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79年大陸採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就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一方面，經濟成長與個人所表現優異；另一方面，社會發展與城市風貌也大幅轉變。過去三十年來，大陸利用充沛的人力、廉價的土地、與外來的技術，達到快速的經濟成長，人均所得由1979年不到2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000美元，平均年成長率高達9.1%。雖然在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歷史中，我們也曾看見過類似的長期且高成長的經濟發展過程，但是我們卻不曾看見過一個13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系如此快速的成長，因此大陸經濟發展的經驗仍然是非常值得重視與學習的。
依照經濟發展的理論，一個國家在發展的初期，通常由於勞動與自然資源價格較低，因此可以採用勞力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加上引進外來的技術與資金，再改合適當的政策與管理，於是可以快速的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但是，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勞動成本與土地成本逐漸增加；相反的，資本的價格則相對廉價，而且在技術累積之後，產業就會逐漸往高資本密集與高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此外，由於隨著所得增加，人們的消費也開使增加，服務業會受到更多的重視，於是產業結構也朝著服務業發展。
現在中國大陸人均所得已經超過4000美元，若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IMF估計大陸人均所得甚至超過6000美元。因此，我們預期未來幾年大陸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會出現幾個重要的轉型：第一，由於勞動薪資快速上升，因此產業會朝資本密集型發展；第二，由於人均所得快速增加，因此產業結構中會有相當程度的往服務業發展；第三，由於大陸快速累積了3.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再加上近年來歐美國家的經濟勢力快速滑落，因此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會是大陸必需面對的另外一個重要轉型。最後，由於大陸佔全球人口的20%，其經濟體系總量很龐大，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帶動下，其對於能源的使用與二氧化碳的排放都對整個地球帶來嚴重的負擔。因此，大陸如何加速技術升級，來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與環境問題，將會是大陸面臨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轉型問題。
二．勞動市場面臨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發展就朝著勞力密集型產業發展，由於開始大陸缺乏資金與技術，因此外人投資對於大陸的生產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台港資金所佔的比重又是特別的高。在經濟發展的分期，大陸有著充沛而廉價的勞動與土地，於是當這些外來企業很多都是以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因此在快速增加生產與出口的同時，也大量的吸引了許多的就業。
隨著製造業快速成長，吸收的就業愈來愈多，勞動的薪資也就逐漸成長。由於大陸有13億的人口，其中一大半都是農村人口，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大陸的企業幾乎是完全不用擔心勞動供給的問題。因為當製造業工人不足時，自然會有農村勞動人口可以源源不斷的提供給工業使用。
但是，畢竟人口的總數是有限的，既使是一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其勞動人口的總數也是有限的。依據路易斯教授的說法，一個傳統農業社會開始往工業社會前進時，農村會釋放出許多的廉價勞動給工業使用。因為農業的薪資很低，因此工業就可以有很多的廉價勞動可用，因此工業的發展也會很快。但是，當工業不斷的自農業引進工人之後，總有一天農業的剩餘勞動會被使用完畢，於是農業的工資開始上漲，同時，因此工業的薪資也會開始上漲，這就是有名的路易斯轉折點(Louis turning point)。
最近這幾年大陸就面臨著嚴重的薪資上漲的問題，尤其是發展快速的東南沿海地區，薪資上升的速度更是驚人。其實，不但是薪資本身在快速上升，附帶在薪資上的其他費用也同樣大幅上升。比方說，2008年初大陸通過並且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造成顧主在薪資以外的退休金、保險金、與其他支付的費用大幅上升，估計讓薪資成本至少增加三成以上。而在2010年初，大陸深圳台商富士康工廠連續傳出員工跳樓事件，使得富士康工廠加速調漲其員工薪資，也更進一步帶動東南沿海地區的員工薪資。
不過，由於大陸幅員廣大，各地區之間的發展情況差異很大，因此薪資上升的情況也不儘相同。大致上來說，東南沿海地區的薪資上升情況最嚴重，而西北地區的情況則較緩和，也就是說，大陸薪資上漲幅度存在著很明顯的梯度差異。因此，在東南沿海地區的企業面對工人薪資大幅上升的情況下，很多企業紛紛出走，有些走向其他東南亞國家，有些走向大陸的內陸地區，例如重慶、成都、與鄭州等地區。也有很多企業轉型走向服務業或其他產業；當然也有很多企業開始進行轉型升級。
其實，早在2008年面對工人薪資大漲，而企業被迫要轉型升級時，廣東省就喊出「騰籠換鳥」的政策。但是，產業升級一方面需要資金，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技術與人材。前者對於大陸而言也許不是太大的問題，但是，技術與人材卻絕對不是說增加就可以增加的。尤其是當一個政府說想要協助企業轉型升級時，其如何去吸引足夠的技術與人材進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
我們看到國際上幾個有名而成功的科技園區或區域，其發展成功的基本要件就是當地擁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大學或是研究機構，比方說，美國加州的矽谷、美國波士頓地區的128公路、及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等等。因此，雖然聽說大陸現在已經有超過30個的工業研究院，但是我們認為其中真正能成功的，可能會很有限，因為他們大都缺乏充沛研發人力的支援。
另一方面，由於國際上對於很多高科技技術對於大陸的出口仍然有許多的限制，使得大陸在取得最先進的技術上仍受到很多的限制，這也會造成大陸科技產業發展上的重大限制。
三．三級產業面臨轉型
除了薪資上漲所帶動的產業升級問題以外，大陸產業所面臨的另外一個結構問題，就是三級產業轉型的問題。由於傳統以來，大陸就是一個計畫經濟體系，在計畫經濟體系下，最受到重視的是生產，因為只要把東西生產出來，再平分給每一個家庭就行了，因此不需要銷售、倉儲、金融、與其他的重要服務業。因此，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大陸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遠低於市場經濟體系下的基本需求。
而隨著市場開放之後，大陸的服務業比重就迅速上升到30%，
其後又逐漸提升到現在約佔GDP43%左右的水準。但是此一比例與西方經濟體系服務業約佔 GDP70%的水準來看，是遠遠不足的。
造成大陸服務業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因為大陸的工業仍然在快速發展，因此服務業的成長要超過製造業似乎就變得有些不容易。第二，但是其實真正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大陸的民間消費成長相當有限。依據大陸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大陸的儲蓄率非常高，甚至超過GDP50%以上，在這麼高儲蓄率的情況下，民間消費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消費不足的時候，服務業的發展自然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第三，由於服務業的發展通常都會受到很多的管制，比方說，銀行、醫院、電信與學校的開放等等，經常都受到很多的限制，使得服務業的發展經常都會比經濟發展的速度要慢很多。
其實，中國大陸政府也已經意識到服務業發展相對落後的情況，因此在十二五規畫中，已經把服務業佔GDP比重的目標設定在2015年時達到GDP的47%。因為現在大陸GDP每年仍維持在8至9%的水準，因此如果未來幾年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要快速增加，那麼服務業 的成長速度勢必要更快才行。而隨著大陸十二五規畫中的三大基本方針，「穩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來看，只要大陸的內需市場能夠真正的打開，那麼服務業的發展就會是最有機會的一個產業。
四．外匯市場的轉型
中國大陸目前所遇到的第三個轉型的問題，就是關於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問題。2001年底，大陸加入WTO之後，進出口同時大幅的成長，也因此使得他們的外匯存底快速累積。2001年底，大陸的外匯存底大約在2000億美元左右，到了今年六月，大陸外匯存底已經達到3.2兆美元的超高水準。日本長期以來是全球外匯存底最多的國家，目前的外匯存底也不過才1兆美元左右；而台灣排第四，大約在4000億美元左右。而目前大陸3.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大約佔美國境外的所有美元的一半左右。
最近幾年以來，大陸外匯存底每年以大約5000億美元的速度成長，其中約有2000億是來自於貿易順差，1000億來自於外資流入，另外的2000億則是來自於熱錢的流入。
在大量外匯流入的情況下，大陸人民銀行又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太快，於是人行必需不斷的發行人民幣，來買入美元，達到抑制人民幣升值的目的。但是，因此而造成人民幣供給成長太快，又導致房價大漲，及通貨膨脹的嚴重問題。所以，人行又必需多次的提高法定存款準備率，進行沖銷，以減少人民幣的供給。但是，由於外匯存底實在是增加的太快，因此既使是人行不斷的想要抑制人民幣的供給，但是現在雖然人民幣的供給成長率下降到15%左右，但是由於人民幣供給的存量太大，造成全大陸的流動性過高，因此對於大陸的房價與物價仍然造成很大的壓力。
由於受到國際上的龐大壓力，大陸在2005年7月開始進行人民幣匯率自由化政策，放棄訂住美元的政策，改採浮動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當時的8.27:1逐漸上升到現在的6.4:1，六年來大約升值了30%左右的幅度。但是，這六年來，大陸的貿易順差及外匯存底幾乎完全沒有減少的跡像，也就是說，人民幣每年成長5%的幅度並不能抑制國外部門的不平衡。也因此，最近美國國會一直有一種聲音，想要訂定法律來針對大陸控制匯率的政策進行報復。
另一方面，由於這兩年美債與歐債的問題，嚴重影響到美國與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國際上對於美元和歐元的信心大幅下滑，因此很多國際人士希望能儘早出現第三種貨幣，來分攤美元與歐元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責任。而人民幣就成為國際上許多人希望的第三種選擇，因為日元的規模不足，再加上近年來日本的經濟長期的走下坡，使得大家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寄予厚望。
但是，一方面人民幣的自由化都還沒有形成，想要在近期內要求人民幣國際化當然是更為困難。不過，大陸也知道未來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最近以來，大陸也在加速人民幣區域化的腳步，包括大陸已經與其周邊多個國家採用人民幣結算等等。不過，相對於大陸目前的全球貿易量來看，用人民幣結算的部分仍然是相當有限，因此未來幾年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會是中國大陸所必需面對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轉型議題。
五．能源與環保的問題
最後，中國大陸目前所面對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關於大陸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2008年，中國大陸的能源使用總量為2116萬噸油當量，略小於美國的2284萬噸，而遠高於日本與德國的使用量。但是，當年大陸GDP總產值大約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大陸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很低的。 另一方面，2008年大陸的CO2排放量為6805萬噸，高於美國的 5596萬噸，當然也遠高於日本及德國的排放量。也就是說，大陸不但在能源使用上效率較低，而且CO2排放量卻高出許多。
因此，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舉行的國際環境變遷會議上，歐美等先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能源使用及CO2排放多所批評，希望未來大陸能在這兩方面進行更多的控制與效率提升。但是，中國大陸卻認為雖然其能源使用的總量與CO2排放總量很大，但是如果從人均量來看，大陸在這兩個數據上都遠低於先進國家。因此，中國大陸就結合了印度、巴西及其他的開放中國家，要求應該用人均排放量來限制各國的排放量，而不應該用總量來限制。但是這種說法不為先進國家所接受，而最終使得會議無法達成任何決議，不歡而散。
當然，中國大陸也知道，如果其經測發展想要永續的維持下去，目前的能源使用效率一定要大幅提升才行，而且CO2的排放量也必需努力的減少。因此，在十二五規畫中，對於乾淨能源的發展與使用就多所著墨，包括電動汽車與LED照明等等。
無論如何，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未來其對於能源的使用勢必會更為增加，同時，CO2的排放一定也會繼續成長。因此，如果大陸不能找到一個更節約使用能源的生產方法，以及更乾淨的能源，那麼未來大陸的經濟發展速度在長期下一定會受到限制。而不止是中國大陸如此，其實其他國家的發展，甚至全人類的經濟發展都會受到同樣的限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將是中國未來面對另外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六．結語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成就另人刮目相看。但是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更種經濟條件開始轉變，尤其是一些結構性的變化都紛紛現。首先是勞動價格的大幅上升，使得勞力密集型產業受到明顯的影響，有一些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有一些則遷到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則面臨關廠的壓力。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消費變得更為重要，因此服務業勢必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另外一重要的支柱，因為在先進國家中服務業都已經成為帶動經濟發展最重的產業。
另外，隨著大陸經濟體系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呼聲也逐漸高張。雖然中國大陸對於人民幣升值仍然有很多的疑慮，但是人民幣自由化與區域化的趨勢看來是無法避免的。最後，中國大陸為了發展經濟，在過去使用了太多的能源，而且也排放了許多的CO2，未來大陸經濟成長的速度仍然會相當可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大陸在能源使用與CO2的排放也會持續的增加。因此，這不但會造成能源價格的持續上漲，而且對於地球在環境負擔下也會造成更大的壓力。因此，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去減少能源的使用，同時減少CO2的排放，將會是大陸面對的另外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挑戰。
最後，我們必需指出的是，由於大陸人口佔全球人口的20%，因此大陸所造成的大量外匯存底的問題及能源使用的問題，都不會只是大陸本身的問是而已；而如果大陸不能順利的解決這些問題，則最終的結果必需是由所有人類來承擔的。因此，我們不但要希望大陸能順利的解決這些問題，而且我們最好也能設法協助大陸一起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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