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議院」和「國會」都是翻譯西方議會制度時使用的中文詞彙，但自清末引介這套制度之始，難免有意或無意地以自身的文化思想與經驗來理解。因此，在清末民初認知中的「議院」和「國會」，勢必蘊含了有別於西方議會制度的理論、思想或指涉。在本文的分析中將指出，「議院」基本上是從「謀及庶人」的傳統思想為理論基礎，並為一種擴大參與議政的官制；而「國會」一詞的產生則與「國民」概念的興起有關，且「國會」強調的是其為象徵國民主權的機關。
壹、前言
近代中國從1898年戊戌變法到1905年清廷下詔預備立憲之前，認為唯有實行「民權」制度才能救國與強國的政治菁英及知識份子們，他們所提出的具體主張即是「開議院」或「開國會」。「國會」一詞的提出較「議院」為晚，而在以往相關的研究成果中，則未注意清末民初使用「議院」與「國會」時，是否在概念的內涵上已有不同？例如，孫廣德教授論及清末「君主立憲派」與「民主立憲派」所主張的立法機關時，對於掌立法權的「議院」認為亦稱「國會」或「議會」[1]。換言之，孫教授認為「議院」、「議會」與「國會」等詞彙無論在「君主立憲派」或「民主立憲派」的認知中，只不過是皆用來指稱「立法機關」的不同名稱。
儘管「議院」和「國會」都是指立法機關，但清末民初使用這兩個不同的詞彙，似乎透露出對兩者的性質與功能應仍有不同的看法。其次，開議院與開國會雖同樣為清末政治改革的訴求，但清廷當權者面對被要求改革甚至被推翻的情勢下，這兩個詞彙或許還分別具有「改革」及「革命」的義涵。再者，清末所提出的開國會主張，在民國肇建後不久即得到了實現，但何以歷經實行國會制度的失敗經驗後，「國會」一詞已不復見於正式的法律制度中？基於此，本文遂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清末民初在時間序列上曾分別提出了「開議院」及「開國會」，乃因這兩個詞彙係用來指稱性質、地位與思想淵源並不相同的制度。
應先做說明者，本文主要係就「議院」與「國會」的涵義加以討論與釐清，而對清末即已使用且延續至今的「議會」一詞，則不另再多所著墨。基本上來說，清末民初使用「議會」一詞的語境(context)，或是用來指西方擁有上、下兩個「議院」時的總稱，或是用來同時泛指「議院」及「國會」，也可能是指個人聚集所組成參與議政之團體。故而，「議會」一詞的概念較為「中性」，不若「議院」和「國會」二詞乃為政治改革上的不同主張。因此，本文在以下的討論中，除了據以研究的文獻原本使用「議會」一詞外，若是泛指「議院」及「國會」或對據以研究的文獻無法判定究係指「議院」或「國會」時，也將概括地以「議會」一詞據來表達。
貳、「謀及庶人」和「通上下之情」的議院
近代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視英國為強大的君主國家，而較早認為國家強盛與政治制度間具有關係的官紳士大夫們，便開始以英國為典範來構思中國的富強之道。並且，當他們發現英國不僅有個皇帝，另外還存在個「巴力門」(Parliament)時，有識之士便逐漸把圖國家強盛的方法，環繞在「巴力門」制度的探討與發為主張上。例如，梁啟超在1896年發表的〈古議院考〉一文中，開宗明義即謂：「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2]，說明了當時知識份子把國家富強和「巴力門」取得了聯想。
基本上，Parliament係來自法文的parlement，原意是指發言(talk)或討論(discussion)，並引伸為人們討論事情的會議(a meeting)或集會(an assembly, a court)。而且，「巴力門」雖然一定是「立法機關」(legislatures)，但制定法律卻並不必然是「巴力門」最重要的功能，且也並非所有的立法機關都是「巴力門」[3]。因為，諸如合法化政府的政策、提供意見表達的管道、監督政府的作為及培育政治領袖等，這些都是比制定法律還要來得重要的功能[4]。同時，若就「巴力門」一詞所應界定的特徵來說，其應該是指商議的(consultative)或集思廣益的機關，故「巴力門」最重要的意義，應在於它是一種辯論式的殿堂，而為可公開討論和審議政策及政治議題的論壇(forums)[5]。
根據大陸學者方維規的整理，Parliament到了1890年代還沒有基本統一的譯法，但以下的詞彙在當時指的都是Parliament[6]：
公會，國家公會，國公會，國會，國政公會，辦國政會，巴厘滿衙門，巴厘滿，會議，公會所，總會，議事廳，公議廳，議會，議政院，集議院，議士會，民委員會，國大公會，議院，會堂，開會堂，議事院，議堂，巴力門會，巴力門，拍拉蠻，聚謀國事之大會，議事亭，公議院，民選議院，全國公會。
在上述所列各種翻譯的詞彙中，我們可發現「巴厘滿」、「巴力門」及「拍拉蠻」係直接採音譯，甚至還用了帶點鄙視意味的「蠻」字。此外，如「巴厘滿衙門」和「巴力門會」的譯法，意味了對Parliament的理解已涉入了中文裡「衙門」與「會」的意義[7]。換言之，這些詞彙儘管都被用來翻譯Parliament，卻因涉及了翻譯者個人的理解，而未必即符合Parliament的原意。同時，「議院」、「議會」及「國會」為後來最常使用而至今仍保留下來的詞彙，且這三個詞彙也可能意味了對Parliament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四洲志》中初步觀察：官衙
鴉片戰爭是迫使近代中國張開眼睛看到天朝以外世界的開端，在廣東禁煙而處於第一線與英國接觸的林則徐，則為最早體認需要了解「蠻夷之邦」的中國官員。而林則徐命幕僚翻譯並經其審閱定稿的《四洲志》，當可作為中國人引進西方議會觀念之始。
林則徐雖是最早注意西方議院或國會制度的中國官員，但受限於本國之經驗，使他所介紹的西方議會制度，則偏向於放在「官規官制」的意義上來理解。不僅如此，由於書中對於相關名稱皆採音譯，即連現今具備辨識英文與西方議會知識之背景者，讀來尚感吃力且了解程度有限，更不知當時知識份子讀來能有多少正確的認識？例如，該書是在介紹英吉利國的「職官」時，提及了有「律好司衙門，管理各衙門事務，審理大訟」，又設有「巴厘滿衙門」，而凡遇國中有事，理各部落之事的「甘文好司」即至「巴厘滿衙門」會議政事[8]。若基於對英國巴力門制度的了解，並從前後文對照來猜測，「律好司衙門」指的應該是「貴族院」(House of Lords)，「甘文好司」則是指「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而「巴厘滿衙門」則為Parliament。
值得注意的是，《四洲志》對於巴厘滿衙門在「政事」方面與國王之關係，下面的敘述則較易讓人理解[9]：
凡國王將嗣位，則官民先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國王裁奪，亦必由巴厘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成行之人交巴厘滿議罰。凡新改條例，新設職官、增減稅餉及行楮幣，皆王頒巴厘滿轉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則權在國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歲終會核於巴厘滿，而行其黜陟。
所引上文雖然大致貼近英國「政事」的實情，但卻因未能體察出「民」在國中大事上的決策角色與權力，而讓人覺得英國國會乃為合「君」、「官」、「民」之力的制度。當然，這恐怕除了語言的隔閡外，還可能受限於本身的文化背景，以致影響了理解的程度。或者，也可能為避免觸犯忌諱，而在翻譯時做了「調整」。例如，「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的敘述即是，且所謂「國王行事有失，將成行之人交巴厘滿議罰」的意義，也應是指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但是，這句政治諺語的實質精神，卻是指國王已為無實權的虛君元首。
其次，《四洲志》中介紹的美國稱作「育奈士迭國」，當是United States的音譯。在介紹美國之政事時，《四洲志》先說明了美國「因無國王，遂設勃列西領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再以「然軍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會議而後行。設所見不同，則三占從二。升調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詢謀僉同」，繼而展開對美國國會制度的介紹[10]。其中，「勃列西領」當係指總統(President或Presidency)，而「西業」則應是指參議院(Senate)。此外，對於總統的任期四年與選舉方式也有說明，並指出先由各部落人民公舉，稱為「依力多」(按：應係指elector)，再經各部落官府詳定，送「袞額里士衙門」(按：應係指Congress)核定人數，與「西業」之「西那多」(按：應係指Senator)、「里勃里先特底甫」(按：應係指Representative，眾議院議員之意)官額相若等等。然後，「暗書彌封，存貯公所，俟齊發閱，以推薦最多者為入選」，則表明了是指投票的方法。然而，這些敘述所要介紹的，應係指總統選舉人團選舉人的額數與投票，但我們看到這裡使用了「官額」與「推薦」的詞彙，意味了是從「舉官」的方法之意義上來理解「民意代表」。
事實上，《四洲志》對於美國和英國國會制度的介紹，均未說明所以產生該一制度的原因。因此，雖然介紹了美國設「袞額里士衙門」一所，並分列司國中法令之事的「西業」與「里勃里先好司」(按：應係指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二等；也對在「西業」執事的「西那多」是由每部落公舉二人充之與任期六年，以及在「里勃里先好司」執事的「特底甫」(按：推測係指Representatives一字中末尾tatives的音譯)，是由各部落核計四萬七千七百人中公舉一人充之與兩年任期等。但是，卻未能進一步說明採行這些制度的理由。因而，該書儘管還介紹了「西那多」的職權是「如遇軍國重事，其權固操之勃列西領，亦必由西那多議允施行」，以及「特底甫」的職權為「凡國中徵收錢糧、稅餉，均由特底甫稽核。官府詞訟，則特底甫亦可判斷」，但除了另說明「西那多」及「特底甫」之被舉薦，須分別「必居首區九年，而年至三十歲者」及「須居首區七年，並年至二十五歲者」外[11]，並未涉及這些制度所蘊含的「國民代表」或「國民作主」等的概念。
最後，《四洲志》中對佛蘭西國（法國）議會制度的介紹，則僅簡單地說：「設占馬阿富衙門一所，官四百三十員，由各部落互相保充，如英國甘文好司之例」[12]。由此看來，《四洲志》中雖然介紹了英、美及法國的議會制度，但由於是從「衙門」與「官員」的角度來理解議會的設置與議員的推舉方式，故就西方議會制度所應表彰的民主思想而言，《四洲志》對當時知識份子的啟蒙作用應該不大。然而，若就後來著眼於「通上下之情」的功能，或是君主應該結合人民力量的「民權」思想來說，則或許具有一定程度的啟發作用。
二、議院的屬性：君民共主的議政官制
梁啟超自承他「言西政，必推本於古」，故乃有前已提及的〈古議院考〉一文[13]。然而，對於「巴力門」概念的引介，梁啟超則指出翻譯成中文「議院」一詞乃屬新創，蓋「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14]。為什麼當時如梁啟超等知識份子，會首先選用「議院」一詞來表達「巴力門」的概念呢？從梁啟超以中國古代本已有的「諫議」制度類比「巴力門」來看，他多少已將「巴力門」的功能，理解為如漢代的「諫大夫」、「博士」或「議郎」等「言官」。因此，「議院」一詞中「議」字，首先便意味了一種古代本有的「言官」制度，表達的是一種皇帝讓臣子議政或諫言的概念。
其次，「議院」所以稱之為「院」，可視為表達政府官署的稱謂。亦即，將「巴力門」翻譯為中文「議院」，還意味了把「巴力門」看成是個政府所設的官署或機關。考「院」這個字在唐朝時代最常為使用，無論皇宮中的處所、政府機關、寺廟道觀、軍隊的單位劃分及私人住宅等，都可以用「院」字來表示[15]。但是，若從政府機關之稱謂來看，相沿下來的則有「樞密院」、「都察院」、「貢院」、「翰林院」或「大理院」等，都是用「院」來作為政府機關名稱之例。因此，對君主時代來說，「議院」若還用來指稱政府機關，自也應是隸屬於皇帝之下的政府機關。
事實上，在梁啟超之前介紹西方國會制度者，已多所採用「議院」一詞。例如，王韜於1882年所輯成的《弢園文錄外編》一書中，將泰西之立國分成三種：其一為如同中國般的「君主之國」，其稱尊號曰「恩伯臘」（按：應係指Emperor）；其二為如同法國、瑞士及美國等的「民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按：應指President），亦即中國所謂「統領」；其三為如同英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君民共主之國」，其稱號曰「京」（按：應指King），即中國所謂的「王」[16]。王韜同時還認為，這三者實質上的差別在於「惟其國政令有所不同而已」。對此，他進一步解釋說[17]：
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論者謂，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壹，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
王韜對泰西立國三種方式的介紹，著眼點乃在於誰是「一國之主」。此處需先略為說明的是，從上引王韜說法的語境中，應該把「民主之國」的「民主」，理解為不是君主世襲的「一國之主」，而為由身份上為人民者經由公舉成為「一國之主」的「民為主」，並不表示王韜當時已將democracy翻譯為「民主」[18]。基於此，或許王韜認為「民主之國」的一國之主也是人民，使得「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因而造成的結果是「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壹，究其極，不無流弊」。所以，王韜心目中理想的立國方式是「君民共主之國」，這是因為有了上、下議院後，使得「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並因能夠成「上下相通」的「君民共治」，而具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
也因此，王韜評價了英國國力強盛而「雄為歐洲諸國冠」與「諸國莫敢與之頡頏」之根本，便在於實施「議院制度」。他說[19]：
所恃者，在上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為民上，若非閭里稱其素行，鄉黨欽其隆名，則不得舉，而又必准捨寡從眾之力，以示無私。
王韜在上述的評價中認為，議院制度能使上下情「通」與君民之分「親」，因而「本固邦寧，雖久不變」。亦即，他是以議院制度使君民能夠「通親」成一家的倫理角度，認為這才是國家強盛的「固本」方法。然而，王韜固然把英國國會制度下的君民共主，理解成在中國三代以上曾經實現過的理想政治形態，但他接下來談到了英國對「官吏」所行的舉薦之法，卻透露出他把英國國會議員理解成了「官吏」。
按英國議會在1858年所通過的「養老金法」(The Superannuation Act)中，已規定了非持有文官考選委員會(1855年成立)考試及格證書者，不得領取退休金的規定，而1870年樞密院令則更確立了公開競爭的考試制度[20]。因此，以王韜寫作的時間來看，他所說的「官吏」應非指英國的常任事務官，且由其所述的「舉薦」之法來看，當可推知即係指平民院的議員。換言之，君主在選擇「官吏」上能夠「以示無私」地准由人民的「捨寡從眾之力」，選出的「官吏」自應為多數人所認同之有賢有德者，而君主再與這些人民舉薦的「官吏」共治，即等於是能夠上下情通與君民之分親的「君民共主」。
簡單來說，王韜把英國國會議員理解成由人民薦舉賢德者所擔任的「官吏」，並認為這些「官吏」和君主間的合作與共治，便能夠因「通上下之情」而使國家強盛。由此可知，王韜所闡發的「上下之情通」的議院觀，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日後由「君民共主」所推衍出的民權及立憲思想[21]。
三、議院的功能：通上下之情與「群心智」
鄭觀應是和王韜同時期的知識份子，他在1893年出版而1896年再增訂的《盛世危言》中，對於英國國會制度的介紹已較為翔實，並認為英國所以富強的原因，即在「君民共主」的議院能夠通上下之情。鄭觀應把英國富強的理由，歸因於國會制度，且他還從國際關係的意義上（即『公法』）[22]，體會出了中國亟待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基於此，他進一步主張應首先設立議院，才能夠使中國擁有主權獨立的條件。就此，他在甲午戰爭的〈議院（上篇）〉一文中說到[23]：
況今日中原大局，列國通商勢難拒絕，則不得不律以公法。欲行公法，莫要於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中國而終自安卑弱，不欲富國強兵，為天下之望國也則亦已耳；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
鄭觀應除認為議院的功能在通下情而得民心外，他還認為議院者，乃「公議政事之院也」，但「美國議院則民權過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國議院不免叫囂之風，其人習氣使然」[24]，故主張中國應仿效英國「君民共主」之議院制度（鄭觀應所謂的『民主』，仍是指平民擔任一國之主）。其次，鄭觀應除認為設立議院可以「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外，還強調議院議員的選舉非舉自一人，而係「選自眾人，賢否難逃公論」，故能為國家得到較好的人才，以共謀國家強盛及因應前所未有的國際社會環境。再者，鄭觀應強調唯有透過議院議員的選舉，才能舉得真正的人才[25]。尤其，他認為漢代的議郎，唐、宋以來的台諫御史，因進用方式與出身門第等原因，均不若「議院官紳均勻，普遍舉自民間，則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鬱，其意公而不私」[26]，因而「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27]。
由上述可知，鄭觀應看待西方國會制度的立場，係從君主在政事的處理上，應該匯集人民的智慧為著眼點，並強調議院具有通上下之情的效用。事實上，鄭觀應對於使中國臻於富強的辦法，雖主張應效法英國國會議員由公舉產生，但在甲午戰爭後則有所修正。此時，他認為開議院尚須有個前提，即「惟必須行於廣開學校人才輩出之後，而非可即日圖功也」，且還要許人民可自立報館，以使民情民謨之下情能夠上達，並進使政府能夠俯順輿情[28]。換言之，他已經注意到了尚不能立開議院的原因，就是後來人所講的「民智未開」問題。
西方民主政治的顯著特徵，即為定期舉辦的「選舉」(election)。並且，選舉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實踐中，主要的意義在於使人民得以控制統治者[29]，以及公共政策做成時，能夠回應民意的需求[30]。然而，鄭觀應後來對開議院尚持保留態度，儘管也考慮了教育水準問題，但主要卻是因他對於西方「選舉」的意義，乃係從兩漢的「鄉舉里選」[31]或《禮記‧禮運大同篇》中「選賢舉能」的思想來理解，認為「選舉」是招納具備才德的「人才」以為國用，而並無選出「民意代表」與控制統治者以保障人權的意涵。所以，後來鄭觀應主張「開民智」是開議院的前提，並認為應先廣開學校而不能立開議院，而這也就是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立憲派所講的「民智未開」。
梁啟超對議院的看法，大致上也依循鄭觀應的思維，他在〈古議院考〉一文中有謂：「問議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32]，則係將「議院」視為得以實現「民權」的制度。並且，他還主張「議政」與「執行」應該區分，而議院即是負責「議政」的政府機關。至於「議院」的組成，梁啟超則曰：「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故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33]。是故，梁啟超多少係將「議院」視為人民可不經由科舉考試，而一樣可以為官議論政事的制度。
此外，梁啟超1896年10月27日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義‧論學會〉的文章中，則視「議院」具有糾集人民心智與力量的功能。他說[34]：
群之道，群形質為下，群心智為上。群形質者，蝗蚊蜂蟻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為群心智之人所制。……。群心智之事則賾矣。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而議院、公司，其識論業藝，罔不由學；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學校振之於上，學會成之於下，歐洲之人，以心智雄於天下，自百年以來也。
要了解上述梁啟超所謂的「國群曰議院」乙句的意思，則首先需要了解「群」字的涵義。1897年5月17日梁啟超在《新知報》上發表〈《說群》序〉乙文中，主要是講君主應棄「獨術」而就「群術」。茲摘錄重點略述如下[35]：
敘曰：《記》曰：「能群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眾也，……今夫千萬人群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群乎哉？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己群之敗，它群之利也。……天下之有列國也，己群與他群所由分也，據亂世之治群多以獨，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抑吾聞之，有國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群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猶未也。……
按在甲午戰爭之後，士大夫所以強調「合群」和「群學」，除了包含個人聚合成集體外，還尤其強調廣大紳士團結在有為君王周圍，以形成強有力整體的意思。故而，「群」與「君」之間具有高度的關係[36]。在此思潮為背景下，我們便可得知「群心智」乃為一種「群術」，且要把個人聚合成一「國群」，即要採取開「議院」此一「群術」。
我們可以發現，在清廷官方奏摺等文件中，「國會」使用在介紹西方的制度，但涉及中國自身的改制時，基本上均使用「議院」一詞。此外，另有使用「議會」一詞者。例如，考察英國的載澤在其奏摺中，有謂：「立法操之議會，行政責之大臣，憲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於上，以總覈之」等語[37]，而他在第二次奏請宣布立憲的密摺中，也有「凡國之內政、外交…，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的說法[38]。究竟「議會」和「議院」是否表達不同的概念呢？依據本文從整個文意的脈絡來分析，則認為「議會」一詞所欲表達的概念，應係同時指「上議院」及「下議院」時的總稱。或者，對某些人來說，也兼泛指「議院」及「國會」而言。
總而言之，如就英國的民主發展歷程來看，「巴力門」係「大會議」(Great Council)演化而來，並由國王徵稅的對象，包括貴族、主教、騎士及有產階級平民等所組成。也因此，「巴力門」最早係基於國王徵稅的目的，而讓納稅者得以有發議論的機會，並在隸屬國王之下，設置供國王諮詢與顧問的機構。相對來說，清末所主張的「議院」，無論構成份子是否限於一般庶民，其主要功能是為了擴大「參與議政」，而同樣屬於供君主諮詢或顧問的性質。然而，英國「巴力門」的產生，可謂源自於保護個人財產權的「私權利」，但清末所主張的「議院」，則是基於強國與富國的「公權利」[39]。亦即，開議院以擴大參與議政之權，係人民基於「公天下」或與君主「共有天下」為前提，而要求擁有參與議政以貢獻國家的權利。
參、代表國民意思或主權在國民的國會
滿清政府在1908年下詔預備立憲所頒發的《憲法大綱》和《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中，原所準備設置的是「議院」而非「國會」。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滿清政府為挽回民心而被迫頒發的《十九信條》中，才有了「國會」一詞的出現[40]。因此，我們便有理由質疑，至少對清廷而言，中文使用「國會」與「議院」的概念未盡相同。
一、「君主」與「國民」共主的國會
康有為在1897年12月給光緒的第五次上清帝書中，曾提及了「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行尊降貴，延見臣庶，盡革舊俗」[41]，但對「國會」究係何指則不明確。到了戊戌變法時，在康有為代內閣學士闊普通武所擬的「請定立憲開國會摺」中，對「國會」則有了進一步的說明[42]：
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伏乞上施堯舜三代，外採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
由上述可知，康有為認知中的「國會」乃為「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亦即，將治國之權「分工」為三後仍由「人主總之」，但其中的立法權則在君主「以庶政與國民共之」的前提下，經由分工而歸屬於「國會」掌有。因此，康有為此處所主張的「國會」，在性質與功能上與稱為「議院」者，其實差異不大。然而，此處康有為所以使用「國會」一詞，則可能與「國民」概念的興起有關，而「國民」與「國會」兩者間有何關係呢？
我們先來看梁啟超對「國會」概念的闡釋，主要是以國家法人說為其立論的基礎。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論立法權〉一文中，以國家和自然人一樣擁有人格為立論，並進而以凡人必有意志然後有行為，說明了行政是國家的行為，而立法則是國家的意志[43]。梁啟超另在1908年發表的〈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中，把國家之機關分成了「大權機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四類，故「國權」也可分成「大權」、「立法」、「行政」及「司法」四種。其中需要說明的是，梁啟超所謂「大權機關」的最重要作用，則是「改正憲法權」。他並指出，德國國會為單獨操此「大權」之機關，而在英、法、美、日諸國則是國會與其他機關共同組成「大權機關」。梁啟超並指出，國會雖不僅只掌有「立法權」，且「立法權」也未必僅歸於國會所專有外，國會還具有「時而為單獨之大權機關或與他機關共同組成大權機關」、「時而兼為司法機關」及「時而兼為行政機關」等的性質[44]。然而，由於各國國會的性質未盡相同，梁啟超在取大同而棄小異和略形式而稱精神的原則下，認為各國國會間之共通性質如下[45]：
曰國會者為制限機關以與主動機關相對峙是已。凡立憲之國家，必有兩直接獨立之機關相對峙。而此兩機關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發動國權，對於人民而使生拘束力，若此者謂之主動機關；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國民之力，顧能以其力制限主動機關之發動國權，非得其同意，則不能有效，若此者謂之制限機關。其在前者，則元首也；其在後者，則國會也。故苟無制限主動機關之權者，必非國會；惟有此權者，乃為國會。此又萬國國會共通之性質也。
由上述引文可知，梁啟超在「國會請願運動」時期所闡釋的「國會」，除了以往強調為掌「立法權」的機關外，還另外增加了「制限機關」的概念。並且，此一被「國會」所制限的「主動機關」，則係指居於元首地位的君主而言。在此我們仍須留意的問題是，雖然梁啟超主張「元首」要受到「國會」的制限，但卻也意味他所要維護「能以自力發動國權，對於人民而使生拘束力」的「主動機關」，亦即是君主的地位與權力。因此，儘管梁啟超此時強調「國會」的功能，在於擁有對君主「自力發動國權」時的「同意權」或「監督權」，但他基本上還是站在維護君主地位的立場。此外，梁啟超1909年發表的〈各國憲法異同論〉一文中，除說明「君主立憲國」（即他所謂的『立憲之國』）的立法權由君主與國會同掌外，他還對「國會」附註曰：「即議院也」，同時也謂「古代國會體裁未完備，有分為數院即議院者，亦有惟置一院者」[46]。然而，如果「國會」和「議院」的概念並無差別，為什麼梁啟超此處除了「議院」詞彙外，也還使用了「國會」一詞呢？本文認為，原因或即應和「國民」一詞的提出有關。
按梁啟超對「國民」一詞的概念，自己便曾有過闡釋。1899年他在《清議報》上發表〈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中，劈頭就說：「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他進一步對「國民」一詞的解說如下[47]：
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民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為什麼梁啟超特別強調「國」、「民」二字連綴成詞的重要性呢？因為，當時「國民」一詞的概念，意味了「民」的僭越而有違倫常與大逆不道。例如，1903年在《國民日日報》上有篇文章即寫到[48]：
國民二字在東西文明各國之價值，吾不敢知，而在吾國，則確為大逆不道之徽號。何以言之？民者，出粟米、通貨財以事其上之名詞也。自數千年之歷史觀之，以言名義，則蟻民可已、小民可已、頑民可已，與國家果有若何之關係？……國者，誰之國也？太祖以之傳之太宗，太宗以之傳之高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民不從；數千年來社會之所習慣、腦筋之所模印，悉如於此。……顧甘冒不韙、干犯名器，自號主人，妄圖竊國，此非大逆不道而何？
顯然，上述引文認為「民」這個字原所具有的概念，和「君主」所擁有的「國」之間，並不應該發生直接的關係，而即使有點間接的關係，也不過是「出粟米、通貨財以事其上」的義務而已。相對來說，梁啟超強調「國民」之概念，正是要把歸屬世襲君主一家一姓的「國家」，轉換成為和「國民」所共同擁有。因此，他在1903年5月間，於《新民叢報》上連載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裏，說明他奉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有機國家論」為規臬，而將「國家」與「國民」的概念緊密聯繫在一起。他認為[49]：
伯氏乃更下國民之界說為二：一曰國民者人格也。具有有機之國家以為其體，而能發表其意想，制定其權利者也；二曰國民者法團也，生存於國家中之一法律體也。國家為完全統一永生之公同體，而此體也，必賴有國民活動之精神以充之，而全體乃成。故有國民即有國家，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而異名耳。
梁啟超信奉德國的「有機國家論」，自與中國當時面臨的處境有關，而德國提倡「有機國家論」，也正反應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是近代德國最急切的政治運動。因此，在德國人的政治思想裡，長久以來便傾向於把國家人格化(personify the state)，視之比個人還尤為重要[50]。梁啟超從德國「有機國家論」中體會出要以「國民」的概念，將人民和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並藉「國民」一詞使人民知有國家，進而激發人民的愛國心。同時，梁啟超視「國民」為集體概念的「法團」，並和前面提到的「群」與「國群」應屬相連貫的思想。換言之，梁啟超講的「群」或「國群」，以及他認為君主應該善用「群術」，都是以傳統文化來闡釋「有機國家論」的表述。
當「國民」一詞已被提出，同時在使用「議院」的詞彙以外，又另有召開「國會」的主張，此即意味了「國會」與「國民」在概念上應有一定的聯繫關係。梁啟超在〈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中認為國會代表全國人民各方面的勢力，且因合國民全體聚議一堂勢所不逮，故需採用代議制度[51]。另一方面，1907年率先發起了國會請願運動的楊度，也曾論及：「國會者，所以代表國民之機關，國中而有此機關，則民權之伸張不待言矣」[52]。由此看來，「議院」的概念至多係從「謀及庶人」所推導出，而當「國民」的概念形成後，「國會」與「議院」的差異，則在於「國會」尚具有「代表國民」的性質。
楊度和梁啟超皆為擁護君主地位者，他們主張儘速召開代表「國民」的「國會」，目的並不在於貶抑君主的地位，更不是要以代表「國民」的「國會」取君主主權而代之。相反地，這些君主立憲派主張速開「國會」的理由，無非認為[53]：
是國會一開，四海歸心，國是大定，人人沐憲政之福矣。故吾國召集國會早一日，即早收一日之人心，遲一日，即增一日之荊棘。且即為保存君權一事起見，亦當速應人民之要求。
故而，「國民」概念的提出和民權的主張相一貫，主要目的都應在於激發人民知有「國家」，並進而具備積極愛國熱忱的「國民」意識[54]。然而，由於「國會」和「國民」的概念彼此間具有緊密之關連性，故清廷對於「開國會」的「立憲」要求，自易解讀為係衝著滿族既有的地位而來。所以，梁啟超於1907年在東京成立的「政聞社」，曾經致電憲政編查館請於三年內召開國會，但清廷回應的下諭卻答以「朝廷豫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為必辦之事」等云[55]。我們若留意清廷面對速開國會的回應，用詞上排拒「國會」而採「議院」一詞，即至少說明了清廷認知中的「國會」與「議院」乃有所不同。換言之，清廷認知中的「議院」，係指在王權至上的君主立憲制中，作為庶民參與議政的制度；而「國會」則因係公舉議員代表國民參與議政，讓清廷與「國民主權」產生了聯想。
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以官方文件正式使用而認可「國會」之設立者，則為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滿清政府頒布的「十九信條」。民國成立之初，依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以下簡稱『組織大綱』）所建立的政府屬臨時性質，故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八條之規定，設置了由各省都督府派出參議員所組成的「參議院」。另外，從「組織大綱」第二十條：「臨時政府成立後六個月以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議會，其召集方法由參議院議決之」，以及第二十一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施行期限，以中華民國憲法成立之日為止」的規定來看，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負有在六個內召集「國民議會」以制定憲法的義務，故只能確定此「國民議會」應為制憲機關。後來，由於在六個月內召集「國民議會」勢所不能，於是在1911年3月1日制定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下簡稱『臨時約法』）。從「臨時約法」第十六條：「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第十八條：「參議員每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選派五人，清海選派一人，其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以及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等條規定來看，「臨時約法」中賦予給「參議院」的職權，即包括在未來成立之「國會」所應掌有的職權範圍內，但為何稱「參議院」而非「國會」呢？原因就在於國會應由國民選舉組成。
二、象徵主權在國民的國會
楊度是君主立憲派陣營裡，最早搴起速開「國會」大旗者。楊度在清廷遲不定立憲法以改革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尚需面對與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派競爭，使他力主先開「國會」後立憲法，以期舒緩日益增加的革命氣氛。茲將楊度主張先開國會後定憲法的理由引述如下[56]：
惟專心竭力以求國會之早成而已。既有國會，斯不患無憲法；且必有國會，而後能有程度較高之憲法。何以故？必有國家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思加入於憲法範圍之內，乃可望憲法程度之高也。
我們留意在楊度認為先開國會的理由中，關於「必有國家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思加入於憲法範圍之內」乙段的意義。並且，應先再說明者是，對楊度或梁啟超等君主立憲派來說，「立憲」以行「立憲政體」和君主專制政體兩者間，最根本的差異即在是否「開議院」或「開國會」。基於此，無論憲法係君主欽定或君民協定，其實「開議院」或「開國會」與「立憲」以行「立憲政體」，在君主立憲派者的眼中本屬同件事情。然而，楊度此時使用的是「國會」而非「議院」，卻意味了「國會」係代表國民意思的一方，而與僅表達「謀及庶人」以擴大參與議政的「議院」應該已有了差別。
就新興民主國家的制憲過程來說，當推翻了舊政權後，勢必須先召開一個象徵代表國民主權的制憲會議。由此看來，共和革命派既主張廢除君主世襲，而制定憲法自也應以國民意思為依歸，故憲法須由代表國民意思的「國會」所制定，則屬當然的推論。並且，既然要廢除君主世襲制度，則「國會」自將成為象徵「主權在國民」的機關，而憲法也理所當然應由「國會」來制定。也因此，如就「開國會」與「制定憲法」的先後次序來說，「先開國會，後定憲法」可為共和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的共同主張。只不過，君主立憲派視「國會」為糾集國民智識、意思與力量的機關，而共和革命派則更強調「國會」為代表「國民主權」的機關，故對君主立憲派而言，「國會」儘管擁有立法及監督政府的權力，但並不表示「國會」即為象徵「主權在國民」的機關。例如，到了民國建立以後，梁啟超於1913年3月15日提出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雖然定有由「國會」兩院議員組成的「國會特會」及「國會」兩個專章，並賦予「國會」擁有立法及在一定範圍內監督政府的權力，但其第一條卻規定：「中華民國永遠定為統一共和國，其主權以本憲法所定之各機關行之」[57]，即表示他並不認為由公舉議員組成的「國會」，乃為象徵「主權在國民」的唯一機關。
此外，無論君主立憲派或共和革命派認知中的「國會」，其與「議院」的概念仍有不同之處，便在於「國會」必須由國民以選舉方式所組成。故而，在民國成立之初的臨時政府時期，代行「國會」職權的機關由於並非經國民選舉所組成，遂乃稱之「參議院」而不稱之為「國會」。同時，「國會」最主要的任務既在於制定憲法，故即使定有「憲法」性質或地位的國家根本法，但只要不是由「國會」所制定，名稱上便不能稱之為「憲法」。例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的制定即是。從而，此也說明開「國會」、立「憲法」與行「憲政」間的關係，乃為沒有「國會」即無「憲法」與「憲政」。我們從1912年的「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的規定中，也可得到相當程度的說明。
前已提及，「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二十條規定，臨時政府成立後六個月以內，由臨時大總統所召集者乃為「國民議會」；而在「臨時約法」中，規定將要召開的則為「國會」。除了「國民議會」和「國會」的名稱外，參議院依據「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本約法施行後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的規定，於1912年8月10日制定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中，則又規定了「民國議會」由參議院與眾議院所組成。由此看來，「國民議會」與「民國議會」應該都和「國會」具有相同的概念，其須經由國民選舉而召開，皆是為表彰代表主權在民的機關，且最主要的任務也都在於制定憲法。
中華民國在1913年經選舉正式成立了稱為「國會」的機關，但不久卻歷經袁世凱等北洋軍閥解散過三次。孫中山在這段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期間，曾對國會的性質與地位多所表達看法，且主要即認為國會乃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例如，袁世凱死後的1916年7月13日，孫中山在上海歡送國會議員北上演講時曾說到[58]：
袁氏今已自斃，民國之大障礙已除。此後中國存亡責任，將在我國會諸君。何者？主權在民。民國之通義，若諸君則民國之代表，實中華民國之統治者也。…。立憲國之權鼎立，立法機關實為稱首之一部，立法機關無能自外，亦無能外之者。
從上述所引可看出，在孫中山的觀念中的「立憲國」，雖然分成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權鼎立，但掌立法權的「國會」則因象徵「主權在民」，故具有「立法機關實為稱首之一部」的地位。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為開非常國會（亦即護法國會）而和當地報界人士談話中，仍然強調了國會乃為主權在民的表徵。他說[59]：
兄弟以為今日救國之第一步，即當恢復國會，尤宜在粵開會。中華民國之約法，明定主權在民，國會為人民代表，議員之任期未滿，當然可以復會。有國會然後有統治機關，一切問題皆可由此解決。
由前述所引來看，孫中山對「國會」一詞所表達概念，乃著眼於「國會係代表全國人民」，亦即國會乃為主權在民的表徵。是故，他也認為「有國會然後有統治機關」，而似乎把「國會」視為具有英國國會至上般的地位。1917年7月在廣州另一場與記者會談時，孫中山強調地說到[60]：
國會係代表全國人民，今召集於此，即係未免分裂起見。……。查民國成立，國會一經開會，美國即首先承認。今召集於廣州之國會，猶見第一次在北京召集之國會。在共和國，國會具最高權，而今召集之國會，又即各國數年前所公認之舊國會，則外交方面如何能發生困難乎？
在此一與北洋軍閥鬥爭期間，經由選舉產生而組成的「國會」，則被孫中山視為象徵「主權在民」的「立法機關」。然而，若就「國會」所應掌有的權能而言，除了包括制定憲法在內的「立法權」外，還包括前已提及梁啟超所認為的「監督權」。因為，對君主立憲派來說，「國會」既係代表國民之一方來監督政府施政，「監督權」自也為象徵「主權在民」之「國會」所理應掌有。何況，就西方的「國會」而言，「立法」也僅是其諸多的功能之一，且並不能算是最重要的功能。對此，袁世凱解散國會之後設立備其諮詢「政治會議」，對「國會」的功能也有類似的見解[61]：
查造法機關專以改造國家之根本法為其唯一之權能，而並無監督政府之責任，其性質與國會懸殊。蓋國會雖通稱為立法機關，而其實質上之作用則在代表人民監督政府，故憲法學者以為與其稱國會為立法機關，毋寧稱以監督之為愈也。
上述指出了「國會」的功能除了「立法」之外，更為重要者則在代表人民來監督政府，此對孫中山後來建構「權能區分」的理論，應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事實上，早在清廷公布預備立憲上諭後不久，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民報一週年紀念會上演講，於闡釋他的五權分立憲法理念時，即主張監督彈劾的糾察權，應該獨立於立法機關之外。他說[62]：
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
由上述所引可知，孫中山所已了解之立憲各國的立法機關，尚兼有監督彈劾的「糾察權」。故而，他還主張「糾察權」應如同中國本有的御史制度，要從立法機關中獨立出來，否則便容易造成「議院專制」。此處孫中山所以使用「議院專制」一詞，當係因具體地指稱美國國會中的「參議院」(Senate)而言[63]。然而，若就孫中山所認知的「國會」來說，性質上為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而在權能上則為立法(包括制定憲法)並兼掌監督政府的「立法機關」。我們發現，孫中山在上述1906年12月時的演講中，雖然已提到了「五權分立」的憲法理念，但尚未形成他的「權能區分」之理論，而民國之初實施國會制度的失敗，當是他建構「權能區分」理論的經驗基礎。故概略來說，完成北伐統一之後，中國就不再有以「國會」為稱謂的制度，而這也是受到孫中山「權能區分」之理論的影響。
孫中山歷經了實施國會制度的失敗後，體認了「人民應有權，但人民不一定有能」的現實，並進而以之作為建構「權能區分」論理的經驗基礎。因此，孫中山主張區分「政權」和「治權」，即意味了「人民主權」機關與「立法」機關應該有所區分，而這也正是針對「國會」選出了「豬仔議員」[64]等現象所發。由於「民國議會」或「國會」均表達象徵「主權在民」與掌理「立法」的概念，故依據孫中山的「權能區分」之理論，當象徵「主權在民」與掌「立法」功能的機關應予分離後，「民國議會」或「國會」的詞彙便不再使用。所以，除訓政時期本不舉辦選舉不談外，「國民大會」為孫中山規劃中的「政權」機關，實亦即為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而「立法」則被歸為的政府治能，故乃成為以「院」為名稱的「治權」機關。
其次，「國民大會」的組成份子稱「代表」，已不若「國會」的組成份子稱「議員」，此一改變也當與「國民大會」不具有「議政」的功能有關。同樣地，立法院的組成份子稱「委員」而非「議員」，而與孫中山設計中的立法院為專家立法，且屬於政府權能的「治權」機關有關。並且，稱「委員」也意味了並非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是受「國民大會」之委託而專責立法的人員，故並不是象徵「主權在民」的機關。此在孫中山所著〈民權初步〉中有謂：「委員會，乃受高級團體之命令而成，以審查所指定之事，而為之解決，或為之籌備者」[65]，或可說明立法「院」的立法者所以稱為「委員」，當係因其乃受政權機關之「國民大會」所委託之故[66]。由此來看，在孫中山權能區分下的五權憲法理論，「國會」的性質與地位由「國民大會」所承續，但若論及功能，則又再分出了「立法院」及「監察院」兩個治權機關。
肆、結語
儘管「議院」和「國會」都是轉譯自西方制度的詞彙，但連同「議會」一詞，何以都是用來指稱這套西方制度的不同譯名？對於此一疑問，本文尚未發現對此進行研究的著作，但卻認為「議院」與「國會」所表達的概念應該有所不同。
同時，翻譯自西方制度的概念並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訴求，從中文詞彙選擇的本身來說，不僅可從中探究所受到的本國文化之影響，且從政治訴求的詞彙發生變化當中，也可藉以看出政治思想的變遷，或是政治行為者的行動策略有所改變。因此，本文即是以不同詞彙應表達不同概念之假設出發，就近代中國政治史上具重要地位的政治行動者或思想家者，從他們使用「議院」或「國會」一詞時的語境中，來分析所要表達的確切概念，並進而區別「議院」與「國會」在政治主張上的不同之處。
從本文的研究分析中應可證明，「議院」和「國會」二詞彙的使用，的確在其所欲表達的概念上，乃具有重要性意義的差別。並且，儘管我們仍可發現對同一位政治行為者或政治思想家來說，他們在使用「議院」或「國會」的詞彙時，仍會發生互替使用或未加區別的混淆。但是，此情形除可歸因於觀念思想正處於變遷之際，而造成此種難以避免的現象外，也可能是為了有效的宣傳，而暫先使用人們已熟知的詞彙，但卻對該詞彙已增加了新的內涵。總之，經由本文的分析，大致上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議院」的概念，較傾向於中國傳統的「言官」或「諫官」制度，故視「議院」的性質為擴大參與議政所設置的「衙門」。故而，「議院」的「議員」即使由公舉產生，但卻為另一種出仕為官而參與議政的管道。
第二，基於興民權而主張開「議院」者的基本邏輯，是認為國家未能強盛在於君、民之間有了壅蔽，若君主開議院而力行政治動員，不僅能去除君、民間的壅蔽以通上、下之情，且還能糾集人民的智識與力量而使國家強盛。
第三，「國會」一詞的提出，意味「國民」概念的興起。對君主立憲派來說，「國會」乃代表「國民」一方的意思，並與君主一方的意思共同合為國家的意思。但對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派而言，「國會」一詞則具有了「主權在國民」的概念。
第四，「國會」和「議院」相同，在「三權分工」下皆為立法機關。但「國會」則因代表「國民」意思之一方，或即是象徵「主權在國民」的機關，則尚具有對政府的「監督權」。並且，民國建立後也因「國會」為象徵「主權在國民」的機關，而同時成為憲法的制定機關。
第五，孫中山「權能區分」理論的提出，不僅與民初國會制度失敗的經驗密切相關，其實還源自清末即已提出的「民智未開」。故而，在孫中山以「權能區分」為前提的五權憲法理論中，西方「國會」的權與能則分別劃歸給了「國民大會」、「立法院」及「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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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原刊於《國會月刊》，第36卷第4期，2008年4月，頁20-42。)
[1] 孫廣德，《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台北：桂冠圖書，1999年，頁37。
[2] 梁啟超，〈古議院考〉，輯於梁啟超著，吳 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
[3] 參見http://www.wordiq.com/definition/Parliament，上網檢視日期：2008年2月20日。
[4] 楊泰順，《被誤解的國會》，台北：希代出版公司，2001年，頁17。
[5] Andrew Heywood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1999年，頁491。
[6] 方維規，〈『議會』、『民主』與『共和』概念在西方與中國的嬗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58期(香港：2004年4月），頁51。
[7] 「衙門」即為君王治轄下的官署，此不待多言。然而，「會」這個字在中文的語意裡，當時則具有由個人自覺地形成團體與組織的意思，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1年6月)，頁15。故而，「巴力門會」在語意上，則隱含了個人經由自覺而組成「巴力門」之意。
[8] 林則徐著，張曼評注，《四洲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114-115。
[9] 同上註書，頁116。
[10] 同上註書，頁146。
[11] 同上註書，頁146-147。
[12] 同上註書，頁73。
[13] 梁啟超雖然自承「言西政，必推本於古」，但他在1897年一封回給嚴復的信中，則又稱〈古議院考〉乃數年前讀史偶有札記的遊戲之作，且他自己生平最惡人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等云。見梁啟超，〈與嚴又陵先生書〉，《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頁178。
[14] 梁啟超，〈古議院考〉，頁2。
[15] 楊鴻年、歐陽鑫，《中國政制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修訂版，頁53-55。
[16] 王韜，〈重民下〉，卷一，《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18-19。
[17] 同上註，頁19。
[18] 清末民初時人使用「民主」一詞時，並不是指democracy，而是由人民擔任國家元首的意思，故「民主」一詞也可以用來指非世襲的皇帝。至於用來指稱democracy者，則是「民權」。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桂宏誠，〈孫中山的「民權」、「民主」及「共和」之涵義〉，《近代中國》，第162期（2005年9月），頁32-53。
[19] 王韜，〈紀英國政治〉，卷四，《弢園文錄外編》，頁89。
[20] 許南雄，《各國人事機關體制》，台北：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會，1992年，頁204。
[21] 根據張朋園的研究，在王韜之後以「君民共主」立論者，有鄭觀應、錢德培、李圭、薛福成、陳熾、宋育仁、何啟及胡禮垣等人。見張朋園，〈議會思想之進入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18之註5。此外，康有為與梁起超等立憲派的主張，同樣也是以「君民共主」為立論點。
[22] 鄭觀應所謂的「公法」，指的是「萬國之大合約」，亦即國際公法之意。見鄭觀應，〈公法〉，王貽梁評註，《盛世危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6-148。
[23] 鄭觀應，〈議院上〉，同上註書，頁96。
[24] 同上註書，頁95-96。
[25] 可參鄭觀應在甲午之戰後所做的〈公舉〉一文，同上註書，頁103-106。
[26] 同上註書，頁96-97。
[27] 同上註書，頁95。
[28] 鄭觀應著，王貽梁評註，〈議院下〉，同上註書，頁100-101。
[29] Austin Ranney, Governing: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8th ed.(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2001),p.160.
[30] Andrew Heywood,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New York: Andrew Heywood, 2000), p.200.
[31] 「選舉」是漢代官吏的任用方式之一，相關制度可參鄭欽仁，〈鄉舉里選—兩漢的選舉制度〉，輯於鄭欽仁主編，《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82年，頁193。
[32] 梁啟超，〈古議院考〉，頁2。
[33] 梁啟超，〈古議院考〉，頁3。
[34] 梁啟超，〈變法通義（續前）〉，《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頁39。
[35]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頁128。
[36] 金觀濤、劉青峰，前引文，頁15。
[37]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卷32。轉引自荊知仁，前引書，頁98。
[38] 引自〈鎮國公載澤奏請宣示立憲密摺〉，輯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編纂委員會編纂，《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八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編纂委員會，1965年，頁487。
[39] 此處使用「私權利」與「公權利」二詞，並不包括當前從西方法學轉譯來的概念，而係根據當時的思想脈絡與使用詞彙的語境。
[40] 《憲法大綱》、《九年預備立憲清單》及《十九信條》之詳細內容，可參荊知仁，前引書，〈附錄一〉至〈附錄三〉，頁475-487。
[41]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輯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07-208。
[42] 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摺〉，輯於康有為著，《戊戌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頁76。（該書為麥仲華編，《南海先生戊戌奏槁》之影印本）該摺被質疑為「偽摺」，相關的爭論可參，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頁560-561。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頁471。孔祥吉編著，《救國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台北：聯合報系文化，1998年，頁Ⅶ-Ⅷ。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267-283。
[43] 梁啟超，〈論立法權〉，《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924。
[44] 梁啟超，〈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969-970。
[45] 同上註，頁970-971。
[46] 梁啟超，《各國憲法異同論》，《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1057。
[47]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810。沈松僑考證出了國、民二字的連綴成詞，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乃屢見不鮮，但卻具有迥異的意義，見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頁692及註23,24。
[48] 〈嗚乎國民之前途〉，《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二冊，第3集，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影印本，1968年，頁602。
[49]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頁452。
[50] Alex N. Dragnich and Jorgen S. Rasmussen,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 7th ed.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6),p.345.
[51] 梁啟超，〈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頁972-973。
[52] 楊度，〈金鐵主義說〉，輯於劉晴波主編，《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84。
[53] 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1977年，頁608。
[54] 參閱沈松僑，前引文。桂宏誠，《中國立憲主義的思想根基—道德、民主與法治》，北京：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5年12月，頁82。
[55] 轉引自荊知仁，前引書，頁126。
[56] 楊度，〈金鐵主義說〉，頁392。
[57] 梁啟超，〈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輯於繆全吉編著，《中華民國制憲史料彙編—憲法篇》，台北：國史館，1991年2月，再版，頁191-200。
[58] 孫中山，〈國會主權論〉，輯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60。
[59] 孫中山，〈恢復國會與組織正式政府〉，《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10。
[60] 孫中山，〈解決時局最美最易之法厥惟〉，《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11。
[61] 吳宗慈編纂，《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台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3年，頁64-65。文句中之標點符號為本文作者所加。
[62] 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國父全集》，第三冊，頁14。
[63] 實際上，美國國會彈劾權之行使，係由眾議院提出，經參議院批准才能成立。
[64]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四講〉，頁98。
[65] 孫中山，〈民權初步〉，《國父全集》，第一冊，頁556。
[66] 1871年(清同治十年)清政府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專司帶領幼童出洋留學的招生事宜。並委派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為駐洋「正委員」，而容閎則為「副委員」。由此看來，「委員」之概念亦係指受委任辦理特定事務之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