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基本工資調整過程，可謂是拍案驚奇，但結果卻是勞資政三輸。從第一次會議資方集體缺席，無法形成「社會對話」，演變成「官方策反」成功達陣，且調幅超乎預期，提高5%。只是「最會溝通的政府」讓決策模式由民主對話，走回「上行下效」，雖然兌現競選承諾，卻是無助化解勞資紛爭，不僅勞團嫌漲的少，資方也想上街抗議。
先就官方決策退步說起，以往基本工資的審議由政府主導，逐步改以社會對話，讓勞資透過平台表達意見，是我國決策由「上行下效」翻轉為「從下到上」的典範。不意今年因「一例一休」、「七天國定假」等問題未解，使得勞資關係緊繃。為達調漲目的，官方先是放低身段拜託資方出席，以便擁有政策利害關係人參與之形式，實則遵照勞動部的口袋方案做成決議，總統府更表示「最低工資」法制化已在進行中。證實日後基本工資審議，將由「對話」重返「遵命」形式。
再者，要求資方調漲基本工資5%，是否會使企業從「財源廣進」，變「裁員」?贊成提高基本工資者認為，在自由市場競爭下，設若企業無法承擔修法後所增加的成本，就讓自然淘汰機制發揮作用，以釋出公司資本與人力，使更具生產力者取得這些資源，促進事業單位持續發展。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改善勞工待遇與福利，必然遭到資方反彈，但時至今日，此舉不僅有助於提高民眾生活品質，更能帶動國家成長。
就台灣的狀況來看，企業雖不可能因為調漲5%的基本工資，就承受不住。但重點是雇主之法定負擔，如勞健保、勞退金提撥，及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等，已占成本的18%。同時有九成以上的公司屬中小型及微型組織，由於人力有限，若再加上「一例一休」、「七休一」及未定的七天假，可能調高之加班費，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企業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環境進行投資與生產，所以當某地的營運成本調升後，若不符效益，事業主可能出走。值此政府大力倡導「南向」之際，相較於更寬鬆的法令與成本支出，企業自會決定去留。只是我國現在有何新興產業或具高附加價值的行業，可填補企業出走後所遺下的待轉業空缺。
如果調漲基本工資，真能解低薪問題的話，勞資政均願意相忍為國。但現在獲得加薪的人，只占就業人口之15%，而埋單的資方還被丟豬肝。當局實有必要從產業面省思，找出把餅做大的方法。畢竟拼經濟，勞資政三方一個都不能少，唯有共謀其利，才是百姓之福。
(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5年9月12日之中國時報民意論壇)
先就官方決策退步說起，以往基本工資的審議由政府主導，逐步改以社會對話，讓勞資透過平台表達意見，是我國決策由「上行下效」翻轉為「從下到上」的典範。不意今年因「一例一休」、「七天國定假」等問題未解，使得勞資關係緊繃。為達調漲目的，官方先是放低身段拜託資方出席，以便擁有政策利害關係人參與之形式，實則遵照勞動部的口袋方案做成決議，總統府更表示「最低工資」法制化已在進行中。證實日後基本工資審議，將由「對話」重返「遵命」形式。
再者，要求資方調漲基本工資5%，是否會使企業從「財源廣進」，變「裁員」?贊成提高基本工資者認為，在自由市場競爭下，設若企業無法承擔修法後所增加的成本，就讓自然淘汰機制發揮作用，以釋出公司資本與人力，使更具生產力者取得這些資源，促進事業單位持續發展。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改善勞工待遇與福利，必然遭到資方反彈，但時至今日，此舉不僅有助於提高民眾生活品質，更能帶動國家成長。
就台灣的狀況來看，企業雖不可能因為調漲5%的基本工資，就承受不住。但重點是雇主之法定負擔，如勞健保、勞退金提撥，及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等，已占成本的18%。同時有九成以上的公司屬中小型及微型組織，由於人力有限，若再加上「一例一休」、「七休一」及未定的七天假，可能調高之加班費，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企業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環境進行投資與生產，所以當某地的營運成本調升後，若不符效益，事業主可能出走。值此政府大力倡導「南向」之際，相較於更寬鬆的法令與成本支出，企業自會決定去留。只是我國現在有何新興產業或具高附加價值的行業，可填補企業出走後所遺下的待轉業空缺。
如果調漲基本工資，真能解低薪問題的話，勞資政均願意相忍為國。但現在獲得加薪的人，只占就業人口之15%，而埋單的資方還被丟豬肝。當局實有必要從產業面省思，找出把餅做大的方法。畢竟拼經濟，勞資政三方一個都不能少，唯有共謀其利，才是百姓之福。
(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5年9月12日之中國時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