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大眾媒體上為馬總統與王院長之爭擠爆了。故事本來很簡單，不過是王院長為柯的案子打了幾個電話，與已經判決無罪就不要再上訴有關。這個消息傳到馬總統的耳朵裏，以他梗直的個性，覺得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他感到沉重的責任感，就在記者會上公開指摘王院長，認係國家之恥。他說話時義正辭嚴，相當感人，使有些人覺得為了國家的法治，寧犧牲政治的伙伴，是很了不起的舉措。可是媒體上的反應卻完全不同，大部分人都認為王院長並沒有什麼大錯，馬總統借此機會，清除黨內異己的聲音，是公報私仇。連黨內的大老都認為總統的批評太過份了。打兩個電話就算關說嗎？太不給人留面子了！
對我這樣法律的外行人，覺得這兩種說法都很有道理。總統為了國家司法制度的完整所表示的態度令人欽佩，但大家對院長｢關說｣的人情味表示寬容的態度，也頗令人感到溫暖。兩者之間，實在很難找到平衡點。我忽然覺悟這個問題實在不是法律上誰對誰錯的爭議，我們碰到的是｢人情文化｣的問題。
馬總統問：｢這不是關說，什麼才是關說？｣特偵組官員說明｢關說｣是與貪污同樣嚴重的罪行。既然如此，為什麼王院長可以在回國的記者會上，堅持他不是關說呢？究竟怎樣才算是關說？他打電話只能算是｢關切｣？那麼｢關說｣與｢關切｣之間又有什麼分別？我趕快找了一本辭典，查明其間的差別。哪裏知道打開辭典，發現與關說有關的至少有五個名詞：關心、關懷、關切、關託、關說，可見建立在人際關係上的文化，是非常豐富的，要仔細品味才分得出來。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中，人與人的交往就建立在這樣豐富的感情關係上。這原來是很好的事，可以使社會建立在關愛的基礎上，充滿了和諧與互助的精神。可是遇到利害衝突時，關係就開始變質了。
真正以愛為基礎的文化，是以博愛眾人、人人平等的觀念為原則的。這是宗教精神，基督教就是成功地把博愛的精神為西方文化奠基的宗教。這種愛與人情文化的愛有什麼分別呢？我們的文化是落實在家族親疏的關係上的，所以愛對我們，當然是有分別的。敬愛我們的父母是孝道，是倫理的起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是沒有告訴我們對於敵人該怎麼辦。在這樣的文化中，遇到自己的親朋好友有了困難，當然會竭力相助，甚至他們犯了錯我們也會原諒，不讓他們受到委屈，可是對於敵人，我們就沒有那種關懷之心了。
從現代西方法治社會來看，人情文化是落伍的現象。因為他們在遇到利害衝突的時候，希望得到公平的判斷。由於他們認為｢理未易明，真未易察｣，所以必須有一個縝密的司法制度去找出真象之所在。對錯之間，不是一個青天大老爺就可以拍板認定的。對於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我們，雖然認為法治是公平的，但心裏總不免覺得｢法理不外乎人情｣，世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還是可以大有斟酌的。也是因為有這種觀念，就覺得人情在法律中仍然有運作的空間，人間的感情｢關係｣還是很珍貴的。
在人情文化的基礎上看這種關說案子，就覺得越看越模糊。王院長的電話是在這五個名詞中的哪一個位置呢？他關心朋友涉案，關懷涉案對他的精神壓力，都出之於愛心。為他打電話表示關切，也許是探詢案情發展。到此，關係開始發生一定的作用了，即使沒有意思影響案情。理論上說，到此仍然出之於愛心。但第三者免不了懷疑其動機。明目張膽地要求對方幫忙，才進入關託與關說的領域，我也不能相信院長會走上這一步。
可是在人情文化中，關切是會被解釋為一種形式的關說的。誰想到這樣的解釋會鬧出一場政治的風暴呢？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對我這樣法律的外行人，覺得這兩種說法都很有道理。總統為了國家司法制度的完整所表示的態度令人欽佩，但大家對院長｢關說｣的人情味表示寬容的態度，也頗令人感到溫暖。兩者之間，實在很難找到平衡點。我忽然覺悟這個問題實在不是法律上誰對誰錯的爭議，我們碰到的是｢人情文化｣的問題。
馬總統問：｢這不是關說，什麼才是關說？｣特偵組官員說明｢關說｣是與貪污同樣嚴重的罪行。既然如此，為什麼王院長可以在回國的記者會上，堅持他不是關說呢？究竟怎樣才算是關說？他打電話只能算是｢關切｣？那麼｢關說｣與｢關切｣之間又有什麼分別？我趕快找了一本辭典，查明其間的差別。哪裏知道打開辭典，發現與關說有關的至少有五個名詞：關心、關懷、關切、關託、關說，可見建立在人際關係上的文化，是非常豐富的，要仔細品味才分得出來。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中，人與人的交往就建立在這樣豐富的感情關係上。這原來是很好的事，可以使社會建立在關愛的基礎上，充滿了和諧與互助的精神。可是遇到利害衝突時，關係就開始變質了。
真正以愛為基礎的文化，是以博愛眾人、人人平等的觀念為原則的。這是宗教精神，基督教就是成功地把博愛的精神為西方文化奠基的宗教。這種愛與人情文化的愛有什麼分別呢？我們的文化是落實在家族親疏的關係上的，所以愛對我們，當然是有分別的。敬愛我們的父母是孝道，是倫理的起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是沒有告訴我們對於敵人該怎麼辦。在這樣的文化中，遇到自己的親朋好友有了困難，當然會竭力相助，甚至他們犯了錯我們也會原諒，不讓他們受到委屈，可是對於敵人，我們就沒有那種關懷之心了。
從現代西方法治社會來看，人情文化是落伍的現象。因為他們在遇到利害衝突的時候，希望得到公平的判斷。由於他們認為｢理未易明，真未易察｣，所以必須有一個縝密的司法制度去找出真象之所在。對錯之間，不是一個青天大老爺就可以拍板認定的。對於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我們，雖然認為法治是公平的，但心裏總不免覺得｢法理不外乎人情｣，世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還是可以大有斟酌的。也是因為有這種觀念，就覺得人情在法律中仍然有運作的空間，人間的感情｢關係｣還是很珍貴的。
在人情文化的基礎上看這種關說案子，就覺得越看越模糊。王院長的電話是在這五個名詞中的哪一個位置呢？他關心朋友涉案，關懷涉案對他的精神壓力，都出之於愛心。為他打電話表示關切，也許是探詢案情發展。到此，關係開始發生一定的作用了，即使沒有意思影響案情。理論上說，到此仍然出之於愛心。但第三者免不了懷疑其動機。明目張膽地要求對方幫忙，才進入關託與關說的領域，我也不能相信院長會走上這一步。
可是在人情文化中，關切是會被解釋為一種形式的關說的。誰想到這樣的解釋會鬧出一場政治的風暴呢？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