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炳忠等被控涉及在台發展共諜組織，違反《國家安全法》，住處遭到調查局搜索拘提審訊，令社會大眾譁然，直指「比戒嚴更可怕」。
此案似與王炳忠捲入陸生共諜周泓旭有關，王炳忠是否為其「線民」？抑或協助發展組織？留待司法偵查。惟律師趕抵住處，但正在搜索的調查人員不願開門，究竟此時當事人有無聘請律師到場的權利？對於自詡「法治國」與「民主國」的我們，無疑是一次檢視的機會。
地檢署出示搜索票，理由是王炳忠涉嫌協助大陸人民刺探我國情報，以及涉嫌為大陸蒐集傳遞公務秘密；違反《國家安全法》第2-1條與第5-1條的規定。觀之《國家安全法》第2-1條「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 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問題是，機構過於模糊，甚至「委託之民間團體」範圍極廣，委託的性質、要件、層度均有可議之處。
所謂「公務上應秘密」，究竟是《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國家機密，或是《檔案法》的單位機密，或是單行法律的禁洩秘密，或是敏感機關的列管秘密，應有更多細節的規範。其次，條文上「或發展組織」等字句，雖非獨立要件，但是前段已有5個「或」字，那麼究竟是「刺探、蒐集、交付或傳播而發展組織」或是「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而發展組織」，一則罪型不夠明確，一則範疇過於龐大，容易造成羅織罪名。
又《國家安全法》第5-1條「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第2-1條規定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顯然只要「意圖犯」即是！只是法律名稱既然是「國家安全」法，此處擴及「社會安全」，恐怕便利執政者為了整肅異已而予援引；尤其是「未遂犯」也是處罰對象，形成「意圖危害社會安全的未遂犯」均是主體，如此，恐怕反對黨或反對團體再也沒有寬容的「言論自由」了！以「國家安全」為由，足以輕易扣在反對黨人的身上，檢調無須舉證足以說服社會的鐵證，就能秘密偵辦。所以，實有必要追究檢調的鐵證是什麼？絕不能躲在「國家安全」的秘密底下自圓其說。
至於《刑事訴訟法》150條還真的未明文指出，只要檢警開出約談通知書或搜索票，無論證人、被告是否有權聘請律師。尤其又是涉及「國家安全」案件時，可否以此理由，拒絕律師在場？相反地，沒有規定等於沒有禁止，不過台北地檢署強調「律師可能干擾搜索」，如此的預設立場似已侵害了基本人權，理由牽強不足阻卻法理；畢竟律師代表當事人，委任律師在場是必要的，保護當事人權益中外皆然，除非，檢調有意強行訊問，忽略「無罪推定論」與當事人的「緘默權」；否則律師一樣要遵守搜索票義務，都還沒有進入的律師，怎可視為「干擾」已經著手？
本案特別的是，真正涉案的周泓旭至今尚未公布判決書，卻發生檢調要求「連看過卷宗的人都要境管」；問題是，列管者充其量只是證人，證人不是被告，所以，都以較無強制力的「通知書」傳訊，證人有權拒絕；且經《刑事訴訟法》第71-1條規定經合法通知，證人拒絕到相關場所作證，才可拘提，或以拒絕證言處以裁罰。一般而言，證人至少要兩次傳喚不到，第三次才能拘提或轉為被告。更何況此一事件，王炳忠尚是捲入相關案情的「證人」身分，偵訊證人越過傳喚程序，直接預藏拘票逕行拘提證人，也是偏離法治人權的。
此案究竟違反《國家安全法》或《國家機密保護法》更該釐清，後者才要追及所有看過相關案卷資料的人，然而反對黨又非執政黨的幹部如何觸犯國家機密令人存疑。為了保護國家機密外洩，才有造冊、境管等必要之處理。所以，若是以「國家安全」為由，則應審慎實施，以防落入政治迫害的口實。
（本文刊登於106.12.21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此案似與王炳忠捲入陸生共諜周泓旭有關，王炳忠是否為其「線民」？抑或協助發展組織？留待司法偵查。惟律師趕抵住處，但正在搜索的調查人員不願開門，究竟此時當事人有無聘請律師到場的權利？對於自詡「法治國」與「民主國」的我們，無疑是一次檢視的機會。
地檢署出示搜索票，理由是王炳忠涉嫌協助大陸人民刺探我國情報，以及涉嫌為大陸蒐集傳遞公務秘密；違反《國家安全法》第2-1條與第5-1條的規定。觀之《國家安全法》第2-1條「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 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問題是，機構過於模糊，甚至「委託之民間團體」範圍極廣，委託的性質、要件、層度均有可議之處。
所謂「公務上應秘密」，究竟是《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國家機密，或是《檔案法》的單位機密，或是單行法律的禁洩秘密，或是敏感機關的列管秘密，應有更多細節的規範。其次，條文上「或發展組織」等字句，雖非獨立要件，但是前段已有5個「或」字，那麼究竟是「刺探、蒐集、交付或傳播而發展組織」或是「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而發展組織」，一則罪型不夠明確，一則範疇過於龐大，容易造成羅織罪名。
又《國家安全法》第5-1條「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違反第2-1條規定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顯然只要「意圖犯」即是！只是法律名稱既然是「國家安全」法，此處擴及「社會安全」，恐怕便利執政者為了整肅異已而予援引；尤其是「未遂犯」也是處罰對象，形成「意圖危害社會安全的未遂犯」均是主體，如此，恐怕反對黨或反對團體再也沒有寬容的「言論自由」了！以「國家安全」為由，足以輕易扣在反對黨人的身上，檢調無須舉證足以說服社會的鐵證，就能秘密偵辦。所以，實有必要追究檢調的鐵證是什麼？絕不能躲在「國家安全」的秘密底下自圓其說。
至於《刑事訴訟法》150條還真的未明文指出，只要檢警開出約談通知書或搜索票，無論證人、被告是否有權聘請律師。尤其又是涉及「國家安全」案件時，可否以此理由，拒絕律師在場？相反地，沒有規定等於沒有禁止，不過台北地檢署強調「律師可能干擾搜索」，如此的預設立場似已侵害了基本人權，理由牽強不足阻卻法理；畢竟律師代表當事人，委任律師在場是必要的，保護當事人權益中外皆然，除非，檢調有意強行訊問，忽略「無罪推定論」與當事人的「緘默權」；否則律師一樣要遵守搜索票義務，都還沒有進入的律師，怎可視為「干擾」已經著手？
本案特別的是，真正涉案的周泓旭至今尚未公布判決書，卻發生檢調要求「連看過卷宗的人都要境管」；問題是，列管者充其量只是證人，證人不是被告，所以，都以較無強制力的「通知書」傳訊，證人有權拒絕；且經《刑事訴訟法》第71-1條規定經合法通知，證人拒絕到相關場所作證，才可拘提，或以拒絕證言處以裁罰。一般而言，證人至少要兩次傳喚不到，第三次才能拘提或轉為被告。更何況此一事件，王炳忠尚是捲入相關案情的「證人」身分，偵訊證人越過傳喚程序，直接預藏拘票逕行拘提證人，也是偏離法治人權的。
此案究竟違反《國家安全法》或《國家機密保護法》更該釐清，後者才要追及所有看過相關案卷資料的人，然而反對黨又非執政黨的幹部如何觸犯國家機密令人存疑。為了保護國家機密外洩，才有造冊、境管等必要之處理。所以，若是以「國家安全」為由，則應審慎實施，以防落入政治迫害的口實。
（本文刊登於106.12.21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