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正紀念堂」跟「大中至正」兩塊牌匾的處理方式，從「法治」的觀點來思考，不能相提並論。過去民進黨執政時將「大中至正」更名為「自由廣場」，只涉及到任何一個國人喜歡或不喜歡的感受問題，但是「中正紀念堂」被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在每一個人的感受問題以外，更牽涉到嚴肅的「法治」問題，因為民主不能離開法治，這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核心價值之一。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在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就經過立法院三讀程序而制定的，雖然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中央民代都還沒有全面改選時，但它不僅已經是歷史的事實，從台灣民主發展的階段來看，我們可以批評它是威權時代的產物，然而卻必須它的「合法性」，否則，台灣現在很多的法律都禁不起這樣的檢驗，政治秩序將會受到巨大的衝擊，其可能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之大，恐怕絕對不是國人所樂見。因此，民進黨政府若以缺乏法治的方式破除自己不喜歡的一切，那麼跟他要批評的威權體制又有多少的差別呢？
所以，「中正紀念堂」不是不能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至少必須要符合法治的程序。換句話說，即使民進黨政府有意將「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依法降為四級機關，但是也必須讓立法院通過廢止《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的決議，《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管理處組織條例》才有適用的空間。否則，我們會看到一個荒謬的現象，因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沒有廢止，所以立法院依舊依法審議「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預算案，但所通過的預算，卻被行政院移作執行「台灣民主紀念館」運作的經費，這裡面所呈現的「違法濫權」，難到不是路人皆知的事實嗎？
民進黨政府因為缺乏立法院多數的支持，所以在處理「中正紀念堂」更名的程序上，只能以「行政」的程序取代「法治」的程序，這完全是「取巧」的作法，說白了就是一種「狸貓換太子」的手法，來達到「鳩佔鵲巢」的結果。
尤其令人不齒的地方是，民進黨執政八年，如果真的將把「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視作是落實所謂「轉型正義」的重要政策或政治指標，卻在前六年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而一直等到因為貪腐疑雲讓民進黨幾乎在2008年的立法委員、總統選舉中，難以與國民黨競爭的情勢下，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處理「中正紀念堂」的更名問題。卻也因此進一步導致朝野、民間的對立，讓國家、社會都付出極大的代價，這是不智，更是不道德的舉措。
因此，從「法治」而言，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如果不透過立法院廢止《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那就必須將違法掛上的「台灣民主紀念館」牌扁，重新依法掛上「中正紀念堂」的牌扁。所以，這不是再次的「更名」，而是「復名」，而且是回歸法治的名稱。
台灣伴隨著民主化的發展，的確有有許多新的施政目標必須追求，但追求過程中絕對應重視「程序正義」，堅持程序正義的立場難免會受到「僵化」的批判，但沒有了程序正義，會真正達到實質正義嗎？
依現在狀況，如果「中正紀念堂」的匾額不掛回去，民眾難免也會出現人格分裂的情況。不要忘了，現在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旁邊的捷運站卻叫做「中正紀念堂」站，我們要怎樣對沒有經歷這段爭論過程孩子可能提出的疑問？掛回原牌只是依法行政，至於更名則應透過集體理解各自不同的歷史記憶，找到共識後再進行。
其實「蔣中正」離現代的多數人已經非常遙遠了，不過「中正紀念堂」的存在卻是一個事實，而且「中正紀念堂」也涉及台灣的共同記憶。不可否認的是，台灣是一個差異社會，「每個人談到記憶都有選擇性，會選自己喜歡的，或放大我們不喜歡的」；因此面對爭議時，應該容忍跟尊重歧異的想法，也就是彼此理解、產生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及妥協，然後以符合民主或自由的程序去處理。
基於「民主不能離開法治」的原則，中正紀念堂一定要復名，不過，台灣也必須要擺脫過去的威權歷史，並且不能被遺忘與複製。目前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的多數展覽，除一個特設廳以外，都和蔣中正無關。中正紀念堂或許可更名為「總統文物紀念館」，陳設歷任總統文物以尊重台灣的歷史發展，而非獨尊一人。
每個國家都有歷史，台灣在日本統治時興建了總督府， 1949年以後一直被做為總統府使用，我們也從來沒有因為某些社會成員對受到日本統治時期的不愉快的經驗，就像南韓一樣摧毀它，畢竟日本統治過台灣，是一段不能改變的歷史，保留日本統治時期的重要建築，絕對不會被解讀是懷念、紀念日本統治的意思，更可以是緬懷歷史、記取教訓的意義。
至於有論者認為復名是「不講是非」的行為，那麼我們就必須「講是」也「講非」，如果早期國民黨執政將蔣中正神化，是一種不講是非的行為；同樣的，現今若把蔣中正完全妖魔化，不也是複製不講是非的行為嗎？既然要「講是非」，那麼蔣中正的功過都應該研究，只有真誠的面對歷史後，才能做出不偏不倚的評斷。
回到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來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就必須培養「聆聽、尊重、容忍、妥協」的精神，也只有以深化民主素養為出發點，才是台灣民主發展的真正契機。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