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民進黨政府強勢表決下通過，成為促轉箭靶的國民黨雖然不反對冤屈平反與開放政治檔案，對於威權時期涵蓋範圍與「促轉會」可能違憲的過大權力表示反對。而條例範圍直接牽涉到正義的內涵，更關乎轉型正義的成敗。

轉型正義的真諦在於真誠面對過去的歷史傷痛，檢討並反省可能的不當或錯誤，除了讓冤屈不平者獲得應有的平反與補償外，更要使後人記取教訓，最後目的是讓整個社會能夠更和諧。但是這部《促轉條例》的立法自始自終是個針對性強烈、帶有明顯政治目的的立法。所要解決的是部分民眾所希望追求的「正義」，但是對於另一群人例如原住民、慰安婦等所承受的傷痛，卻被排除在這部法律的「正義」範圍之外。這種半套的「正義」固然撫平了一些人的傷痛，但卻在另一些人的身上挖下新的傷口，不僅沒有辦法促進社會的和諧，反而更助長了仇恨與對抗。

檢討別人容易，審視自己卻相對困難；唯有整個社會能夠真誠面對過往與歷史，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如果《促轉條例》只將所有的問題都推給國民黨或某些個人，這種真相與追求的正義，無疑相對廉價與表面。

德國人對二戰的反省之所以獲得世人推崇，不在於外來力量強加於德國的紐倫堡大審，而在於德國人對於自己歷史的集體反省。當然戰後德國對於納粹歷史並沒有太多的檢討與自省，甚至採取迴避的態度，對於外力介入的正義也多所排斥。但是1960年代之後，德國社會開始興起更多自我反省的力量，甚至認為希特勒的崛起並非意外，而是整個社會的共業。正因為這種自省，讓德國可以有自信揮別暗黑的歷史。

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知名學者杭廷頓認為，民主仍必須建立在和解的基礎上，而非私人怨憤的宣洩。許多威權政府的作為在當時社會並非沒有正當性，甚至很多團體與個人都參與其中而成為加害共犯，大多數人都不是單純受害者，大家都應該一起負責。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期間，初期或許被若干人視為外來政權，但是透過幾十年來的本土化、重大政經建設與民主化的推展，已經與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緊密連結。這種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關係豈是一刀能夠輕易斬斷？而在當年黨國不分的環境下，有多少團體、機關、組織與民眾能夠完全與之清楚切割？

《促轉條例》與《不當黨產條例》就算徹底打趴國民黨，那又如何？如果整個社會從這個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沒有學會自我反省與審視，迴避了面對自己，少了集體的自省意識與警覺，就算沒有國民黨，還是會有其他人可能犯下相同的錯誤。

我們不希望在鬥爭思維下產生的《促轉條例》，帶給台灣的「啟示」只有教會我們透過檢討別人來隱藏迴避自己的責任。缺乏深刻自省，恐怕讓轉型正義只能停留在表層的問題打轉，而難以觸及更核心的歷史真相探索。而假促轉、真鬥爭的《促轉條例》，恐怕很快就會成為下一個被「促轉」的對象。

（本文刊登於106.12.07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