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府素具垂直的本質,然而在新的治理體制下,已出現水平化政策管理、多部門協力、跨機構合作等治理網絡需求,亟待政府以等同之「治理能力」回應。面對著公共需求愈來愈多,資源卻愈來愈少,政府不得不擴大民間的參與的深度與廣度,藉以構建「公共管理社會化」(public management socialize)的根基,並活化暨擴大其服務範圍與輸送機制之「分母數」、「基本面」,把「政務業務」的餅做大,體現「公共服務民間化」(public service privatization)。新治理模式下異質部門間之夥伴關係,不同於同質部門間之「府際管理」,需要透過「組際學習」瞭解彼此需求,並從中體會到關鍵不在分工多寡,而在合作聯盟是否奠基於厚實的信任基礎上。傳統在「層級節制」(hierarchy)與「市場機制」(market-based)兩極光譜中探求突破「難以治理」(ungovernability)困境的做法,超脫不了左派願景、右派工具的系絡盲點,事實上,在當前資源聯結與整合需求下,「網絡」(network)是調解與貫穿政府與市場的有效治理基礎,它是拓大社會參與的途徑,深化公民參與的理念,也是具體實踐「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治理模式。面對此一新治理模式的政府再造風潮,吾等不禁要思考在資源聯結的互賴網絡下,「公共管理社會化」之實質意涵為何?有效的優質經營策略有那一些?如何加速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經營?本文即以上述上層根源的探究基礎,針對普遍被英美用以推動公辦民營委外措施的「總量管制」(global quality management)之相關概念,探究其理論基礎與推動策略,俾作為優化委外經營的新思維,並從中營建再造公共服務格局、活化「公辦民營」的經營策略。

關鍵詞:總量管制、委外經營、簽約外包、「公共管理社會化」、「公共服務民間化」、治理網絡、「組際學習」。

壹、前言

『世界經濟論壇』今(90)年九月六日公佈最新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在全球競爭力與「競爭潛力」的排名,均較去年後退,其中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由第四名降至第十一名,「競爭潛力」的排名則由第十九名降至第二十一名(聯合報,89.09.07);而同一天台北美國商會亦發表2000/2001台灣白皮書,指出阻礙台灣經濟的真正威脅,並非天災或如政治人物宣稱是來自海峽對岸的侵犯,而是來自產能過剩且缺乏競爭力與透明化的金融服務。根據該會會員調查中,八成二以上美商認為,在台灣投資,「政府」是最大阻礙,其中,行政協調性不足更是危害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及推動亞太營運中心等相關法案之要因(中時晚報89.09.09),顯見如何重建暨提昇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能力是當前之重要課題。

面對著政府財政短絀、資源愈來愈少,但公共服務需求卻愈來愈多的「難以治理」(ungovernability)情境,政府亟待調整公部門單一提供服務的角色,企求藉以活化(revitalizing)公共治理,擴大其服務範圍與輸送機制之「分母數」、「基本面」,把「政務業務」的餅做大,體現「公共服務民間化」(public service privatization)(李宗勳,民83與87)、「公共管理社會化」(public management socialize)(李宗勳與范祥偉,民89;Rhodes,1996;Stoker,1998)。

貳、「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治理需求

政府素具垂直的本質,然而在新的治理體制下,已出現水平化政策管理(horizontal policy management)、多部門協力(inter-department partnership)、跨機構合作(collaboration across agency)等治理網絡需求(台北市研考會,民89),亟待政府以等同之「治理能力」回應。面對著公共需求愈來愈多,資源卻愈來愈少,政府不得不擴大民間的參與的深度與廣度,藉以構建「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根基,並活化公共服務的機制。新治理模式下異質部門間之夥伴關係,不同於同質部門間之「府際管理」(intraorganization management),需要透過「組際學習」(interorganization learning)瞭解彼此需求,並從中體會到關鍵不在分工多寡,而在合作聯盟是否奠基於厚實的信任基礎上(李宗勳,民89a)。

Guy Peters 在「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The Future of Governing:Four Emerging Models)乙書中指出市場式(market model)、參與式(participatory model)、彈性化(flexible model)、解制型(deregulating model)等四種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Peters,1996;孫本初等譯,民89年),然而,筆者基於此四種治理模式仍然以政府管制之「層級節制」(hierarchy)與「市場機制」(market-based)為兩極光譜的傳統思維,超脫不了左派願景、右派工具的系絡盲點(詹中原,民89)。事實上,在當前資源聯結與整合需求下,「網絡」(network)是調解與貫穿政府與市場的有效信任基礎,它是拓大社會參與的途徑,深化公民參與的理念,也是具體實踐「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治理模式。謹將這種「社會化政府」之特質與其他治理模式做一比較如表一。

模式
項目

市場式政府

參與式政府

彈性式政府

解制式政府

社會化政府

主要的診斷

獨占

層級節制

永業化

內部管制

資源網絡

結構

分權化

平坦式組織

虛擬組織

無特別形式

水平聯結

管理

績效薪給制

全面(團隊)品質管理

多元、臨時僱用制度

最大的管理自由

資源聯結與整合

決策

內部市場誘因

協議、磋商

實驗性應變決策

企業精神政府

公民社群、信任自助

公共利益

低成本

基層員工投入、諮商

低成本;協調

創新;行動力

組際學習、資源共享

表一:五個新治理模式的特質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Peters,G.B.(1996), The Future of Governing: Four Emerging Models, Uni. Press of Kansas改編而成.

未來在各機關公務人力配額受限下,如何運用委外經營途徑讓公共服務的範圍與公共利益擴張,是「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核心要務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李宗勳,民89b)。面對著這種「難以治理」的困境,近年來相關學者致力調整「治理」的新意涵,認為治理乃是指一種新的治理過程,一種對公私部門的價值系統之新視野、對於整個社會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所造成的影響與結果之再省思(李宗勳,民89c;Frederickson, 1997)。面對此一新治理模式的政府再造風潮,吾等不禁要思考在資源聯結的互賴網絡下,「公共管理社會化」之實質意涵為何?有效的優質經營策略有那一些?如何加速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經營?本文即以上述上層根源的探究基礎,針對普遍被英美用以推動公辦民營委外措施的「總量管制」(global quality management)之相關概念,探究其理論基礎與推動策略,俾作為優化委外經營的新思維,並從中營建再造公共服務格局、活化「公辦民營」經營策略。

參、「總量管制」的理論基礎

筆者頃於今(89)年十月份人事月刊出刊之主題專論「簽約外包的理論與經營策略」乙文(李宗勳與范祥偉,民89),概要引介如何將素來運用於工廠與汽機車之空氣品質管制之「總量管制」的概念與策略引進至政府業務的委外經營措施;近來已漸被引進包括高雄縣市政府教育局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員額管制 (高雄市教育局,民89)、教育部對各校大學招生名額總量管制、內政部營建署對大型社區開發案依計劃人口數與可興建住宅總樓地板面積進行管制 (聯合報,88.12.21);甚至連中央健保局為了提昇醫療品質,也計劃採報酬遞減原則,鼓勵醫生配合醫院即將採行之門診「總量管制」,以逐漸減少大醫院門診量,將節省下來的經費用作調整住院費用,而醫院與基層診所也可以由競爭變成分工合作,各盡其職,不僅可以節省醫療資源,還可以提高醫療品質(聯合報,89.09.25)。而陸委會年底計劃開放之「小三通」與明年六月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亦均將採行「限團限量、團進團出、少量管制」的「總額限量管制」(中國時報,89.10.21)原則執行。

這種「總量管制」的觀念與策略,事實上與英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簡稱NHS)之變革管理過程中採用之「總額預算制度」(global budgeting system)、「內部市場」(internal market)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有關,廣泛進行服務輸送的改革與內部市場機制的引進。謹逐一陳述如次。

一、「內部市場」的競爭機制

「內部市場」此一先驅性概念是由Forrester於「企業的新設計」(A New Corporate Design)論文首先提出,指出為因應技術複雜、高度不確定以及持續迅速變遷的外部環境,新的組織應被設計成更具市場機制的特質。後來他的學生Halal、Ackoff等以該篇論文為基礎,分別從組織理論與管理科學進一步探索,認為內部市場化組織是一種「後設」結構(meta structures)或「超」結構(super structures)(Forrester,1965)。

有關「內部市場」概念的闡述及運用,目前以「歐洲共同市場」的國際貿易網路、英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以及公私部門進行基進事變革(radical revolution)的策略(註一)。傳統權威控制下的獨占結構與主從關係,不僅無法增進組織的效能,更容易造成組織資源的誤置與浪費,加速組織成員間的疏離與衝突。市場機制才是提昇組織效能的誘因,在組織內部自由競爭下,成員個別自利行為所引發的自律,更能規範併導引組織成員達成既定目標,併促使資源的運用更具效率。

此乃著眼於人們對外部環境及變遷經常素手無策,只能對所創設的組織加以再造,藉由拋棄組織內部的獨占並引進市場機能來活化組織內部的結構。一般而言,內部市場化的原則約略可歸納為(Halal, W.E, Geranmayrh, A and Pourdehand,J.eds,1993):

(一)仿傚市場機制透過績效控制與自主措施,將層級節制轉型為內部企業單位,可較彈性地與組織內外單位進行交易與競爭,擴大其效率優勢。

(二)創設一個經濟的基礎設施以指導決策,包括配套誘因與指標測量、事業中心制。

(三)運用領導促進協力合作機制,以利協調聯結,並強化統合調節。

美國史丹佛大學管理學教授A. Enthoven是最早將「內部市場」觀念引進英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旨在針對由於缺少一些誘因結構可以驅動醫療資源管理者與服務人員追求效率與創新,導致醫師在「論件計酬」支付制度下,偏好給予病人「過度治療」形成資源浪費等現象,因此主張透過「內部市場」改革方案將醫療制度結構區分為「需求面」與「供給面」,促成「購買者與提供者分離」,使基層各區段之衛生局成為服務購買者,也可以替轄區民眾再向其他區段之衛生局所屬醫療機構購買一些醫療服務,此種制度設計的原則是希望「錢能跟著病人跑」(money following the patient),促使每各區段衛生局能為了吸引更多的契約和病人在本地就醫,而努力提高服務水準並降低成本(Thatcher, 1993;張世杰,民89)。屆時運用於我國則配合機關總員額法之立法工作,透過員額控管促使各機關「業務隨著員額移撥而委外」,逐年將適合民間參與之公共服務轉由私部門提供,政府則擔任「購買者」或「監督者」。

二、「總額預算」的策略價值

為了避免前述英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中,各區段衛生局較無法直接購買民眾真正的醫療需求,形成「獨賣者地位」,因此英國衛生部長Clarke 提出「GP基金持有者」(GP fund holders)構想(張世杰,民89),讓一些註冊病人數目較多且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醫師可以申請成為「GP基金持有者」,政府每年透過區段衛生局發給一筆預算,俾供其購置手術治療與門診服務。透過這種「總額預算制度」設計可以提供一個積極的誘因,讓這些「GP基金持有者」能夠為其病人購買到成本較低廉但服務品質不錯的醫療服務,因為當他們能夠節省這方面的開支,所剩下來的預算餘額可以充作改善其診所設備之用;當然還需要其他配套措施來監督「GP基金持有者」切實將錢花在促進病人醫療福利方向上。

這種「總額預算」制度旨在透過制度設計過程創造一個可以促進學習與創新的機制。在公共管理逐漸走向「社會化」,民間亟度期待「社會力政府」的到來之際,採用「總量管制」的委外經營理念與措施,是政府自我鬆綁、提昇公共生產力的有效治理策略。歐美國家為了加速解制,揚棄部分採購法規,允許個部門自行購買大部分的用具與服務,未了防弊責加強審計規範與事後監督,諸如澳洲、紐西蘭與瑞典的中央財政機關採用「寬額預算」(bulk budgets)(同「總額預算」),對於如何使用預算給予相當大的空間,使管理者庸有較大的行動自由與苛責問題(孫本初等譯,民89)。

依據國外經驗,推動委外經營總量管制的成敗關鍵,除了要緊密追蹤管制各類政府業務委外比例外,相關的配套管理措施與誘因機制設置也很重要,包括律定原有人員轉任或處理條例、放寬政府業務委外經營流程與手續、以逐年減縮預算編制配額或轉撥新興業務促成機關選擇委外、及以價制量或供給需求調傑委外比例與進程等,亟值關注探究。

肆、「總量管制」的經驗與策略

依據相關專業常模或實務試點建構之適當規模所進行之「總量管制」觀念與做法,亟值引介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歐美各國已針對『國際市政管理協會』(ICMA)於1988年調查劃分之『地方政府服務』包括公共工作與設施public works and utilities)、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健康與社會服務health and human service)、支持性功能support functions)、公園與育樂服務parks and recreation)、以及其他等六種類別,調查中央部會與地方各州採行委外經營的型式與比例,並逐年管制委外比例與檢討阻擾因素;一般而言,以健保、社會服務、交通之政府業務的委外比例較高,而採行之委外型式以「簽約外包」最為普遍,佔委外經營之78%(李宗勳,民87與民89f)。我國過往的成功案例有國有財產局與台北凱悅飯店、台北市政府與麗晶酒店之BOT的合作模式,新近較受矚目與好評的案例則有:

(一)墾丁車城後灣「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於今(89)年二月二十六日開管經營,首日擁進遊客二萬餘人,惟因礙於員額限制人力嚴重不足,且國家財政拮据,無力支應續建第三館「世界水域館」,遂透過公開競標將經營權讓度民間「海景」公司,致力海洋生物研究與監督業者,本案為國內第一件民間參與文教設施的案例,可為國家爭取以下利益(註二):

1.民國94年以前每年給付五千萬元隻訂鵝權利金。

2.民國94至113年(合約期程為25年),每年一營收比例給付權利金,並有最低保證權利金。

3.每年一稅收盈餘3%成立極捐助「海洋發展基金」。

4.分年給付回饋金總額12.8億元。

5.節省100人以上公務人員編制與其薪俸、保險、退休金。

6.節省政府每年之水電、營運、汰置經常費用數億元。

7.引入民間21億元保證金,投資第三館及周邊設施之建設(預計95年完工)。

8.為地方及社會創造非公務就業機會200餘人,最終將達400人。

(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大樓」

人事行政局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頃於89.10.21落成啟用、具有五合一功能(可提供一千人開會、八百人上課、360人住宿)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大樓」(註三),基於維持良好服務品質、節省人力二百人及每年至少二億元之營運、管銷、維護與人事費用,乃在不影響政府既定公務人力教育訓練及會議目的原則下,開放競標委託福華飯店經營,係公私部門共享空間、時間之首案合作模式(除住宿與餐廳設施委由專營外,會議用地則採取平日星期一至五時段歸屬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使用,星期六、日則歸屬浮華飯點,彼此間得以交換時段與場地互用),充分顯示在資源聯結的新體制時代,政府與民間異質部門間的協力模式將趨多元化、彈性化、共享化,本案預計可為國家爭取下列利益

1.十年合約期間可節省9億元管理維護費、一億元投資設備及重置費用、十億元人事費,合計二十億元。

2.每年給付定額三千萬元權利金。

3.每年依營收比例給付4.6%的權利金。

4.公私協力經驗有助培育政府後續接手經營之專業能力。

未來我國在以「總量管制」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經營過程,宜針對過往只偏重於「執行階段」再開放民間競標參與,忽略「規劃階段」的民間參與意願、能力之調查與參與可行性分析、「評估階段」的指標共構及檢討調整,至陳義過高或一廂情願,亟待改正。對我國而言,「總量管制」對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策略具有下列啟示價值(白佳慧,民84;張世杰,民89):

一、「公辦民營」、「簽約外包」

當前我國「簽約外包」中「公辦民營」的執行工具之制度設計與推動動因,與英國採用之「內部市場」極為相似。英國之「內部市場」原本期望在醫療服務「提供者」與「購買者」間注入市場競爭,然而因雙方簽訂的尚屬一種「總括式契約」(block contracts),不僅較難發揮一般市場上之議價功能,也導致服務契約管理成本過高暨有利於寄存醫療院所享有某種地域性壟斷優勢。

有鑒於此,台灣健保局再研採以「總量管制」的新政策過程中宜思考「公辦民營」,在保險人的市場競爭程度可以為醫療資源分配的效率帶來多少好處?而改革健保制度、挽救財物沉苛的關鍵為何?如何降低「非必要的就醫行為」以及運用「總額預算」制度糾正醫療提供者之過度與浪費醫療行為(註四)?這種內部市場機制的運作涉及從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組織轉變為以契約為基礎的組織,牽涉諸多市場交易所衍生出來的法律及服務品質監督的問題。「內部市場」改革方案對英國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的整體運作效率雖然有所改進,但因服務購買者與提供者間為了契約關係所建立與經營所必須付出之行政管理成本上漲的代價而褒貶互見,對「公平性」、「服務品質」、「消費者選擇機會的促進與回硬性」等評估亦有精進空間(張世杰,民89;李宗勳,民88)。此外,政府業務委外經常引起爭議的上包括,政府業務委外後所產生的「空洞化」問題以及如何避免政府獨占經由委外後變成「私人寡占」,凡此都是問題,但有問題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如何透過「契約設計」、「部分負擔比例」以及「監督能力培訓」等制度,甚至如何研擬結合「需求面」與「供給面」之交易成本機制、誘因配套,強化政府官僚於委外過程的「水平治理」能力,深值我國在引介過程加以關注。

二、「總量管制」

以英國財物控管極為嚴密之「全民健康服務體系」和美國充滿競爭機制且迄未實施全民健保制度的醫療體系相比,英國人顯然擁有較公平的就醫機會,而美國則有許多人沒有健康保險得以依靠。然而,英國強調公平和規劃管制的醫療制度卻形成「低度治療風險」,醫師較不願意創新醫療技術;相對的,美國公私立保險制度以「論量計酬」,則容易犯了「過度治療風險」,在各種經濟誘因下更樂意嘗試各種創新的療法(黃源協,民86)。因此,如何在英美兩國的制度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是關鍵。亦即如何在「總量管制」(「總額預算」)規範下,搭配一些「論量計酬」、「免健保費而採自付上限制」或「部分負擔」的誘因設計等配套措施是關鍵。

未來我國在以「總量管制」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策略方向:

(一)「近程」

1.經建會規劃委外研究各類型業務共通部分之規範,包括事前的成本效益評估、履約監督、爭議處理、人員安置、委外終止的回復與推動機制等,對涉及公權力業務委外專章規範,強化公共利益的保障(註五)。

2.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經建會、研考會、主計處成立『政府施政目標及作業流程體檢小組』實地評鑑,據以策訂委外原則、委外類別、委外進程草案。

3.委託學術研究建立委外經營之比例與『總量管制』常模。

4.由上述機關成立「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總量管制』小組」進行管制推動。

5.運用符號、成果發表帶動風潮、共構委外經營願景。

6.縝密聯結委外項目及執行工具。

7.嚴密契約設計、委外法制與執行管理

(二)「中程」

1.以簽約外包具成效之機關為概念館、試點(show room),邀請觀摩研討;邀請觀摩研討以及選定委外可行性較高機關籌組「評鑑團」進行時的評鑑。

2.策辦『施政簽約外包活化或策勵營』促進員工學習。

3.縝密評估簽約外包與精簡機關員額、疏通政府總體人力需求、成本效益之目標。

4.掌握『消費者、公民、顧客』之脈動。

5.推動『傾聽公民運動』。

6.強化政策統合、溝通與行銷。

7.輔導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與聯防。

(三)「遠程」

1.組織蛻變四“R”(包括結構再造、文化再造、精神再造、基礎建設再造)。

2.尋求擴大委外利基。

3.研擬委外專法。

伍、結語:跨越治理斷層的根本在於「思維模式」

自覺是治療與學習的開始、也是改變的起點,更是跨越斷層的基礎。政府再造的根本在於「思維能否鬆土」,思維邏輯能否有效轉化、提昇,進而帶動心態的調整與實際改革意願。新政府的思維再造要從認清「新的治理觀隱喻政府如何被有效的參與、瞭解,進而有效監督與管理之再造方式」,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變革」帶來新的風貌、新的方向,也增加許多「可能性」,但同時潛存政治或執政風險。因此建立與發展一套適宜之規範、制度與規則是關鍵且迫切,讓我們期待再造一個「社會力政府」(李宗勳,民89e)。

面對九二一重建之路似乎如此遙不可及,吾等忍不著要問一聲「究竟問題何在?」依筆者的觀察與參與災區重建的心路歷程發現(註六),「官僚心態」是災區重建的最大阻礙,從中央到地方、從縣市長到鄉鎮長、民代,經常把災區重建當作政治工具在使用,因此不難發現部分縣市政府基於「利益考量」、「本位主義」把協助重建的慈善團體擋在重建門外。要跨越九二一斷層,需要扭轉整各地方政治生態,調整政府部門的官僚心態,對此,「革心」要先革除「舊思維」,只有當多數地方官僚與民代懂得以「新視匡」、「新理念」欣賞民間的能力、不猜忌民間的參與,具誠信寬容的「夥伴關係」才能建立,地方的災區重建才能落實「社會化」,讓「社會力」向上提昇、「政治力」向下式微(李宗勳,民89f)。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近作「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乙書中指出斷裂與重建在人類歷史上一再出現,而重建的力量來自新的社會與道德價值,強調「個人自律」、「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要大家一起來決定國家的命脈,並且人人由自身做起」(張美惠譯,民89年),這將是台灣未來到底是「向上提昇」或「向下沉淪」的關鍵,也應該是歷經「九二一大地震」、「八掌溪事件」與、「高屏大橋斷橋」後應有的前瞻性政府治理新思維。對此,筆者建議各黨派不僅要凸顯各自的執政能力與優勢,更應該彰顯如何針對彼此差異(包括族群、兩岸、城鄉)、區域資源進行協調統合與聯結,如何對使用資源的方式進行創新加值而不僅止於分配排擠,如何扭轉官僚「化可能為不可能」之心態,如何植根公務人員正確面對風險之危機管理意識,以及促成中央與地方、民間與政府之「共享治理」的夥伴關係,以及具競爭力的委外經營策略等包容異質、水平整合的優值治理策略。這種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新治理模式似乎比較被當前的社會大眾所期待與接受的,而比較符合我們未來的展望與出路。

在推動政府職能轉換過程,政府的相關活動與人士需要不斷被「社群化」,缺乏社區參與、公民性的政府再造,其帶來的進步經常與自己脫節及與自己矛盾,難能有永續發展的動力。吳英明教授表示「在全球化趨勢及民主化潮流之下,我國同時面對國際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的壓力與挑戰。政府部門必須學習與人民及企業共構願景,同時在願景共構過程中激勵參與散播感動力。政府追求願景的想法與動機會遠比願景本身更能激勵社會」(吳英明,民89)。本文研究發現「總量管制」的理念與策略值得推介至政府業務委外,俾期加速促成「公共服務民間化」與「社會化政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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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如英國的「續階計劃」(The Next Steps Initiative,1988)以及紐西蘭之「政府組織法」(the State Sector Act,1988)等採取組織結構地基進式變革,使政府運作更具分權、彈性與競爭機制之內部市場化特質。

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第一館為「台灣水域館」(89.02.26開館)、第二館為「珊瑚王國館」(預計90年4月開館),全區60餘公頃,係政府重點支持之文教博物館;筆者於89.11.06至07應邀前往參加「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研習會」並發表專題演講,期間與該館幹部林秘書忠孝、科教組吳組長國南等多所接觸,交換諸多該館委外經營的理念與問題;並聽取該館方力行館長「海生館BOT的目的與其理想」之論文報告。

三、該大樓佔地一萬三千餘坪,地上十四層、地下三層,兼具教學、研究、會議、生活、休閒藝文等五合一之五星級設施標準;經建會於89.11.04至05舉辦之「全國知識經濟發展會議」即於該館卓越堂及各會室召開,在民間專業經營管理下,當日之會議流程與用膳接待均甚獲好評。該次會議筆者亦應邀參加第五分組「建立顧客導向服務型政府」、第三子題「規劃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如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與談人,與人事行政局朱局長及相關與會人士進行對話,對理論與實務之交流及應用甚具助益。

四、對此長庚醫院董事長王永慶先生以全版篇幅在中國時報89.11.06第十四版批評健保局將採行之新制,文中有諸多具可行性值得參考的建議意見

五、目前經建會亞協中心頃於89.02委託劉宗德教授主持完成「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類型及程序之研究」報告,對相關委外法理有極深研究分析。

六、筆者於89.10.21應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之邀前往擔任「府際關係與震災重建學術研討會」評論人,令與會人士最感震撼的不是埔里地區尚未重建之景象,而是會場佈置之二幅主題文字:「They A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他們沒有做錯事)、「They Are Just Not Doing Anything Right」(他們只是沒有做對一件事),凸顯目前中央到地方政府雖認為重建過程盡心盡力,惟災區民眾卻將這一份「公共服務」的心力視為徒勞無功的「勞動服務」;際此益加說明「政府的職責不僅在於『要把事情做好』(to do the thing right,效率觀),更重要的是『要做正確的事』「」(to do the right thing,效果、效益觀)」,而且不僅要做好(Do Good),還要生效(Do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