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來，就想寫這篇文章，「教育的力量—教育改變我的人生」，因為教育是社會人力資源的源泉，更是個人命運轉變的動力。我是教育科班出身，一生與教育崗位不離不棄，個人的生命旅程正可驗證教育這股偉大的力量。
出身窮困家庭的我，偶然的機運，得到許多貴人相助，得上國小就讀，沒有像鄰近童伴，荒廢未上學，終身文盲，終身操勞度日，這六年悲愴歲月，奠定我教育的基礎。接著三年初中寄助歲月，是我人生的一大轉進，高中師範三年的公費（免費）教育是政府的德政，是當年許多窮苦孩子唯一的進昇門路，我相當感恩。至於之後的奮進歲月，就靠社會的公平、正義與自己的堅毅邁進，再次驗證教育無遠弗屆的力道。以下讓我娓娓道來。
壹、國小悲愴歲月（6歲～12歲，民國36年到42年）
我出生於對日抗戰最劇烈的民國三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光復後第二年我才開始正式接受學校教育。那時的台灣，內政上民生疲困，二二八事件的動亂，外加國共內戰正殷，大陸節節敗退，即將失守，人心惶惶。但是在台灣，政府仍即重視國民教育，讓孩子盡可能有書可讀，我在原「春季」改為「秋季」開學的民國三十六年秋季班，補入國小一年級就讀，順利入學是相當的幸運。
我就讀的國小，是舊有的校舍，原稱「公學校」是日據時期台灣子弟就讀的學校。開始時，一年級四個班，每班學生約五、六十人，相當擁擠但勉可上課。隨著人口增加及大陸來台人數增多，沒幾年偏鄉增設了三、四個國小，逐漸分出才容納得下眾多學生。我在國小畢業時，本校祇有二班畢業生。
民國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間，國小教師有些是本省籍，年紀輕，學歷高中（職）畢業，國語不很純正，教學相當認真。後來，福建或江西籍教師漸多，專科或大學畢業生，學識很好，教學賣力，口音有地方腔調，聽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當時，學校設備囿限於經費，都很簡陋，除了國語、算術、自然社會等教科書外，若有掛圖、地球儀等也就不錯了。但學校在偏鄉，自然環境優美，老樹參天，花草眾多，深受學生喜愛。
我在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入學，父親已往生，母親改嫁，我與祖母相依為命，祖母不識字，我去國小時，一句國語也聽不懂。學校環境很陌生，膽小又怕老師，成績不很好。三、四年級開始，學校實施「二部制」，一間教室二個班級用，每日上半天課，一班早上，另一班下午。沒上課那半天，祖母就派我去山上砍柴、挑水或去撿稻穗，鄉下孩子永遠有做不完的閒事。
我記得讀國小時，沒有鞋子穿，長期赤腳上學校。沒有校服，常穿大人破舊修改的舊衣服。沒有書包，幾本書常用牛繩或布巾捆著去學校。沒有便當菜，遠足時，跑得遠遠的，不敢給同學看到。最難堪的，每學期要繳一次學費或代辦費，大約二、三十元台幣，我根本沒錢繳，每學期在老師催繳下，哭了好幾次，最後還是繳不起，老師就說去找村長先生或鄰長先生開證明書，證明家裡窮，沒錢繳就算了，就這樣我讀完了，沒錢繳的六年國小教育。
五、六年時，由李倬旋老師及詹俊郁老師擔任我們班級任老師，他們都很認真教學，恢復全天上課。小學生都很調皮，中午午休或下課後，不是玩陀螺、爬樹、放風箏，就去河裡游泳，被老師抓到了，就要打屁股，但樂此不疲。當時，國小畢業要上初中，必須參加入學考試，中學不多，名額有限，故有所謂「惡性補習」，鄉下人窮苦，繳不出補習費，只有少數家境較佳的孩子，有此特權。
我是民國四十二年夏天畢業於三星國小三十九屆的畢業生，當年第一名畢業生是林萬來同學，我是第二名。後來，林同學與我同時考上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他於高中部畢業再考上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之後擔任國立虎尾高中教師，直至退休。我則跟他走完全不同的道路，此話後敘，不過，教育影響一個人，從小看大，則是千真萬確。
貳、初中寄助歲月（13歲～15歲，民國43年～45年）
國小畢業前，因家庭窮困，本來已說將去冬山外祖父家牧牛，如此可能終身成為農夫或牧牛人了。但奇蹟突然出現，貴人即時到來，改變了我的一生。
那年六月間一個星期日，家住宜蘭市的姨丈曹金榮先生突然來玩。母親留他吃午餐，臨時叫我去幾百公尺外的自來水站挑水。水挑到家，門檻太高，三提三放，讓姨丈看了有些惻隱之心，主動提及，我若考得上初中，他願濟助我完成初中學業。果然，我在沒有補習或準備下，以第135名考上省立宜蘭中學，林萬來同學也考上，我們二人同是丙班，我在他之前幾名。
上了初中，我第一次穿上卡其校服，有了新書包，也第一次使用鋼筆，這些都是姨丈幫助的。當時的宜蘭中學是全省「八大中學」名校之一，校址在宜蘭市渭水路，第二年遷到金六結新校現址。校舍初建，尤其從火車站到學校走路約須半小時，沿途多是農田，且糞坑充斥，髒亂不堪，只能掩鼻而行。
當時宜蘭縣只有三所中學：宜蘭農職、蘭陽女中與宜蘭中學，其他中學皆未設立，許多大陸來的名師皆集中在宜中。校長趙仰雄先生年輕有為，領導學校奮發圖強，校譽頗佳。許多任課教師中，數學老師熊岫雲（安徽籍）擔任我班導師三年，親自教我們數學、代數、幾何等課，製作很多教具輔助教學，頗有成效。他認識每一位學生，因材施教，對症下藥，對我極為親切，他的夫人是國小老師，夫婦育有一女，比我們稍大一、二歲，當時已念蘭陽女中，因此熊老師許多次公開表揚我，說我是他的「乾兒子」，不過，從未正式認親，倒是我到教育部服務時，他曾與熊小姐到我辦公室聊過天，師生非常親暱，似乎有些默契。
除了學校課程外，那三年的家居生活，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姨丈家住居不大，約二、三十坪，在宜蘭神農路巷內平房，共住十二人，姨丈夫婦育有四男二女，同住的有父母及二位妹妹。姨丈熱心照顧我，我永遠感激但有些勉強。困難在哪裡？舉例來說：
（1） 食，人多粥少，常會不夠吃，便當菜飯也不好準備。
（2） 衣，每天洗一大堆衣物，很辛苦。
（3） 住，床舖不夠，擠不下，有時住隔壁家。
（4） 行，拖泥帶水，相當辛苦。
但姨丈、姨媽從來沒有抱怨，我是乖巧的小孩，應該沒有製造太多的麻煩，但二年後，我跟媽媽商量，還是回到三星的破住家，改變為「通勤」上學，每天早上五、六點出發，經過三星—羅東—宜蘭三趟轉車，約需來回各三小時，學校也准許免予參加升、降旗，一年很快就過去了。
初中三年級時，有天熊老師和姨丈碰面，說到我的未來。他們二人指出有二條路可走，即：（1）去當兵，投考陸戰隊士校；（2）投考師範學校，免費，將來當小學老師。果然，我報考師範學校，從此教育成了我終身職志。
參、高中師範歲月（16歲～18歲，民國46年～48年）
那年七月考（烤）季，我跟著林萬來同學第一次到台北來，他報考台北工專，我報考台北師範學校，那些天住在他哥哥泉州街巷內的日式宿舍，聽說林哥哥當時是某位資深立法委員的司機。結果，我僥倖錄取了，林同學則不幸敗北，回去就讀宜中高中部。
當時，師範學校是窮人子弟的天堂，報考者十分踴躍，聽說錄取率僅約二十比一，那次台北師範普通師範科招四班，僅錄取160名，還要先扣除約二、三十名全省各初中保送生，那年宜蘭中學約有六十人報考，僅錄取了四名，已很不簡單了，我僥倖備取第四名，備取生補了八名，我們都編在普師科丁班，後來，稱為北師普師科四八級丁班。畢業時，我成為全校當屆畢業生第九名內，可保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九月間，北師開始新生訓練，除了攜帶棉被、床單、拖鞋、盥洗用具外，規定必須鐮刀一把、抹布十塊及工作手套一幅等，這是勞動教育的前奏，其實當年師範教育給予嚴格的身心訓練，一點不假。全校遼闊的草地必須學生割除，五塊抹布自己用來抹桌椅、擦玻璃，另外五塊則送呈學校，供校工們運用。
那年，師範教育施以軍事訓練，每日晨間六時「吹軍號」起床，七時早讀、晨間打掃或升旗，八時準時上課。晚間，先晚自修、十時吹熄燈號，就寢。數年如一日，過著嚴謹、規律、充實的集體生活。回想起來，這些要求與作為，對青年人的一生，受用很大。
我接受的師範教育是智、德、體、群、美五育並進均衡的教育，當時台北師範學校校長是劉平侯博士，他是一位重視民主領導，尊重教師，關注學生的好校長，他為學校聘請許多好老師，無論通識教育或教育專業課程，皆聘有優秀的教師任教，例如：屠炳春老師、林國樑老師、吳萬福老師、廖幼芽老師…等迄今仍是我們敬重的教授。我們班導師，一年級是沈新民老師，二、三年級是宋友梅老師，他（她）們都像父母一樣，關心、照顧與輔導我們像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們永遠感念。
在生活上，師範教育有許多值得回憶的美事，茲僅就重要者，略述如下：
1. 師範教育是公費的，除免繳學費外，提供伙食、衣物、或少額零用錢，減免家庭負擔，對窮苦孩子幫助很大。現在這種制度廢除了，很多人為它惋惜。
2. 當時的師範生相當優秀用功，我們人人自動自發，謹守規律，奮發努力，來自全省各地的孩子，勤習學科功課外，也練得一口標準的國語。
3. 師範生人人五育均衡發展，多才多藝，例如：田徑、球類、舞蹈、獨唱、合唱、彈琴（風琴、鋼琴）或書法等，多難不倒他們，所以他們是包班制的多項全才。
4. 當時，台灣經濟尚未起飛，一般人生活清苦，政府負擔師範生的公費，極為艱困，記得，十幾歲的孩子，飯量甚大，伙食差，米飯常不夠吃，不得已還得在「女生」飯桌旁排隊等剩飯吃，被揶揄幾句，實在很丟臉，到現在我還記得這些糗事。
5. 師範生的友情很融洽，雖有同學吵架，很快感情和好如初。畢業後常相聚，敘述舊情、舊景，不亦樂乎。
師範教育的故事，多得說不完，民國四十八年七月我們在國小實習、畢業前環島旅遊後，不得不分道揚鑣。我放棄城市的繁華，選擇返向孤寂的家鄉服務，一下進入另一個三年的小學教師實習生涯，踏進人生的另一個新境界。
肆、大學成長歲月（21歲～25歲，民國51年～55年）
民國五十一年四月間，收到台北師範學校的通知，我已獲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喜出望外。以當年在校優異的學業成績，加上國校三年服務的傑出成績，列當年畢業生前九名的前茅，可以保送免試升師大。我在自我抉擇後，選填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為第一志願，順利如願。
師大亦是公費學校，經濟負擔較輕，前三年擔任小學教師薪津不多，省吃儉用，稍有儲蓄。大學四年期間，始終擔任「家教」有些收入，加上大學畢業後，在本校擔任助教、講師，而且當年碩士班、博士班，政府也給予獎學金，如此一來，此後的教育費用都有著落！不像中小學時期，可無憂無慮了。
進入師大，最困難的是英文程度低落，因此從大一暑假開始，先後到台北市威廉、國泰、美爾頓、美加等補習班，循序漸進加強英語能力，早晚也靠自修勤學勤背，增強實力。
師大社教系是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學系，創系系主任孫邦正是位教育家。他主持系務二十多年，規劃畢業學生，基本上可擔任中學國文、英文…等教師，亦可在二年級後選讀社會工作組、新聞組與圖書館組。當時，他聘請許多名師，例如：社工組：謝徵孚、李鴻音、趙聚鈺、陸光等。新聞組：于衡、歐陽醇、王洪鈞、馬驥伸等。圖書館組：王振鵠、蔣復璁、藍乾章、楊家駱等協助與輔導畢業生就業，極具績效。我二年級起選讀社會工作組。
大學四年期間，我有多方面的成長，除勤習課內知識外，對於一般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勤加充實，有時參加論文寫作比賽，累獲優勝。課外活動則擔任班長及系學會理事長，並且積極參加高檢、高考及研究所等考試也順利考取或通過。總之，努力充實自己，絕不浪費時間，最後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獲留校擔任「實習助教」。
伍、研究所學研歲月（27歲～36歲，民國57年～66年）
當預備軍官役一年後，我返校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碩士班三年、博士班六年，其中，有一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瀑校區修習第二個碩士學位。一切都相當順利圓滿。
在這裡，我要很感謝國家教育制度的設計有莫大的優點，（1）公費制度保障家庭社經背景低落的子弟，有平等的就讀機會。（2）讀書與工作同時進行，祇要延長一些修習時間。（3）各種政府與民間獎助學金的設置，鼓勵許多學生的上進。我的研究所階段的學研歲月，就是如此完成的，很多好學上進青年人也因此造就了他（她）們的成就。
師大教育研究所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教育專業研究單位，當時正是該所如日中天、蓬勃發展時期，名教授，如：田培林、賈馥茗、黃昆輝、郭為藩、林清江及鄭重信等正值盛年，學識、品德與能力皆屬第一流，甚受學生與社會大眾所敬仰，因此，我在所近十年，受惠很多，祇要跟著這些名師的腳步向前走，收穫滿行囊。
研究所都是小班制，碩士班同學約十人，博士班是第一屆，祇錄取黃光雄與我二人。課程採討論式，負擔不輕。我是半工半讀的部份時間制，必須先修二年學分，碩、博士各約為32學分，相當煩重，我都如期修完，然後各剩下碩、博士論文乙篇。碩士論文由林清江博士指導，題目為：「我國技術職業教育革新之研究」，在第三年順利完成。
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在民國六十年成立，我及時趕上第一屆招生，報考後順利錄取，二年修完學分後，卻「卡住」了。原因是所裡在政策上決定，為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保障研究所良好形象，自第一屆畢業生起，要求二件事必先完成，才准寫博士論文及畢業：（1）必須修習第二外國語，考試通過；（2）必須出國進修一年以上。第一件事，我及時修習德文二年，但考試通不過；改修日文二年，勉強得以通過。第二件事，我在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尋覓出國機會，緊急改變學習生涯。
說來也真湊巧，那年台灣師大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瀑校區簽約，開始辦理交換學生，每年各二位，師大已選出英語系助教蕭亮期與社教系助教盧又華小姐，突然盧小姐改變心意不去，師大正在苦惱中，偶然機會，教務長宗亮東先生與教育學院院長孫邦正老師談起，他們二人協調，立即決定改派我去，經威大同意，這件事就成了皆大歡喜的好事。
我決定先到美國威大進修，必須準備幾件事，第一件是TOFLE考試，我自修且到美加補習班補了一期，三個月後，就以620高分通過，簽證不成問題。第二件是錢的問題，威大將給免費註冊，且每個月獎學金250美元，據說省吃儉用已足夠了。但當時，我已結婚四、五年，女兒宜家四歲，兒子秉倫二歲，貸款十萬元，訂了一棟預售屋，實在不放心家庭經濟的困難。於是將房屋向土地銀行抵押貸款二十四萬元，享受公教人員一生唯一的房屋貸款機會，十萬元還貸款，十四萬元當「安家費」，如此才放心的到美國讀書。
民國六十四年八月我提早到美國威斯康辛州河瀑市（River Falls）之校區，離十月開學尚早，河瀑市沿街大樹，極為清新美麗，但校園冷冷清清，正好可供我做一些熟悉環境及準備工作。我十分珍惜這個進修深造的機會，回想起來，我做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修讀第二個碩士學位。到校後，發現我可以修第二個碩士，因為威大承認我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十三學分，給我「廣領域」，即在社會學研究所註冊，可在任何學系修我喜歡的課（Broad area）不受限制，因此我祇以三個學季（quarter）就把學分修完，再寫完碩士論文即可。碩士論文，我以「中美兩國家庭的教育功能之研究」為題，厚達二、三百頁，在次年的五月即口試通過（口試委員是副校長Dr. Delorit，指導教授社會學系主任Dr. Poinky及經濟系主任高希均教授等三人）。威大在六月間舉行該年畢業典禮，我上台從校長Dr. David手裡，接受碩士證書。
第二件是勤習英文，本來師範生的英語就底子弱，我雖自習，但沒實際用過，膽子很小不敢開口。到威大後無論課堂內外，努力克服這些困難，尋找練習機會，逐漸在校內外，與香港學生可以對話，與指導教授、室友Dr. Nelson敢啟齒，至少敢開口了，這是一年多的重大收穫。不過我以為英語要終身隨意活用，起碼要在當地兩年以上，才較可靠。回國後，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葉霞翟校長或台灣師大張宗良校長，接待外賓，我都曾經被派上用場。
第三件是教育經濟學的準備。經濟學，我從完全沒有基礎，開始修習高希均老師二門課：個體與總體經濟學，高教授又引導我繼續研究，當年我們共同編印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教育經濟學的著作，稱為「台灣教育經濟學論文集」，我在該書上有三篇論文。高老師又指導我寫一篇「台灣教育統計之改進意見」論文，供教育部作為教育部編印教育統計之參考。
此外，最重要的事是我從威斯康辛大學與明尼蘇達大學（相距40哩）蒐集影印教育經濟學論文數百篇，我又在美國定購（order）教育經濟學許多書籍或專著，攜帶回國。這些研究工作已足夠我決定我的博士論文題目之用。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在台灣師大開學前，我回到原崗位任教。我先拜見黃昆輝所長，承他多所慰勉，並指示應在年內努力完成論文，真是感謝。接著，拜見兩位指導教授：郭為藩老師與林清江老師，除報告近況外，將論文撰寫的準備工作、懇請指導，並提議論文題目暫定「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成本效益調查研究」，荷蒙同意，並指導應積極奮發，限時完成。
我的論文之文獻探討已在美國有所蒐集，祇要費時撰寫即可，剩下最重要是「實證調查」部份。我以「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調查技職教育的成本與效益，設計問卷調查後，須以卡方考驗求其各項相關係數，除外，必須以「多元回歸分析」加以處理，這部份當年台灣電腦機具尚未普及，只有借用台大電算機中心與淡大電算中心幫忙處理，最後約花費新台幣陸仟元順利完成。
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送到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依規定當年我國為保障博士學位與博士論文之品質，是由教育部授予「國家博士」學位。因此，必須經過二次口試，師大先組成九人口試委員會，記得：除所內四、五位教授外，另有高希均教授、政大陳聽安教授、師大雷國鼎院長與政大葉學志教授等，在當年六月間通過。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長李元簇聘請劉真校長為主任委員，另請八、九位委員，記得有：陳梅生次長、陳履安次長、夏漢民次長、郭南宏司長及政大蔡保田所長等。他（她）們都是德高望重，學識淵博，聲譽崇隆的行政、學術界泰斗，我在惶恐、嚴肅中，逐項論辯及說明，承他（她）們不棄、錯愛，最後均以全票通過授予國家教育學博士學位。
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八日通過第一位國家教育學博士學位，當天的晚報：民族晚報與自立晚報等皆以專欄介紹與報導，第二天的日報：中央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等也大篇幅的介紹與敘述論文概念。可見當年博士學位受到國人關注之一斑。
總之，我從六歲進入國小就讀，至三十六歲完成博士學位，共經歷三十年的青春歲月。綜合教育的經驗與心得，一方面我十分感謝國家、社會多方面的照顧與栽培，另方面我也十分珍惜這些機會，希望做更多的努力，回報國家、社會的恩情。尤其現今社會上仍有許多弱勢家庭或偏鄉地區的孩子，仍然受到教育的忽視或處於教育不利地位，我們應該善用各種途徑與方法，給予均等的教育機會，給予更多的獎補助金，給予更普遍的補償教育，讓這些兒童與青年受到更完善的教育照顧，並且人人都能以最大的智慧與能力為國家社會作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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