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8學運的眾聲喧譁與紛紛擾擾中，我們終於體會到，運用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的所有個人與組織，是何等需要重新確認理性溝通的珍貴價值。

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曾經指出，一個理想的社會，需要有理想的溝通模式。對於公共事務，持不同意見者，應該要以理性的論證與觀點，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政策辯論，而不是以粗暴的語言及意識形態的堅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

以這樣的理想來對照318學運中，充斥於傳統媒體及網路社群媒體中的相關內容，我們雖已脫離威權統治26年，也已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執政，但顯然距離一個能夠普遍理性溝通的理想社會，還有一段明顯差距。

以傳統媒體的表現而言，在兩岸服貿協議的蘊釀與談判期間，雖然曾經做過若干相關報導，但始終未曾充分發揮社會告知與解釋功能。直到今日許多民眾對協議的內容及其影響，仍是一知半解，使各種與事實不符的流言與誤解，獲得流竄的空間，埋下318學運引爆的社會衝突種子。

等到學運爆發後，部分傳統媒體又對意識形態取向的發言立場火上澆油，並將相關新聞報導焦點，鎖定在衝突、對立、抗爭的火爆場景，以刺激的新聞框架，貪婪地攫取收視率大增而帶來的廣告收益。這些傳統媒體不協助搭建社會理性溝通的平台，只顧鞏固分眾傳播市場的利基，學運引發的社會衝突難以平息，自私的傳統媒體焉能卸責？

傳統媒體工作者未能促進社會理性溝通；新興網路媒體中個人發聲者的表現，也頗多讓人失望與憂心之處。在這個網際網路大興，傳統媒體被「去中心化」的新傳播時代，的確是一人一把號，可以各吹各的調。問題是，當社會出現公共政策的重大爭議時，政府官員喪失了引導理性溝通的話語權，熟悉網路傳播的年輕世代及其他民眾，則沉醉於網路訊息串連及行動動員的傳播優勢，忙於進行黨同伐異，順我者讚、逆我者刪的社會鬥爭，乃至於成長於台灣最民主時代中的網路世代，反而因為新傳播科技助長的強烈自我意識，展現出最違背民主法治意識的集體威權心態與行為模式。

這樣的一場學運及連帶而起的社會鬥爭，不僅癱瘓了立法進度與國家發展進程，也崩壞了社會的理性溝通機制。我們掌握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傳播科技，卻讓社會退回以力而非以理服人的部落時代。這不僅是政府溝通能力不足的責任，也是傳統媒體未能發揮正面傳播功能的責任，更是網路媒體使用者濫用與誤用傳播科技的責任。

現在，大家終於體會到，不能善用傳播科技進行理性溝通，只會擴大社會衝突。理性溝通，才是當下台灣最迫切需要的公民運動。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作者為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本文曾刊登於103.4.7中國時報A14 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