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對中國大陸醫療產業的觀察
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隨著大陸經濟的逐步起飛，大陸官方在醫療的經費投入不斷在提高。而自2009年4月6日大陸公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後，大陸更開始實施基本醫療保險，醫療保險涵蓋面不斷的擴大，醫療產業的市場正在快速的擴大。

固然大陸的相關醫療水準相較於過去正在提高，「但過度檢查、過度醫療和過度用藥，“看病貴”的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有加劇傾向。因為用於基本醫保的錢最後還是要“回流”到醫院，而醫療機構的趨利機制沒有變。另外，雖然醫改以來基層醫院和農村縣醫院硬體投入增加，但人才隊伍仍然是老樣子，同時醫療保險覆蓋面的增加和報銷比例的提高刺激了醫療需求，所以，大醫院仍然人滿為患，“看病難”的問題也沒得到解決」。[1]而若將中國大陸的統計數字與世界其他各國相較，也對這些問題得到一些印證，顯見中國大陸的醫療產業仍有相當改善與成長的空間。

根據WHO的World Healthy Statistic 2013，從就醫支出觀察，2010年中國大陸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為5%，比調查中位數6.5%低，也比俄羅斯、巴西、美、德、日均低。從政府總體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觀之，中國大陸2010年為54.3%，低於調查中位數60.8%，也比俄羅斯、日本、德國低。若按國際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政府衛生總費用，調查中位數為284，但中國大陸2010年僅為203，比起俄羅斯、巴西、美、德、日均低。若就私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觀之，中國大陸2010年為45.7%，高於調查中位數39.2%之上，也比俄羅斯、日本、德國高。上述的數字說明，中國大陸官方在醫療上的支出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而人民在醫療支出上的負擔仍相對沈重。

而在醫療體系建設上，2012《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白皮書中的統計數字，凸顯了中國大陸的進步，但是若與世界各國相較，則更能看清楚其改善成效的實際優劣！根據WHO的World Healthy Statistic 2013，就每萬人醫生數觀之，中國大陸2010年為14.6，與調查中位數14.2相近，但是相較於美、德、日、俄羅斯及巴西，中國大陸均仍落後，顯示這方面還有相當的努力空間。而護理和助產人員（每萬人）方面，調查中位數為33.2，但中國大陸2010年僅為15.1，一半都不到，也落後於美、德、日、俄羅斯及巴西！這突顯出中國大陸在醫療隊伍建設上，過於偏重培養醫師，忽略了最基層醫護人員培育。而藥劑師每萬人人數上，中國大陸的人數為2.6，雖高於調查中位數2.2，但是卻很意外的低於印度的表現。

上述的數字說明，中國大陸官方在醫療上的支出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而人民在醫療支出上的負擔仍相對沈重。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以及近來大陸內部對和諧社會的需求，可以預見醫療產業未來仍會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與發展鼓勵，對台商而言，將有相當可供發展的空間存在。這樣的發展空間也存在於醫藥市場，在實施基本醫療制度後，中國大陸醫藥市場方面出現以下特色。

貳、中國大陸醫藥市場的特色
一、開放的藥品市場正在形成
自實施基本藥品制度後，加上大陸國家計委多次下調了藥品價格，地方進行藥品集中招標採購，使得藥品的差價幅度減少，同時很多地方都規定受保者可在所有定點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藥店看病買藥, 保險公司均可報銷，這導致開放的藥品市場逐漸成形，醫藥產業與醫院間的利益關係、共生關係正在減弱與調整。

二、藥品市場規模獲得擴大[2]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施後，解除了大陸醫療消費者藥品消費與經濟能力之間的連結。過去中國大陸的民眾經常因為經濟能力所限，遇到大病或者高價藥需求時往往無能因應。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後，有效化解個人的大病風險，參保人員在進行醫藥消費時，不再以自身的經濟能力來衡量醫藥消費，而以疾病的嚴重程度作為其醫藥消費的最核心決定要素，這將使曾經被壓抑的醫藥需求獲得釋放，從而推動醫藥市場快速增長。加上地方政府在醫療方面加大資金投入與藥品集體採購，都大大擴大了醫藥消費的市場空間，對醫藥市場的發展產生相當的促進作用。

三、低價普通藥品的銷售規模將增大[3]
由於目前中國大陸基本醫療保障首先追求的是覆蓋率的提高，因此其目前給付的保障是低水準的。而在2009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要求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全部配備和使用基本藥物，其他各類醫療機構也要將基本藥物作為首選藥物並確定使用比例。並規定基本藥物全部納入基本醫療保障體系藥物報銷目錄，報銷比例明顯高於非基本藥物。這樣的操作手法，首先會導致低價藥的銷售大增，而隨著基層醫療機構數量的擴張，將更加擴大這樣的發展走勢。

四、不可替代的高價藥存在穩定的市場[4]
由於醫改初期基本醫療保障是低水準的，因此不可替代的非基本藥物將存在較大的市場，高價仿製藥替代進口藥存在相當的市場空間。目前大陸對仿製藥品實行後上市價格從低定價制度，期望透過這樣的定價方式，加上採取其他限制措施，來控制廠商家數，也變相為企業獲取一定利潤提供了制度保障。

因此，簡而言之，實施基本醫療制度後，中國大陸的醫療與醫藥市場正在快速擴大，但是對台商進入此一市場卻仍存在諸多障礙！就醫療市場而言，雖然ECFA架構中開放了台灣的業者前往中國設立醫療產業，然而實務上卻面臨諸多困難，亟待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協助。這些困難包括下列問題。

參、台灣醫療產業進軍中國大陸的困境
一、大陸雖有開放承諾，卻沒有實施細則
大陸申設醫院規定非常繁瑣，使得台商申設醫院極為困擾；同時，大陸官方在開放台商設立診所方面雖有承諾，施行細則卻遲遲不出台，因此開放作為到目前流於口惠。目前很多台商其實已經在從事醫療相關產業，但都是採取不正規的因應作法，有的是掛大陸人的牌，有的是掛美容牌，以此去規避處理，卻也埋下諸多潛在風險。

二、社會大眾與地方政府對民營醫療機構存在歧視文化
不論是台籍醫院或外籍醫院，在總體環境上，民營醫院在大陸是處於劣勢的，包含法規、政策等方面。雖然在法令上，大陸對民營醫院有所放寬，可是真正關鍵的是地方政府的執行問題。大陸當局雖說鼓勵民營醫院，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醫療照顧、醫療行業，但地方政府不見得會願意配合。同時，社會大眾跟政府官員還是比較用有色的眼光在看民營醫療系統，在爭取一些支持時就會出現困難。

三、中國大陸特有的政治生態，及其權力運作模式，讓台商醫院難在大陸聘請名醫
中國大陸特有的政治生態，及其權力運作模式，使得在大陸的台資醫院要在大陸找到當地好的醫師有其困難，也變相制約民營醫院的經營。舉例而言，大陸公立醫院的院長可能以後就是衛生局的副局長、衛生局的局長，這樣逐步升遷上去；之後，他從衛生局局長下來後，又到過去自己所管轄的醫院去工作或任職。這樣的政治生態，從而導致地方醫療主管單位存有保護公立醫院的傾向；而大陸公立醫院的醫生若轉到民營醫院，退休金方面會受到影響，同時行業公會這方面的職務，例如主任、副主任、理事長這些職位，若人在民營醫院，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因此，大陸公立醫院裡面一線的好醫師、青壯派的醫師，民營醫院很難挖角。

四、兩岸醫生職稱級別不對稱
無法聘請到大陸具有知名度或者有相當級別的醫師，不僅不利於吸引大陸病患到民營醫院就診，更會制約到民營醫院的發展，因為根據大陸的法規，有主任級醫師或副主任級的醫師，醫院才能開設新科別，而這樣的行政規範使得台灣的名醫到了大陸完全無用武之地。因為台灣屬於美國的醫療體系，只有住院醫師、主治醫師之分，所謂主任只是兼任行政職，主任卸任後還是主治醫師這個職稱。但是在大陸分為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及主任醫師，這個職稱是一直都在的！

正由於大陸這樣的醫院行政體制，導致台資醫院一定必須有大陸相當職級以上醫師受聘於醫院，醫院才能開設新科別，而大陸的權力運作體制又不利於台資醫院挖角，迫使台資醫院往往必須開出高昂的條件去挖角，額外增加醫院的人事成本，造成一定的經營困難。而台灣來的醫師很難要求他們去重新接受大陸的訓練，以取得當地的職級認定，因此很難充分發揮台灣醫療團隊的優勢。

五、大陸對台灣醫療團隊的開放程度不足
大陸目前對台灣醫療團隊的開放度並不夠，只開放醫師可以到大陸執業，並沒有開放其他醫療輔助人員、臨床技術人員可以到大陸執業，這使得台灣醫療團隊在大陸綁手綁腳，無法充分發揮其醫療技術。因為一個醫療團隊，不只有醫生，還包含護理人員、檢驗、復健師等等，但台灣的護理主管到大陸，不能直接做臨床照護，他只能做管理工作。這樣的規定對台資醫院在整個人員結構上形成一定的侷限，人力調度無法靈活，經營成本也更加提高

肆、政策建議
綜合上述所言，本文建議，在未來兩岸持續交流對話中，政府應該首先爭取大陸開放台灣藥品列入大陸基本藥品目錄中。因為台灣的製藥水平較大陸優，台灣藥品聲譽與品質在大陸仍具號召力，同時為醫藥產業只涉及產品認證與准入，其難度遠比醫療機構前往大陸投資要低很多。

此外，藥品使用不像醫療行為存有嚴重「在地主義」的門檻。因此，可以將醫藥產業進入大陸市場做為優先目標。其次，則積極協助醫療產業進入大陸，而關鍵問題則是應該優先處理兩岸醫師職級不對稱的問題。政府應積極與大陸當局對話並協商建立一套標準，讓符合標準的台灣資深醫師可以比照與認定為大陸主任醫師職級。再次，則爭取對台灣醫療團隊的開放，讓醫事人員也能在大陸執業，此兩關鍵將有助於解決台資醫院在大陸經營的難題，協助台資醫院在中國市場的攻城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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