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媒《新聞周刊》報導，年屆94歲的美國前總統卡特與現任總統川普日前通了電話。卡特轉述川普在交談中非常擔心中國在經濟領域等各方面正在超越美國。卡特任內經歷了與北京建交、簽署《台灣關係法》與中共「11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等重大事件，是除了季辛吉之外，唯一見證美中關係歷史時刻的在世美國政治元勛。由他向川普解說美中關係當然有獨特的意義。
卡特向川普解釋，自從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北京不曾陷入任何一場戰爭，反觀美國自建國以來的242年歷史中，只有16年享有完全的和平。從1979年以降，中方沒花「一分錢」開戰，美國在各地打仗竟已經花掉3兆美元。如果決策明智，部分戰費轉用於教育、基礎建設與健保，美國今日豈會外強中乾？此言雖不無抱怨中國搭美國秩序便車的遺憾，但卡特更直指這個差別的根源，是美國習慣於要其他國家接受「美式原則」。
卡特不會天真到不了解北京對軍事現代化也有龐大投資，他也不會反對國際秩序的霸主在科威特戰爭與反恐、防擴散這些大事上必須付出成本來維持信用。因為根據霸權穩定理論，信用確立後，最終相對收益最大的還是秩序的建立者。更何況信用不止事關霸主的收益，更涉及霸業制度的存亡。
早在卡特在任、越戰與石油危機剛結束，70年代末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就已經在盤算能力透支的美國，如何能在「霸權之後」讓現狀秩序與制度繼續運轉。他們發現即便霸主能力有時衰退，只要霸業原有的核心制度仍能幫助各國降低互動成本與不可預期性，而不是損人利己、雙重標準，其信用就可持續、舊秩序就多少可以維持。可以說，這是霸權的「普遍原理」，而非某國至上的「美式原則」。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霸權之後》鉅作問世35年之後，也就是今年稍早，著名的《外交事務》刊發了像是遙相呼應的專文，題為〈信用之後〉（AFTER CREDIBILITY）。作者大意是說川普雖然總是把「相信我！」的口頭禪掛在嘴邊，但美國卻陷入國際信用透支的危機。這從他單方退出多個重要的軍控、貿易、環境建制，導致除「五眼聯盟」外，幾乎包括歐陸與日、韓在內所有傳統盟友的抱怨甚至避險，可為明證。諸多川普的支持者解釋他操作社群媒體、說詞反覆、拆毀舊的霸業建制是一種「理性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背後的邏輯也來自他的商務談判經驗──不可預測者才是強者。但是這種依靠短期任性與極限施壓的外交，能取得對手敷衍、讓步於一時，卻犧牲掉霸業積攢數十年的信用，一旦舊秩序的基礎崩塌到拐點，就不再有任何理性的算計可以挽救。
其實我們對於仍在勉力運轉中的西方秩序無須過度悲觀。一來一個秩序的衰敗是漫長的過程，其間仍有加以「管理」使之重組的可能。二來我們也看到美國學界仍不乏冷靜明智之士，不跟著空洞的理想主義或憤世的民粹主義起舞。他們看到華府對外政策的反覆，根源是國內社會的分裂和對立。如何改善民主制度本身的弱點，才是拒絕背信、冒險誘惑，及時重建秩序的治本之道。
與此同時，任何一個國際秩序的基礎，除了核心制度，更有從物質面加以支撐的特定權力分布，所以中國崛起是西方秩序必然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過去北京實力增長，保衛核心利益的布局隨著「一帶一路」快速鋪開。實踐檢驗後的成果是得失互見。一帶一路也是意在創造「中國信用」，但焦點模糊、目的泛化，和局部操作的政治化，尚未造成別國債務危機，大陸已先面臨「信用透支」，使許多受援國藉由政權轉變實施對華避險。所幸大陸也有有識之士在進行檢討與修正，階段性的戰略收縮應可預期。
在此國際秩序與美中競爭走向未明之際，許多國家都採行靈活、有原則的避險。唯有如此，方有可能成為未來新秩序組建的支點。風險最大的是成為大國競爭的「突出部」。失敗的橋頭堡，也失去生存的空間。
（本文已刊登於2018.04.19中國時報第A14版時論廣場）
卡特向川普解釋，自從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北京不曾陷入任何一場戰爭，反觀美國自建國以來的242年歷史中，只有16年享有完全的和平。從1979年以降，中方沒花「一分錢」開戰，美國在各地打仗竟已經花掉3兆美元。如果決策明智，部分戰費轉用於教育、基礎建設與健保，美國今日豈會外強中乾？此言雖不無抱怨中國搭美國秩序便車的遺憾，但卡特更直指這個差別的根源，是美國習慣於要其他國家接受「美式原則」。
卡特不會天真到不了解北京對軍事現代化也有龐大投資，他也不會反對國際秩序的霸主在科威特戰爭與反恐、防擴散這些大事上必須付出成本來維持信用。因為根據霸權穩定理論，信用確立後，最終相對收益最大的還是秩序的建立者。更何況信用不止事關霸主的收益，更涉及霸業制度的存亡。
早在卡特在任、越戰與石油危機剛結束，70年代末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就已經在盤算能力透支的美國，如何能在「霸權之後」讓現狀秩序與制度繼續運轉。他們發現即便霸主能力有時衰退，只要霸業原有的核心制度仍能幫助各國降低互動成本與不可預期性，而不是損人利己、雙重標準，其信用就可持續、舊秩序就多少可以維持。可以說，這是霸權的「普遍原理」，而非某國至上的「美式原則」。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霸權之後》鉅作問世35年之後，也就是今年稍早，著名的《外交事務》刊發了像是遙相呼應的專文，題為〈信用之後〉（AFTER CREDIBILITY）。作者大意是說川普雖然總是把「相信我！」的口頭禪掛在嘴邊，但美國卻陷入國際信用透支的危機。這從他單方退出多個重要的軍控、貿易、環境建制，導致除「五眼聯盟」外，幾乎包括歐陸與日、韓在內所有傳統盟友的抱怨甚至避險，可為明證。諸多川普的支持者解釋他操作社群媒體、說詞反覆、拆毀舊的霸業建制是一種「理性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背後的邏輯也來自他的商務談判經驗──不可預測者才是強者。但是這種依靠短期任性與極限施壓的外交，能取得對手敷衍、讓步於一時，卻犧牲掉霸業積攢數十年的信用，一旦舊秩序的基礎崩塌到拐點，就不再有任何理性的算計可以挽救。
其實我們對於仍在勉力運轉中的西方秩序無須過度悲觀。一來一個秩序的衰敗是漫長的過程，其間仍有加以「管理」使之重組的可能。二來我們也看到美國學界仍不乏冷靜明智之士，不跟著空洞的理想主義或憤世的民粹主義起舞。他們看到華府對外政策的反覆，根源是國內社會的分裂和對立。如何改善民主制度本身的弱點，才是拒絕背信、冒險誘惑，及時重建秩序的治本之道。
與此同時，任何一個國際秩序的基礎，除了核心制度，更有從物質面加以支撐的特定權力分布，所以中國崛起是西方秩序必然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過去北京實力增長，保衛核心利益的布局隨著「一帶一路」快速鋪開。實踐檢驗後的成果是得失互見。一帶一路也是意在創造「中國信用」，但焦點模糊、目的泛化，和局部操作的政治化，尚未造成別國債務危機，大陸已先面臨「信用透支」，使許多受援國藉由政權轉變實施對華避險。所幸大陸也有有識之士在進行檢討與修正，階段性的戰略收縮應可預期。
在此國際秩序與美中競爭走向未明之際，許多國家都採行靈活、有原則的避險。唯有如此，方有可能成為未來新秩序組建的支點。風險最大的是成為大國競爭的「突出部」。失敗的橋頭堡，也失去生存的空間。
（本文已刊登於2018.04.19中國時報第A14版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