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是近二十年來各國政府都關心的問題,台灣亦不例外。托育政策也納入本屆總統選舉各黨候選人政策主張中。國民黨的朱立倫先生在擔任新北市長時曾投入大量資金在興建公共托嬰中心,此次政策也著力在興建公共托嬰;民進黨蔡英文女士提出政府建構完整的公共照顧服務網,讓老、弱、嬰、幼的照顧。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先生則提出嬰幼兒的865補助計畫,預計補助每名嬰幼兒5千至8千元,顯然為了爭取家有嬰幼兒家庭的選票,各候選人也相當用心。平心而論,為了抑制生育率的持續下滑,近年來,政府推動了許多措施,例如:「青年安心成家」與「育嬰假六成薪」,接著推出「五歲免學費」、「未就業育兒津貼」、「五歲以下育兒特別扣除額」等方案,結合人口、福利與勞動政策。惟臺灣的總生育率雖由2008年的1.05上升至2013年的1.07,仍低於鄰近的韓國(1.19)、日本(1.43),依舊是世界主要國家中最低的,可見上述相關措施並無法有效提高生育率,更顯示出國內生育環境的友善度、支持度等尚有待加強。
綜合專家學者的調查發現,若從托育照顧的角度而言,台灣生育環境的問題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幼托費用負擔重:根據統計2014年托嬰中心有659所,其中私立有587所(占89%),公辦民營只有72所(占11%);至於幼兒園部分,教育部雖表示,目前全台灣幼兒園的「平均公私比」是30%比70%,希望五年後達到40%比60%,公私比依舊失衡,多數家長仍然只能選擇費用較公立托嬰中心、公立幼兒園來的昂貴的私立托嬰中心、私立幼兒園就讀,或者請保母照顧,造成家庭幼托費用負擔重。
(二)生育職場不友善:根據國內兒童社福團體統計,高達七成的媽媽認為自己帶的孩子會照顧得比較好,因此,有不少職業婦女會考慮請育嬰假,留職停薪。而勞動部日前公布的「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雖顯示女性育嬰留職停薪復職率高達近八成,但是明顯的與國內社福團體新近的「友善生育職場大調查」發現有極大落差。後者調查發現,有近六成的女性擔心職場懷孕歧視,擔心的前三名包括「考績可能受影響」、「可能會丟工作」、「懷孕後升遷可能會受影響」,且有高達六成五的女性擔心若請育嬰假會遭資方刁難。
(三)托嬰補助政策支持不足:政府目前針對家中有兩歲以下幼兒的家庭雖有「育兒津貼」和「保母托育補助」,但有社福團體指出,發放津貼不僅無助提升生育率,反讓婦女更難重返職場;補助金額明顯低於市場上的托育行情,仍無法有效減輕多數家庭的育兒經濟壓力。
在丹麥、法國、澳洲、瑞典等先進國家,其公共化托育的政策,大致分為直接(對家庭)津貼以及間接補貼,後者如低廉的教育費、公立幼托的數量提升等。惟根據多數經濟學的估計結果顯示,常用的鼓勵生育政策,例如:生育補助、托嬰服務補助等政策的效果,似乎都有限,公立幼托的數量提升反而成效較佳。雖然亦有學者質疑生育率和公共化之間的關聯,但不可否認的,這些生育率有上升的國家,其公共托育進行的相當徹底。
綜上而言,為提高生育率我政府雖也如先進國家採行了直接(對家庭)津貼以及間接補貼政策,但採取津貼方式的成效已受到學者專家、社福團體的質疑,且考量到台灣國庫的拮据狀況,鉅額津貼將產生龐大財政負擔,因此較為可行的是建立平價、普及的公共托育。然而幼托的教育公共化,除了政府預算須到位之外,同時須兼顧品質及制度設計,使公托質量兼具,而非只有量的提升。
另外,為了改善生育職場環境,勞動部應就生育職場現況進行定期統計調查,作為政策檢討依據,並倡導友善職場理念,加強雇主及勞工的性別平權意識,改變霸凌有生育需求勞工的職場文化,裨創造良好善生育環境,提高生育率,扭轉國內少子化現象。
綜合專家學者的調查發現,若從托育照顧的角度而言,台灣生育環境的問題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幼托費用負擔重:根據統計2014年托嬰中心有659所,其中私立有587所(占89%),公辦民營只有72所(占11%);至於幼兒園部分,教育部雖表示,目前全台灣幼兒園的「平均公私比」是30%比70%,希望五年後達到40%比60%,公私比依舊失衡,多數家長仍然只能選擇費用較公立托嬰中心、公立幼兒園來的昂貴的私立托嬰中心、私立幼兒園就讀,或者請保母照顧,造成家庭幼托費用負擔重。
(二)生育職場不友善:根據國內兒童社福團體統計,高達七成的媽媽認為自己帶的孩子會照顧得比較好,因此,有不少職業婦女會考慮請育嬰假,留職停薪。而勞動部日前公布的「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雖顯示女性育嬰留職停薪復職率高達近八成,但是明顯的與國內社福團體新近的「友善生育職場大調查」發現有極大落差。後者調查發現,有近六成的女性擔心職場懷孕歧視,擔心的前三名包括「考績可能受影響」、「可能會丟工作」、「懷孕後升遷可能會受影響」,且有高達六成五的女性擔心若請育嬰假會遭資方刁難。
(三)托嬰補助政策支持不足:政府目前針對家中有兩歲以下幼兒的家庭雖有「育兒津貼」和「保母托育補助」,但有社福團體指出,發放津貼不僅無助提升生育率,反讓婦女更難重返職場;補助金額明顯低於市場上的托育行情,仍無法有效減輕多數家庭的育兒經濟壓力。
在丹麥、法國、澳洲、瑞典等先進國家,其公共化托育的政策,大致分為直接(對家庭)津貼以及間接補貼,後者如低廉的教育費、公立幼托的數量提升等。惟根據多數經濟學的估計結果顯示,常用的鼓勵生育政策,例如:生育補助、托嬰服務補助等政策的效果,似乎都有限,公立幼托的數量提升反而成效較佳。雖然亦有學者質疑生育率和公共化之間的關聯,但不可否認的,這些生育率有上升的國家,其公共托育進行的相當徹底。
綜上而言,為提高生育率我政府雖也如先進國家採行了直接(對家庭)津貼以及間接補貼政策,但採取津貼方式的成效已受到學者專家、社福團體的質疑,且考量到台灣國庫的拮据狀況,鉅額津貼將產生龐大財政負擔,因此較為可行的是建立平價、普及的公共托育。然而幼托的教育公共化,除了政府預算須到位之外,同時須兼顧品質及制度設計,使公托質量兼具,而非只有量的提升。
另外,為了改善生育職場環境,勞動部應就生育職場現況進行定期統計調查,作為政策檢討依據,並倡導友善職場理念,加強雇主及勞工的性別平權意識,改變霸凌有生育需求勞工的職場文化,裨創造良好善生育環境,提高生育率,扭轉國內少子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