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北京台研論壇 2010.10.22-25[1]

前言

台灣立法院臨時會於2010年8月17日在民進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海基會與海協會6月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而早在ECFA簽署之前，台灣內部朝野兩黨就已針對此一議題針鋒相對，輿論也出現支持與反對兩種聲浪。

首先，以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支持者認為，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可以避免台灣在亞太區域被邊緣化，並且增加台灣傳統與高新科技產業的競爭力，尤其是在東盟「10+1」將於2010年正式啟動後，台灣的產業經濟與對外經貿所受到的衝擊影響會更大（ECFA對台灣經濟影響的相關數據如表1）。

其次，反對輿論則以在野的民進黨為主，而反對聲浪的浮現與聚焦，又可依進展時序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ECFA簽定前，民進黨強烈的質疑中國大陸有「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的政治動機，甚至是一種統戰陽謀，企圖用經濟利益誘使台灣逐步陷入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陷阱。其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所謂對台灣同胞「讓利」一說，更讓反對陣營以所謂的「台灣人尊嚴」與「台灣主體性」為由大作負面文章[2]。但是，隨著雙方陣營的交鋒日漸增溫，民意調查顯示，支持並肯定國民黨政府簽訂ECFA，這種正面觀點成為台灣民意主流及多數後，反對陣營的論述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強調簽訂ECFA對台灣產業部門與弱勢群體所可能造成的傷害不可小覷。

表1、簽署ECFA對台灣影響之經濟評估[3]

簽署ECFA

不簽署ECFA

GDP變化

+1.72％(中經院)

+3.31％(中經院)

+1.65~ 1.72 (經濟部)

+1.374% (經濟部)

+288.84億美元(中經院)

+0.7~0.824%(勞委會)

+0.22% (考量東協加三，台經院)

-0.18％ (東協加一，中經院)

-0.84％ (東協加三，中經院)

-0.22%(東協加一，台經院)

-0.25%(東協加三，台經院)

-0.179%(勞委會)

進口變化

+7.07％(中經院)

無直接影響

出口變化

+4.99％(中經院)

-0.41％（東協加一，中經院）

-1.89％（東協加三，中經院）

海外投資

+122.49％ (林祖嘉，2009)

海外投資減少難以估計

產業別的影響

社會福利增加77.71億美元(中經院)

受益產業：化學、塑膠、橡膠、機械、紡織、鋼鐵、石油及煤製品

可能受損失之產業：毛巾、織襪、製鞋、紙業、寢具、內衣、陶瓷、皮革、泳裝、磁磚等傳統產業

電機電子產品業-7.24％(中經院)

運輸工具業-3.6％(中經院)

木材製品業-4.0％ (中經院)

所有產業外銷市場均受打擊

工作機會的影響

增加25.7至26.3萬個就業機會(中經院)

增十到十三萬個就業機會(勞委會)

行銷服務業+4.6萬

知識密集服務業+2.3萬

高科技製造業+1.5萬

-4.7萬(勞委會)

表2、台灣內部反對ECFA之主要論證

質疑簽訂ECFA背後之政治動機

吳榮義稱，根據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研究，兩岸ECFA對中國大陸相關產業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其背後動機是「以經促統」[4]。

自由時報的社論指出國共聯手以經促統的陽謀—ECFA要辯論更應公投[5]。

莊碩漢指出不論是胡錦濤、溫家寶甚至廈門大學的報告，都指出ECFA是先經濟後政治，那豈非走向統一的不歸路[6]。

郭正亮指出從過去兩岸租稅、第五航權等，中國大陸是寸步不讓，但是這次卻主動表態讓利，哪有這麼好康？ECFA就是政治議題，不是經濟議題[7]。

自由時報稱台灣不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這句話後面有深遠意涵，如仔細審視馬政府在國安與兩岸政策的種種作為，不能排除這是馬政府對胡錦濤進行「政治讓利」，希望能在六月底前順利簽署ECFA的戰略作為[8]。

質疑對台灣產業部門與弱勢群體的影響

自由時報報導稱依WTO規範10年內要達9成以上零關稅開放，我方弱勢產業以及農、漁業雖未列入對方早收清單，但保的了一時，卻保不了一世，十年的防線必將逐漸瓦解[9]。

民進黨郭正亮與蘇貞昌都認為出口早收的獲利者為大企業與財團而非人民[10]。

自由時報報導稱，我方17項敏感產業未列入中國大陸早收計畫，但六個月後的後續協商還是會被觸及[11]。

自由時報報導稱，早收清單將影響15萬人口就業，受中國大陸零關稅威脅的產值至少4千億元[12]。

經濟的整合與政治的整合

關於台灣內部輿論對於「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的憂慮，主要是受到整合理論中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影響，認為經貿、科技的整合會產生外溢（spillover）的效果，最後必將造成政治上的整合。對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Robert Gilpin則強調：經濟整合不必然導致政治的整合，而必須考量整合之初是否具有政治整合的動機[13]。歐盟(EU)整合之初，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政治因素如避免戰爭，企圖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與提升歐洲整體的談判地位等政治動機，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這使得歐洲整合從經貿的層面往政治的層面提升。

此外，Robert Gilpin更以NAFTA為例，指出相較於西歐的各個經濟體，北美洲的三個主要經濟體－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在貿易、金融流動與外國直接投資（FDI）已有很大程度的整合。儘管歐洲內部的貿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確實是大幅增加。但是在公司連結、金融市場的完整度以及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流量中，NAFTA的確比歐盟具有更高的整合程度，但由於整合之初沒有政治層面的規劃設計考量，因此也就沒有也不會邁向更高層次的政治整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在台灣金控與及中華經濟研究院共同舉辦的「國際經濟金融論壇」中就指出，兩岸關係若先撇開政治不談，在同文同種，關係若即若離的情況下，與加拿大與美國的例子似較相似[14]。加拿大與美國雖然都是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文化有高度相似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合作相當緊密，但是在政治與文化層面兩國仍然具有相當的區隔差異，在如此緊密的經貿相互依存度（economic interdependence)長期持續的條件下，也並沒有出現政治統合的趨勢，這也表示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係。[15]

依此；吾人可以了解，經濟的整合不必然導致政治的整合，而兩岸經貿整合的過程，也有可以類比的情況。兩岸從1987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開始，一直到2008年兩岸的經貿整合呈現越趨緊密的現象。從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戒急用忍」政策到民進黨陳水扁主政前期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到後期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就可觀察到兩岸經貿相互依存的層面雖然逐漸升高，既使政府別有用心，也無法單純的因為意識形態，而片面阻止或阻絕兩岸間經貿交流的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在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以及陳水扁主張的「一邊一國論」的政治背景下，兩岸政治互動關係倒是曾一度陷入緊張對立的情境。由此觀之，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並不必然能有一致的關連，亦即兩岸的交集與融合，若不能加入「人民主觀意願支持」的基礎，未必能因經濟的互補、分工、整合，期望短時間內就能導向政治的整合。

大國的兩難：如何解讀「讓利」之說

「一樣看花兩樣情」！當台灣內部綠營政治人物與親綠學者，激動的質疑中國大陸的政治動機時，對溫家寶總理基於兩岸一家親的「讓利」一說，更引來不少綠營人士的情緒反彈。這個現象著實讓基於民族情感為出發點而大大「讓利」的大陸方面覺得困惑不解？其實；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性角度視之，短期來看，應該覺得委屈吃虧的可能更該是中國大陸這方才是，尤以民間產業部門為最，在這場區域性經貿佈局中，台灣是毫無疑問的贏家。

若再將檢視ECFA的角度拉高到區域性層面，客觀的看待海峽兩岸做為各別自成一局的大小兩個經濟體來審視，就不難理解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區域性的經濟霸權，他為何會選擇對台灣「讓利」了。因中國大陸在其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已逐步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她應該也必然會希望，在和平發展的國家大戰略指導下，透過一系列的雙邊與多邊自由經貿安排或協議，開始著手建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環繞其周邊穩定的區域性自由經貿體制。而為了要成就此一體制的建構，中國大陸是不會堅持在個別雙邊經貿協議中要求對方給中國大陸最惠國或充分開放簽約雙方市場的平等待遇。反之，中國大陸必須容忍周邊較小或較弱的經濟體「對中國大陸行使或多或少的貿易歧視與差別待遇」。因為作為一個強調和平、和諧、和解的領導大國，中國大陸必須要能說服周邊的經貿伙伴與她合作，發揮穩定性力量，以共同搭建這個新興起的區域性自由經貿體制。

換言之，當我們用區域戰略的層次來加以解析台灣反對陣營對於「讓利」一詞的疑慮，就會發現，單純懷疑中國大陸與台灣簽訂ECFA背後的政治動機，是一種「簡化了的政治語言」。中國大陸作為區域中崛起的強權，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快速成長、綜合國力也不斷提升，若是從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崛起的強權」、「區域的大國」角度來檢視，決策者對ECFA的戰略思考，是絕對不會也不該只侷限於兩岸的連結關係的。

學者Arthur A. Stein以19世紀的英國以及20世紀美國這兩個全球性霸權為觀察對象，提出「霸權的兩難」(Hegemon’s dilemma)理論[16]。正如早年提出「霸權穩定論」的Kindleberger[17]及其後的Gilpin[18]等人所言，一個霸權國家要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就必須營造一個開放的國際經貿市場。「穩定的」霸權有助於自由貿易秩序的維繫，反之，一個衰弱的霸權也會導致國際經貿走向封閉。, Krasner[19],

霸權興衰如何定義曾經引起不少理論爭議，但是「相對力量」的起落則是無庸置疑的標準。[20]霸權國家由於本身具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她能夠提供全球/區域性穩定的公共財。但是大國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視野與無私的心態才能擔任提供穩定及公共利益給周邊國家，也唯有如此才能擔任領導者角色。

1930年代英國開始衰落，以致她無法領導各國，即便新興的美國，卻也毫無意願承擔大任，尤其是在經濟蕭條的時代裡，要能堅持一個開放的市場，這更是美國所不願意提供的讓步。在一個既有的穩定經濟秩序中，許多國家寧可「搭便車」（free rider），讓霸權大國去承擔成本、提供公共財。

當然，霸權大國期望與其他「小國」或「經濟體」進行自由開放的經貿交流，不可能是純粹基於「利他主義」的善意思維；她既然有高度經濟效率與強大政治軍事實力，則穩定的自由貿易體系，當然就更有利於壯大大國的經濟發展。[21]但是，究竟大國該如何建構一個開放而穩定的國際經貿體制呢？ Arthur A. Stein檢視了19世紀英國與20世紀美國的發展經驗發現，光是單方面的政策，是不足以成就此一開放的經貿體系的。

貿易具有雙邊互動的本質，沒有其他國家的參與，是無法建構出一套絕對有利於自己國家的體制的。而這種多邊或雙邊的協議共識，往往就需要由霸權大國作出相當的讓步與妥協，以致於最終結果並不一定能完全符合「自由、平等」貿易的理想。大國，說穿了，是需要一些小國來扮演追隨者的角色的，如此推論，即表示大國是不會或不必然會要求與她交往的小國或週邊的區域經濟體也給予大國相對公平對待的。而在此種背景的理解之下，就不必訝異大陸對台灣為何有「讓利」之言了？因為，歷史證明，這正是「大國」之「必然」與「理性」的作為。尤以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經驗觀之，不正說明了當時的自由貿易體制是植基於「不對稱的協商」並且容許特定的貿易歧視待遇存在的嗎。

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包容多少會有大國背後可能的政治目標考量，例如19世紀英國的政治目標為「改善與法國之關係」，如此可避免歐洲陷入戰爭。而20世紀的美國則在戰後，藉由經貿雙邊關係，創造岀一個自由、民主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聯盟。因此，美國的戰後對外經貿政策，自然就形成了以「策重盟國的經濟復甦」為主的結構了。另一方面；大國憑藉本身厚實的經濟實力，長期而言經濟利益仍會且必然會回歸到大國。因此，大國傾向於眼前容忍、接受小國在經貿交流上的歧視性待遇，就是為了要成就未來更有利的大局。

因此之故，大國只能單方面的開放自己的內地市場，而無法強制要求所有周邊的對應國家完全打開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就以19世紀英國與法國之間的關係，以及20世紀美國所主導的GATT為例，都是使用「最惠國待遇」的手段，使得他們與較小國家簽訂的雙邊經貿協定具有多邊性質，以達到大國所追求的相關目的：雖然無法達成完全自由貿易（free trade），至少可以讓更多國家願意採取相對較自由的貿易政策（freer trade）。[22]1860年英法兩國簽訂Cobden-Chevalier 商業條約後，英國甚至單方面將其授與法國的所有貿易優惠措施自動適用於所有的貿易夥伴國。論者即戲稱這紙條約實際上合法化了一種「歧視性的貿易自由化」（discriminatory liberalization）。

因此，從Arthur A. Stein所提出「大國」對「小國」的經貿交流模式觀之，吾人可以理解，作為一個「區域大國」、「崛起中的強權」，中國大陸一方面需要追求在區域上政治、經濟事務的主導權，以期可以在區域政治、經濟事務上與美日抗衡。另一方面憑藉中國大陸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只要能打開周邊小國、包括自己兄弟的台灣市場在內，維持一個穩定的自由貿易經濟秩序，這不只有助於亞太區域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就長期而言，仍然是有利於中國大陸自身總體的國家利益的。因此，這不難理解為何兩岸三通後，大陸會與台灣雙方積極簽訂ECFA，及早先中國大陸積極與東盟簽訂「東盟10+1」等等作為。19世紀以來這種有利於大國、利於區域經濟、更利於周邊小國的戰略思考架構，不僅有其政治經濟上的學理依據，更有現實世界歐美各國成功的實際驗證。在這種戰略思維下，大陸與台灣，更進一步說，「區域大國」的中國大陸與大陸周邊國家或獨立經濟體，簽訂一系列雙邊經貿協定，並且以「接受包容單邊的歧視性待遇」的方式來進行，就不足為奇了。

表3、中國大陸與東盟之互動

時間

內容

1990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提出「東亞經濟團體」（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s, EAEG）

1991

中國國務總理錢其琛受邀參加東盟部長會議

1994

「東盟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成立，並邀請中國大陸參加

1994

兩個聯席委員會（經濟和貿易合作、科學和技術）成立，目的是加強東協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合作

1995

「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尤其是涉及安全議題，提供中國大陸很好的時機與東盟接觸和公開對話

1996

「後部長會議」（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讓中國大陸與東協深入討論有關相互利益議題

1997

中國大陸和東盟宣布並成立「東盟—中國大陸聯席合作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主旨是確認共同利益的計劃並協調四個平行的機制：東盟—中國大陸資深官員諮商、東盟—中國大陸經濟和貿易合作聯席委員會、東盟—中國大陸科學和技術聯席委員會、以及東盟—中國大陸在北京委員會

1997

江澤民參加東協高峰會議並簽署聯合聲明「邁向廿一世紀東盟— 中國大陸的合作」（ ASEAN—China Cooperation towards 21st Century）

2001

中國大陸與東盟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就區域主義而言，這顯示了亞洲區域內一個重要的動態性發展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資料引自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

《政治科學論叢》，第24期，頁1-48。

媒體報導，在「東盟10+1」的架構中，東盟各國對於自己向中國大陸開放市場，的確仍有許多疑慮。對此，卻見中國大陸採取了包括擴大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條件與領域、改善法律規範…等許多措施，以積極態度來減緩東盟各國的疑慮因應面對，甚至提出「讓子」策略－先開放本國市場給予東南亞「小國」進入，再依「小國」各別不同的經濟水平，給予不同市場開放時間上的優惠[23]。不僅如此，中國大陸更積極提供各類區域性的公共財：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各國時，中國大陸政府的堅定立場使得人民幣穩定不貶值，也減緩了區域經濟的惡化。其次，中國大陸主動提供40億美元的援助給IMF，也僅次於美、日。在雙邊關係方面，則是對印尼提供出口信貸以及緊急無償藥品的援助，還有3億美元的雙邊貸款補助，並與有關國家探討貿易的變通方式，來減輕該國支付的負擔…。這種種對外政策作為，皆有助於中國大陸提升其區域形象[24]。

表4、東盟加一之進程

時間

進程

主要內容

2001

FTA 倡議

2001年11月第4屆「東盟加三」高峰會議期間，由中國總理朱鎔基所倡議

2002

簽署「東盟－中國大陸全面經濟伙

伴架構協定」

架構協定為中國大陸－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內容與協商進程定調

2004/1

「提前收割計畫」開始實施

「提前收割計畫」首批包括多項農漁牧產品（部分工業產品）的關稅減免，且由中國大陸單方面先對從東盟進口的產品關稅進行減免。

2004/11

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貨物

貿易架構協定」

ASEAN6 與中國大陸應於2005 年7月1日將提列為Normal Track 之40%產品項目調降稅率至5%以下；2007年1月1日(以下各期程皆為1月1日)前將Normal Track之60%產品項調降稅率至5%以下；2010年前撤銷關稅；另各國可提列少部分例。

2007

中國大陸與東協相互開放服務業貿易

將合作關係由雙邊貿易擴大到旅遊、資源開發、區域安全與智慧財產權等經濟領域。於2007年7月開始執行第1階段服務貿易自由化

2009/8

簽署「東協—中國大陸投資協定」

為雙方投資者創造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資環境，與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ACFTA）的主要談判工作已完成

2010

中國大陸與東協六國建立自由貿

易區

相互開放市場，雙方超過90%的產品（約有7000種）貿易關稅將降為零，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

2015

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建立自由貿

易區

資料來源：高永光，2004，〈東協加一對我國產業的影響〉，《國家政策基金會》。

中國大陸對台灣以及東盟相關之「讓利」作為

在中國大陸與東盟的雙邊貿易中，中國大陸先開放市場給予東盟國家特別優惠[25]，展現了自己強大的經貿實力。同樣地，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簽訂ECFA時，台灣不只在「早收清單」上遠遠超越大陸所得到的貿易利益，台灣方面對大陸農業及勞動力市場的「閉鎖」更是毫無退讓。以致北京當局在最後簽訂時刻不得不採取對內地媒體「嚴格封鎖早收清單內容」，為的就是避免內地各產業經濟部門發現如此不對稱的貿易協議結果所產生的不必要的強大反彈。

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所簽訂的ECFA中，從項目來看台灣是五百三十九項，而中國大陸是兩百六十七項。從數字來看，台灣早收產品出口中國大陸達到一百三十八億三千萬美元（約台幣四千四百億元），而中國大陸產品銷售台灣僅二十八億三千萬美元（約台幣九百二十億元）。由於在項目與金額數字上的差異，反而使得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讓利」作為，備受台灣在野陣營的質疑[26]。

但是在觀察中國大陸與東盟各國過去的互動後，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對東盟經濟上的「讓利」也不亞於台灣。吳玲君即指出為減緩東盟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競爭的壓力，中國大陸採取一連串的措施來因應，包括擴大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條件與領域，改善法律規範的體制，也表明中國大陸外資的增加並不表示東盟國家的外資會減少（中國大陸認為其加入WTO之後，將有更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大陸，對東盟國家會帶動相關配套生產網路的建立，這些國家會或得更多外資，使兩者之間的經濟更具有互補性），為開發中國大陸家的出口創造更多的機會。其次，中國大陸針對東盟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給予不同的開放市場時間，意即先開放大陸市場，讓這些國家先享受免關稅的利益後，再開放自身的市場。此外，中國大陸與個別國家在進行雙邊會議時，即建議對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予以不同的優惠待遇。初期對寮國、緬甸、柬埔寨三國實施特殊優惠關稅待遇，也就是著名的提早收穫（EHP）方案。最後，中國大陸提供農業、交通補助甚至是債務減免，在農業補助方面2001年的十月雙方所簽署「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大陸將協助東盟提供雜交水稻、漁業、水產養殖與生物科技等領域之培育訓練。同年12月雙方舉行「中國大陸－東盟農業合作」工作會，探討相互合作相關議題。[27]交通補助方面，在2001年「東盟加一」的會議期間，東盟國家領袖，批准連接中國大陸與東盟的鐵路大計畫。財務部分由各國政府承擔，但中國大陸給予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特別補助。在債務減免方面中國大陸在2004年宣布「亞洲減債計畫」減免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六國部分或全部債務。[28]

表5、中國大陸對東盟之「讓利」作為

中國大陸的「讓利」策略

實際作為

減緩東盟各國對中國大陸崛起之壓力

擴大外資進入中國大陸的條件與領域。

改善法律規範的體制。

表明中國大陸外資的增加並不表示東盟國家的外資會減少。

在東盟開放的時間上給予禮讓的待遇

針對東盟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給予不同的開放市場時間。

與個別國家在進行雙邊會議時，即建議對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予以不同的優惠待遇。初期對寮國、緬甸、柬埔寨三國實施特殊優惠關稅待遇，也就是著名的提早收穫（EHP）方案。

提供農業與交通計畫補助，宣布債務減免計畫

農業補助方面，2001年的十月雙方所簽署「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同年12月雙方舉行「中國大陸－東盟農業合作」工作會。

交通補助方面，在2001年「東盟加一」會議所批准的鐵路大計畫，給予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特別補助。

債務減免方面，中國大陸在2004年宣布「亞洲減債計畫」減免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六國部分或全部債務。

資料來源：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

大國維持開放貿易的能力不只繫於其外在軍事經濟實力，也與其內部統治能力與財政能力有極大關係。一個弱勢的國家機器自然無法承受來自國內要求保障既得利益的政治壓力。所以當台灣內部的反對輿論對於「讓利」背後政治動機所提出的質疑，在上述背景的觀察分析下，應該就可以理解，此種「讓利」並非只有「統戰」的政治考量，而是作為一個區域「大國」、「強國」，中國大陸執政當局在東亞區域上所追求的，是更高的區域戰略目標，她追求的是「一個環繞中國大陸的穩定開放自由經貿體制」，而這套體制的建構必須透過一系列雙邊協議來完善，甚至於要容忍小型經濟體對她的歧視性待遇，還得同時承擔國內的既得利益團體與受衝擊的產業部門的抗議。因此；台灣的反對黨不能單純的從大陸對台的政治動機來思考ECFA的本質。講穿了，台灣方面依然是在重商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的思維框架內思考。實際上，就算是由台灣單方的自利角度來看，在「後美國霸權」的時代中，假若台灣還持續對中國大陸這個同時兼具「世界最大工廠」及「世界最大內需市場」身份的首要貿易夥伴實行「戒急用忍」或「積極管理」的政策，以目前北美與西歐經濟體的實力來判斷，恐怕台灣的外向型經貿體系將會無以為繼。讓我們更進一步來檢視中國大陸的區域戰略，就不難發現並更深入釐清兩岸簽署ECFA的實質意涵。

中國大陸整體區域戰略角度

隨著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開始起飛，穩定的國際環境則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中國大陸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此外，由於北京執政者決定採取對外開放的政策，過去的「鎖國」政策也就須要改弦更張[29]。因此，鄧小平在1980年代末提出「和平與發展」為國家發展的主軸，以「韜光養晦，絕不當頭」與「負責任的大國，有所作為」為核心思維，將當時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做了與毛澤東時代對外政策截然不同大幅度的調整，而此一「改革開放」的主軸與思維，成就了中國大陸今日的「大國崛起」，並因此持續成為中國大陸現今發展的戰略目標。

日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第6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系列會議，也重申了「國強不霸」，「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思維與發展主軸。在這樣的思維指導下，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採取以下具體的策略來實現上述目標：

一為「大國外交」，即修補、強化與西方大國之間的關係；

二為「睦鄰外交」意即修補、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改善亞洲區域周邊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東南亞諸國，除了泰國希望當中國大陸與東盟的調解者之外，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大陸逐漸增長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以及因此而延伸出來的政治力量，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戒心，[30]如此更見「睦鄰外交」戰略的重要價值。中國大陸希望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不僅藉以創造區域和平與穩定，並有助於國家內部經濟的發展，更對國內政權穩定的維繫有實質的幫助，符合鄧小平所謂「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發展主軸，以及「國強不霸」、「負責任大國」的政策指導思維。

雖然有論者以為，中國大陸最高的區域戰略目標，最終是要能主導東亞區域的政、經事務，以擴展中國大陸區域實力並與美、日兩國相互抗衡[31]。在上述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中國大陸的戰略思維以及對外政策是具有相當的延續性，而不是近年來才突如其來轉變的。

因此，從中國大陸區域戰略的層次來檢視其與台灣簽訂ECFA的作為，就可以理解，這是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末所持續的整體戰略思維，更與1990年代中國大陸所具體採行的「睦鄰外交」有緊密關連。在此一邏輯思考下，不論是在處理兩岸同胞間具「兩岸特色」、「讓利」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還是處裡具有如學者所形容「讓子」的東盟「10+1」，都只是緊密扣在中國大陸整體區域戰略下的一環而已[32]。這就是為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亦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任何公開場合都不斷強調「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發展主軸的原因了。

由於中國大陸內部仍面臨許多內部矛盾問題，例如失業率、貧富差距、貪污腐化與環境污染…等，中國大陸比任何國家都知道，自己是需要一個絕對和平穩定的區域環境，才更有利於其國內本身的經濟發展。而藉著與周邊國家簽訂一系列的雙邊經貿協定，也有助於爭取中國大陸對東亞政治、經濟事務的主導權、參與權、或話語權，也才可以取得與美日兩國所組成的「美日安保條約」相互抗衡的地位。更具體的說，中國大陸唯有與與東協建立FTA，消弭政治衝突並且改善雙邊政治外交關係，加強經濟技術的合作等發展策略，才是符合中國大陸當前現實需要的政、經利益[33]。而對有兄弟手足之情的台灣，無論從情感、歷史或地理的戰略地位來看，也都在此一大戰略框架中，不是嗎？

台灣有限的政策選項

依上所述，台灣即應以區域的層次以及宏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在有限的政策選項中，與大陸進行雙邊經貿合作、分工、甚至整合會否是較好的選項？

在台灣未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之前，自己不論傳統產業與電子資訊業，幾乎都已前往大陸投資，多年來總投資額也不斷上升。以台灣高科技產業為例，即有學者認為，不論企業規模、技術層級與不斷提升的總投資金額[34]ECFA之後，不但台灣弱勢產業可以藉此受到保護，優勢產業則會因為關稅減讓，而增強產品與企業的競爭力。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如果台灣採取的是抗衡、抵制的政策，其結果必是更加嚴重的「磁吸效應」。，最後必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最終更將被邊緣化。然而；事實的發展會是與中國大陸簽訂

尤其當中國大陸不斷與東盟「10+1」、「10+3」甚至「10+6」區域國家開始進行經貿整合後，兩岸簽署的ECFA，不僅台灣可以得到該有的優惠待遇，相較於過去，也是較有保障的最佳選項。在「江陳會」所簽訂的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漁船船員勞務合作…，這些協議皆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經貿合作獲得更多保障，最終雙雙對促進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發展還有積極且具體貢獻，兩岸「雙贏」亞太與世界「多贏」何苦不為？這也是讓台灣有機會參與東亞區域內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以免被逐步邊緣化。

實際上，簽訂ECFA的正面效應已開始陸續發酵：台灣聯合報即報導印尼高層主動邀請台灣開發摩洛泰島，11月將會派部長級來台，顯示台印經貿關係的發展趨向緊密[35]；台灣與星加坡之間亦已開始積極洽談雙邊的經貿協議；美國政府也表示願意重啟台美之間的TIFA（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談判。馬英九總統即指出，台灣走這一步，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讓台灣的朋友未來不必再被迫在兩岸之間選邊站，可同時與兩岸兄弟交朋友，這種正面效應已經逐漸在國際社會中發酵[36]。

雖然台灣與許多國家在經貿合作上有所進展，但是有學者也擔心的指出，中國大陸對「台灣藉機推展國際政治空間」仍存疑慮，大陸方面照理應該會要求各國「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大陸邦交國與台灣洽簽FTA。如此一來，台灣尋求與美日等WTO成員簽署FTA，或是全面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仍然會受到許多政治上的限制或干擾。這種處境會逼使台灣必須與中國大陸透過協商方式展現雙方的「政治」互信，台灣才能有機會尋求在亞太區域經貿合作上的「銜接途徑」[37]。

結論

從Arthur A. Stein「霸權兩難」理論中「大國」與「小國」的互動模式，再從中國大陸整體區域戰略的角度，來切入分析兩岸簽署ECFA的問題，其實是可以找到有別於台灣內部反對聲浪偏狹思考的全新角度的。

首先，從上述「大國」與「小國」的交往模式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已在拉攏俄羅斯之後，加強與東盟間雙邊經貿關係的合作，藉此好跟「美日安保條約」抗衡。有學者即指出，在冷戰之後美日兩國仍不斷宣示美日安保條約，並聯手干涉東亞、東南亞區域事務。中國大陸自覺無法單獨對抗，因此才會積極拉攏俄羅斯，也將目標轉向東協[38]。而由於中國大陸日漸茁壯的政經實力，使得其在周邊國家的雙邊經貿關係上，看似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實質上卻「自然而然」將自己推向居於主導地位的大國。因此之故；中國大陸與區域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不僅降低了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壓力，建構出一個穩定的相對較自由貿易（freer trade）的經濟秩序，更因而逐步取得東亞政治、經濟事務的主導權與話語權，並正面提升了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這樣的「必然」發展，換成任何一個有遠見的國家領導人，不如此選項並積極執行才真是歷史的罪人。

再者，如同19世紀的英國所採行的策略一般，中國大陸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雖然對周邊國家採取「讓利」、「讓子」的所謂歧視性待遇，不堅持要求簽訂雙邊對等互惠（bilateral reciprocity）的經貿協議，但是對外市場開放、經貿合作的作為，除了可得到上述有關利益外，還可以建構並安排出一個穩定的東亞區域自由經貿體系，如此一來，以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人力資源、金融實力與科技水平逐步提升的條件，經濟利益最終仍會回到身為「大國」的中國大陸手上。

其次，從中國大陸整體區域戰略佈局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大陸的相關作為，都是符合「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發展主軸，以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與「負責任的大國，有所作為」的核心思維。因此，不論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簽署的ECFA，還是與東盟簽訂的「10+1」，都只是中國大陸作為「區域中大國」整體區域戰略的一個環節而已。而在這環節之內，中國大陸則傾向於暫時擱置與周邊國家之政治爭議，例如釣魚台、南沙群島以及疆界問題。

台灣內部反ECFA陣營，在看待台灣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時其實不需過於憂慮，反而應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更應從區域戰略的層次來進行檢視才是。因為；中國大陸作為區域中的經貿強權大國，這些與周邊經濟體的歧視性優惠待遇，都是理性且必然的，非傳統所謂的「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思維或政治陰謀，是完全符合中國「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發展主軸。因此，台灣內部反對陣營實不必過度誇大與中國大陸簽訂經貿協議所可能造成的傷害，更沒必要採取自我閉鎖政策。而應該積極的創造機會、迎接挑戰以及充分做好各項配套措施的準備。正如同Oded Shenkar所言：

「中國影響的層面太廣，各個區域、國家、企業與個人無所不及，要思考的不是逃避，而是如何調整、因應大中華經濟圈的興起。[39]」
參考文獻

中文期刊

王信賢，「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與影響：『內外聯結』的觀點」，「台日論壇」2006年台北會議，中華歐亞基金會主辦，2006年7月16日於台北。

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

吳玲君，2007，〈東協國家與東亞經濟合作：從「東協加三」到「東亞高峰會」〉，《問題與研究》，頁22-24。

吳靜茹、顧長永，2005，〈東南亞新秩序─霸權穩定論之觀點〉，2005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主辦單位：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5年4月，頁5。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第24期，頁1-48。

宋鎮照，2004，〈從全球化與區域化分析東協的台海兩岸發展策略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第5卷第4期，頁151-187。

宋鎮照，2010，〈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啟動之區域政經意涵：台灣的因應與思維〉，《海峽評論》，第230期。

高永光，2004，東協加一對我國產業的影響，國政評論，國家政策基金會。

高長、吳瑟致，2009，〈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2期。

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第二期，頁1-46。

張亞中，2002，〈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2期。

張惠玲，2000，〈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

許志嘉，2007，〈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 卷第3 期，頁48。

陳欣之，1996，〈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1期。

楊志恆，1999，〈中國外交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0期。

楊開煌，2010，〈後ECFA之對台政策指導思想〉，《海峽評論》，第235期。

趙文衡，2002，〈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41 卷6 期，頁81-107。

蔡增家，1998，〈冷戰後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9期。

謝宇程，2009，簽署ECFA與否之經濟影響評估，國政評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魏艾，2010，〈ECFA與未來兩岸經貿互動關係〉，《海峽評論》，第235期。

中文書目

Oded Shenkar，2006，《中國大世紀》。台北：台灣培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羅伯特. 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桂冠圖書，民國九十三年。

報紙與網路

聯合新聞網，「ECFA正面效應發酵，跟我做朋友不必選邊」，issued on 13 October 2010,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5906919.shtml, 最後瀏覽 16 October 2010.

蔡宏明，「台灣洽簽FTA的政治關卡」，中國評論新聞網，6 August 2010，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0/5/7/10140579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05799，最後瀏覽 16 October 2010.

吳榮義，「ECFA將使台灣喪失主體性」，自由電子報，issued on 30 March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30/today-o1.htm

自由時報社論，「國共聯手以經促統的陽謀—ECFA要辯論更應公投」，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issued on 3 April 2010,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99028,

自由時報，「《ECFA辯論／有助簽FTA？》藍辯機率變大綠批統一不歸路」，issued on 6 April 20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4/6/n2867374.htm,

自由時報，「《ECFA辯論／有助簽FTA？》藍辯機率變大綠批統一不歸路」，issued on 6 April 20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4/6/n2867374.htm,

自由時報，「ECFA政治讓利曝光」，台灣主權觀測站，issued on 3 May

2010, http://www.ocot.tw/blog/archives/1628#more-1628

自由時報，「早損清單公佈，首周衝擊十五萬人就業」，issued on 25 June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5/today-t1.htm

陸委會，「揭穿自由時報12大ECFA不實言論」issued on 28 June 2010, http://www.ecfa.org.tw/ShowNews.aspx?id=1043

陸委會，「揭穿自由時報12大ECFA不實言論」issued on 28 June 2010, http://www.ecfa.org.tw/ShowNews.aspx?id=1043

自由時報，「早損清單公佈，首周衝擊十五萬人就業」，issued on 25 June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5/today-t1.htm

聯合報，「兩岸經合 台灣不會被吃掉」issued on 16 May 2009, http://city.udn.com/54543/3429164?tpno=31&cate_no=0

商業週刊，「解密ECFA早收清單」，issued on 5 July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40634

聯合新聞網，「印尼摩洛泰島 邀我開發」，issued on 12 October 2010,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5904418.shtml.

英文期刊

Ba A. D., “China and ASEAN: 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Asian Survey, Vol. 43（2003）, pp. 622-647.

Dent, C. M.,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a decade on: evaluat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2010), pp. 201~245.

Gilpin, R.,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Heng Yee-Kuang,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who is the softest of them all? Evaluat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the ‘soft’ power competition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2010), pp. 275~304.

Krasner, S.,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April, 1976): 317-347

Lijun, S.,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Origins,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Security Issues, Vol. 1(2003).

Shambaugh, D.,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2004/2005), pp. 64~99.

Stein, A.,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1984), pp. 355~386.

Stubbs R., “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2002）, pp. 440-455.

Wattanapruttipaisan, T.,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Advantag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e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2003), pp. 31~48.

Womack, B.,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ymmetry, Leadership and Normalcy,” The World Economy, Vol. 4(2003/2004), pp. 529~548.

Wong John and Chan Sarah,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3(2003), pp.507~526.

英文書目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發表於第四屆北京台研論壇 2010.10.22-25）


[1] 本論文撰寫過程中感謝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鄭之堯協助蒐集資料及製作圖表。並感謝賢德惜福文教基金會周荃董事長對論文觀點之指正。

[2] 2010年2月27日，溫家寶總理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表示，大陸將充分照顧台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的利益，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利益。在這些方面，大陸可以做到讓利。

[3]謝宇程，2009，簽署ECFA與否之經濟影響評估，國政評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4] 吳榮義，「ECFA將使台灣喪失主體性」，自由電子報，issued on 30 March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30/today-o1.htm

[5] 自由時報社論，「國共聯手以經促統的陽謀—ECFA要辯論更應公投」，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issued on 3 April 2010,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99028,

[6] 自由時報，「《ECFA辯論／有助簽FTA？》藍辯機率變大 綠批統一不歸路」，issued on 6 April 20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4/6/n2867374.htm,

[7] 自由時報，「《ECFA辯論／有助簽FTA？》藍辯機率變大 綠批統一不歸路」，issued on 6 April 20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4/6/n2867374.htm,

[8] 自由時報，「ECFA政治讓利曝光」，台灣主權觀測站，issued on 3 May

2010, http://www.ocot.tw/blog/archives/1628#more-1628

[9] 自由時報，「早損清單公佈，首周衝擊十五萬人就業」，issued on 25 June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5/today-t1.htm

[10] 陸委會，「揭穿自由時報12大ECFA不實言論」issued on 28 June 2010, http://www.ecfa.org.tw/ShowNews.aspx?id=1043

[11] 陸委會，「揭穿自由時報12大ECFA不實言論」issued on 28 June 2010, http://www.ecfa.org.tw/ShowNews.aspx?id=1043

[12] 自由時報，「早損清單公佈，首周衝擊十五萬人就業」，issued on 25 June 20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25/today-t1.htm

[13] Robert Gilpin著，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台北：桂冠

圖書，2004。

[14] 聯合報，「兩岸經合 台灣不會被吃掉」issued on 16 May 2009, http://city.udn.com/54543/3429164?tpno=31&cate_no=0

[15] 有關相互依存概念，參見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16] Stein, A. Arthur,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1984), pp. 355~386.

[1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8]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19]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April, 1976): 317-347

[20]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21] See Krasner, 1976

[22] See Arthur A. Stein, 1984

[23]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

[24]張惠玲，2000，〈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

[25]吳靜茹、顧長永，2005，〈東南亞新秩序─霸權穩定論之觀點〉，2005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主辦單位：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5年4月。

[26] 商業週刊，「解密ECFA早收清單」，issued on 5 July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40634

[27] 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

[28]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2002）,

pp. 440-455.

[29]高長、吳瑟致，2009，〈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10卷第2期。

[30]陳欣之，1996，〈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1期。

[31]許志嘉，2007，〈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 卷第3 期，頁48。

[32]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

[33]宋鎮照，2004，〈從全球化與區域化分析東協的台海兩岸發展策略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第5卷第4期，頁151-187。

[34] 王信賢，「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與影響：『內外聯結』的觀點」，「台日論壇」2006年台北會議，中華歐亞基金會主辦，2006年7月16日於台北。

[35] 聯合新聞網，「印尼摩洛泰島 邀我開發」，issued on 12 October 2010,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5904418.shtml.

[36] 聯合新聞網，「ECFA正面效應發酵，跟我做朋友不必選邊」，issued on 13 October 2010,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5906919.shtml

[37] 蔡宏明，「台灣洽簽FTA的政治關卡」，中國評論新聞網，issued on 6 August 2010，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0/5/7/10140579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05799

[38]蔡增家，1998，〈冷戰後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9期。

[39] Oded Shenkar，2006，《中國大世紀》。台北：台灣培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