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北京倡議籌組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金磚集團、中國東協自貿區、中國—東歐論壇、一帶一路、絲路基金等，很少引起台灣關注，認為不過是新一輪統戰或金援外交。
直到近日，若干西歐與亞洲國家不顧華府疑慮，表態欲參與北京發起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國內乃稍有驚覺，紛討論台灣可能的角色。
其實，邇來坊間譯介歐美有關中國國際關係史與在非洲等地伸展影響力的佳作不少。由於近年日益「排中」民情所向，即便這些專著的主旨與結論是正反俱呈，但台灣出版方為迎合市場，還需在封面與行銷將口感調向威脅論與崩潰論。這正說明了，為何台灣對巨變中的周邊環境相對無感，政府也懾於民意無法積極作為。
筆者認為，北京系列舉措當然如李克強在「兩會」所說，是用以應對「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但也同時顯示了習近平內外大戰略的重要轉折。
第一、「奮發有為」的戰略態勢。鄧小平曾在「六四」後為中國外交提出系列指導，其中「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最為外界熟知。習近平現在明確定調，要「更加奮發有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叮囑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到習李已經全面讓位給「沉著應付、有所作為」。這是中國外交卅五年來分水嶺式的重大轉折。
第二、鞏固霸主下首極的位置。外界爭論中國經濟體量何時躍居世界第一，但經濟絕不代表國力，中共心知肚明。雖然高唱「多極化」多年，但從習近平所稱的「雙百」（建黨與建國百年）目標來看，就算到「建國百年」，擔當霸主承擔全球沉重公共財，絕不符合北京核心利益。站穩「霸主下的首極」位置，建設「負責任挑戰者」身分，才是對外大戰略合理的目標。
第三、以一帶一路為旗艦工程，推動中國新亞歐戰略。亞投行只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旗艦工程的工具機，一帶一路則要串連上合、金磚、中非、中國—東協等機制。這些現有機制共同組成劍指歐亞的布局。新華社還特別解釋，說一帶一路是「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體，開創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上面三點指明，北京大戰略從「現代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前者貫串清末自強運動、國府親美，直到周恩來「四化」、鄧小平「改革開放」，姿態是面向海洋與加入西方，只有文革是例外。後者則有中國和歐亞大陸歷史古老傳統的元素，所以視角是面向歐亞大陸、爭取重塑國際規範，同時發出「中國聲音」。這種新古典主義既有舊歷史符號的復活，但又不可能是反現代化的「革命主義」或四面出擊的「漢武大帝」。
北京新古典主義大戰略攻守兼備。它迴避直接與美日來自海上的「再平衡」對撞，有利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表面穩定，算是一種以守為攻的巧突圍。但長遠而言，這個戰略有助中國優化陸權存量，徐圖海權增量，並提升文明話語權。台北應該關注的則是，在美中這種再平衡vs.巧突圍的微妙互動中，如何善用並強化競爭力，爭取寶貴的時間。（作者現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文刊載於104.03.27聯合報民意論壇】
直到近日，若干西歐與亞洲國家不顧華府疑慮，表態欲參與北京發起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國內乃稍有驚覺，紛討論台灣可能的角色。
其實，邇來坊間譯介歐美有關中國國際關係史與在非洲等地伸展影響力的佳作不少。由於近年日益「排中」民情所向，即便這些專著的主旨與結論是正反俱呈，但台灣出版方為迎合市場，還需在封面與行銷將口感調向威脅論與崩潰論。這正說明了，為何台灣對巨變中的周邊環境相對無感，政府也懾於民意無法積極作為。
筆者認為，北京系列舉措當然如李克強在「兩會」所說，是用以應對「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但也同時顯示了習近平內外大戰略的重要轉折。
第一、「奮發有為」的戰略態勢。鄧小平曾在「六四」後為中國外交提出系列指導，其中「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最為外界熟知。習近平現在明確定調，要「更加奮發有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叮囑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到習李已經全面讓位給「沉著應付、有所作為」。這是中國外交卅五年來分水嶺式的重大轉折。
第二、鞏固霸主下首極的位置。外界爭論中國經濟體量何時躍居世界第一，但經濟絕不代表國力，中共心知肚明。雖然高唱「多極化」多年，但從習近平所稱的「雙百」（建黨與建國百年）目標來看，就算到「建國百年」，擔當霸主承擔全球沉重公共財，絕不符合北京核心利益。站穩「霸主下的首極」位置，建設「負責任挑戰者」身分，才是對外大戰略合理的目標。
第三、以一帶一路為旗艦工程，推動中國新亞歐戰略。亞投行只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旗艦工程的工具機，一帶一路則要串連上合、金磚、中非、中國—東協等機制。這些現有機制共同組成劍指歐亞的布局。新華社還特別解釋，說一帶一路是「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體，開創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上面三點指明，北京大戰略從「現代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前者貫串清末自強運動、國府親美，直到周恩來「四化」、鄧小平「改革開放」，姿態是面向海洋與加入西方，只有文革是例外。後者則有中國和歐亞大陸歷史古老傳統的元素，所以視角是面向歐亞大陸、爭取重塑國際規範，同時發出「中國聲音」。這種新古典主義既有舊歷史符號的復活，但又不可能是反現代化的「革命主義」或四面出擊的「漢武大帝」。
北京新古典主義大戰略攻守兼備。它迴避直接與美日來自海上的「再平衡」對撞，有利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表面穩定，算是一種以守為攻的巧突圍。但長遠而言，這個戰略有助中國優化陸權存量，徐圖海權增量，並提升文明話語權。台北應該關注的則是，在美中這種再平衡vs.巧突圍的微妙互動中，如何善用並強化競爭力，爭取寶貴的時間。（作者現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本文刊載於104.03.27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