公約，並未設有任何例外或豁免條款，足見它具有相當程度之強制性，不會因會員國本身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不同而有任何差異。再者，它還特別責成各會員國應採取各類相關措施，來有效執行此一公約所規定之事項。舉例而言，各會員國應建構合宜之機制，來監督這些執行事項，[44] 而且它們還應設計及執行某些行動方案，藉以優先剷除這類最惡劣型態之童工問題。[45] 最後，此一公約還特別提及由於女孩淪為最惡劣型態童工之情形最為嚴重，因此，各會員國在採取相關教育措施時，應特別慮及她們之特殊情況。[46] 嗣後，此一公約也在二○○○年被列為前述四項核心勞動基準之一，[47] 而國際勞工組織也陸續在二○○二年及二○○六年出版有關國際童工問題前述之全球報告，堪稱是所有國際組織中最關切此一課題者。
(3)其他區域經濟體之貢獻
雖然就嚴格意義而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並不應如歐洲聯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被歸類為邁過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所結合之經濟體，但此一總部設於巴黎俗稱為富人俱樂部之國際組織，由於會員國絕大部分屬已開發國家，故所展現之經濟實力至為可觀，尤其是透過財政援助及技術協助之手段，來與開發中國家進行建設性之政策對話，對國際童工問題之解決，自能發揮一定之功效。舉例而言，該組織之發展協助基金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即曾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將童工問題視為是一國際人權議題，而在與接受援助國進行雙邊諮商時，特別鼓勵它們要履行這些國際義務。[48] 此外，該組織在一九九六年及二○○○年，也曾兩度提出研究報告，闡明在對外直接投資、國際貿易過程中遵循國際勞動基準之重要性，[49] 其中也以相當篇幅列舉國際童工問題之嚴重情形，並提及國際上所採取之各類單面、雙方及多邊之努力，而曾引起廣泛之注意及迴響。[50] 同時，該組織在二○○○年修正原先一九七六年對多國籍企業所頒布之指導原則時，也特別將童工之禁絕條款加入，並加強有關規範之技術（regulatory technique）。[51]
歐洲聯盟之會員國也是以已開發國家居多，雖國際童工問題之解決一直並非它建構一套規範會員國間勞動議題法制之重要一環。然而，透過它賦予開發中國家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之運作，對接受此類優惠待遇第三世界國之童工問題，卻得以積極涉入而發揮一定之匡正作用。根據此一制度所設計之獎懲措施，受益國如能證明確已有效實施某些國際勞動基準，包括遵守前述國際勞工組織第一三八號公約之最低就業年齡規定，則得申請額外之優惠待遇，但如果未能遵循某些核心國際勞動基準，諸如使用奴工或監獄勞工等，則也可能會被暫時取消獲得這些優惠待遇之資格。[52] 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僅有緬甸在一九九七年曾因使用強制性勞工而被取消工業及農產品之優惠待遇，而尚未見有因使用童工而受到不利待遇之情形。[53]
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國在一九九二年簽署前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即曾因勞工組織之壓力而另訂一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NAALC），根據此一所謂「勞動副約」（labor side-agreement），簽約之三個會員國同意透過改善各自本國勞動法制之手段，來推展十一類基本勞動人權，而童工問題之禁絕即屬其中之一。[54] 至於為解決會員國間因勞動者保護問題所引起之爭端，此一勞動事務合作協定還特別設置一套相當完整之處理機制。[55] 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在根據此一勞動事務合作協定所解決之相關爭端，僅有一件涉及童工，足見此類問題並非此一經濟體所要亟需處理之勞工權益。[56]
(4)世界貿易組織之努力
事實上，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早期運作階段，某些已開發國家即已建議應在該協定中加入勞動基準條款，但均未獲成功，僅在該協定第二十條（e）項中訂有禁絕監獄勞工產品之規定而已。[57] 嗣後，雖然美國希望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四年之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能將勞工權利條款納入，但也因開發中國家之激烈反對而未能得逞。[58] 在一九九四年世界貿易組織即將正式成立之際，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也曾建議修改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前述有關禁絕監獄勞工產品之規定，而將強迫勞動及童工兩個新項目加入，但也未獲成功。[59] 此時，國際勞工組織也成立一工作小組，討論在世界貿易組織之架構下，實施前述社會條款之可能性，但也因雇主組織及開發中國家之反對，而不得不將該工作委員會之工作重點移轉到推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以及增強國際勞工組織之有效執行能力方面。[60]
在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後，雖然某些已開發國家仍然寄望援用該組織之貿易政策審查機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TPRM），以禁止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課徵抵銷關稅（countervailing duties）及其他相關條款等手段，來達到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納入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目的，但都無法成功。[61] 在一九九六年星加坡第一屆部長會議時，世界貿易組織雖然重申其遵守國際上所承認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宗旨，但卻同時指出國際勞工組織才是主師其事之適格單位，而且也宣示反對以勞動基準作為保護主義目的之立場，並認為開發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所享有之所謂「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一事，是不應被質疑者。[62] 嗣後，世貿組織在一九九九年西雅圖第三屆部長會議舉辦之前，雖然美國、加拿大及歐洲聯盟仍設法提出將貿易與勞動議題相結合之建議。但終因開發中國家反對以貿易制裁為手段來懲罰違反核心勞動基準而作罷，而此次部長會議更因流血抗議事件連宣言都無法公布，足見在世界貿易組織現有之架構下，希冀以多邊之手段來推動勞動基本人權一事，包括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在內，並非在短期內即可獲得實現。[63]
(四)美國透過單方措施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努力之情形
本文此一部分將說明美國是如何透過採取單方面之作為，來設法禁絕國際童工問題，首先將探討它如果試圖以國會立法或由總統頒布總統行政命令之方式，來禁止其他國家童工所製造之產品輸入該國；接著分析它如何迫使該國之大型企業採取「自願性」之公司行為準則，要求在第三世界之供應或協力廠商不得在生產國非法僱用童工，藉以善盡其企業社會責任；然後討論它如何透過一在立國初期制定之外國人侵權行為訴求法（Alien Tort Claims Act: ATCA）之相關規定，允許美國或外國之非政府組織，在美國聯邦各級法院提出訴訟，藉以嚇阻美國公司不得容忍在境外有違反僱用童工之做法。最後，本部分說明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如何透過每年公布之《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等方式，來對其他國家施壓，而促成其正視童工問題之情形。
(1)國會立法及頒布總統行政命令之手段
事實上，美國國會早自一九八九年起，即曾試圖透過國內法之手段，制定一系列之童工禁絕法（Child Labor Deterrence Act），來防堵任何國家由十五歲以下兒童所生產之產品（包括礦物）輸入美國。至於其他類似之法律草案，諸如一九九六年之驅離低齡勞工法（Forcing Out Underage Labor Act）、一九九六年之消滅國際童工法（International Child Labor Elimination Act of 1996）、一九九七年工作兒童人權法（Working Children’s Human Rights Act of 1997），以及一九九七年免於童工消費者資訊法（Child Labor Free Consumer Information Act of 1997）等，[64] 也都是具有相同之目的。雖然這些草案嗣後都未能順利完成立法，但至少明確顯示美國政府已開始正視此一問題。
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前柯林頓總統又更進一步頒布一項第一三一二六號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126）[65]，規定所有聯邦機構均不得購買任何由強迫或賣身（indentured）童工所生產之產品，而所有承包聯邦政府工程之契約商，也必須證明它們在所謂「誠信之原則」（good faith）下，並未使用任何經由此類童工所生產之產品。[66] 然而，為避免引起不必要之國際糾紛，此一總統行政命令並不適用於前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會員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之簽署國。[67] 因此，此一總統行政命令之實際效力並無法充份發揮。
(2)自願性公司行為準則之建構
雖然美國大型企業希望透過建構公司行為準則之方式，來表達其善盡公司社會責任努力之做法，可遠溯自七○年代，而在宗教及人權團體之壓力下，自七○年代末期至八○年末期此一階段，也曾有各類之原則或準則之正式提出及適用，[68] 但一直到九○年代初期起，這些公司始查覺到來自國內外改善其在開發中國家供應及協力廠商勞工勞動基準之壓力日增，尤其是那些特別倚重所謂「品牌形象」（brand image）之公司，在媒體資訊日益發達之情況下，任何有關使用童工之違反國際勞動基準事件一經披露，所造成企業受損實難以估算。此外，在各類非政府組織之鼓吹下，來自消費者、股東甚至金融貨款機構之關注，也促使這些公司不得不正視有關一般及勞工人權之保障問題，而更為積極主動而週密之公司行為準則乃應運而生，其中尤以必須移地生產之服裝及運動器材業者最為熱衷，而各類自動發起（self-initiated）及自我監督（self-supervised）之公司行為準則紛紛出籠，[69] 不但成為該國其他行業之師法對象，而且也是其他國家大型公司訂定相關準則時之楷模。[70]
至於在這些公司行為準則之具體內容部分，雖極具多樣性且規範重點不一，但在經過多年實施後，大體均能配合國際勞工組織前述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即進行推動之四項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其中在童工部分，由於建構此類公司行為準則之緣由，主要是因為多國籍公司在開發中國家大量使用童工而起，而且這類事件最易為國際媒體廣泛報導而引人注目，因此，絕大部分此類公司之行為準則均針對此一問題詳加規範，尤其是在最低年齡限制部分，通常都訂為十五歲，或是以地主國之強迫教育年齡為準，[71] 而根據美國勞動部在一九九六年所發布之一項報告顯示，雖然並無法確定建構此類公司行為準則多籍公司之實際數量，但大多集中在成衣業（Levi-Strauss）、運動鞋業（Nike）、消費器材（Polaroid, Hallmark, Honeywell）及大型零售商（Wal-Mart, The Gap）及地毯業等。[72]
由於這類早期之公司行為準則通常並不具法律效力，兼以在監督及執行上常是透過公司本身來加以主導運作，極易遭到評論者之質疑批判，[73] 因此，乃有進一步將個別公司之準則加以整合，而採取全產業（sector）均能適用之法制化見解提出，其中尤以成衣業之作為最屬積極。舉例而言，在前柯林頓總統之推動下，白宮在一九九六年曾成立一名為成衣工業合夥（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 AIP）之工作小組，以研擬一套適用於成衣業之準則，雖然是屬自願性質，但卻能符合勞工、宗教及人權等非政府組織之要求。[74] 嗣後，其他工會組織及人權團體另組一對立之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且獲得某些著名廠商及大專院校之支持，[75] 雖然難免有無法進一步統合之憾，但至少代表在美國首度由多國籍公司與非政府組織共同聯手，來處理這類屬於全球性之勞動問題，也進一步加速這類非正式公司行為準則之法制化過程。[76]
(3)允許非政府組織及個人在聯邦法院提起相關訴訟
另一與前述公司行為準則息息相關之議題是，在這些大型企業未能遵循其本身所制定之這類準則之情形，當事人或非政府組織得否以原告或參與人之身份提起或參與訴訟？也是一相當引起爭議之課題，尤其如果它們希望透過這些準則，來對違反之美國公司或其位在第三世界國家之供應與協力廠商，在美國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更曾引發熱烈之討論。事實上，根據外國人侵權行為訴求法之相關規定，外國自然人及法人是得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以違反國際法或美國政府所簽署之條約為由，提起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77] 一般而言，在過去二百多年來，該法並未受到重視，但近年來聯邦法院已逐漸放寬相關限制，尤其是在涉及環保及基本人權之課題，甚至連發生在美國境外領域之非屬美國外交事項，外國人亦得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而美國大型公司未能遵循其本身所制定之行為準則，致侵犯其位於第三世界供應廠商勞工權益（包括童工之禁絕）時，在理論上負責監督之非政府組織自亦可根據本法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78] 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即曾有多個美國非政府組織即曾根據該法提起三項集體訴訟（class action suits），控訴十八家製衣業者未能遵守國際上所承認之勞動基準。雖然這些案件嗣後均達成和解，但至少已彰顯多國籍公司違反核心勞動基準時，在未來將有可能面臨法院訴訟此一事實。[79]
在最近，非政府組織透過訴訟之手段，來迫使美國大型公司更積極參與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努力之策略，又獲得一相當有利之武器，即它們可根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及相關之行政規則，來對公布公司行為準則之多國籍公司，以詐騙廣告（deceptive advertising）之名義提出控訴。[80] 根據該法及行政規則之相關規定，這些大型公司在制定此類保障勞工基本權益之行為準則後，即等於向消費者做出意思表示（representation），而在它們違反此類公司準則時，就是對消費大眾做出重大誤導（material misleading），在這種情形下，非政府組織既兼具消費者及勞工代表之身份，即具有提出此類訴訟之當事人資格（standing）。一般而言，雖然此類訟爭可能會引發聯邦憲法第一增修條文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問題，但評論者認為在此類公司行為準則尚未具強制法律效力之情形下，仍不失一項為非政府組織可資援引之訴訟利器。[81]
(4)發布相關之各國人權概況報告
自卡特總統在一九七六年執政後，基於人權外交之理念，對外國政府違反人權之做法即高度予以關切，當然也包括勞動者人權（worker rights）在內。美國國務院自該年起也開始每年公布前述《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而將各國勞工人權概況放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項目中加以評估。[82] 嗣後，自一九八八年起，此一報告更是以專節方式來加以報導，並分結社權利、組織工會及從事團體協商權利、禁止強迫性或強制性勞工、僱用兒童之最低年齡，以及可接受之工作條件等五項標準，與前述國際勞工組織前述所宣示之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內容幾無二致。至於由國務院每年所提出之《各國經濟政策及貿易措施年度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Practices），以及勞動部不定期所提出之《外國勞動趨勢》（Foreign Labor Trends）等，也都是美國透過單方面措施來推動勞動人權努力之適例。[83] 在這些官方報告中，童工問題之禁絕一直是相當受重視之課題，以它們歷年對海峽兩岸勞工權利概況之評估為例，即曾多次對我國及中國大陸不當使用此類勞工表達高度關切之意。[84] 由於此類報告結果往往會牽涉到本專題演講後述會不會引用經貿法律之相關條款實施報復（retaliations）或制裁（sanctions）之問題，因此，自不得掉以輕心。[85]
(五)美國透過雙邊措施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努力之情形
一般而言，在美國透過雙邊作為來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各項努力中，是以在自八○年代初期所制定之一系列對外經貿及投資法律為主軸，在當時，美國對外貿易赤字問題日益惡化，而資金外流在海外設廠生產之結果，也造成國內失業問題嚴重，根據有識之士看法，開發中國家採行剝削勞動措施（exploitive labor practices），利用其國內廉價勞工所生產之貨品大量輸美是主因之一，因此，在工會及人權團體之支持下，國會自一九八三年起，即開始在制定及修正多項對外貿易及投資法律時，不但消極限制在惡劣工作環境下所生產貨品之進口外，更進一步提供各種誘因，積極促使這些國家改進其本國勞工之基本人權及一般福祉，而在短短不到六年期間，即有多達六項之立法被制定，其中不乏與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有關者。
首先，美國國會在一九八三年制定加勒比海盆地經濟復興法（Carribean Basin Economic Recovery Act of 1983）[86]，希望藉由加勒比海盆地創新方案（Carribean Basin Initiative: CBI）之推行，得以消除該地區開發中國家輸美貨品之進口關稅，從而促進整個區域之經濟發展。根據該法之相關規定，美國總統可根據十八項強制或裁量標準，來評估決定二十七個會員國中何者得以獲得此類關稅優惠待遇，而其中標準之一，即是受惠國之本國勞工是否享有合理之工作條件，以及是否有權組織工會並能與雇主從事團體協商等。[87] 至於這些勞工權利之具體範圍，該法雖未做任何立法界定，但一般均認為應包括：(a) 結社自由；(b) 最低工作條件，包括童工之禁止、強迫勞動之禁止、最低工資之保障及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c) 組織工會及從事團體協商之權利；及(d) 加工出口特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勞動基準之維護等。[88]
其次，是美國國會在一九八四年對一九七四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加以修正時，特別規定接受美國普遍優惠關稅之開發中受惠國，必須主動採取各項措施，以讓其本國勞工享有國際上所承認之勞工權利（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worker rights）。一般而言，此一九八四年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更新法（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Renewal Act of 1984）[89] 所規定勞工權利條款之內容，要較前述加勒比海盆地經濟復興法嚴密周全甚多，它除特別列舉下列各項權利外，包括：(a) 結社；(b) 組織工會及從事團體協商；(c) 強迫性或強制性勞工之禁止；(d) 僱用兒童之最低年齡；及(e) 可接受之工作條件，諸如最低工資、工時及職業安全衛生等，[90] 並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 S. Trade Representative）負責該法之執行，而在年度檢討後決定是否排除或暫停這些受惠國之資格。[91]
再者，美國國會在一九八五年通過海外私人投資保險公司法修正案（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1985）[92] 時又特別規定，除非接受投資之地主國能大力促使其本國勞工享有前述國際上所承認之勞工權利，否則美國之海外私人投資保險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即不得對該項投資計畫提供任何保險、再保險、擔保或融資等各種保證。至於這些勞工權利之範圍及界定等，則大多是全盤引用前述一九八四年普遍優惠關稅更新法之相關規定而來，唯一不同之處是，該法還特別擴大這些權利之適用範圍，而及於投資地主國之任何特定地區，特別是前述之加工出口特區在內。[93]
又者，為進一步對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之南非政府實施經濟制裁，美國國會在一九八六年曾特別制定綜合反對種族隔離法（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 of 1986）[94]，明定在該國營運或投資之美國公司，必須採取各項措施，以保障所屬員工（包括當地有色人種勞工）之基本權益。尤其是要遵守所謂「蘇利文原則」（Sullivan Principles），[95] 不但不得在工作場所採取任何之種族隔離措施，而且還要更進一步採取合宜之辦法，來增加當地員工之就業機會及代表性等。[96] 一般而言，該法所側重者為種族歧視之問題，而與禁絕在當地僱用童工從事工作一事較無直接之關聯。
又次，美國國會在一九八八年制定綜合貿易及競爭能力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97] 時，曾更進一步規定若美國貿易對手國經常拒絕保護其本國勞工之基本權利及一般福祉時，即足以構成一項不合理之貿易措施（unreasonable trade practice），而是前述一九七四年貿易法三○一條款之報復對象。根據該法之規定，這類所謂「經常性行為」（persistent pattern of conduct），被特別界定為：(a) 拒絕給予勞工結社之權利；(b) 拒絕給予勞工組織工會及從團體協商之權利；(c) 允許使用任何形式之強迫性或強制性勞工；(d) 未能提供僱用兒童之最低年齡限制；及(e) 未能對最低工資、工時及職業安全與衛生事項，提供可接受之勞動基準等。[98] 一般而言，該法所規定勞工權利之具體範圍，堪稱與前述有關普遍優惠關稅，以及海外私人投資保險公司兩項經貿法律所定者大體雷同。該法也是由美國貿易代表署負責執行，若該署認為美國貿易夥伴確有違反其本國勞工權利之行為時，則可自由裁量是否依三○一條款採取報復行動，這些措施包括停止對該受調查國家之各種關稅優惠讓步、對該國之進口附加關稅、配額或其他限制，以及要求該國停止該類行為或給予美國適當之補償等。[99] 由於該法之適用對象及於美國所有之貿易夥伴，因此，其影響範圍顯要較前述四項經貿法律為廣，但美國政府迄今尚未正式引用此項條款向任何國家採取行動，然而，可以預見只要鉅額貿易逆差問題繼續存在，美國仍有利用該法來對享有鉅額順差之開發中國家施加壓力，以敦促它們改善其國內勞工權利之可能。[100] 堪稱是目前美國所有對外經貿及投資法律中，處理禁絕國際童工問題最為重要之利器之一。
最後，自九○年代起迄今，美國透過制定及修正對外貿易及投資法律來推展勞動人權之各項雙邊措施，並未見有較重大之變革出現，而轉向對監督及執行方面予以加強。舉例而言，前述一九八三年加勒比海經濟復興法在一九九○年即曾被加以修正，而以一九八四年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更新法中所規定之勞工權利條款，來取代該法中較不明確之相關規定。此外，有鑑於該地區國家加工出口特區違反勞動基準之情形普遍嚴重，美國政府在審核會員國是否適格接受此類關稅優惠待遇時，也特別將它們之勞動條件列為裁量之標準。[101] 同時，美國政府也曾根據一九八五年海外私人投資保險公司法修正案中有關勞工權利條款之規定，在一九九○年及一九九一年，分別將南韓及中共兩國暫時排除在適格範圍之外。[102] 至於一九八六年綜合反對種族隔離法中相關規定，則因九○年代初期南非少數白人政權終結，以及種族隔離政策正式廢除後而失其附麗。在此值得一提者是，這些對外貿易及投資法律中，迄今最能發揮效用者是前述一九八四年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更新法之相關規定，其詳將在本專題演講後揭（七）(1) 部分加以說明，茲不贅述。
(六)美國透過多邊措施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努力之情形
美國政府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開始投入推動國際公平勞動基準（fair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之努力，希望能在擬議中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或嗣後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等這類多邊國際貿易架構體系下，得以禁止各類不公平之勞動措施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但在各個階段均因開發中國家之激烈反對而未能得逞。[103] 自九○年代以後，它仍未放棄此一透過多邊行動方式來推展勞動人權（包括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而且還要較早期更為積極投入且具多樣性。
(1) 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之運作
在一九九二年，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簽訂前述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並未特別提及勞工相關事項。嗣後，在美國工會組織之壓力下，三方又進一步簽定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104] 希望透過三國之共同合作，能達成下列之七項目標：(a)改善工作條件及生活水準；(b)促進相關勞動準則；(c)提高生產力；(d)加強對各國勞動法令及制度之瞭解；(e)加強與勞工有關之合作互動；(f)促進各國對本國勞工法令之遵循及執行；及(g)提高相關勞工法令管理之透明度等。[105] 其中在勞動準則（labor principles）部分，該協定還特別列舉十一項基本勞動權利，包括：(a)結社自由及組織權利之保障；(b)團體協商之權利；(c)罷工之權利；(d)強迫勞動之禁止；(e)兒童及青少年勞動權利之保障；(f)最低僱用之標準；(g)就業歧視之剷除；(h)兩性同工同酬；(i)職業災害及職業病之預防；(j)職業災害及職業病之補償；及(k)外籍勞工之保障等。[106]
在早期，由於簽約國三國之經社發展情況不一，且為尊重墨西哥國內法之地位，因此，前述十一項勞動準則可說僅具宣示性意義而已，並不是企圖利用這些準則來為會員國相關勞動法令建立共同之最低標準，也就是仍由各會員國來自行決定這些勞動準則之具體內容、規範標準及執行方法等。[107] 至於對所發生相關爭議之處理機制，也是相當尊重墨國之主權，因此，前述十一項勞動準則是否能發揮保障會員國勞工基本權利及一般福祉之功能，曾引起評論者之質疑，[108] 但在經過近十三年之實際運作後，已逐漸有某些成效出現，因此，有評論者認為如能對該協定之執行及監督機制加以強化改進，[109] 仍不失為美國在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適用範圍後，督促其他會員國改進其本國勞動人權情況之一項利器。[110] 如前所述，目前僅有一件有關童工之正式申訴案被提出，故在此方面所發揮作用尚屬有限。
(2) 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之努力
自世界貿易組織在一九九四年正式成立後，美國即聯合北歐國家，持續推動將保護勞工基本權利納入國際經貿活動規範之活動，但其成效並不彰顯。[111] 舉例而言，在前述一九九六年新加坡部長級會議時，即因中國大陸及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之強力反對，未能將核心國際勞動基準納入此一全球性貿易活動組織之規範中，而僅僅達成下列五項內容相當空泛之決議，對建立國際勞動基準之機制而言，可說並未發生積極之效應：(a)各會員國重新確認將會遵循國際上承認之核心勞動基準；(b)由於國際勞工組織為設置及處理核心勞動基準之適當主管機構，因此各會員國應確認並支持該組織在促進核心勞動基準之努力；(c)各會員國深信透過貿易之增加及自由化所產生之經濟成長與發展，將會對促進核心勞動基準有所助益；(d)各會員國應拒絕利用勞動基準之名，來實施保護主義，並同意各國（尤其是採低工資之開發中國家）之比較利益不應受到任何質疑；及(e)在促進核心勞動基準上，世界貿易組織將與國際勞工組織之秘書處延續既存之合作關係。[112] 綜合言之，這些決議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折衷協調下之產物，未來仍有相當彈性之談判交涉空間，但不容諱言世界貿易組織已一再重申，前述由國際勞工組織所通過之四項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即：結社自由、團體協商自由、消除童工剝削、禁止強迫勞動及禁止就業歧視等，將來勢必成為不容忽視之議題。[113] 而國際童工之禁絕一事，也勢必會是美國未來在此一全球性經貿組織中所持續推動者。
(3) 與其他國際組織進一步之合作
美國政府除進一步加強與國際勞工組織之合作關係，以推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外，還結合其他前述國際金融機構，諸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透過國際貸款或金融重整之手段，來推動受援國家之勞動法制改革。此外，它還利用身為某些國際經貿或區域組織重要成員之地位，鼓吹在經貿交往或區域整合過程中正視勞動人權之做法，其態樣堪稱極具多元性。首先，美國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關係在經過八○年代之磨合及調適後，[114] 已經有明顯改善之跡象，尤其是該組織自一九九四年起開始推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後，由於此一理念與美國希冀在國際多邊經貿談判中附加勞工權利條款之構想不謀而合，因此，兩者之合作關係自此即得以順利開展。舉例而言，在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國勞動部長賴許（Robert Reich）即曾在第八十一屆國際勞工大會時，即曾倡言建構國際勞動基準之重要性，而他當時所提出之所謂「絕對基準」（absolute standards），諸如監獄勞工或奴工、童工之禁止或對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權利之不當限制等，也都頗能符合國際勞工組織之需求。[115] 嗣後，在二○○○年，美國國會更以史無前例之速度，正式批准認可該組織前述在一九九九年所通過之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116] 雖然這僅是美國政府所批准之第二個核心勞工公約，[117] 對其他國家所產生之示範作用及說服力並不充分，但至少已踏出正確之一步，而可預見它在未來將會更倚重國際勞工組織在這方面所發揮之作用。
其次，美國藉由最重要出資國之身分，曾多次利用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之貸款及融資活動，來對開發中國家施加壓力，以迫使它們在接受此類金融援助時，允諾必須採取改革國內勞動法制及尊重勞動人權之措施。舉例而言，世界銀行之董事會在一九八五年即曾通過一項公約，特別設置一「多邊投資保證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以便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貸款服務，而美國國會自一九八八年起，即在授權撥款參與該機構之活動時，特別訓令該國之董事應督促該組織不得貸款予不遵守國際勞動基準之受援國，而該法所指稱之國際勞動基準，即是前述一九八四年普遍優惠關稅更新法之相關條款所界定者。[118] 嗣後，在一九九五年所制定之外國撥款、出口融資及相關計畫撥款法（Foreign Appropriations, Export Financing, and Related Programs Appropriations Act）[119] 中，美國財政部長更進一步被授權應訓令各國際金融機構之美國執行董事在這些機構中，利用國際勞工組織之相關公約建構一套國際勞動基準。目前，雖然此類結合措施曾遭評論者批評質疑，[120] 但以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目前對推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轉趨熱衷之情形觀之，[121] 美國政府在幕後之施壓應屬主要原因之一。
最後，在其他之國際經貿組織方面，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近年來在美國之策動下，對國際勞動基準之建構也是一向抱持樂觀其成之態度。它雖然本身並未公布此類基準，但卻曾兩度分別於一九九六年及二○○○年，在二份極具份量之研究報告中，利用國際勞工組織前述之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來做為衡量會員國或非會員國是否遵循此類基準之標準。[122] 此外，此組織在二○○○年亦曾為多國籍公司前述所建構之公司行為準則制定一指導原則，[123] 也是一項值得正視之發展。至於亞太經合會則因會員多屬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有關國際勞動基準之議題尚未見普受重視，但美國在此一區域組織中一向動見觀瞻，因此，對於它在此一組織內之動向如何，自亦應密切加以注意。[124] 在此順便值得一提者是，美國利用它在美洲國家之優勢地位，也曾在南半球之經濟整合過程中，諸如中美洲共同市場（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 CACM）、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CARICOM）、安第斯聯盟（Andean Pact）及南方共同市場（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等，大力推動相關國際勞動基準之建構，其中當然也包括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在內。[125]
(七)綜合評析
本文此一部分首先說明美國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所從事各項努力發揮之具體成效，接著分析有待繼續努力之處，然後再討論所衍生之相關爭議，以及提出未來可能之發展趨勢，最後則是以三個階段為期，探討我國針對此一重要課題所應採取之相關作為。
(1)美國之努力發揮功效之處
自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九九八年通過前述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後，美國政府即已更積極之態度，透過各項單方、雙邊及多邊之措施，來推動禁絕國際童工之工作，雖然在目前尚難評估這些努力所能發揮之實際功效如何，但至少在制度面上已呈現相當可觀之成果，而有助於日後做更進一步之推動。首先，在單方面之作為方面，雖然以國會立法及頒布總統行政命令之方式來禁絕他國童工產品輸美一事效果不彰（其詳後述），但透過一名為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會（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 ILRF）非政府組織之努力，在二○○二年五月，曾向美國海關（U.S. Customs Service）提出申訴，要求根據一九三○年關稅法（Tariff Act of 1930）[126] 之相關規定，調查象牙海岸濫用強迫童工生產咖啡之事實，而禁止此類產品輸入美國。在次年，該組織曾在華盛頓特區之聯邦地方法院提出訴訟，指控美國海關並未進行任何調查及執行之工作。雖然目前尚未知此一訴訟之結果，[127] 但透過這類非政府組織在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一事，顯然已因前述外國人侵權行為訴求法之擴大適用，而逐漸成為迫使美國大型企業更重視核心國際勞動基準所保障之勞動者基本人權之利器。[128] 事實上，前述多國籍公司之行為準則在近年來，已逐漸由過去之自願性質逐漸被進一步多元化及法制化，而且透過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之共同努力，甚至已由所謂「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之層面，演化成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一部分。[129] 在這種情形下，雖然這類訟爭目前主要是以強迫勞動及勞動三權為訴求重點，[130] 但由非政府組織對象牙海岸咖啡進口加以關懷一事觀之，如果此類產品是經由強迫或賣身等更惡劣形態童工所生童者的話，則在聯邦各級法院被質疑挑戰之可能性越高。[131] 從而，這類單方面之作為自可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發揮更大之效用（其詳後述）。
其次，在雙邊措施方面，雖然前述在八○年代所制定之對外貿易及投資法律，在對抗國際童工問題上作用有限，而且在實施時也曾引發諸多之爭議（其詳後述），但透過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之實施，確能迫使某些開發中國家更能尊重國際上所承認之勞動基準，包括禁止使用童工一事在內。一般而言，由於這類受益國（beneficiary countries）對美國之貿易依存度高，而且接受此類關稅優惠之數額龐大，因此，在美國貿易署每年定期申訴及審查時，自然感受到改革其本國勞動法制及尊重勞動人權之壓力。舉例而言，在早期，美國工會聯合總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即曾多次向該署提出申訴，以違反國際勞動基準為由，要求將包括我國在內之一些國家排除在該制度之適用範圍外，而迫使我國不得不採取某些改革勞工法制之具體作為。[132] 在較晚近之期間內，某些新興開發中國家，諸如印尼、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土耳其、馬來西亞及錫蘭等，也都曾承受相當之壓力。[133] 目前，此一機制也為歐洲聯盟之會員國所倣效採用，在推廣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包括童工之禁絕）之努力，確能發揮相當可觀之功效。[134]
最後，在透過多邊措施而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所產生之效用部分，可再細分為直接及間接兩方面來加以說明。其中在直接效用方面，目前美國一改過去與國際勞工組織疏離之態度，但在近年採更為積極投入之作法，從而，確實在這方面產生相當可觀之成果。舉例而言，因為它史無前例全力支持前述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九九九年所通過之第一八二號公約，並迅速在國會得到正式之批准認可，[135] 讓此一重要公約嗣後得到一百五十六個會員國之支持，使得該組織會員國間之正式申訴機制得以更易啟動，而較易發揮監督及執行之效果。[136] 同時，它也是國際勞工組織前述國際剷除童工計畫之最大捐助國，自然有助於透過此一計畫對低度開發國家提供各類技術援助，藉以逐步降低此一問題所衍生之各種負面影響。[137]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者是，雖然美國希望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體系下建構一套國際勞動基準之努力一直未能奏效，但由於它一直是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之最大出資國，因此，也得以透過這些金融組織之貸款或融資活動，在幕後施壓要求接受這類金融援助之開發中國家尊重國際勞動基準，其中世界銀行前述在一九九八年所設置之童工計畫，即屬一適例。[138] 至於在間接效用部分，美國工會組織近年來在與其他國際上非政府組織結合，而積極投入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後，得以透過這種參與之方式，與國外之工會組織產生良性之互動。事實上，美國聯合總工會在蘇聯解體後，即一改過去反共之立場，轉向右翼政府施加壓力，而在九○年代初期對薩爾瓦多立場之改變即屬適例，也促使該國在一九九四年完成重大之勞動法制改革。[139] 同時，由於美國聯合總工會，以及自由工會國際同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IU）共同參與此類國際勞動事務，讓國際上之非政府組織更得以互通聲息，使得國際勞動者團結（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之理念更易實現，因此，不但助於對前述公司行為準則作更週密之監督及執行，[140] 而且還更進一步促成其他更嶄新機制之誕生（其詳後述）。
(2)美國之努力未能產生功效之處
一般而言，美國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上，無論在單方、雙邊或多邊措施上，都曾遭到不少困境阻力，致使所發揮之效力受到相當程度之侷限。首先，在單方措施方面，由於目前白宮及國會均同時由共和黨主控，在政治氣候上並不利於勞方，因此，前述制定禁止其他國家童工產品輸入立法之努力遲遲無法實現，形成沒有法源依據來取締之窘境。雖然前述一九三○年之關稅法仍可資援引，但終究僅是針對監獄勞工產品而來，主要還是以強迫或強制勞動為主要規範對象，況且該法在過去所能發揮之功效相當有限，此由九○年代初期美國處理禁止中共監獄勞工產品輸入一事之結果可見一斑。[141] 至於外國人侵權行為訴求法之適用，雖有助於非政府組織在聯邦各級法院提起保障國際勞動人權之訴訟，但以目前所處理之案例觀之，絕大部分都是涉及強迫勞動及勞動三權之爭議，與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有關之訟案並不多見。[142] 同時，國務院及勞動部在每年所發布之相關人權概況報告中，雖仍對各國之勞動人權事項有所著墨，但在近年來幾已淪為例行公事，以對我國這方面之批判為例，在近七年來之內容幾屬完全相同，並無任何新義，而勞動部所出版之《外國勞動趨勢》在近年來不但嚴重脫期，甚至已完全停刊，其內容也不及其他國際人權團體之相關報告來得詳盡，足見在這方面所產生之監督效果已大不如前。[143]
至於在雙邊行動方面，除前述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之實施成效尚較為可觀外，其他相關立法在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上所發揮之作用均屬有限。舉例而言，一九八三年加勒比海盆地經濟復興法實施迄今，雖確曾迫使某些會員國從事勞動法制改革，[144] 但並未有任何會員國因違反該法所明定之國際勞動基準條款（包括童工之禁止在內），而曾受到任何制裁。[145] 此外，一九八五年之海外私人投資保險公司修正法在這方面所發揮之作用，亦屬相當有限，迄今僅有三個國家因違反勞動人權而被暫時排除適用，其中並無與童工問題相關者。[146] 而一九八六年之綜合反對種族隔離法，則因僅針對單一國家加以貿易制裁而頗引起爭議，並已在一九九五年完成階段性任務而功成身退，況且該法也一向未以禁絕當地童工問題為重心。[147] 至於一九八八年綜合貿易及競爭能力法中之勞工權利條款，雖有三○一條款作為貿易報復及制裁之後盾，但實施迄今仍以智慧財產權為主要之規範對象，在可預見之未來，並未見美國政府有任何動用此一條款，來推展包括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在內國際勞動基準之作為出現。[148] 在此值得一提者是，美國雖是企圖以對外經貿法律來迫使其他國家改善其勞動人權，但也曾因迫於政治現實，而以此類法律來設法將人權問題自所謂「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MFN）中脫鉤解套（de-link），其中尤以二○○○年所通過之所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常貿易關係法」（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49] 最為明顯，由於此一問題所涉及之爭議面較大，將留待後揭(3)部分加以說明。
最後，在多邊措施部分，美國希冀透過多國際合作之方式來禁絕國際童工之努力，除在參與勞工組織、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之活動上頗有斬獲外，其他方面堪稱成果相當有限。以前述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之運作為例，雖然兒童及青少年勞動權利之保障及最低僱用之標準等兩項勞動基準，都被列為所謂「技術性」（technical）勞動人權，屬於較易執行之技術性權利，並不涉及國家主權之爭議，通常可透過正式之部長級諮詢（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以及該協定設定之爭端處理程序來尋求解決之道。[150] 然而，如前所述，迄今僅有一件關於童工之正式申訴案被提出，但卻因資訊不足而未被進一步來處理，可見雖在農業中使用童工之情形一向相當普遍嚴重，而墨西哥在這方面也經常是被指摘之對象，但顯然並未能得到解決，故此一協定所宣示之禁絕童工準則，堪稱僅具象徵意義而已。[151] 至於美國在透過世界貿易組織架構推展包括禁絕國際童工問題在內之核心勞動基準努力方面，除曾遭到開發中國家之激烈反對外（其詳後述），在目前該組織之規範體系中要加以實施，也是一相當困難之事。舉例而言，前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二十條中一般例外條款與勞工議題具有直接關聯者，僅有監獄勞工產品一項而已，其規範事項及內容均極明確，除非在很難想見之童工同時兼具囚犯之身份之情形，否則此一條款並無適用之可能。而另一可能與童工有關者是所謂「公共道德」（public morals）之條款，但其概念極為模糊而不確定，故自該協定生效後及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迄今，援用此一條款來作為對其他會員國之貿易制裁手段，而主張得以免除不對其他會員國歧視義務者，可說絕無僅有。[152] 同時，如果美國以其他會員國違反此類核心勞動基準而遭致其受損為由，希望根據該組織之相關爭端解決程序，而提出所謂「非違反協定申訴」（non-violation complaint）時，不但要符合程序要件，而且還需滿足三項實體要件，始可，勝訴之可能生甚低。[153] 從而，無論是就國際現實環境或世界貿易組織現有之規範體系而言，美國希冀透過此一管道來達到禁絕國際童工問題目的一事，堪稱迄今無法實現。
(3)美國之努力引起爭議之處
事實上，無論是希望採取單方、雙邊或多邊之措施來禁絕國際矔工問題，在此類問題涉及敏感之主權議題，再加上國際現實之考量，美國在這方面之作為經常會挑起相當之爭議，而成為對手國質疑批判之對象。以單方面之措施為例，由於美國本身使用童工之問題一向相當普遍嚴重，[154] 而且也未曾正式批准幾項與這類問題相關之重要國際公約，諸如前述國際勞工組織一九七三年通過之第一三八號最低年齡就業公約，以及聯合國一九八九年之兒童權利公約等，[155] 因此，它不論以國內立法或總統行政命令來禁絕此類產品輸入，或以國家報告之方式來對其他國家提出指摘等，在立足點上即有理不直氣不壯之處，[156] 況且以過去某些相關之作為觀之，屈從於國際現實考量之情形堪稱比比皆是，更降低其採取此類作為之合法性。舉例而言，該國在九○年代初期與中共在監獄勞工產品輸美一事之折衝過程，雖與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並沒有直接之關聯，但卻可看出只要面臨外交政策及國家安全因素之考量，美國政府往往會採取退縮之立場，致使先前之努力僅淪為口號而已。在當時，美國因逢後冷戰國際秩序重整，在外交上需要中共協助之處頗多，故老布希總統對它監獄勞工產品輸美及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都是以相當低調所謂「寧靜外交」（quiet diplomacy）態度處理，而曾引起民主黨主控國會之強烈反彈，一再成為總統與國會爭執之重點。[157] 雖然後來執政之柯林頓總統曾在競選期間嚴批老布希總統之軟弱態度，但在入主白宮後即一改過去強硬之立場，不但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第一二八五○號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850），[158] 在一九九四年續予中共有條件之最惠國待遇一年外，而且還設法將人權問題自此爭議上脫鉤，讓監獄產品輸美問題變得較更不具爭議性，後來甚至乾脆以前述國會立法之方式，直接賦予中國此一優惠。[159] 從而，就單方措施而言，只要面臨國際之壓力，美國政府往往容易妥協讓步，在監獄勞工產品輸入上固是如此，未來對童工產品輸入也不太可能會有多大之改變。
至於在雙邊措施方面，雖然前述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曾在推動受惠國勞動人權上發揮相當之功效，但美國貿易代表署早期在進行對此類優惠待遇之年度審查時，卻常會受制於非經貿因素之政治考量，而致使整個程序之客觀性大受影響，曾多次引起開發中國家所謂「選擇性適用」（selective application）之質疑批判。[160] 舉例而言，在雷根總統之執政期間，取消這類優惠之制裁常被適用到行政當局認為不友好之國家，諸如尼加拉瓜及敘利亞等，但對友好國家諸如薩爾瓦多、哥倫比亞及墨西哥等，雖然它們壓迫勞動人權之情形極為明顯嚴重，但該署卻在美國工會或人權團體提出正式申訴後拒絕加以審查，嗣後這種情形到老布希總統執政後更是變本加厲，甚至還曾引發前述人權團體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會到聯邦法院控訴美國總統及該署代表之情事。[161] 這種情形一直到柯林頓總統執政後才略有改善。然而，目前小布希總統執政後，政治立場較其父親更為保守，雖尚未見有在這類雙邊措施上採雙重認定標準之事例出現，但由於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之重要性，已因美國政府陸續在嗣後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後逐漸消失，[162] 再加上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一直也並不是這類對外經貿投資法律相關規範所關切之重點，因此，這類雙邊措施所引起之爭議，也勢必不會再如先前那樣尖銳而引人注目。
最後，在透過多邊措施禁絕國際童工問題方面，美國所遭逢之阻力一向最大，而引起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疑慮之處也最多。事實上，這類質疑批判主要還是源自於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究竟應否附加勞工權利條款之正反意見而來。根據反對此類聯結最力中共、印度及東協會員國之立場，認為在多邊貿易及投資活動中特別加諸類似禁絕童工等勞工權利之條款，等於是一種變相之保護主義（disguised protectionism）行為，等於是在常態之國際貿易活動中附加一項所謂「非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而與世界貿易組織所倡議之國際貿易自由化之原則與精神背道而馳。[163] 同時，它們還進一步指出，童工所引起之爭議，是一個主權國家極端敏感之內政問題，往往與其內國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背景息息相關，任何略具民族意識之國家，通常都不會允許外國或國際組織以任何名義公然介入，而以促進經貿或投資活動為名，來觀察、監督或甚至指導其勞動政策。從而，這些包括禁止使用童工之勞工權利條款，等於是要迫使開發中國家接受美國所強行加諸之社會改造（social engineering），所造成之反效果作用幾乎是可想而知。[164] 此外，它們還認為有關實施核心國際勞動基準所引發之各類爭議，最好交由長期關注勞工權利議題之國際勞工組織根據其內部正式之申訴程序，或是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目前之紛爭處理程序來處理，而不應動輒以貿易報復或制裁之手段來尋求解決之道。[165] 事實上，除來自開發中國家之反對聲浪外，美國本身之行政當局―尤其是國務院及貿易代表署等，也對採用經貿投資手段來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一事，持保留之態度，它們認為由於何種情形構成外國所採行之不公平勞動措施一詞，在國際上尚無共識存在，因此，這些機構會面臨無法評估被調查國（target country）究竟有無剝奪其本國勞工基本權利之困難。從而，解決這類問題之最好方式，還是應透過審慎之外交途徑，而不是公開這些國家濫用童工之事實，讓它們在國際上受窘無法立足，反而會增強其抗拒之情緒，使得問題之解決更增複雜度及不確定性。
(4)未來之發展趨勢
一般而言，美國透過單方、雙邊及多邊之措施來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各類努力，其成果堪稱是得失參半，而所引起之爭議也是不少，但不容諱言隨著世人對此一全球性問題之認知日益加深，此類努力在可預見之未來仍將會持續推動，事實上，就在過去幾年內，又有幾項新發展趨勢逐漸成形，讓這類努力之態樣更具多元性，而且絕大部分都與單方作為較有關聯。首先，是美國大型企業所自行頒布規範童工問題之公司行為準則除已逐步法制化，而在監督及執行上更具一致性及公信力外，[166] 在聯合國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努力下，這類準則已更邁向全球化，而成為前述全球治理中極為重要之部分。舉例而言，聯合國在一九九九年一月，曾由秘書長安南（Kofi A. Annan）發布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之九項原則，其中有關勞動基準部分共有四項之多，均是呼應前述國際勞工組織所揭櫫之四項核心勞動基準，而籲請全球企業界均能共同遵循。[167] 在次年七月，他更進一步透過經社理事會頒布有關「聯合國與企業團體合作指導原則」（Guidelines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168]。雖然評論者對聯合國此一積極作為並不抱持樂觀之態度，[169] 但至少已顯示此類透過多國籍公司以行為準則方式來推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作法，已經更趨多元化且具法源基礎，而且也可預見各類非政府組織將在此一趨勢中，將扮演更為積極之角色。[170] 至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則也在二○○○年，大幅度修正它前述在一九七六年所頒布有關多國籍公司之指導原則（guidelines），而進一步在該原則有關僱用及勞資關係部分中，強調各多國籍公司應遵循國際勞工組織前述在一九九八年所確立之核心勞動基準，並加強有關規範之技術，而且還進一步將職業安全與衛生事項也一併列入屬多國籍公司應推動者，就此點而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此一指導原則顯要較國際勞工組織前述所揭櫫之核心勞動基準更為積極。[171] 由於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是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在聯合國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共同努力下，已為在全球經貿體系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多國籍公司之這類行為準則，逐漸提昇至國際規範之位階，而其中原居於私人團體之非政府組織，在這波全球治理之發展過程中，也逐漸與國家一樣，取得一席發聲之地位，此一變化堪稱是傳統國際法上一極為重要之變化。[172]
其次，非政府組織在過去幾年間，透過對前述多國籍公司建構行為準則之倡議、監督及執行等活動之參與，在推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努力上，尤其是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確有某些具體成效呈現。舉例而言，在多國籍公司刻意規避工會組織及全球化過程中造成工會運動衰微之情形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與國內工會經由推動此類行為準則而聯手合作，不但有助於此類中介團體在未來發展策略聯盟，而且也能維持這些壓力團體之傳統地位於不墜。[173] 同時，由非政府組織來參與嶄新形態國際貿易實體（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之推動，不但可避免勞工議題（尤其是童工問題）所附隨之主權爭執，而且也要較能符合當初創置此類規範之初衷本意。[174] 此外，透過地主國之非政府組織來監督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之實際運作，除有助於這類規範之透明度及合法性外，更能產生因地制宜之實效。[175] 更進一步而言，與此類組織參與其他社會性議題之活動，諸如環境、婦幼、原住民、消費者及高齡者之保護等一樣，它們不僅能對目標集團之成員有所助益，而且更能對一般大眾提供教育之作用。[176]
然而，隨著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逐步法制化、多元化及全球化後，這些參與推動之非政府組織也漸顯露下列之缺失來，諸如因囿於經費及人力，這些組織並無法從事全面而週延之監督，致使開發中國家供應及協力廠商之未能遵循事例，尤其是濫用童工之情形仍是層出不窮。[177] 同時，面對日益龐大之多國籍公司，這些非政府組織也必須集中資源以資因應，在這種情形下，即易形成此類組織官僚體系化之結果，而逐漸喪失其原有之單純本色。[178] 此外，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意識形態抗爭雖已逐漸消弭，但經濟、社會及文化差異之衝突仍持續延燒，影響所及造成兩大集團非政府組織之支持網絡無法聯貫運用之弊病，使得雙向結合之理念並無法達成，[179] 而這些缺失也無可避免將會影響到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整體運作。
再者，除前述多國籍公司積極建構行為準則之活動外，近年來另一所謂「社會責任八千」（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制度之興起，也與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推展有相當之關聯。事實上，它與目前所流行之ISO-9000（有關服務品質）及ISO-14000（有關環保）等國際基準非常近似，但卻有「具體表現之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同時，也必須符合設置適當系統（appropriate systems）之規定。[180] 根據此一制度，如果事業單位能遵循一定之標準，則依照一定之程序可取得社會責任八千之標誌，而呈現在公司之產品或文具上，甚至可以在廣告上使用，但與一般認知之社會標籤（social labelling）仍有區別，簡言之，它並不是用以證明任何個別產品，而是說明該項產品是在如何之情況下製造或生產者。[181] 此一制度是由位於紐約市之經濟優先委員會認證機構（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 CEPAA），在一九九七年所創設，是屬一非營利組織，它附屬於經濟優先委員會（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而該委員會之任務即是要評估各公司之社會表現（social performance）。一般而言，此一機構所採用之認證標準，都是與從事國際外包（international sourcing）之公司、非政府組織及工會等諮商後而制定。[182] 目前，這套標準僅適用於製造業，而不及於農業、礦業及在家工作之產業等。
一般而言，社會責任八千所揭櫫之標準共有三項：這些公司首先必須遵守所有國內法、其他可適用之法規及相關之團體協約等。同時，它們必須尊重聯合國之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約及國際勞工組織之核心勞動公約，包括禁止強制性勞動、結社之自由、集體談判交涉之權利、薪資報酬均等及禁止歧視、勞工代表，以及其他有關最低就業年齡、聯業安全衛生及身心障礙者之僱用等公約或建議書，其範圍顯要較本論文前述所討論者為廣泛。此外，這些事業單位必須符合這些基準所訂之要求始可，而這些要求通常也會包括實體及程序之事項等在內。[183] 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根據該機構所頒布之「指導備忘錄」（Guidance Notes），社會責任八千所要求之勞動基準要較前述各類公司行為準則中所提供者為廣，除一般耳熟能詳之核心國際勞動基準外，它還特別提出所謂「生活薪資報酬」（living wage）之標準，藉以能符合某些基本需求，而且也能得到某些得以自由處置之收入（discretionary income）。[184] 至於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方面，如果事業單位是位於不承認國際勞工組織所通過相關公約或無法有效執行之地區，則該標準特別允許它們採取相同之做法（parallel means），俾便對所有員工提供獨立而自由之結社及團體協商權利。[185] 由此一新機制之規範內容觀之，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一事，似僅是它推動目標之一個部分而已，但由於其活動領域已遠超過傳統上對抗童工問題之社會標籤模式，[186] 因此，對其未來之走向及表現，仍應予以正視。
最後，雖然在美國以國會立法或頒布總統行政命令，來設法防堵其他國家童工產品輸美一事，一直無法發揮應有之效果，而以目前保守之政治氣候而言，也確屬不易之事，但近年來透過人權團體之努力奔走，已開始設法將童工及強迫勞動這兩種基本勞動人權融合為一，藉以爭取更多之保障。舉例而言，雖然前述之一九三○年關稅法，僅禁止所謂「定罪犯人勞工及／或強迫勞工及／或賣身勞工」（convict labor or / and forced labor or / and indentured labor）所生產之產品輸入美國，[187] 但在一九九七年所通過之財政部及中央政府撥款法（Treasury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s Act of 1997）[188] 中，即將此類產品之範圍擴充至所謂「強迫或賣身童工」（forced or indentured child labor）在內。[189] 如前所述，雖然目前尚無法得知國際勞工權利基金會在二○○三年所提出之訴訟結果，但如果該基金會此一訴求獲得成功的話，則美國海關勢必就必須展開調查及執行之作業，藉以決定所進口之產品是否由強迫童工所負責收成者。[190] 根據該國有識之士認為，該法如能用來對付特別廠商所生產之特定產品，則僅僅美國海關願意啟動調查及執行之程序，即會對整個地區產生重大之影響。[191] 只要能謹慎適用該法，而允許相關政府及學者有足夠之時間，以適當之計畫及有效之改變來回應此項調查，而避免產生全面禁止輸入之結果，則所發揮之功效即會相當可觀。[192] 由此可見該法在禁絕國際童工上將來可能發揮之功效，將會較前述外國人侵權行為訴求法之相關規定更為可觀。
(5)我國所應採取之態度及改革之道
事實上，我國本身之童工問題雖並不嚴重，而在這波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風潮中，顯然也並非首當其衝之目標，但卻不可置身事外，反而應藉由此一積極參與國際勞動事務之契機，一方面順勢對我國現有勞動法制中規範童工問題不足之處，做一全面之改革，另一方面則是呼應其他先進國家在這方面之倡議，而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之責任，以下分就短期、中期及長程三個階段，提出幾項應進行之改革建言。
首先，在短期階段，我國應將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中童工之年齡適度加以調升，除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前述第一三八號最低年齡限制公約之規定外，更應重視該組織另外所通過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中，禁止十八歲以下青少年從事毒品或性工作之規定。[193] 由於此兩種問題目前在我國日益嚴重，而美國國務院在前述歷年所公布之《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中，也曾對我國原住民雛妓問題表達關切之意，甚至認為構成觸犯強迫勞動之情形，[194] 影響我國國際形象至鉅。因此，配合目前準備將義務教育延長至十二年之實施，而將僱用童工之最低年齡提升至十八歲，並以擬議制定之青少年勞工保護法，來對一定年齡層以下青少年及兒童從事娛樂、表演或其他販售工作加以嚴格規範，將有助於我國本身童工問題之解決。[195]
其次，在中期階段，我國也應積極鼓勵本土之多國籍公司師法歐美先進國家之做法，擬訂相關之公司行為準則，以做為到其他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投資設廠或移地生產時之行為規範，尤其是要特別注意禁止在當地僱用童工，甚至應成為提供較地主國勞動法令所規定為優勞動條件之模範雇主，而且還要結合國內日益活躍之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Non-Profits Organizations: NPOs），積極投入監督及執行這些行為準則實施之工作，而讓禁絕童工及揭櫫其他核心國際勞動基準所保障基本勞動人權之理念，得以更為切實獲得實踐。[196] 事實上，台灣在整個世界之勞務分工體系中，一直是扮演著承先啟後之角色，如果能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分享我國由過去專注經濟發展而忽視勞動人權，轉變為現代經由經濟發展而尊重這些人權之經驗，恰也與目前多國籍公司由過去極端重利，而轉變到現在兼顧平衡之情形極為雷同，將有助於扮演緩和南北對立情勢之角色。[197]
最後，在長程階段，基於國際勞工組織在全球化所扮演之角色益趨重要，而勞動基本人權之保障，又越來越與敏感之國家主權及內政問題議題脫鈎，我國實應慎重考慮與此一聯合國之專門機構發展較進一步之關係，雖然目前要全面重返該組織之可能性甚微，[198] 但透過某些替代性之安排，諸如根據前述一九九八年該組織所通過之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每年主動向它提出遵循四項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國家報告，或積極捐助該組織之國際剷除童工計畫，或由非政府組織來參與它所提供之專家技術協助活動，藉以分享臺灣在剷除國際童工問題上之經驗等，都有助於我國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之責任，並得以提昇國際形象。[199]
(八)結語
美國挾其雄厚之國力，在過去幾十年來，透過單方、雙邊及多邊之各種措施，為禁絕國際童工問題投注不少資源，雖然這些作為之具體成效迄今並不明顯，但就長期而言，隨著國際上對此一問題之深切關注，而且又有前述國際勞工組織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型態童工公約之雷厲風行，至少在對某些嚴重違反人權而無任何經濟效用並亟需解決之國際童工問題上，諸如童妓、童兵及利用兒童販毒等，已產生某些較為可觀之成果。至於在經濟因素所造成之童工問題上，主要還是應透過剷除貧窮及建立基本之國民教育體系著手，而美國在此一「治本」方面所作之努力則顯得力有未逮，有些措施甚至還有本末倒置之情形。事實上，國際童工問題之禁絕是一長期努力之目標，而且只有透過多邊合作之運作，才有奏效之可能。雖然在短期內，並無法在世界貿易組織之體系架構中推行此一工作，但美國既已與在這方面著力最深之國際勞工組織關係改善甚多，而雙方在推行前述國際剷除童工計畫中又能密切配合，因此，如能結合各類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之資源，在目前盛行之全球治理理念下，避開敏感之主權爭議，反而得以更能有所發揮。至於我國也應公開呼應支持美國在這方面之努力，並進一步改革我國目前有關童工及青少年勞工之相關制度，一則藉由人權立國精神來善盡國際社會成員之責任，另一則可突顯國際上排除孤立這種「模範生」之不當，堪稱是兼得兩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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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The End of Child Labour: Within Reac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6.
(20) . A Future Without Child Labou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3.
(21) Kellerson, Hilary, “The ILO Declaration of 1998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 Challenge to the Future,” 137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23-237 (1998).
(22) LaSala, Barry, “NAFTA and Worker Right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Side Accord after Five Years of Operation and Suggested Improvement,” 16 The Labor Lawyer 319-348 (2001).
(23) Lee, Eddy, “The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33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469-48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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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ote, “A Child Labor Social Clause: Analysis and Proposal for Action,” 31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473-534 (1999).
(27) , “Baby Steps Toward International Fair Labor Standards: Evaluating the Child Labor Deterrence Act,” 24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31-66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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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____, “Integration of ILO Core Rights Labor Standards into the WTO,” 39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555-58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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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____.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re Labour Standards. Paris: OECD, 2000.
(34) Perez-Lopez, Jorge F.,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NAFT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0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7-47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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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ozwood, Benjamin and Andrew R. Walker, “Side Agreement, Sidesteps, and Sideshows: Protecting Labor from Free Trade in North America,” 34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33-355 (1993).
(37) Shaffer, Gregory, “WTO Blue-Green Blues: The Impact of U.S. Domestic Politics on Trade-Labor, Trade-Environment Linkages for the WTO Future,” 24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608-65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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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aylor, Chantell, “NAFTA, GATT, and the Current Free Trade System: A Dangerous Double Standard for Workers’ Rights,” 28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401-435 (2000).
(41) Travis, Karen F., “Women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Worker Rights Provisions in U.S. Trade Laws,” 17 Yale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73-19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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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ingapor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Geneva: WTO, 1996.
(47) 成之約，〈國際核心勞動基準及其在我國實踐狀況之評析—以童工雇用為例〉，《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二○○四年十二月，頁83-107。
(48) 徐揮彥，〈論世界貿易組織之貿易與勞動議題—以核心勞動基準為中心〉，《台灣國際法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二○○五年六月，頁209-280。
(49) 焦興鎧，〈勞工團結權國際勞動基準之發展〉，《憲政時代》，第三十一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五年一月，頁287-320。
(50) ，〈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與基本勞動人權之保障—兼論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台灣勞動學學術研討會2005年會議論文集》，臺北市：台灣勞動學會，二○○五年六月，頁503-553。
(51) ，〈全球化與基本勞動人權之保障〉，《理論與政策》，第十七卷第三期，二○○四年元月，頁77-102。
(52) ，〈美國利用國際經貿活動推展勞動人權之研究〉，《WTO新議題與新挑戰》（楊光華主編），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二○○三年，頁149-208。
(53) ，〈透過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推展核心國際勞動基準之努力—兼論非政府組織所扮演之角色〉，《萬國法律》，第一二五期，二○○二年，頁36-56。
(54) ______，〈國際勞工組織重要公約及核心勞動基準之研究〉，《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二○○二年，頁927-976。
(55) ______，〈論歐洲聯盟勞工及勞資關係法制之建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五期，民國九十年三月，頁221-274。
(56) ，〈國際勞動基準之最新發展趨勢—兼論對我國之影響〉，《勞工法論叢（二）》（焦興鎧著），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二○○一年，頁87-112。
(57) ______，〈中共監獄勞工產品輸美所引起之爭議〉，《勞工法論叢（一）》（焦興鎧著），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二○○○年，頁451-545。
(58) ______，〈美國幾項重要貿易及投資法律中有關勞工權利條款之研究〉，《勞工法與勞工權利之保障—美國勞工法論文集（一）》（焦興鎧著），臺北市：月旦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頁445-520。
(59) ，〈美國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關係〉，同前書，頁521-587。
[1] 關於在目前世界貿易組織體系架構下，處理多邊貿易與勞動議題之一般說明及童工問題，參見徐揮彥，〈論世界貿易組織之貿易與勞動議題—以核心勞動基準為中心〉，《台灣國際法季刊》，第二卷第二期，頁223-225, 251-252（二○○五年六月）及焦興鎧，〈全球化與基本勞動人權之保障〉，《理論與政策》，第十七卷第三期，頁87, 88（民國九十三年一月）。
[2]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與基本勞動人權之保障—兼論禁絕國際童工問題之努力〉，《台灣勞動學學術研討會2005年會議論文集》，頁529-534（二○○五年六月）。
[3] 關於此一公約之英文全文，參見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952-1976 525-532 (1996).
[4]關於此一公約之英文全文，可自國際勞工組織之網站中取得：http:// ilolex.ilo.ch:1567/cgilex/convde.pl?c182, 至於此一公約之背景說明，參見Current Development, The ILO Convention on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r, 93 Am. J. Int’l L. 943, 947-948 (1999).
[5]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國際勞工組織重要公約及核心勞動基準之研究〉，《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963-964（二○○二年）。
[6] 關於美國國務院《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我國規範集體勞資關係法制不全，致影響勞動者結社權及團體協商權之質疑批判，參見焦興鎧，〈勞工團結權國際勞動基準之發展〉，《憲政時代》，第三十一卷第三期，頁290, 310（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7] 舉例而言，美國國務院即曾多次在《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中，指出我國原住民雛妓問題嚴重，甚至認為觸犯強迫勞動（forced labor）之情形，影響我國國際形象甚鉅，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2文，頁546-547。此外，亦可參見成之約，〈國際核心勞動基準及其在我國實踐狀況之評析—以童工雇用禁止為例〉，《臺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頁98-103（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8] 關於此點，參見同前註第一文，頁547。
[9] 關於此點，參見H.T. Dao, ILO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58 Nordic J. Int’l L. 54, 58-59 (1989).
[10] 關於此點，參見Breen Creighton, Combating Child Labou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18 Comp. Lab. L. J. 362, 368-369 (1997).
[11] Id. at 367.
[12]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文，頁963-964。
[13] 關於國際童工問題之成因，參見Zehra F. Arat, Analyzing Child Labor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Its Causes, Aggravating Policies, and Alternative Proposals, 24 Hum. Rts Q. 177, 185-189 (2002), 有極精闢之分析。此外，有關童工在開發中國家所扮演之角色，尤其是經濟活動部分，參見Gerry Rodgers and Guy Standing, Economic Roles of Children in Low-Income Countries, 120 Int’l Lab. Rev. 31, 36-39 (1981).
[14] 關於此點，參見Arat, id. at 197-198, 此外，亦可參見Christiaan Grootaert and Ravi Kanbur, Child Labour: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134 Int’l Lab. Rev. 181, 188-189 (1995).
[15] Id. at 180.
[16] 關於這些數字資料，參見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A Future Without Child Labour, x, 15 (2002).
[17] 關於這些數字資料，參見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The End of Child Labour: Within Reach 5-7 (2006).
[18] Id. at 46-57, 此外，亦可參見Anjli Garg, A Child Labor Social Cause: Analysis and Proposal for Action, 31 Int’l L. & Pol. 473, 475-484 (1999) 及Grootaert & Kanbur, supra note 14, at 195-196.
[19] 關於此點，參見ILO, supra note 17, at 26.
[20] Id. at 40-43.
[21] Id. at 60-61.
[22] Id. at 64.
[23] 關於此點，參見該宣言第四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但並未明確宣示禁絕童工問題之原則。
[24] 關於此點，參見該國際盟約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25] 關於此點，參見該公約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26] 關於此點，參見ILO, supra note 17, at 64.
[27] Id.
[28] Id. at 58.
[29] Id. at 59.
[30]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文，頁931，此外，亦可參見Lee Swepston, Child Labour: Its Regulation by ILO Standards and National Legislation, 121 Int’l Lab. Rev. 577, 580-589 (1982).
[31] 關於此點，參見Creighton, supra note 10, at 366-367.
[32] 關於此點，參見Dao, supra note 9, at 60.
[33] 關於自七○年代起，國際勞工組織以基準設定之方式來建構國際勞動基準努力上所面臨之瓶頸，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文，頁953-957。
[34] 關於此點，參見Creighton, supra note 10, at 367.
[35]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1文，頁83-84。
[36] 同前註，頁83。
[37] 關於此一重要宣言之起草背景及內容之說明，參見Eddy Lee, The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33 Int’l Lab. Rev. 467, 467-478 (1994).
[38] 此一重要宣言之正式名稱為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Policy of “Apartheid”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嗣後在一九九五年因該國完成全面民主化過程後即告廢止。
[39] 關於此點，參見Hilary Kellerson, The ILO Declaration of 1998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 Challenge to the Future, 137 Int’l Lab. Rev. 223, 225 (1998).
[40] 關於此點，參見該宣言附則（Annex）第三部分之規定。如前所述，該組織之理事長已分別在二○○二年及二○○六年六月提出兩份全球報告，參見前揭註16及註17。
[41] 事實上，自二○○○年起，前述之第一八二號最惡劣形態童工公約，也被該組織指定為核心勞動基準之一，關於此點，參見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de and Core Labour Standards 20 (2000), 此外，亦可參見焦興鎧，前揭註1文，頁84。
[42] 關於此點，參見art. 3 (a) - (d)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43] Id. art. 2.
[44] Id. art. 5.
[45] Id. art. 6 (1).
[46] Id. art. 7 (2) (e).
[47] 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1, at 20及焦興鎧，前揭註1文，頁84。
[48] 關於此點，參見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de, Employment and Labour Standards 166 (1996).
[49] 關於此點，在一九九六年之研究報告部分，參見id. at 77-148, 至於二○○○年之研究報告，參見OECD, supra note 41, at 31-43.
[50] 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8, at 37, 44-47及OECD, id. at 53-60.
[51] 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1, at 71-72.
[52] Id. at 69-70.
[53] Id. at 70.
[54] 關於此點，參見George Tsogas, Labour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150 (2000).
[55] 關於此一機制之大體說明，參見Barry LaSala, NAFTA and Worker Right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Side Accord after Five Years of Operation and Suggested Improvement, 16 Lab. Law. 319, 321-326 (2001).
[56] 此一案例發生在一九九八年，涉及一美國佛羅里達州農業合作社指控墨西哥蔬菜農莊使用非法童工之爭議，但美國行政處以資訊不足無法進行調查為由，決定不加以處理，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1, at 65.
[5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美國幾項重要貿易及投資法律中有關勞工權利條款之研究〉，載同作者，《勞工法與勞工權利之保障—美國勞工法論文集（一）》，頁452-453（民國八十四年）。
[58] 關於此點，參見同前註，頁455。
[59] 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8, at 169.
[60] Id. at 169-170.
[61] Id. at 170-176.
[62] 關於此點，參見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ingapor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1 (1996).
[63] 關於此點，參見徐揮彥，前揭註1文，頁274。
[64] 關於這些法律草案之大體內容，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86-90, 至於對早期草案內容之分析，參見Note, Baby Steps Toward International Fair Labor Standards: Evaluating the Child Labor Deterrence Act, 24 Case W. Res. J. Int’l L.631, 655-665 (1992) 及Note, The Child Labor Deterrence Act of 1995: A Choice Between Hegemony and Hypocrisy, 11 St. John’s J. Legal Comment.581, 601-610 (1996).
[65] 64 Fed. Reg. 32383 (June 12, 1999), 此總統行政命令之全稱為Prohibition of Acquistion of Products Produced by Forced or Indentured Child Labor, 關於對此總統行政命令之批判，參見Arat, supra note 13, at 204.
[66] 關於此點，參見Section 3 (a)(1) of Executive Order 13126.
[67] Id. Section 5 (b)(1) and (2).
[68] 關於此類準則或原則早期之推動情形，參見焦興鎧，〈透過多國籍公司行為準則推展核心勞動基準之努力―兼論非政府組織所扮演之角色〉，《萬國法律》，第一二五期，頁40-41（民國九十一年十月）。
[69] 關於此點，參見Lance Compa and Tashia Hinchliffe-Darricarrere,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Through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33 Colum. J. Transnat’l L. 663, 674-675 (1995).
[70]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68-72, 77-78, 對英國、義大利及瑞典多國籍公司師法美國做法之情形，有甚詳盡之說明。
[71] Id. at 64.
[72] 關於此點，參見U.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Apparel Industry and Codes of Conduct: A Sol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Labor Problem? 14 (1996).
[73] 關於此點，參見Owen E. Herrnstadt, Voluntary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What’s Missing? 16 Lab. Law. 349, 351-363 (2001).
[74]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3。
[75]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68.
[76]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3。
[77] 關於此一規定，參見28 U.S.C. § 1350 (2000).
[78] 關於此點，參見Jane C. Hong, Enforcement of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Finding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for International Laborers Against MNCs for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19 Wis. Int’l L.J. 41, 62-64 (2001).
[79] Id. at 58-60.
[80]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6。
[81] 同前註。
[82]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美國利用國際經貿活動推展勞動人權之研究〉，載楊光華主編，《WTO新議題與新挑戰》，頁159-160（二○○三年）。
[83] 關於對這些官方報告之說明，參見焦興鎧，〈美國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關係〉，載同作者，前揭註57書，頁566-568。
[84]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美國政府對海峽兩岸勞工權利概況之評估：1990-1991〉，載同作者，《勞工法論叢（一）》，頁407-439（民國八十九年）。
[85] 關於此點，參見本專題演講後揭（七）(3) 部分之說明。
[86] 19 U.S.C. §§ 201-206 (2000).
[8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77。
[88] 關於這些勞工權利之具體範圍，參見同前註，頁456-457。
[89] 19 U. S. C. §§ 2461-2465 (2000).
[90] Id. at § 2462 (a) (4).
[91] 關於該法早期之實際執行情形，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88-189。
[92]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22 and 31 U. S. C. (2000).
[93]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62-463。
[94] 22 U. S. C. § 5001 (2000).
[95] 關於此一原則之一般說明，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0-41。
[96] 關於該法保障勞工權利條款內容之說明，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64-465。
[97] 19 U. S. C. § 2411 (2000), 關於該法之制定背景，參見同前註，頁466-469。
[98] Id. at § 2411 (a) (2).
[99] Id. at§ 2411 (c) (5).
[100]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03.
[101] 關於此點，參見Karen F. Travis, Women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Worker Rights Provisions in U.S. Trade Laws, 17 Yale J. Int’l L. 173, 181 (1992).
[102] Id. at 185.
[103]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64-168。
[104] 關於此一勞動事務合作協定之簽署經過，參見Comment, Is the 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Working for Workers’ Rights? 25 Cal. W. Int’l L. J. 425, 425-427 (1995); Note, The 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A Flaw Attempt at Promoting Continental Labor Standards, 21 Suffolk Transnat’l L. Rev. 113, 114-118 (1997); 及Benjamin Rozwood and Andrew R. Walker, Side Agreement, Sidesteps, and Sideshows: Protecting Labor from Free Trade in North America, 34 Harv. Int’l L.J. 333, 336-338 (1993).
[105] 關於此七項目標之具體內容，參見Jorge F. Perez-Lopez,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NAFT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0 Conn. J. Int’l L. 427, 451-452 (1995)及Chantell Taylor, NAFTA, GATT, and the Current Free Trade System: A Dangerous Double Standard for Workers’ Rights, 28 Denv. J. Int’l L. & Pol’y 401, 415-417 (2000).
[106] 關於此十一項勞動準則之具體內容，參見Perez-Lopez, id. at 452-453及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50-151.
[107] 關於此一勞動事務合作協定之運作模式及所處理之各類申訴情形，參見Tsogas, id. at 149-164, 有甚詳盡之說明，由於此一協定所涉及之層面甚廣，將在日後另以專文詳做說明。
[108] 關於對此一協定持負面看法者，參見Comment, supra note 104, at 446-454及Note, id. at 136-141.
[109] 關於此點，參見Lasala, supra note 55, at 341-346.
[110] 關於此點，參見Perez-Lopez, supra note 105, at 473-474.
[111] 關於美國政府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這方面之努力情形，參見Harry Arthus, Reinventing Labor Law for Global Economy: The Bejamin Aaron Lecture, 22 Berkeley J. Emp. & Lab. L. 271, 286-291 (2001); Christopher L. Erickson and Daniel J.B. Mitchell,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with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Agreements, 3 J. Small & Emerging Bus. L. 41, 47-56 (1999); Robert Hows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3 J. Small & Emeging Bus. L. 131, 135-148 (1999); Note, Integration of ILO Core Rights Labor Standards into the WTO, 39 Colub. J. Transnat’l L. 555, 561-569 (2001); Gregory Shaffer, WTO Blue-Green Blues: The Impact of U.S. Domestic Politics on Trade-Labor, Trade-Environment Linkages for the WTO Future, 24 Fordham Int’l L. J. 608, 625-644 (2000);及Gary W. Vause, Labor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51 Lab. L.J. 86, 92-93 (Fall 2000).
[112] 關於此一決議之內容，參見焦興鎧，〈國際勞動基準之最新發展趨勢―兼論對我國之影響〉，載同作者，《勞工法論叢（二）》，頁95（民國九十年），此外，亦可參見WTO, supra note 62, at 1.
[113]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文，頁964-967。
[114] 關於此一階段美國與國際勞工組織之關係，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3文，頁534-538。
[115] 關於此點，參見Perez-Lopez, supra note 105, at 446-448.
[116]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文，頁950。
[117] 美國政府在一九九一年所批准認可之第一項核心公約，為第一○五號廢止強迫勞工公約〔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No. 105)〕。
[118] 關於此點，參見Perez-Lopez, supra note 105, at 437.
[119] Pub. L. No. 103-306, 108 Stat. 1608 (1994).
[120] 關於此點，參見Lance Compa,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Rights: A Failed Connection, 31 Cornell L.J. 683, 695-696 (1998).
[121] 關於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在建構國際勞動基準上所扮演之角色，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32.
[122] 關於此點，參見OECD, supra note 48, at 25-73及OECD, supra note 41, at 17-30, 均有詳盡之說明。
[123] 關於此一指導原則之說明，參見焦興鎧，前揭註105文，頁43。
[124]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74-175.
[125] 關於較早期之發展情況，參見Perez-Lopez, supra note 105, at 462-468, 至於在成效方面之評析，參見Jennifer Bol, Using International Law to Fight Child Labor: A Case Study of Guatemala and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13 Am. U. Int’l. L. Rev. 1135, 1201-1209 (1998).
[126] 19 U. S. C. §§ 1202-1681(b) (2000).
[127] 關於此一事件之報導，參見Note, Can the Tariff Act Combat Endemic Child Labor Abuses? The Case of Côte d’Ivoire, 82 Tex L. Rev. 1315, 1315-1316 (2004).
[128] 關於此點，參見Hong, supra note 78, at 62-69, 此外，亦可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94-195，由於此一議題牽涉頗廣，且爭議性相當高，將在日後另以專文詳述。
[129]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同前註，頁192-193，此外，亦可參見本演講後揭 (4) 部分之說明。
[130] 關於此點，參見Hong, supra note 78, at 58-60.
[131] 關於此點，參見Note, supra note 127, at 1346-1347.
[132] 關於我國早期在美國壓力下從事勞動法制及措施改革之說明，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86-496，有甚詳盡之說明。
[133]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00-102.
[134] 關於此點，參見George Tsogas,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Eur. J. Indu. Rel. 349, 360-365 (2000).
[135] 關於此點，參見M.J. Dennis, The ILO Convention on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r, 93 Am. J. Int’l L. 943, 947-948 (1999).
[136] 關於此點，參見ILO, supra note 17, at 15.
[137] 關於此點，參見Dennis, supra note 135, at 947 n.28.
[138]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32.
[139] Id. at 117, 此外，亦可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90。
[140] Id.
[141] 關於對此一事件之詳盡說明，參見焦興鎧，〈中共監獄勞工產品輸美所引起之爭議：1990-1994〉，載同作者，前揭註84書，頁468-476（民國八十九年）。
[142] 關於此點，參見Hong, supra note 78, at 58-60.
[143]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89。
[144]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82-484。
[145]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88。
[146] 同前註，此外，亦可參見Note, supra note 64, at 649-650.
[147] 同前註，此外，亦可參見本演講前揭（五）部分之說明。
[148] 同前註，頁188-189，此外，亦可參見Note, supra note 64, at 651-655.
[149] Pub. L. No. 106-286, 114 Stat. 880 (2000).
[150]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150-151, 至於對這種勞動人權分類之質疑批判，參見Lasala, supra note 55, at 337-338.
[151]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id. at 162-164.
[152] 關於此點，參見徐揮彥，前揭註文，頁252-254，有甚詳盡之解析，此外，亦可參見Comment, Outlawing the Trade in Child Labor Products: Why the GATT Article XX Health Exception Authorizes Unilateral Sanctions, 51 Am. U. L. Rev. 1223, 1241-1246 (2002), 主張引用衛生之例外條款，但難度亦高。
[153] 同前註，頁259-262。
[154] 關於美國本身童工問題之嚴重情形，參見Arat, supra note 13, at 180, 此外，亦可參見Seymour Moskowitz, Child Labor in America: Who’s Protecting Our Kids? 51 Lab. L. J. 202, 202-203 (2000).
[155] 關於此點，參見Arat, id. at 178.
[156] Id. at 199 及Note, supra note 64, at 589-593.
[15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141文，頁468-476。
[158] 58 Fed. Reg. 31327 (June 1, 1993), 此一總統行政命令之全稱為Conditions for Renewal of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4.
[159]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77。
[160] 同前註，頁189。
[161] 關於此一事件之始末，參見Karen F. Travis, Women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Worker Rights Provisions in U.S. Trade Laws, 17 Yale Int’l L. J. 173, 184 (1992).
[162]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99.
[163]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57文，頁475-476。
[164] 同前註，頁476。
[165]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35-37.
[166] Id. at 30-31, 此外，亦可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86-187。
[16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2文，頁543-545。
[168] 關於此九項原則之全文，可由下列網站取得：http://www.un.org.partners/business/guide.htm.
[169] Id.
[170]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82文，頁192。
[171] 同前註，頁193。
[172]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3。
[173] 關於此點，參見Hong, supra note 78, at 47-58.
[174] 關於工會在多國籍公司建構此類公司行為準則時所扮演之角色，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77.
[175]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7。
[176] 關於此點，參見U.S. Department of Labor, supra note 72, at 45-48.
[17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7。
[178] 同前註。
[179] 同前註。
[180] 同前註。
[181] 關於此點，參見Tsogas, supra note 54, at 72.
[182] Id.
[183] Id.
[184] Id. at 73.
[185] Id.
[186] Id.
[187] 關於此點，參見Janet Hilowitz, Social Labelling to Combat Child Labour: Some Considerations, 136 Int’l Lab. Rev. 215, 221-228 (1997), 對傳統之作法有相當詳盡之說明。
[188] 關於此點，參見19 U.S.C. § 1307 (2000).
[189] Pub. L. No. 105-61, § 634, 11 Stat. 1272, 1316 (1997) (codified as amended at 19 U.S.C. § 1307 (2000)).
[190] 關於此點，參見Note, supra note 127, at 1315.
[191] Id.
[192] Id. at 1346.
[193] 關於此點，參見art. 2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194]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2文，頁546-547。
[195] 關於此點，參見成之約，前揭註7文，頁98-103。
[196]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68文，頁48。
[197]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前揭註1文，頁91。
[198]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憲章之規定，要成為此一聯合國附屬專門機構之正式會員國，必須是聯合國之會員國始可，我國既已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除非能重新取得入會之資格，否則即無成為該組織會員國之可能。
[199] 目前我國分別以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及臺灣勞動法學會兩個民間團體之名義，參加與國際勞工組織有極密切關係之國際勞資關係協會（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 IRRA），以及國際勞動法與社會安全法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ISLSSL）之相關活動，表現甚為積極，但現因中共急欲入會，勢將面臨會籍保衛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