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一事件，使我對這幾年來，國內文化機構的一個現象感到憂心：那就是機構首長走馬燈式的輪換。文化機構，不論是表演藝術的廳堂還是美術館、博物館，是文化的指標，與政治與權力是沒有關係的。這是一種專業，在整個社會上看，以投入的人力、物力來衡量，其影響力實在是很微不足道的；但在國民精神生活方面的影響，卻可無限放大，影響深遠。試想世人，包括美國人自己，有多少人知道有甚麼不斷改變他們生活的大企業？然而對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幾乎無人不知。它不過是在中央公園的一棟建築，由一群人經營文物與藝術品的保存與展示而已。它是美國文化水準的標竿。
像這樣的文化機構為甚麼會有長遠的影響力，受到廣大民眾的重視呢？因為它們在經營上有專業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不受政治的影響，擁有充份的自主權，政權輪替與它們無涉。美國的文化機構多為私立，自主權不在話下，歐洲的公立文化機構也受法律的保護，不受黨爭的影響。第二是以專業素養與才能慎選機構主持人，授予全權，一旦擔當重任，則長期聘任，非不得已不會更換。無重大事件，董事會不會過問。
有了這樣的獨立性，經營上的重大理念才會穩定的表現出來，文化上的品質才會不斷精進、提升。因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功的。在經營上，需要經過長期的揣摩與實驗才能成熟，文化的品質尤其要領導人的素養與智慧。文化不是可以利用權力短期操作就可以收效的。
記得近三十年前，在籌劃國立博物館的考察中，在米蘭的達文西博物館訪問館長，發現他的團隊竟自籌劃開始，已工作了近二十年。令人感動的是，這位館長已經把研究達文西，重建這位曠世大師的科學思想與發明並予以展示作為終身事業。當年我沒有想到的是，是怎樣的社會環境使他這樣被信任、信託，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文化工作？意大利是歐洲政治最不穩定的國家。
我沒有這個感覺，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政府似乎唯才是用。我接受科博館的籌備工作，經過再三的考慮，是否要擱下建築專業，進入科學教育領域：有沒有遠景可期，尤其重要。我接到的孫運璿院長的聘書，說以三年為期，完成籌備工作。這是不可能的，但我不以為意，因為我知道在那個時代，他們會看我的工作表現，不會到了三年就要我離職。結果是，我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做了十三年。如果不是後來的部長要我去籌劃新設藝術學院，我有心在科博館做到退休。今天科博館在政府及大眾心目中有一定的成就，就是因為穩定的實施建設計畫的大環境所造成的。
曾幾何時，風氣改變了。近年來，文化機構的首長竟如走馬燈一樣的變換，當成部會的棋子，挪來挪去。由於不能脫離政治的牽絆，真正願意投入的專業者看不到了。機構主持人若不是公務人員調派，就是從大學教授中借調。不但談不上文化發展的願景的建立，連業務都不熟悉可能就下台了。
文化的建設是需要溫火炙烤的。一個重要的展示或演出，動不動需要三、五年的時間去籌劃，一任總統過去了，還沒有推出，在國外的文化機構中是常事。機構首長走馬燈式的換人，不值得我們憂心嗎？我們能期待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