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背景


政治評論家胡忠信先生應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之邀，於十一月十三日以「政治領導者的七項任務」為題進行專題演講。該演講以美國著名政論家大衛‧葛根（David Gergen）之近著《美國總統的七門課》為基礎，冀望我國政治領導人物不僅能從中獲得啟發，同時更應具有「撥亂反正」的能力，以解決有權無責的憲政亂象、提振跌入谷底的經濟窘境以及治癒無數因失業所衍生的社會病癥。胡氏並言明扁政府無力因應這種種困境，而民意亦十分關心「國民黨是否已準備好接受二次政黨輪替的挑戰？」


隨後，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高雄替黨籍市長參選人黃俊英站台時，明白指出「國民黨已經在失敗之後從反省檢討中做好再執政的準備，請民眾再給國民黨執政的機會。」籲請選民以行動支持「二次政黨輪替」。究竟二次政黨輪替之意義何在？台灣目前是否存在二次政黨輪替之契機？而在野黨是否已做好二次政黨輪替之準備？此即本文分析之重點。



貳、分析


一、二次政黨輪替之意義


根據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一九九一年出版之《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二十世紀後期出現一項重要全球性政治發展──大約有三十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轉型成民主政治體制，因而在近代歷史中出現了第三波民主化[1]。


第一波民主化浪潮起源自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大約從一八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初期，而第一次回潮始於一九九二年墨索里尼（Mussolini）向羅馬進軍，廢除了義大利脆弱而腐敗的民主體制。緊接著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的民主制度亦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希特勒（Hitler）在一九三三年終止了德國的民主體制，一九三八年的捷克（Czech）、一九三六年的希臘、一九三○年代初的日本以及一九二六年的葡萄牙等等，或回潮成獨裁政權、威權體制或軍人統治。此時期民主化的政權通常是絕對君主專制、老牌的封建貴族政體國家或是大陸帝國的繼承國;而此一時間的政權變化則反映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黷武主義意識形態的崛起。


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六○年代初期告一段落。此波民主化回潮，在政治發展和政權轉型呈現出強烈的威權主義色彩，且出現一種新型式的政治體制──「官僚威權主義」，諸如當時的巴西、阿根廷的軍事政府、印尼軍方於一九六五年結束了當時的指導式民主、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總統於一九七二年在菲律賓實行戒嚴統治。此時期民主化的政權過去曾是法西斯國家、殖民地或個人軍事獨裁政權，且通常曾有一些民主的經歷。


第三波民主化首先出現在一九七四年南歐的葡萄牙。此一時期的民主浪潮不僅使得軍方退出政治，更吞沒了共產主義世界，諸如：厄瓜多、烏拉圭、宏都拉斯、中華民國、蘇聯、匈牙利及東德等等。在以上走向第三波民主政治的政權有許多不同樣式：包括一黨制、軍事政權、個人獨裁政權、南非的種族寡頭政治等。整體上而言，民主化是一項全球性的運動，不僅襲捲南歐、拉丁美洲、亞洲，甚至突破了蘇聯等共產集團的封鎖界限[2]。


杭廷頓並提出六個有利於促進新民主國家（第三波民主化中建立的國家）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條件，分別是：1.只有極少數國家是在初次嘗試中即建立穩定的民主體制；2.經濟發展水準與民主政權的存在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3.國際政治及外國勢力在第三波民主國家的肇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4.民主轉型的時機亦對一個國家的民主鞏固起相當的作用；5.轉型過程與鞏固間的關係；6.政治菁英和民眾如何應付新民主國家所面對的情境問題，以及其對新民主政府無力解決這些問題時的反應[3]。同時，其在探討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同時，也提出了五種政權變遷類型，且將台灣歸類在「直接轉渡型」（direct transition）（即指從穩定的威權政府向穩定的民主體制「直接轉渡」），並指出台灣是「那些以前沒有重大民主經驗的國家」[4]。


從上述杭廷頓所提有利於新民主國家「民主鞏固」的條件來看，在沒有重大民主經驗的前題下，台灣歷經二○○○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勢必得再經歷第二次政黨輪替，才能進入真正的民主鞏固階段，台灣的民主制度也才能發展得更為健全。因此，不難理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若想達到民主鞏固的目標，必須經過二次以上政黨輪替，方有機會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


二、台灣目前是否存在二次政黨輪替的契機？


民主政治的基本假設之一是「人民作主」，但因國事萬端，不可能由所有人民直接治理國家。同時，在多元化的現化社會中，每個人就像大機器中的小螺絲各有專司，而大社會中的小社團又代表著不同團體的利益，因此遂有政黨及代議政治的出現。根據Isaak對「政黨」所下的定義：「是由個人組成的團體，目的在提名候選人參選，並主導政府決策。[5]」亦即指一群人基於自發性的結合所組成的團體，並與其他類似團體從事競爭，透過合法的選舉過程，贏得政治職位，以實現其政治主張，發揮政治權力。因此，在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當主政者無法滿足人民需求時，人民理所當然會以選票表達其自主性，找一個更符合其需求的政黨作為治理國家的代理人。政黨輪替也就成為人民選擇最佳代理人的手段了。


學者Linz認為一個已經鞏固的民主政治必須具備三個前提：1.在行為上，沒有任何行動者企圖創造一些非民主的典則來達成其目的；2.在態度上，社會中絕大多數的成員相信，即便在嚴重經濟困頓時，民主制度及程序是解決集體衝突最適宜的方式；3.在憲政架構上，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的力量都已經習慣於在新體制下的法令程序與制度設計解決衝突[6]。簡而言之，「民主」應被人民與政治菁英視為政治領域中唯一的遊戲規則。


根據Linz對鞏固的民主政治所應具備的三個前提來看，顯然台灣尚未進入所謂的「民主鞏固」階段。自民進黨執政以來，由於其缺乏領導國家機器的經驗與能力，在治國人才寥寥無幾的情況下，又不願與在野黨進行協商。過去作為在野黨時，民進黨每每在重大議題上訴諸民粹，在耗費大量社會資源的同時，並咨意地扭曲族群認同，其目的厥為區隔選票以利勝選。民進黨在野時的作法，在其入主總統府後，仍未改變。難怪一路輔佐陳總統的李前總統會責以「只會選舉，不會治國。」


史上最多人次的農漁民大遊行，就在陳總統號稱「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浩浩蕩蕩的走上街頭，而農漁民的守法、重法的程度更令人讚嘆。值得觀察的是，如此重大的基層金融改革，從一一三○大遊行至今，扁政府並未提出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解決方案，只是企圖故技重施以「全力偵辦新瑞都案」轉移社會大眾的焦點，一次又一次地踐踏人民對民主鞏固的渴望。對民進黨而言，「民主」只是咨意操弄「民粹」；對陳總統而言則不過是「無限擴張權力而諉過於人。」


二○○○年時，百分之三十九的選民以選票啟動了首次政黨輪替，在經歷了十二萬農漁民大邀行之後，某種程度上台灣的民主已達Linz所謂「即便在嚴重經濟困頓時，民主制度及程序是解決集體衝突最適宜的方式。」換句話說，台灣已朝民主鞏固的方向前進，而為了鞏固民主政治，二次政黨輪替實已迫在眉睫。根據此次北、高市長大選後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相關民調顯示，百分之五十四的民眾希望在二○○四年三月時能夠進行第二次政黨輪替；而若國、親兩黨屆時共推一組人選時，支持泛藍總統候選人的民意支持度將超過「陳呂配」十個百分點以上[7]。是以，泛藍系統能否整合成功，攸關二次政黨輪替能順利啟動。


三、在野黨是否已做好二次政黨輪替之準備？


倘若民進黨這二年半來的執政，已讓台灣經濟墜入新低，迫使大量失業勞工無法繼續生存；教改有違初衷與實行過程的草率，已讓溫和的教師們發出怒吼；政策的搖擺，致使公務人力的大量流失等等。這些問題若已耗盡選民的耐心，那麼在經過二○○○年理性、平和的首次政黨輪替後，選民將更加急切地盼望第二次政黨輪替。同時，亦將以更審慎、理性的態度期待泛藍軍的亮眼表現。過去已累積五十多年執政經驗的泛藍系統，確有功不可沒的傳統榮耀，惟若要獲得民意的支持，仍須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政策願景、人選組合，以及大刀闊斧地揮別過去龐大行政官僚所給予人民的厚重感，方能重拾選民對其支持的熱情。


根據此次北、高市長選舉結果來看，泛藍候選人在台北市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而泛綠系統則仍保住南台灣的基本選票，北藍南綠的政治版圖在短時間內似乎已大致底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在過去四年內，即使治安每下愈況、失業人口急遽攀升及登革熱疫情肆無忌憚的擴散等負面政績下，謝長廷仍以五○‧○三％的得票率勝出，並優於上次選舉時四八‧七一％；而台北市長馬英九此次得票率六四‧一○％，較上次的五一‧一％，增加了一成三，同時原本屬於民進黨票倉的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和萬華區等，在此次選舉中亦展現對馬英九的大力支持，此與馬市長持續深耕老台北不無關聯[8]。果真如此，則北藍南綠所代表的意涵就值得泛藍深思了，因為此意謂著此次支持泛藍或泛綠的選民已發展出不同的投票取向。


相較之下，支持泛藍系統的選民似乎較偏向表現投票，亦即隨著主政者的施政績效及形象進行投票，而馬英九此次的高得票率可從其居高不下的施政滿意度中得到驗證；至於支持泛綠系統的選民則即使各項施政滿意度持續下滑，甚至謝長廷的清廉形象亦遭到新瑞都案波及，也無法左右死忠選民的認同投票。也就是說，支持泛藍陣營的選民是隨著情勢轉移選票，較偏向「政見取向（issue-orientation）」或「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投票，因此，此次支持馬英九的選民不代表總統大選時就會繼續支持泛藍所提的候選人；相較之下，支持綠營者則偏向「政黨取向(party orientation)」投票，較不會隨著所認同政黨的實際政績進行選票的移轉。因此，泛藍軍應在二○○四年提出有利、可行且實際的整體發展藍圖，穩住這些具「表現投票」意向的優質選民，同時吸引中間的游離選民。


為加深選民印象凝聚共識，泛藍不妨仿效西歐國家「影子內閣」的做法[9]，有效運用過去長期執政所培養的優秀人才，在尚未進入實體選戰前，分授官職，明確指派一旦勝選後接掌各部會首長的人選，此舉一方面以菁英式的人選爭取選民認同，一方面透過「影子內閣」成員的背書加強在敏感議題上與綠營的分野，同時亦可賦予該成員未來接掌執政團隊時的合理性及正當性。至於優秀人才的培養與運用，國、親兩黨應各自建立起公平、具制度性且暢通的管道，以避免人才流失及新血無以為繼的窘境。


至於在競選過程中，對於造勢議題的規劃，應側重對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避免分裂族群及漫罵式的訴求及叫囂，從此次謝長廷在選戰後期受新瑞都案外案──政治獻金含沙射影的指控，仍獲過半數的選票為例，某種程度上來說，台灣的選民對於衝鋒陷陣式的選舉過程已漸露不耐。而泛藍陣營在共推高雄市市長候選人方面，雖然在最後關頭才完成整合，但黃俊英的得票率仍達四六‧八二％，與現任市長謝長廷只相差不到四個百分點，足見泛藍整合的重要性以及選民渴望政治形象清新、做事多過做人主政者的出現。此外，為凝聚選民的向心力，藍營應擺脫予人密室交易的印象，儘早對民進黨可能提出的攻擊點進行沙盤推演，以簡單易解的文宣，痛定思痛的魄力，清楚的告訴選民藍軍與綠軍的不同在於「前者踏踏實實的治國；後者莽莽撞撞的誤國。」



參、結論


正如同杭廷頓在書中提到：「有利於民主的社會、經濟和外在條件的出現絕不足以產生民主。不論某些政治領袖的動機是什麼，他們都必須去造就民主」，「在第三波中，創造民主的條件必須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領袖願意冒民主的風險時，民主才可能出現。」[10]民主絕不是自然天成的，絕對需要執政者盡全力的支持與維護，這也就是為什麼賢能之士總能名留千史，戀棧權位的政客總遭歷史洪流所淹沒。


政黨輪替本係民主運作與政黨政治的常態，但小小的台灣實在已經不起再一次的分裂，在此歲末年終之際，若真能許下心願，相信人民都齊心許下「來年經濟再次起飛」的願望。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已給國人帶來太過沉重的傷害，泛藍軍須以戒慎恐懼的心情，掌握這黃金整合的最佳時機順勢而為，共同為國家長治久安、突破經濟困境及人民福祉努力。


[1] 所謂一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一群國家政權由非民主轉型到民主，這種轉型通常發生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且在同一時期內朝民主化方向轉型的國家，在數量上顯然超過朝相反方向轉型的國家。一波民主化浪潮通常也指，在尚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體制中出現的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2002，《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第11頁。

[2]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第14~50頁；《聯合報》，2000，〈第三波民主化展現改革共識〉，1.31，第15版。

[3]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第291~298頁。

[4]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第45~48頁。

[5]參見周育仁，2002，《政治學新論》，第326頁。

[6]游清鑫，1998，〈第三波民主化探討：評介「鞏固第三波民主」與「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理論與政策》第十二卷第二期，頁189-190。

[7] 《聯合報》，2002，〈54%民眾希望2004二次政黨輪替〉12.08，第2版。

[8] 《聯合報》，2002，〈北藍表現投票南綠認同投票〉12.09，第15版。

[9] 《中央日報》，2002，〈做好二次政黨準備〉12.07，第3版。

[10]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