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
大陸成就了三十年的長期高速穩定經濟成長，誠如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 1971諾貝爾經濟獎 ）教授指出的，成長是建設與破壞並行的進程，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遷。變遷成功者，社會蛻變為現代化國家，如新加坡、韓國，失敗者就困難重重，掙扎於救亡圖存，如大多數非洲、南美洲國家。經濟變遷成長的成果，必須通過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進行分配，再用於消費與投資。分配的結果，必然不會人人心滿意足，得意者繼續努力生產建設，失意者伺機搗亂破壞。如果社會共識（思潮）比較一致，就是建設力量大於破壞力量，彼此體諒妥協，向前（錢）邁進。否則，各走極端，社會撕裂狀況就會出現。
台灣經歷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長，中產階級在六○年代的中期已經壯大，這是帶領社會變遷的新興力量，到八十年代就面臨了嚴重變遷瓶頸，農民相對弱勢，中產階級快速崛起，各式社會力競逐，從台下到檯面上。先是中壢事件（1977）、美麗島事件（1979）引發劇烈衝突，之後勞工權益、環境保護、農民保險、無殼蝸牛、戰士授田證等問題相繼浮現，政府必須逐一面對各式利益團體，這些團體在一個年齡層（age groups）或時段享有共同經驗，對該特殊共同經驗歷史的高度認同感，促使其組成分子發動某個社會運動，形成社會變遷的原動力。在台灣逐漸匯集成兩股政治力的對決，造成2000年之後的連續三次政黨輪替。由於政治動盪社會不安，經濟難以獨榮，社會整體體質遂呈積弱，社會日益碎化，信任體系動搖，社會思潮分化與極端化，然後社會創新活力日趨低落、大不如前。
大陸顯然意識到快速經濟成長所引發的後果，所以力求社會公平的政策從來沒停頓，從三農、扶貧、青年、老齡、反腐著手，力道強韌，不容社會階層固化。但阻力重重也是實情，黑暗力量無所不在。好康的事，不會人人機會均等，不光是教育資源、就業機會、升遷管道或財富分配而已。再加上網路發達，人人一支手機，很容易一個人宅在家裡，社會僵固而且破碎到個人，失望感油然而起。台灣的太陽花、香港的黃雨傘，就在網路聯結一個主張號召下，成群結隊蜂湧而出，衝擊警察，衝撞官府，一發不可收拾。傳統許多對社會力的約束，也容易孳生怨懟與不滿，如戶籍、稅籍、銀行信用等，為政者必須該改就改，該管就嚴格管好。政策開放之際，雖產生改革紅利，不免也會有人產生相對剝奪感，所以黨與政府既要瞻前，也須顧後。
社會組織
如果社會組織蓬勃健全，社會力比較容易宣洩。在台灣各種團體、協會甚至政黨，多如牛毛，幾個人呼喚就可組一個。這種現象好處之一就是搞得大家很忙，以致不太容易串聯搞得特大動亂。大陸的組織，主要是官方主導，碎化的個人，遇到社會信任感受到挑戰時，必須特別小心網路串聯。這些威脅與挑戰，顯而易見的是食品安全（餐飲、食油、奶粉、米）、醫療、教育、拆遷，零星的呼嘯聚眾，已經不是新聞。
單單觀察各大都市的龐大民工社區，就會印證社會分層和貧困問題的累積與難解，不是只有一些政府調節與社工人力的投入，就能順利解決，很可能舒緩了一部分苦難與不平，卻又滋生新的不平與苦難。民工社區圈外就是浮華世界、十裡洋場，圈內卻受盡生活、就業的歧視而孤立無援，造成大人與小孩的一生都無法彌補的缺憾。他們處於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環境，卻恰好腳下是流沙，如果沒有強力的外援，他們不論如何努力掙紮，終歸還是淹埋了，這是苦難世界的現實。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保障他們的尊嚴和公平追求幸福的條件，盡力消除對社會安定祥和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
社會思潮
經濟成熟期之前，人人的目標比較一致：努力致富，養家活口，社會思潮緩步醞釀。等到這些目標有了初期成果之後，開始各有想法，社會思潮逐漸極端化，靠左靠右？東方西方？穩定演進或急速改革？社會共識會越來越不容易把握。美國的兩個黨，本來看不太出來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現在居然可以弄到美國市場應該開放或封閉之爭，足見社會思潮激化的世代困境。美國現有1600多個極端組織，都是不定時炸彈，其間只要一個份子脫序發作，就是石破天驚的傷亡與破壞大案。
技術創新
這些社會苦難的有效解決，每每繫於新一波技術創新的成功。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都肇因於能源、交通和通信領域的全球性重大創新變革，也促使工業革命起源國─英、美─引領世界兩個世紀。今天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環境污染、經濟停滯、貧富擴大等問題，只靠現有技術沒有辦法解決，必須有創新技術為活力推力，引導社會變革，推動社會結構作根本性變革，才能化解矛盾，實現突破性成長。茲第三次工業革命悄然來臨，這回是由德國、中國分別在歐洲、亞洲領頭，而中國更有希望帶領全球成就這次工業革命，並使革命的成果惠及社會每一份子，使之享有較公平的經濟生活與幸福尊嚴。我們在這三個工業革命領域各觀察一些例子。
中國在通信的投入與建設，極具社會主義典範。從「互聯網+」寫入十三五計畫開始，就在國務院帶領下，全國性鋪設光纖與基地台，迄去年底光纖已鋪3100萬公里，基地台已造405萬個，手機門號數已與人口數相同，為兩年後的5G通信打造了厚實基礎。去年底，中國華為擊敗傳統冠軍的美國高通與歐洲強勁對手，其極化碼（Polar Code）獲選為5G編碼國際標準，中國通訊技術首次被確定為國際核心標準。最近華為更率先完成中國5G技術研發試驗第二階段測試，均超出ITU（國際電信聯盟）對5G定義的要求。不僅展現了通信科學上的整體實力，更意味在未來的世界通信領域上擁有最大話語權。5G時代來臨時，速度加十倍，費用降為十分之一，勢必充分連接人與人、人與物，加上大陸的普及型智慧手機只要25美元，必將人手一具，公平幸福。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也奮起直追，已成為全球引領者，其電動車市場佔2016年全球銷售量的40%，佔全球電動車存量的三分之一。歐美決定自2040年起禁止生產其他能源的汽車，中國將日期提前十年至2030年。電動車不用拉油管設加油站，當然比傳統汽車更具地區普及性及價格優勢，共用汽車與自動駕駛也開始萌芽，造福普羅大眾。交通領域方面，中國的高鐵早已馳騁國際，大量輸出。
共用經濟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色是「共享經濟」，與之前的「交換經濟」截然不同。5G通信時代之後，任何行業都可以出現如阿裡巴巴這樣成功的互聯網商業共享模式平臺，促使各行各業轉型，從購物互聯網到單車、雨傘、汽車、能源、金融、製造、書籍、唱片、律師、醫師、教師，尋求互聯網，都能大幅降低邊際成本，供應更多人享用，逐步實現社會公平。國際媒體因而將高鐵、網絡、支付寶、共享單車，譽為中國對世界著有貢獻的「新四大發明」。
迄今中國是最會推動也最能接受「共享經濟」的國家，或許與共產主義有關，或許最終能讓共產主義的初衷理想實現。這攸關14億人的共同生活圈，其共享經濟的成功，意味著社會創新力量得以和平變遷演進，這才真正是全人類之福。
(本文節刊於2017年11月觀察雜誌第51期)
大陸成就了三十年的長期高速穩定經濟成長，誠如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 1971諾貝爾經濟獎 ）教授指出的，成長是建設與破壞並行的進程，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遷。變遷成功者，社會蛻變為現代化國家，如新加坡、韓國，失敗者就困難重重，掙扎於救亡圖存，如大多數非洲、南美洲國家。經濟變遷成長的成果，必須通過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進行分配，再用於消費與投資。分配的結果，必然不會人人心滿意足，得意者繼續努力生產建設，失意者伺機搗亂破壞。如果社會共識（思潮）比較一致，就是建設力量大於破壞力量，彼此體諒妥協，向前（錢）邁進。否則，各走極端，社會撕裂狀況就會出現。
台灣經歷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長，中產階級在六○年代的中期已經壯大，這是帶領社會變遷的新興力量，到八十年代就面臨了嚴重變遷瓶頸，農民相對弱勢，中產階級快速崛起，各式社會力競逐，從台下到檯面上。先是中壢事件（1977）、美麗島事件（1979）引發劇烈衝突，之後勞工權益、環境保護、農民保險、無殼蝸牛、戰士授田證等問題相繼浮現，政府必須逐一面對各式利益團體，這些團體在一個年齡層（age groups）或時段享有共同經驗，對該特殊共同經驗歷史的高度認同感，促使其組成分子發動某個社會運動，形成社會變遷的原動力。在台灣逐漸匯集成兩股政治力的對決，造成2000年之後的連續三次政黨輪替。由於政治動盪社會不安，經濟難以獨榮，社會整體體質遂呈積弱，社會日益碎化，信任體系動搖，社會思潮分化與極端化，然後社會創新活力日趨低落、大不如前。
大陸顯然意識到快速經濟成長所引發的後果，所以力求社會公平的政策從來沒停頓，從三農、扶貧、青年、老齡、反腐著手，力道強韌，不容社會階層固化。但阻力重重也是實情，黑暗力量無所不在。好康的事，不會人人機會均等，不光是教育資源、就業機會、升遷管道或財富分配而已。再加上網路發達，人人一支手機，很容易一個人宅在家裡，社會僵固而且破碎到個人，失望感油然而起。台灣的太陽花、香港的黃雨傘，就在網路聯結一個主張號召下，成群結隊蜂湧而出，衝擊警察，衝撞官府，一發不可收拾。傳統許多對社會力的約束，也容易孳生怨懟與不滿，如戶籍、稅籍、銀行信用等，為政者必須該改就改，該管就嚴格管好。政策開放之際，雖產生改革紅利，不免也會有人產生相對剝奪感，所以黨與政府既要瞻前，也須顧後。
社會組織
如果社會組織蓬勃健全，社會力比較容易宣洩。在台灣各種團體、協會甚至政黨，多如牛毛，幾個人呼喚就可組一個。這種現象好處之一就是搞得大家很忙，以致不太容易串聯搞得特大動亂。大陸的組織，主要是官方主導，碎化的個人，遇到社會信任感受到挑戰時，必須特別小心網路串聯。這些威脅與挑戰，顯而易見的是食品安全（餐飲、食油、奶粉、米）、醫療、教育、拆遷，零星的呼嘯聚眾，已經不是新聞。
單單觀察各大都市的龐大民工社區，就會印證社會分層和貧困問題的累積與難解，不是只有一些政府調節與社工人力的投入，就能順利解決，很可能舒緩了一部分苦難與不平，卻又滋生新的不平與苦難。民工社區圈外就是浮華世界、十裡洋場，圈內卻受盡生活、就業的歧視而孤立無援，造成大人與小孩的一生都無法彌補的缺憾。他們處於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環境，卻恰好腳下是流沙，如果沒有強力的外援，他們不論如何努力掙紮，終歸還是淹埋了，這是苦難世界的現實。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保障他們的尊嚴和公平追求幸福的條件，盡力消除對社會安定祥和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
社會思潮
經濟成熟期之前，人人的目標比較一致：努力致富，養家活口，社會思潮緩步醞釀。等到這些目標有了初期成果之後，開始各有想法，社會思潮逐漸極端化，靠左靠右？東方西方？穩定演進或急速改革？社會共識會越來越不容易把握。美國的兩個黨，本來看不太出來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現在居然可以弄到美國市場應該開放或封閉之爭，足見社會思潮激化的世代困境。美國現有1600多個極端組織，都是不定時炸彈，其間只要一個份子脫序發作，就是石破天驚的傷亡與破壞大案。
技術創新
這些社會苦難的有效解決，每每繫於新一波技術創新的成功。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都肇因於能源、交通和通信領域的全球性重大創新變革，也促使工業革命起源國─英、美─引領世界兩個世紀。今天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環境污染、經濟停滯、貧富擴大等問題，只靠現有技術沒有辦法解決，必須有創新技術為活力推力，引導社會變革，推動社會結構作根本性變革，才能化解矛盾，實現突破性成長。茲第三次工業革命悄然來臨，這回是由德國、中國分別在歐洲、亞洲領頭，而中國更有希望帶領全球成就這次工業革命，並使革命的成果惠及社會每一份子，使之享有較公平的經濟生活與幸福尊嚴。我們在這三個工業革命領域各觀察一些例子。
中國在通信的投入與建設，極具社會主義典範。從「互聯網+」寫入十三五計畫開始，就在國務院帶領下，全國性鋪設光纖與基地台，迄去年底光纖已鋪3100萬公里，基地台已造405萬個，手機門號數已與人口數相同，為兩年後的5G通信打造了厚實基礎。去年底，中國華為擊敗傳統冠軍的美國高通與歐洲強勁對手，其極化碼（Polar Code）獲選為5G編碼國際標準，中國通訊技術首次被確定為國際核心標準。最近華為更率先完成中國5G技術研發試驗第二階段測試，均超出ITU（國際電信聯盟）對5G定義的要求。不僅展現了通信科學上的整體實力，更意味在未來的世界通信領域上擁有最大話語權。5G時代來臨時，速度加十倍，費用降為十分之一，勢必充分連接人與人、人與物，加上大陸的普及型智慧手機只要25美元，必將人手一具，公平幸福。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也奮起直追，已成為全球引領者，其電動車市場佔2016年全球銷售量的40%，佔全球電動車存量的三分之一。歐美決定自2040年起禁止生產其他能源的汽車，中國將日期提前十年至2030年。電動車不用拉油管設加油站，當然比傳統汽車更具地區普及性及價格優勢，共用汽車與自動駕駛也開始萌芽，造福普羅大眾。交通領域方面，中國的高鐵早已馳騁國際，大量輸出。
共用經濟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色是「共享經濟」，與之前的「交換經濟」截然不同。5G通信時代之後，任何行業都可以出現如阿裡巴巴這樣成功的互聯網商業共享模式平臺，促使各行各業轉型，從購物互聯網到單車、雨傘、汽車、能源、金融、製造、書籍、唱片、律師、醫師、教師，尋求互聯網，都能大幅降低邊際成本，供應更多人享用，逐步實現社會公平。國際媒體因而將高鐵、網絡、支付寶、共享單車，譽為中國對世界著有貢獻的「新四大發明」。
迄今中國是最會推動也最能接受「共享經濟」的國家，或許與共產主義有關，或許最終能讓共產主義的初衷理想實現。這攸關14億人的共同生活圈，其共享經濟的成功，意味著社會創新力量得以和平變遷演進，這才真正是全人類之福。
(本文節刊於2017年11月觀察雜誌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