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準總統蔡英文主席博覽群書，要架構出更具體的執政策略。為解決社會大眾（特別是產業界）憂心的學用落差問題，提出三大解決方向，一、鼓勵學校找出強項，各有特色和定位，不用所有學校都只拚命去追求頂尖一流的國際學術表現。二、學校要與產業、職場和在地化緊密連結，以幫助當地的經濟與文化發展。三、技職教育授課和證書彈性化，學生不限於學校修課，要結合非營利組織、職訓等網絡式教育，著重實務能力，讓相關證書也能抵免學分。另外也提出盤整各種學徒式業別或專業項目，鼓勵十八歲青年先工作存第一桶金，再進修大學，研設教育儲蓄戶的新教育構想。若在加上諸如政大要求新進教師每學期需提供全英語授課課程科目（ETC），高雄餐旅大學藍帶學院等各校爭議，以及新興中小學教育實驗學校的推動等。可以想見，五二○新政府上台後，教育界又要為這些躍躍欲試的政見、構想，生產無數的創新計畫、 方案、表格和報告了。
事實上，台灣自一九九四年推動教改迄今二十餘年間，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大家為解決教育問題而絞盡腦汁所提出的構想、口號、革新方案，多如繁星。如廣設高中大學、九年一貫課程、一綱多本、幼托合一、教師組織工會、國中小教師課稅、高中職均優質化、高教五年五百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不勝枚舉。但是，如今台灣教育問題依舊複雜多元，處處懸崖，教育困境恐怕也非一時半刻可以解決，何以致之？
首先，回顧本世紀初美國為進行教育改革，提出「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教育政策取向，或許能讓新政府在思考台灣教育轉型政策時之參考。二○○二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Robert E. Slavin 教授在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年會，以"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ies:Transform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為主題發表。二○○一年布希總統在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提到百餘次「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均主張證據本位教育研究應該針對政府想要解決的實際教育問題，提供科學化、數據化、系統化的適切答案，以發展良好的教育政策，引領教育工作者提升他們的工作品質與效率。證據本位政策最終要能產生並實行，主要關鍵就是必須蒐集相關證據依據。其強調嚴謹的「科學分析」與「決策改善」之間的關聯，主張政策決定應奠基於全面性與前瞻性證據的理解，來提升政府決策的效能與效率。例如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長期鼓吹教育政策制定應以證據為本位，且透過每三年一次的國際學生學力評量（PISA）的辦理，提供跨國性的教育成效比較證據，影響到了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進行教育政策擬定時的走向。
深深期盼，新政府未來提出轉型教育政策，能進行對現行教育措施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持續取得短、中、長期追蹤的研究成果，讓教育決策者能擁有龐大統計數據資料庫，以便可以來停止、修正或繼續前任政府的教育措施。如此或許能夠慢慢消除之前台灣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之譏。並且也讓台灣在政黨輪替的常態下，能儘量減少教育人員的行政負荷和政策適應期，以及未來台灣政治對長期教育政策執行上的不當干預程度。倘若如此，教育之幸，國家之福。
（本文已刊登於2016.04.08台灣時報第4版焦點）
事實上，台灣自一九九四年推動教改迄今二十餘年間，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大家為解決教育問題而絞盡腦汁所提出的構想、口號、革新方案，多如繁星。如廣設高中大學、九年一貫課程、一綱多本、幼托合一、教師組織工會、國中小教師課稅、高中職均優質化、高教五年五百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不勝枚舉。但是，如今台灣教育問題依舊複雜多元，處處懸崖，教育困境恐怕也非一時半刻可以解決，何以致之？
首先，回顧本世紀初美國為進行教育改革，提出「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教育政策取向，或許能讓新政府在思考台灣教育轉型政策時之參考。二○○二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Robert E. Slavin 教授在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年會，以"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ies:Transform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為主題發表。二○○一年布希總統在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提到百餘次「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均主張證據本位教育研究應該針對政府想要解決的實際教育問題，提供科學化、數據化、系統化的適切答案，以發展良好的教育政策，引領教育工作者提升他們的工作品質與效率。證據本位政策最終要能產生並實行，主要關鍵就是必須蒐集相關證據依據。其強調嚴謹的「科學分析」與「決策改善」之間的關聯，主張政策決定應奠基於全面性與前瞻性證據的理解，來提升政府決策的效能與效率。例如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長期鼓吹教育政策制定應以證據為本位，且透過每三年一次的國際學生學力評量（PISA）的辦理，提供跨國性的教育成效比較證據，影響到了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進行教育政策擬定時的走向。
再者，台灣教改二十餘年來的政見、教育構想、教育方案、經費投資效益、社會流動、學生公平正義、競爭力等，只見國際排名的自我解讀（或是只報喜不報憂），卻未見國內外嚴謹的、科學研究的大數據證據蒐集與成效檢驗。導致新政府尚未就職，就透過國會決議，接連暫緩了課綱、高教藍圖和大學整併等數項重大教育政策。幾年前，我國在殷殷期盼下設立了國家教育研究院，投注心血建置了教育研究資料庫（如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台灣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等），作為學界及公眾可使用的公共資源。過去我們是否能夠充分針對要解決的教育問題，利用科學化、長期性、系統性的實證研究結果，提供適切教育政策轉型的答案，以供政府決策參考或成效依據？#OTD 2002,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igned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https://t.co/rBdXueh8nE pic.twitter.com/R4GHdx5YwT
— Presidential Trivia (@triviapotus) 2016年1月8日
深深期盼，新政府未來提出轉型教育政策，能進行對現行教育措施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持續取得短、中、長期追蹤的研究成果，讓教育決策者能擁有龐大統計數據資料庫，以便可以來停止、修正或繼續前任政府的教育措施。如此或許能夠慢慢消除之前台灣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之譏。並且也讓台灣在政黨輪替的常態下，能儘量減少教育人員的行政負荷和政策適應期，以及未來台灣政治對長期教育政策執行上的不當干預程度。倘若如此，教育之幸，國家之福。
（本文已刊登於2016.04.08台灣時報第4版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