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減半不利弱勢或婦女團體發聲，無助於施政效能，問題癥結其實在總統踰越憲法
陳總統與李總統一致認為，今天政府政策不能推動，是國會在野黨咨議杯葛阻撓所致，因此倡議國會減半。這恐怕必須三思而行，不能再像兩岸小組、核四、經發會、APEC那樣，只為了短線政治利益，而忽略長遠效果，準此提出四點思考：國會向來不是政府決策關鍵、政府施政效力不彰是因為總統大肆越權、國會人數驟減將嚴重削減弱勢或婦女團體發聲能力、婦女團體恐會因依附政黨動員機制而失去批判力。
首先，自國會全面改選以來，雖然國會議員常佔據媒體，但他們主要的施力點集中在對行政部門關說，而不在行使立法制衡。或許經過組織，有少數委員的確能在立法上討到便宜，但他們很少杯葛政策大原則。若干立法委員之壞，恰恰壞在他們表面道貌岸然，私下牟盡好處，這種水準的人民代表，是寄生在政府的預算上討生活的，根本沒有能力與政府真正進行對抗。他們在立法院對政府官員的睥睨作態，是遮掩他們私底下的骯髒齷齪，政府官員配合唱個雙簧就可以免於玉石俱焚。簡言之，今天政府的無能不是立法委員造成的，而是政府自己士氣低落，方向迷失的結果。
其次，政府士氣低落的主因在於決策人員的能動性潰散，之所以如此，就是憲法上只能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的陳總統，無所不在地用政治力介入政策與人事，造成政府權責單位不知所措。以外交部或陸委會為例，自陳總統就任以來，他們就無法從事政策規劃。外交問題尤其嚴重，因為總統自己有幕僚，常常做出一些目前外交體制難以配合的決定，由於總統從來不先預告，結果即使連最擅逢迎的外交圈想配合，都沒有門路，遑論其他部會。其實，整個行政院都因此陷入群龍無首狀態，陳總統如不檢討自己總是擔心大權旁落的爭勝性格，與為達目的可以不顧憲法精神的律師氣質，就算是撤銷了整個國會，政府施政能力一樣無法提升。即使退一萬步，陳總統也起碼要學李總統那樣，對政府體制中的陌生人，採籠絡招編，而非拒人千里的策略。
再其次，是陳總統經常說最關心的，但實際上卻始終不知如何關心的弱勢團體問題。試想，假如驟將國會人數減半，一定劣幣驅逐良幣，弱勢團體代表發聲的比例勢難維持。今天這種比例已經很低，假如委員人數再減半，難免率先犧牲弱勢團體的發聲管道。以性別議題為例來看，當前叱吒風雲的女性立委固然不少，可是在僧多粥少的壓力下，不僅女委員比例會銳減，而且仍舊在任的女委員放在性別議題上的時間也會被壓縮。如果各方認為國會人數過多應予精簡，則在精簡過程中，必須採納「緩進」與「保護」兩個原則。所謂緩進就是逐年遞減，而非一步到位；而所謂保護就是在遞減過程中出現不利於弱勢團體的趨勢時，要先調整滿意後才能進一步精簡。
最後，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接受動員來推動國會減半的社團，許多正是弱勢團體，其中最積極的或不出婦女團體。當然，婦女團體成員如果願意基於理念、黨派、名位、身份、情感等因素，寧願犧牲性別角度，來鼓吹國會立即減半，也不失為公民參與的正常現象，然而卻對性別議程造成負面影響。如果立場鮮明如婦女團體者，都對父權的滲透不知警惕，難怪性別議題就只能充當花絮。君不見當年威瑪共和時期，為人稱道的許多所謂市民社團，後來全都淪為政治鬥爭的動員管道，主要原因就在於政治參與的議題與方式俱是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那些號稱市民團體的成員，在情感上竟都自動服膺於政權的意識形態所致。婦女團體應當吸取前車之鑑。
基於這四個理由，特此呼籲陳總統放權給憲政決策機關施政自為，並放過弱勢團體，也呼籲打算接受動員的弱勢團體領導們三思。假如能夠如此，在野黨再瘋再鬧，也逃不出經驗豐富、掌握資源的政府領導的掌心，這時再談精簡國會，也就水到渠成。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陳總統與李總統一致認為，今天政府政策不能推動，是國會在野黨咨議杯葛阻撓所致，因此倡議國會減半。這恐怕必須三思而行，不能再像兩岸小組、核四、經發會、APEC那樣，只為了短線政治利益，而忽略長遠效果，準此提出四點思考：國會向來不是政府決策關鍵、政府施政效力不彰是因為總統大肆越權、國會人數驟減將嚴重削減弱勢或婦女團體發聲能力、婦女團體恐會因依附政黨動員機制而失去批判力。
首先，自國會全面改選以來，雖然國會議員常佔據媒體，但他們主要的施力點集中在對行政部門關說，而不在行使立法制衡。或許經過組織，有少數委員的確能在立法上討到便宜，但他們很少杯葛政策大原則。若干立法委員之壞，恰恰壞在他們表面道貌岸然，私下牟盡好處，這種水準的人民代表，是寄生在政府的預算上討生活的，根本沒有能力與政府真正進行對抗。他們在立法院對政府官員的睥睨作態，是遮掩他們私底下的骯髒齷齪，政府官員配合唱個雙簧就可以免於玉石俱焚。簡言之，今天政府的無能不是立法委員造成的，而是政府自己士氣低落，方向迷失的結果。
其次，政府士氣低落的主因在於決策人員的能動性潰散，之所以如此，就是憲法上只能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的陳總統，無所不在地用政治力介入政策與人事，造成政府權責單位不知所措。以外交部或陸委會為例，自陳總統就任以來，他們就無法從事政策規劃。外交問題尤其嚴重，因為總統自己有幕僚，常常做出一些目前外交體制難以配合的決定，由於總統從來不先預告，結果即使連最擅逢迎的外交圈想配合，都沒有門路，遑論其他部會。其實，整個行政院都因此陷入群龍無首狀態，陳總統如不檢討自己總是擔心大權旁落的爭勝性格，與為達目的可以不顧憲法精神的律師氣質，就算是撤銷了整個國會，政府施政能力一樣無法提升。即使退一萬步，陳總統也起碼要學李總統那樣，對政府體制中的陌生人，採籠絡招編，而非拒人千里的策略。
再其次，是陳總統經常說最關心的，但實際上卻始終不知如何關心的弱勢團體問題。試想，假如驟將國會人數減半，一定劣幣驅逐良幣，弱勢團體代表發聲的比例勢難維持。今天這種比例已經很低，假如委員人數再減半，難免率先犧牲弱勢團體的發聲管道。以性別議題為例來看，當前叱吒風雲的女性立委固然不少，可是在僧多粥少的壓力下，不僅女委員比例會銳減，而且仍舊在任的女委員放在性別議題上的時間也會被壓縮。如果各方認為國會人數過多應予精簡，則在精簡過程中，必須採納「緩進」與「保護」兩個原則。所謂緩進就是逐年遞減，而非一步到位；而所謂保護就是在遞減過程中出現不利於弱勢團體的趨勢時，要先調整滿意後才能進一步精簡。
最後，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接受動員來推動國會減半的社團，許多正是弱勢團體，其中最積極的或不出婦女團體。當然，婦女團體成員如果願意基於理念、黨派、名位、身份、情感等因素，寧願犧牲性別角度，來鼓吹國會立即減半，也不失為公民參與的正常現象，然而卻對性別議程造成負面影響。如果立場鮮明如婦女團體者，都對父權的滲透不知警惕，難怪性別議題就只能充當花絮。君不見當年威瑪共和時期，為人稱道的許多所謂市民社團，後來全都淪為政治鬥爭的動員管道，主要原因就在於政治參與的議題與方式俱是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那些號稱市民團體的成員，在情感上竟都自動服膺於政權的意識形態所致。婦女團體應當吸取前車之鑑。
基於這四個理由，特此呼籲陳總統放權給憲政決策機關施政自為，並放過弱勢團體，也呼籲打算接受動員的弱勢團體領導們三思。假如能夠如此，在野黨再瘋再鬧，也逃不出經驗豐富、掌握資源的政府領導的掌心，這時再談精簡國會，也就水到渠成。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11.2中華日報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