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財經小組日前第一次會議，便決定接受外界的批評與質疑，宣布執行秘書從原先的央行總裁彭淮南，改由經建會主委陳博志擔任，以免影響中央銀行在體制運作上應有的超然地位與獨立性。對於唐飛院長體察輿論，從善如流的快速反應，吾人表示肯定與支持。惟由於財經小組的成立，主要乃在解決新政府上任三月餘來，予外界政令口徑不一而致無所適從的不佳印象，則該小組的運作效率及承擔的責任，很自然的便成為未來財經決策中眾所矚目的焦點與希望。如果目前的混亂現象的確是因為財經部會首長間的協調與溝通不足所致，則財經小組成立後，未來社會將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以部會協調不良為藉口的政策偏誤或矛盾的存在，財經小組的所有成員皆應有此充分的認知與壓力。
政黨輪替後的新政府雖然的確遭遇到多類如少數執政與憲政運作限制上的困擾，但就財經決策行政體系而言，既有的組織與機制向來似乎皆無任何重大的運作缺失，乃至於造成財經決策的無法推展。換言之，新政府財經決策出現問題，人的因素較諸其他制度性因素的比重要來得大。財經事務多變而複雜，政策的訂定須要有專業判斷，更須要有協調溝通的能力；財經變革影響社會利益結構深遠，制度的規劃須要有智慧識見，更須要有與利除弊的魄力。既然成敗的關鍵在人，則從現行的決策體制言，不但總統在財經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定位，須要重新檢討與確定，未來財經小組的運作方式與成員問的互動合作，更應建立在相互尊重與提升決策效率的基礎上。如此，庶幾才能突破目前受困的亂局。
阿扁總統對財經事務的涉獵，經驗相當不足。在台北市市長任內，他對市府財政與主計的專業非常尊重，幾乎達到完全信任的程度，固然地方財經事務較諸中央單純百倍以上，但是，由於財經問題的專業性與利益性高，故支持與肯定專業能力的判斷，仍然是阿扁就任總統時，我們對他的高度期望與要求。前任李登輝總統在任內最被財經學者詬病者，就是時常任意改變財經部會歷經多時的討論決議，甚或主動授意財經部會採取某些備受爭議的政策，由上而下的決策程序，不但擾亂正常體制的運作，更造成了財經部會的唯諾無能。阿扁上任後，觀諸其在高科技產業員工分紅配股課稅與美濃水庫興建與否等諸問題上的處理與表現，以已有步李登輝後塵的嚴重傾向。財經政策若只為政治利益掛帥或服務，充其量只能營造出短期的榮景假象，但社會利益的公平正義卻因而遭到長期的侵蝕與破壞，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最近十年來每年的經濟成長表現皆不錯，但民眾卻隨時要擔心泡沫的可能破滅，而政府亦窮於到處撲火救援的主要原因。在此新政府全力掃除黑金之際，為能徹底根除政商利益的癥結源頭，恢復財經決策的專業功能與獨立性，顯然是最重要的「配套」理念，而阿扁亦應該公開宣示賦予財經部會明確的自主權限。至於財經小組的運作，唐飛院長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決策者而非協調者，既然執行秘書工作已回歸到經建會主委的手中，小組會議無非是另一種型式而規模較小的「經建會議」而已，陳主委的協調功能與責任皆須加強。此外，成員中秘書長與央行總裁二者的角色，允宜儘量謹守被動與保守的分際。理論上言，秘書長僅是行政院院長的幕僚參謀，不宜直接襄贊財經主管事務，惟由於行政院中缺乏財經背景的政務委員來為院長分擔決策責任，正巧魏秘書長本身又是經濟學家，院長指定其加入財經小組似乎亦是迫於情勢的便宜決定，因此，其更應自知分寸、勿有偕越，以免顛倒權責與擾亂體制。至於央行總裁在小組中的定位，則確實應如彭總裁自己所言，只是提供資料與情勢分析及客觀意見，萬不可涉入過深而致疏忽金融紀律穩定的維護。我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個觀點，乃是看到上次行政院對三千二百億元挽救房市措施的決策程序，傳言中幾乎完全由彭總裁與魏秘書長二人所主導。如今小組正式成立，此二人的職責與角色劃分，允宜事先明確界定清楚。平心而論，新政府財經閣員俱為頂尖的學者或專業經理人出身，其智慧與能力當為社會各界所信賴。除了經驗上的生疏與團隊共事的時間不足之外，唐飛院長尚應加強掌握的乃是各部會首長的個性與背景。院長本人謙沖有禮、溫文儒雅，但對財經政策的考量卻不宜過於遷就「行政倫理」而失之客氣或鄉愿。林信義部長在內部事務的改革上花了不少心血，但對整體經濟政策的作為卻尚未展理功力；許嘉棟部長個性溫和純良，遇事雖有主張與看法，但卻不大會堅持或鬧僵；林全主計長則雖積極敏銳、頭腦清晰，然因職務關係而無法過度主導意見。這些都是目前財經閣員的特質，企盼唐院長能充分了解，進而適當督促與激發起其在財經小組中的功能。
陳總統日前特別強調新政府已達「新路上手」上路的階段，為達施政成效，甚或不惜換人。我們寧願相信所有財經閣員的用心與努力，更期待財經小組的運作能重新拾回社會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