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日前在與網友有約的活動中表示，國際化趨勢銳不可擋，為使台灣走向國際化，希望能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也盼望這樣重要的公共議題，社會各界能嚴肅的討論。相較於陳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時，僅從狹隘的意識型態思考中文譯音的問題，而堅決主張使用國內自創的「通用拼音」，現在能從國際化的觀點思考第二官方語，不能說沒有進步，但問題是我們有無必要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是否有實施的條件，是否會衍生其他相關的問題，均值得進一步思考。


雖然陳水扁總統並沒有特別言明，將英文定為第二官方語與近日來有人建議將河洛語定為第二官方語有關，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兩者有必然的關聯性，而這也是陳總統對此項議題的間接回應。使用河洛語占台灣人口的大部分，而最新的國中小課程也將其定為鄉土語言之一，但僅是希望讓民眾多一種相互溝通的語言，並非作為第二官方語的準備措施，何況台灣是個多族群融合的社會，貿然將某一族群的語言定為官方語，除了添增族群緊張的關係外並無助益。


一般有兩種以上官方語文的國家大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有的可能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國家，為了尊重各民族原有的語言，促進民族融合，因此採取多官方語的政策，例如新加坡主要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結合而成，很自然的除了英語之外，馬來語、華語、印度語都成了官方語言。而另一種是殖民地的歷史因素，因而將殖民國之語言及當地的語言均列為官方語，例如香港地區，因受英國人的長期統治，英語及中文都是官方語。反觀台灣地區，雖歷經西班牙、荷蘭、日本的殖民統治，一方面是期間較短，一方面是國人的民族意識較強，尚未產生需要第二官方語的環境。


現今提議將英語作為第二官方語並非為了適應不同族群語言的需求，而是希望透過這樣的過程可以使國際化的趨勢加廣、加速，然而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將英語當作第二官方語，究竟有多少的國人能夠有效的使用。過去，從國中開始學習英語，到大學一年級都有英文課，但經過這麼多年英語的學習，學生閱讀的能力尚可，聽、說、寫的能力卻亟待提昇，九年一貫的國中小新課程雖將學習英語的時間提早至國小，但未來英語能力能否提昇尚在未定之數；至於多數的成年人及老年人，英語的能力更為低落，顯見將英文當作第二官方語還值得深思。如果僅想利用此一政策創造英語使用的環境，以激勵大家學習英語，則所有官方文件均需中英文印刷，學校要以中英文雙語授課，所有的民眾需再回鍋修習英文，其工程之浩大絕非說說就可以。


將英語當作第二官方語言事實上仍有相當的危險性，其一，如果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學生必須勻用更多的時間學習英文，必然也影響國文的學習，由於國人崇洋的心態尚未完全消除，全英語幼稚園、全英語中小學將應運而生，家長爭相將子女送往英語學校，國語學校反而吃癟，香港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而有了兩種以上的官方語言之後，並非所有的民眾都有使用兩種官方語的能力，結果不但無助於溝通，反而造成語言的隔閡。而更令人擔憂的則是族群對立問題，在知識經濟時代，有知識與無知識族群間的對立逐漸形成，將英語作為第二官方語後，使用英語的中上階層與使用中文的社會基層將逐漸形成，屆時階層的對立將逐漸惡化，這與多年來倡導族群融合，消除階層對立的政策背道而馳，這也是不得不防的惡果。


如果政府確實有心推動國際化，提昇國人英語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做為國際化的策略，則未免下藥太重，或許可以達到部分的效果，但影響層面未免牽連太廣，代價未免太高。如果政府真有心國際化，訂定與國際接軌的中文譯音制度更是當務之急，然而民進黨政府施政卻處處意識型態掛帥，雖然世界各國已廣泛使用「漢語拼音」，只因其為中國大陸所研發，就堅持使用「通用拼音」，曾志朗部長還因此黯然下台，現今黃榮村部長則對此政策噤若寒蟬，美其名為「歸零」思考，事實上是使用「拖」字訣，因應國際化的潮流，中文譯音絕不能以拖待變。


訂定第二官方語言是極為嚴肅的公共議題，這絕不是誰說了就算的問題，更不能意識型態作祟，我們要思考訂定第二官方語的目的何在？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以更節省社會成本？如果確實要實施，我們是否有實施的條件，如果實施的條件不成熟，是否有足夠的配套措施使環境成熟？而實施之後會不會有後遺症，如果有的話，如何預防，凡此總總，都必須詳加規劃，否則實施後發生問題再思解決已是亡羊補牢，而社會也將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主政者豈可不謹慎乎！

（本文刊載於91.04.06中央日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