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一群學生衝進立法院、佔領議場以來，許多有關學生佔領國會議場是否違法的討論，都被台灣一面倒的媒體報導所淹沒，好似現有的民主政治早已蕩然無存，對好不容易站穩腳步的台灣民主發展來說，實在是一大諷刺。
針對反服貿學運來說，平心而論，3月30日凱道大遊行的聲勢確實驚人，可說是此次學運的最高潮；但隨著人潮散去，也同時暴露出學運強弩之末、進退兩難的困境。
對於此次學運涉及的幾點民主法治觀念，我們認為有釐清說明之必要，否則我國的民主憲政制度將無以為繼，以免因近日某些偏頗的媒體報導渲染助威下，把這些塑造成「民主英雄」，導致價值錯亂。
首先，許多媒體報導將此次學運與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相提並論，認為與當年那些衝撞威權體制的學生一樣，都有改革體制的夢想，故值得國人的支持。然而，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謬論才造成我國民主政治的當前困境。
當年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憲法臨時條款仍有效實施的情況下，當年的學生反而更有正當性癱瘓國會。但他們卻沒有選擇闖進立法院，來對抗國會常年不改選的違憲狀態。因此，相較於野百合的作法，此次佔領立法院議場的行動明顯違法，其正當性更是薄弱。
此次反服貿學運固然因馬英九總統民意支持度低落而有推波助瀾之效，但單純以「立法程序違背正義」為理由就佔領國會殿堂，根本就是「暴民政治」的翻版。
其次，自從中華民國於1992年底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及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我國已經進入完全的民主憲政階段。兩次（2000年及2008年）順利且平和的政黨輪替，更足以證明我國民主政治的成熟度與先進國家不相上下，更是華人社會的民主典範。即便立法院朝野政黨多次因法案而上演全武行，仍未減損「民主燈塔」之美譽。
而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歷年來的社會運動固然都對政府行程一股龐大壓力，但大致都能平和收場，與南韓警民激烈對抗、甚至動用催淚瓦斯相比，台灣相形溫和許多。也因此，此次學運佔領國會議場確實以嚴重威脅我國的民主根基。
更重要的是，馬英九總統是經由全民選出的國家元首，在沒有被罷免之前，縱使民意支持度再低，仍然是中華民國總統。這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常識，反服貿學生豈能以民調高低來評判總統的統治正當性？若可以，則為何他們沒有出來挑戰當年貪腐醜聞纏身的陳水扁總統呢？更何況，這些學生又是根據哪條憲法或法律可以恣意而行？若不是馬政府一再容忍與讓步，豈容他們猖狂至今？若真的追究責任，包括總統、立法院長及立法委員都難逃怠忽職守之責。更不用說在野黨竟與學生門裡應外合，成了一丘之貉的共犯集團，更該受國人的嚴厲譴責。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就批評「民進黨妨礙議事的舉動不具正當性。」曾任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的容安瀾(Alan Romberg)也說，「學生關切國家大事值得鼓勵，學生關切服貿協議也值得各界深思，但他『不贊成學生種種干擾政府的舉動，不論是對立法院或行政院』，而且『政治人物鼓動學生這樣做，令人遺憾』。」
如果學生不滿立委、甚或總統的表現，應積極尋求罷免途徑，佔領國會只是幼稚、不成熟的暴民行為，何來正當性？尤其幾位學運代表近日言行，已經自我膨脹到無法無天的地步，甚至還企圖煽動罷工罷課，其行徑簡直與當年的中國共產黨難分軒輊。
反過來看，當在野黨一再以非民主手段來戕害民主政治時，卻從未看過這些學運或教授們公開斥責，甚至對在野黨片面撕毀朝野「逐條實質審查」協議的舉動也無動於衷，顯示其言行根本只是為了滿足他們「反馬」、「仇中」的意識型態而已，完全不是出自於捍衛民主的真誠決心。
其次，依據民主政治的原理，執政黨的行政及立法部門行為一致，共同捍衛政策乃是政黨政治的通則，何來行政權獨大之說？難道黨籍立委支持同黨行政部門提出的政策就不是民主？這些學生們似乎要重新思考民主政治的定義了，否則只會鬧笑話。
當一些示威學生轉向攻進行政院的時候，就證明了此一學運不是單純的學生自發性反服貿運動，而是早已預謀多時的非法抗爭，其目的只是為了突顯他們的政治主張。這可從在野黨與學運配合演出的一連串戲碼看出些許端倪，只是他們掩飾地太天衣無縫罷了。
當學運代表喊出「馬總統已經失去統治正當性」及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時，學運的本質也已經變調了，等於是向政府及公權力宣戰了，也意圖推翻現有的憲政體制。那麼，這些學生接下來要提出什麼要求？是修憲還是制憲？是要推翻整個現有的中華民國體制嗎？從他們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到外圍團體提出包括憲政體制的討論等議題，就知道反服貿協議只是他們一個動員的藉口，其實真正想的是改變現有的中華民國體制。
這也不是不可以，畢竟憲法保障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但請在法律體制內進行，而不是躲在中華民國體制下行革命之實。
多數台灣人民是善良的，也同情學生的要求，但學生們切記，所有一切政治訴求都應在體制內進行，否則前人多年努力的民主成果毀於一旦，你們反而將成為千古罪人。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103.04.05 中央日報網路報）
針對反服貿學運來說，平心而論，3月30日凱道大遊行的聲勢確實驚人，可說是此次學運的最高潮；但隨著人潮散去，也同時暴露出學運強弩之末、進退兩難的困境。
對於此次學運涉及的幾點民主法治觀念，我們認為有釐清說明之必要，否則我國的民主憲政制度將無以為繼，以免因近日某些偏頗的媒體報導渲染助威下，把這些塑造成「民主英雄」，導致價值錯亂。
首先，許多媒體報導將此次學運與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相提並論，認為與當年那些衝撞威權體制的學生一樣，都有改革體制的夢想，故值得國人的支持。然而，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謬論才造成我國民主政治的當前困境。
當年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憲法臨時條款仍有效實施的情況下，當年的學生反而更有正當性癱瘓國會。但他們卻沒有選擇闖進立法院，來對抗國會常年不改選的違憲狀態。因此，相較於野百合的作法，此次佔領立法院議場的行動明顯違法，其正當性更是薄弱。
此次反服貿學運固然因馬英九總統民意支持度低落而有推波助瀾之效，但單純以「立法程序違背正義」為理由就佔領國會殿堂，根本就是「暴民政治」的翻版。
其次，自從中華民國於1992年底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及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我國已經進入完全的民主憲政階段。兩次（2000年及2008年）順利且平和的政黨輪替，更足以證明我國民主政治的成熟度與先進國家不相上下，更是華人社會的民主典範。即便立法院朝野政黨多次因法案而上演全武行，仍未減損「民主燈塔」之美譽。
而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歷年來的社會運動固然都對政府行程一股龐大壓力，但大致都能平和收場，與南韓警民激烈對抗、甚至動用催淚瓦斯相比，台灣相形溫和許多。也因此，此次學運佔領國會議場確實以嚴重威脅我國的民主根基。
更重要的是，馬英九總統是經由全民選出的國家元首，在沒有被罷免之前，縱使民意支持度再低，仍然是中華民國總統。這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常識，反服貿學生豈能以民調高低來評判總統的統治正當性？若可以，則為何他們沒有出來挑戰當年貪腐醜聞纏身的陳水扁總統呢？更何況，這些學生又是根據哪條憲法或法律可以恣意而行？若不是馬政府一再容忍與讓步，豈容他們猖狂至今？若真的追究責任，包括總統、立法院長及立法委員都難逃怠忽職守之責。更不用說在野黨竟與學生門裡應外合，成了一丘之貉的共犯集團，更該受國人的嚴厲譴責。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就批評「民進黨妨礙議事的舉動不具正當性。」曾任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的容安瀾(Alan Romberg)也說，「學生關切國家大事值得鼓勵，學生關切服貿協議也值得各界深思，但他『不贊成學生種種干擾政府的舉動，不論是對立法院或行政院』，而且『政治人物鼓動學生這樣做，令人遺憾』。」
如果學生不滿立委、甚或總統的表現，應積極尋求罷免途徑，佔領國會只是幼稚、不成熟的暴民行為，何來正當性？尤其幾位學運代表近日言行，已經自我膨脹到無法無天的地步，甚至還企圖煽動罷工罷課，其行徑簡直與當年的中國共產黨難分軒輊。
反過來看，當在野黨一再以非民主手段來戕害民主政治時，卻從未看過這些學運或教授們公開斥責，甚至對在野黨片面撕毀朝野「逐條實質審查」協議的舉動也無動於衷，顯示其言行根本只是為了滿足他們「反馬」、「仇中」的意識型態而已，完全不是出自於捍衛民主的真誠決心。
其次，依據民主政治的原理，執政黨的行政及立法部門行為一致，共同捍衛政策乃是政黨政治的通則，何來行政權獨大之說？難道黨籍立委支持同黨行政部門提出的政策就不是民主？這些學生們似乎要重新思考民主政治的定義了，否則只會鬧笑話。
當一些示威學生轉向攻進行政院的時候，就證明了此一學運不是單純的學生自發性反服貿運動，而是早已預謀多時的非法抗爭，其目的只是為了突顯他們的政治主張。這可從在野黨與學運配合演出的一連串戲碼看出些許端倪，只是他們掩飾地太天衣無縫罷了。
當學運代表喊出「馬總統已經失去統治正當性」及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時，學運的本質也已經變調了，等於是向政府及公權力宣戰了，也意圖推翻現有的憲政體制。那麼，這些學生接下來要提出什麼要求？是修憲還是制憲？是要推翻整個現有的中華民國體制嗎？從他們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到外圍團體提出包括憲政體制的討論等議題，就知道反服貿協議只是他們一個動員的藉口，其實真正想的是改變現有的中華民國體制。
這也不是不可以，畢竟憲法保障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但請在法律體制內進行，而不是躲在中華民國體制下行革命之實。
多數台灣人民是善良的，也同情學生的要求，但學生們切記，所有一切政治訴求都應在體制內進行，否則前人多年努力的民主成果毀於一旦，你們反而將成為千古罪人。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103.04.05 中央日報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