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的查察弊案與賄選動作，近日再度升溫，在選前達到了高峰期。從去年陳水扁總統上任後積極宣示的海軍「尹清楓案」、「拉法葉艦採購案」，到近來前台中縣議長顏清標的「中槍論」，以及偵查終結的「景文弊案」來看，所有的涉案嫌疑人或關鍵人士，幾乎都是前政府的官員或具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此舉，很難不予人有「為選舉而查賄」及「綠色恐怖」之當然聯想。
月前，法務部訂定的「正面表列」查賄標準，備受學界與實務界的質疑。法務部在選舉前的敏感時節，選擇以大幅查賄的積極手段，固然是為年底選舉營造乾淨的競逐空間著想。不過，法務部作為國家司法行政權力行使的最高機關，動輒以具有「程序正義」與「法理要件」非議的霹靂手段，「指揮」檢調機關查察賄選與針對特定人士「開鍘」，希冀於短期內達到「弊絕風清、立竿見影」效果的用心，全國人民本該抱以高度期待；然而，正因為此種「嚴刑逼良」、「亂世重典」的詮釋邏輯，導引了法務部執事者一意地認為，唯有透過雷厲風行的查賄與掃黑，才能躋身法治國家的現代化水準。
從法務部公布的「掃除黑金案件偵辦績效」來看，在掃黑方面，自八十九年六月至今年四月止，法務部所屬的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總共起訴一○四件、三四四人；肅貪方面，同一時期起訴了五三九件、一四一四人，貪瀆金額高達六十九億六千五百五十四萬零一百二十六元。但是在查賄方面，自八十九年六月至今年五月止，總共受理了五四六件，僅起訴四十六件、一三一人，其中在農漁會選舉的查察上，總共受理四一六件，僅起訴十四件、三十八人。
由上述的統計數字可以觀察，法務部定期發布的統計數據，固然充分顯現了決策階層濃重的「業績」心態，但是最值得觀察的，卻是在賄選的查察上，受理案件比例偏高而起訴比例偏低，顯現的是法務機關在查賄方面成案過低。其中，賄選案件查察不易、證據難以掌握，雖為主因之一；但是，受理案件過高顯示的是，在台灣的選舉文化當中，充滿了「攻訐、中傷、鬥爭」的競逐本質，只要一意將主要對手扳倒，方法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成案過低顯示的是，何以證據的掌握與偵辦之間，存有高度的落差？檢調機關在其中是否有「選擇性執法」的斧鑿痕跡？若然，該檢討的就是法務部以及檢調機關本身，是否披戴著「為政權服務」的法理邏輯？而企圖以數字來淹沒了真理！
因此，為避免法務部的查賄大纛淪於「綠色恐怖」之譏，檢調機關的法理邏輯，應該植基在更為周延與縝密的蒐證推理之上。何以在當時最為民進黨攻訐為「黑金猖獗、賄選氾濫」的國民黨執政時期，能有「肅貪、查賄、掃毒、反黑金」的亮麗成績單，而民進黨不但成績退步，反而在選前大肆發動「反攻」，來「清除異己」呢？我們冀望法務部能忠實查賄與掃黑，避免司法良知淪為「秋後算帳」的工具，汨沒於政治的洪流當中！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