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下近三十起強暴案的楊姓受刑人是否能進入台大校園就讀，日前已在法務部以罕見的方式，連續召開「諮詢專案會議」及「假釋審查會議」後，正式決定駁回其假釋聲請案。對於這起引發各界不同聲音的司法個案，即便已因假釋案的審查駁回而告暫時塵埃落定，但是涉及相關教育與司法的問題卻仍未解決。有鑑於此，以下將針對各界所提出的部分說法，就法律觀點提出評析。
就法制而言，假釋制度在我國已經行之有年，並歷經三次修正，但是仍未完全解決問題。本文認為假釋制度的本質，乃藉由非監所性處遇的進行，以達到受刑人再社會化的理想。因此，應將假釋制度的操作重心，自以往的是否符合假釋年限規定，回歸其根本重心│是否有「悛悔實據」的審查，而此一審查也非僅有單一特別因素的考量（如受刑人是否於獄中發奮考上大學），而係綜合監所受刑人於監所中的確實紀錄所為之考核。就本案而言，法務部顯然採納了上述看法，而慎重其事地舉行「諮詢專案會議」及「假釋審查會議」兩次會議，並表示不會以是否考上大學為唯一考量，而會一併考量「是否會對社會造成過大影響」，及「社會觀感」等。但法務部為德不卒的是，所謂「悛悔實據」的法定要件，本係就受刑人是否已對於所犯之罪有所悔悟的切實認定。至於是否會對社會造成過大的影響、社會是否會予以接納等，並非現行假釋制度所應考量。更精確地說，上述疑慮的消除，需要相關罪犯的心理矯治與輔導、後續追蹤，甚至是社會教育的再加強等多管齊下之綜合後方可得之，當非僅靠單純的假釋制度即可克竟全功。法務部所舉行的審查會議，未能詳酌法定要件而駁回假釋聲請，不啻如同民意審判，雖然因此似乎得到了民心，可惜卻是以犧牲法律制度，以及受刑人對法律制度存在的信賴作為代價。
此外，就社會大眾就本案所提出的部分看法，也有必要自法律觀點作部分的澄清。或認此一假釋入學事件不同於一般假釋案件，而應特別看待，因此學校對該受刑人的入學意見，應可作為「假釋入學」之特別要件，如此方得「伸張」大學自治。首先，此一見解以大學自治為由，將假釋入學案件與一般假釋案件作差等對待，就立法者所設定之假釋要件以觀，是否有此必要，恐有斟酌餘地；再者，即便肯認大學自治包括選擇學生的自由，但是選擇的規則也應於事前予以明定，而這也是聯考制度多年以來賴以存在的原因之一。若在考後另以大學自治為由，拒絕學生入學，則不啻斲傷考生對制度之信賴。同此理由，台大社會系提出婉拒其入學；或准其入學，但應先接受妥適輔導、治療後方可入學之拒絕行為。此等拒絕行為就平等原則、法治國原則下的信賴保護而言，皆不具備正當性。
綜合觀之，此次楊姓受刑人假釋駁回案，其所以受到各界巨大的反彈聲浪，假釋制度給予人民的不信賴當為主因。因此監所教育的落後，及假釋制度執行方向的錯誤與不確實，實有必要加以進。楊姓受刑人可能不是承擔制度責任的第一人，但卻是引發正視制度缺失的重要關鍵。期盼各界在此一事件之後，對於相關問題都能採取更積極的解決問題的態度。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9.4中央日報第十一版全民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