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檢署於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訴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 雖尚未見到起訴書，但依據該署發布新聞稿的說明內容，其係違反犯刑法上之洩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等罪，而被提起公訴。並特別針對被告於刑事偵查程序持續中，急於向與本案無牽涉之總統報告、提供相關違反通訊保障監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應秘密之偵查資料等，指證不法，澄清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3款、第4條第6項、釋字第613號、憲法第44條等規定，為專屬總統憲法上的權力。非屬為個人事項，與院際爭執無關，據以反駁黃世銘的辯解。

該新聞稿的內容，對檢察總長在五權憲法下，應遵守的分際，確有精闢見解，的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固係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通過，但其職位係面對國家制度負責，並非對總統個人效忠。故檢察總長於合法的監聽過程中，自應恪守權力分立的原則，如發現王金平、柯建銘涉嫌關說，或曾勇夫、陳守煌因被關說，而有司法不作為或不法者，自應依職權，另案調查，查處不法，為不同偵辦案件的梳理及區分。

所以，作為一位檢察總長，有那麼多的武器，可以偵辦不法案件，竟均捨棄不用，反持該監聽所獲，不得洩漏或交付的資料及監聽譯文，向總統報告交付，導向行政不法，自違反公正獨立辦案的原則。

本案將檢察權，直接類比為權力分立下的司法權，則檢察官保持中立、獨立公正辦案，自應與司法官的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不受非法干預等，一體適用，毫無軒輊。依該獨立公正辦案的精神，檢察官得傳喚總統、行政院院長、蒐證後起訴現任的檢察總長，確屬令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再將台灣帶向權力分立、偵審獨立公正辦案的嶄新里程碑。

那麼今後，檢審辦案，則有本例可循，足以「照步來」，表彰中立、獨立辦案，為維持公正獨立的精神，至少應將本案的源頭，即中央民意代表，向司法或行政的關說案件，不論政黨傾向，屬重大違法者，就像該台北地檢署二十頁的新聞稿精神，抽絲剝繭、鉅細靡遺般的，迅速且完全予以公正偵辦，給台灣公民一個完整的交代。

中央民意代表，能向法務部關說起訴、不起訴、或放棄上訴者，自然可以對其有關的首長關說，特定檢察官的升遷、考核、調動。 固然，關說在未發現相當對價前，無法繩之以法，雖然如此，仍對該台北地檢署二十頁新聞稿所揭櫫的「獨立辦案」精神，造成重大的諷刺及戕害。

其實本案的被關說者之一，就是甫去職的法務部部長，依檢察一體的原則，最高法院檢察署總長的直屬長官就是法務部長。如黃世銘總長，依法掌握了中央民意代表的司法不作為關說之證據，本應與法務部長討論，究竟係行政違失或行政不法，且區別分類案件，為適當的分案調查。但本案被關說者之一，就是其直屬長官，當然無法呈報處理。故其逕向總統報告且交付前開關說之證據，或許誤解了憲法第44條及其他相關憲法增修條文的真義。本人與黃總長毫不認得，且無淵源，無意替他說項，但其歷年形象，拒絕關說、清廉自持，與已故的前法務部長陳定南，均有相對等的正面評價，彼等均非政治上長袖善舞，不喜與政黨、利益掛勾的部長或總長，是司法界上，稀有的正義人物，則本案既已拋棄政治的包袱，回歸司法，黃總長已被北檢迅速起訴，就待法院一審判決是否有罪，決定去留吧！更何況其尚有任期四年的限制，相煎何需太急?

偵查中立、檢察官獨立公正辦案，並非只是憲法上的意義，在實際運作上，相關偵審人員在辦案中，早該跳脫個人好惡，政黨傾向，拒絕捲入政黨間的權力鬥爭，以法袍為榮，不為個人政治前途而折腰，擱置私心，為公義服務，則全面拒絕中央民意代表的司法關說下，方可具體實現，我們心儀已久權力分立下之民主法治國境界，哪麼就從十一月一日台北地檢署的新聞稿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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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102.11.10中央網路報星期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