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由於國共內戰，導致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後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61年以來，兩岸關係從交戰狀態至停戰狀態[1]，再從隔絕狀態走向交流狀態[2]，整體而言，當然是符合兩岸人民共同福祉的發展趨勢。不過，也基於兩岸長期隔絕的影響，特別是臺灣內部出現「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而該主張又先後為李登輝、陳水扁在1996年至2008年主政期間，做為鞏固臺灣內部政治支持的工具，使得兩岸關係的開展並不順遂，甚至在官方的互動層面而言，更可以說是停滯或倒退。
直到2008年5月20日國民黨的馬英九主政以後[3]，兩岸關係才突破了「民熱官冷、經先政後」的局面，特別是兩岸近期所簽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4]，即使面臨臺灣內部民進黨與台聯黨的強力反對，仍然在完成ECFA及智財權兩項協議換文作業後，於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的確是標誌著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根據臺灣方面聯合報在8月20日至26日進行的民意調查（表一），當前臺灣民眾「主觀判斷兩岸爆發戰爭可能性較低」，在「社會、政治、經貿」等三大面向，也普遍認為兩岸關係處於「緩和」的狀態，但是在「軍事、外交」方面，仍有「緊張或競爭」的感受，顯然兩岸關係的開展，仍有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的空間，也需要時間來磨合。
表一
資料來源：聯合報，2010-09-11，第A1版。
我們既不能否認兩岸在歷史、文化、血緣上的關連性與共同性，也不能無視於兩岸長期分治以來，社會、政治乃至經濟的發展，也出現相當的差異性；所以，在處理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議題上，也必須放在本論壇[5]貳、儒家思想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資產本場次主題「包容與多樣：文明的共存與會通」的原則下來思考，而絕不可能採取一廂情願或是強加於人的模式。因此，在兩岸交流無可回頭的大趨勢之下，如何維繫、並持續增長兩岸官方與民間的互信，即使不談「統一」這個長期的目標，那怕是進一步在短期內簽署「和平協議」的共同願望，在在都需要有堅實的共識。
我個人的淺見，應該與許多同樣關切兩岸關係開展的先進相同，這個共識就在於「中華文化」。事實上，兩岸領導人胡錦濤[6]與馬英九[7]也都曾經指出過這樣的方向。
雖然「中華文化」的意涵相當博雜，很難明確的加以定義，但是，所有對「中華文化」有所認知、認同的海內外人士，都不會否認，「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內涵或養分，就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8]，而孔子的思想體系，又是儒家思想的起源與基礎。
縱使儒家思想於1949年之後，分別在兩岸都曾經遭受政治上不同程度的貶抑，但正如孔子所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9]，很顯然的，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華文化，雖然不斷遭遇外來的挑戰，還是能夠繼續生存發展[10]，政治的操作也無法拔除深植於人民的理念之中的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資產。
當我們回顧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可以很清楚的瞭解，他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對當時周禮隳墮、諸侯倚兵雄霸的整體環境難以認同，所以他特別強調「仁」與「禮」的觀念，仔細體會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11]，便可以發現「禮」是「仁」的體現，而「仁」是「禮」的目標。 雖然孔子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維護仁與禮的主體，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2]即是。不過，綜觀孔子於55歲（鲁定公13年，公元前497年）開始周遊列國，14年之間，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固然歷盡艱辛，甚至生命數度遇險，但孔子仍然不放棄尋求諸侯重用從而實施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希望。畢竟，孔子深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3]，所以，如果他的政治主張能夠得到主政者認同而推動，那麼行仁崇禮的理念，不僅是君子「窮則獨善其身」的準則，更是「達則兼善天下」[14]的法門。 從這個觀點來看，儒家思想所蘊含的哲學信念，「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它的主要關懷是『行動』」[15]。因此，當我們將儒家思想當作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資產，就絕不能夠讓儒家思想僅以民間自行研讀儒家經典（大陸方面的主要模式），或是將倫語、孟子列為高中教科書（台灣方面的主要模式），也就是寄望於民眾做到獨善其身為滿足，更重要的檢視層面，尤在於兩岸領導人在處理兩岸關係互動的過程中，是不是能夠處處以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仁」與「禮」，作為主導兩岸關係開展的共識與行動準則，孔子曾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6]，更是寄兩岸和平發展的希望所在。
參、儒家思想對兩岸關係開展的啟示
一、「正名論」的堅持與協議
1979年是兩岸關係發生突破性開展的關鍵性一年，一方面是大陸停止對金門的砲擊，使得兩岸和平發展的曙光從戰爭的陰霾中透露出來，同年大陸進行的「改革開放」，也敞開了日後兩岸密切的經貿往來的大門。 而1990年的「金門協議」，則是自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處理兩岸事務所簽署的第一個協議，開啟兩岸事務制度化處理的先河，也是目前兩岸執行最久的協議。然而從參與當年簽訂「金門協議」的主要成員的回憶中可知，雙方最重大的爭議，卻是「（對方）名稱」與「紀年」。[17]這兩個「看似」技術性的問題，之所以成為折衝樽俎的關鍵，其實是源自儒家思想「正名論」[18]的堅持。而「正名論」在1949年以後，更是兩岸政府在參與國際組織上，長期堅持「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但是回顧「金門協議」的簽署過程，即使是看見20年來大陸赴台旅客已取代偷渡客的變化，我們還是必須承認，當時兩岸政府放下了一些政治面的堅持，透過兩岸紅十字會為人民提供安全、人道的服務，的確是以人民的福祉做為最優先考量的政策決定，放在儒家思想的脈絡裡來看，這就是「仁政」。 作為一個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個人無意否定「正名論」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同時，展望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正名論」在短期內必然還是兩岸官方重要的政治堅持，不過，在面對兩岸人民共同福祉的議題上，能夠發揮智慧，真正達到「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19]的目標。
二、「多體諒、少責備」是建立互信的良方
此刻的兩岸關係正處於60年來的顛峰，但1979年之後過程卻是起起伏伏，其間甚至有停滯不前，乃至瀕臨戰爭邊緣的狀況，最核心的關鍵就在於「互信」的高低。
而兩岸的互信，就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這一點是明確的體現在兩岸各自的憲法之中，換句話說，「一中憲法」從來不是影響兩岸互信的因素。相對而言，兩岸領導人的言行，都展現出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雙方互信就增加，兩岸關係的氛圍不但平穩，而且開展的速度較快。反之，當大陸當局感受到台灣領導人悖離「一個中國」的原則時，雙方互信就降低，兩岸關係的氛圍不但緊繃，而且可能瞬間遲滯、大幅倒退；最為顯著的負面案例就是：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大陸的立即反應就是推遲「辜汪會談」，並在台灣海峽試射導彈；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大陸隨即有《反國家分裂法》的出台。
雙方缺乏互信的階段，固然可以歸責於台灣領導人以個人信念凌駕「一中憲法」的原因，但是，雙方以怨報怨的發展，不僅使得互信更難建立，尤其是兩岸人民「上行下效」的結果，30多年來兩岸的民間交流雖然頻繁，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當局與人民的印象，整體而言還是負面居多（表二），顯然成為不利兩岸關係順利開展的結構性因素。
2008年以來，兩岸當局重新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後，的確很少見到反唇相譏的畫面，但是，只要兩岸交流持續的進行，其間的事務必然千絲萬縷，雙方的歧見與爭議仍恐在所難免。此際，雙方當局都必須充分理解兩岸歷經（超過）60年以上隔絕所產生的社會差異，並多加以體諒，而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20]作為互動基準的座右銘，讓「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理念，再次形成影響兩岸關係良性開展的環境條件。
表二
資料來源：聯合報，2010-09-11，第A3版。
三、尊重對方、展現自信
故事可以從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銘清院長於2008年10月，接受台南藝術大學邀請邀赴台參訪談起。由於時值台灣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綠營的苦悶可想而知，又適逢兩岸關係大幅進展之際，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計劃訪台進行第二次江陳會談前夕，民進黨正籌劃在陳訪臺期間於全臺灣各地進行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因此，具有海協會副會長的身份的張銘清院長，在參訪期間所到之處幾皆遭遇台灣獨派民眾抗議。
10月21日民進黨籍台南市議員王定宇率眾至台南孔廟，抗議張銘清院長一席「沒有台獨，就沒有戰爭」的談話[21]，結果場面失控，混亂之中張銘清院長遭人推倒在地，王定宇則自背後抓住張銘清兩腋向後拖行，因而引發軒然大波。
事後，王定宇遭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官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首謀及傷害等罪嫌起訴，具體求刑一年二個月[22]，經過台南地方法院及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將近一年半的審理，判刑4個月定讞，但得易科罰金，最後王定宇選擇繳交新台幣12萬2000元結案。
張銘清院長後來於2010年8月再度來台訪問時，針對王定宇推擠事件的司法訴訟案件，張銘清說，他知道這件事，也「尊重台灣司法」。雖然沒有人知道張銘清是否滿意台灣的司法判決，但是一句「尊重台灣司法」，消極而言，避免引發綠營支持者持續反彈的藉口，積極而言，也展現了自己的氣度與自信。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3]孔子這份對承襲周朝宗室典章制度、禮樂文化的使命感，也讓他充滿了自信，而無畏於一時困阨。
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對立與分治，但國共都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所爭者不過是建構理想社會或國家的途徑，或者可以說是「生活方式」的堅持，因此，台獨主張及其支持者意欲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對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當然是一股逆流。但是，兩岸當局面對台獨的挑戰甚或挑釁，就應該具有「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自信。
對大陸而言，胡主席提出「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的主張，可以說是以兩岸和平發展為念，而不具意識型態的宣示，此一符合兩岸人民共同福祉的政策取向，絕非小小的台獨逆流所能撼動。
對台灣而言，台獨逆流不僅已造成島內政黨政治的長年對立，更嚴重的是撕裂了族群的和諧，這是現今台灣當局重新執政後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不過，長期政治對抗所引起台灣政府空轉、政治失能的後遺症，也讓台灣多數民眾開始深刻反省，「台灣的民主，應該是可以和兩岸關係並行不悖的。政黨輪替，不必然就要斷送兩岸交流與關係正常化」[24]。這也意味著綠營政客藉由操作台獨意識型態，來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可能性逐漸降低，無論未來綠營是否有再度執政的機會，必然要因應兩岸關係的開展，面臨政策調整的思考。
四、力行仁政、期世有成
孔子在個人修為上強調「行仁」，在政治主張上倡導「德政」，後者，當以「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25]最具代表性，不過，孔子對於仁政與德治的實踐，非但不是急功好利之屬，反而強調需要時間加以培養。例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26]，以及「『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27]前者，一世是30年，後者更需百年之久，誠可知仁政德治之不易。
從大陸來看，1949年至1978年這30年間，走的是社會主義建國路線，即便是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而言，有不得不做此選擇的侷限，但畢竟無法擺脫貧困的結果。
1979年的改革開放，到2009年剛好也是30年，或許仍有許多國家發展上面臨的問題，然而經濟的快速成長，卻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獲得了北京奧運的主辦權，代表了國力大幅提升後的國際肯定。因此，對內縮減貧富差距、建構和諧社會，對外扮演區域穩定、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應是大陸當局的當務之急。
如果大陸當局不是急迫的想要解決台灣未能與大陸統一問題，那麼不妨可以考慮全心致力於下一個30年的國家發展，到了2039年，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又出現翻幾翻的進步，那怕台灣問題不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呢？
另就台灣來說，1949年到1978年先取得了經濟發展的成就，1979年至2009年，政治民主化也獲得相當幅度的進展，而不能不承認它的自由民主的確是「華人世界的典範」。不過，過渡強調「本土化」的結果，卻造成了島內嚴重的政治紛爭，不斷內耗的結局就是經濟衰退、族群猜忌日甚一日。
因此，台灣當局需要優先解決的首在內部經濟復甦的問題，同時要縮減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更要想方設法化解業已為有識者所擔心的族群問題，以避免淪為「菲律賓化」的悲劇。
由上可知，兩岸主政當局固然各自面臨需要克服的問題，但「統獨問題」顯然都不是最迫切的議題。總歸一句話，只要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讓兩岸主政者再推動30年的仁政與德治，也就是兩岸人民可以再爭取30年的發展機會，那麼，孔子所描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的境界，必然可以更進一步的體現，屆時又豈有台獨逆流生存的舞台。
肆、結語
儒家思想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資產，也應該可以成為推動兩岸關係良性開展的互動準繩。要達成這個目標，不僅需要兩岸民間自發性推動儒家經典的研讀、體察，並作為個人修養的標竿，更需要兩岸主政者，在持續推動兩岸關係良性開展時，可能面對的各種挑戰，也要秉持著儒家思想中「仁」與「禮」的核心價值，採取最適切政策方案，方能克竟其功。
兩岸自1949年以後業已分治超過一甲子，如再往前推溯，自1895年甲午戰爭割台以來，更已超過百年之久[28]。因此，結束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國家領土分裂的局面，當然也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責任。然而，在兩岸尚有各自需要優先處理的國家發展議題的前提下，「統獨問題」都不是兩岸需要急迫解決的課題。
雙方應在共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建立互信」以持續推動兩岸各層面的交流。在交流時，雙方都應該採取相互尊重，也就是「包容與多樣」的態度，才能適時、適度的展現「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具體實踐，真正達到兩岸共存與會通之後「共創雙贏」的共同期望與目標。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1]以大陸方面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為例，1950年2月28日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所發表者，提出要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而1979年1月1日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則提出「儘快結束分裂局面，統一中國」的呼籲，同時，並停止自1958年開始對大金門、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島嶼的炮擊。在台灣方面，則於1991年5月1日通過〈憲法增修條文〉，其「前言」中揭示制訂的目的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並於同日正式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2] 1987年10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開放大陸探親的決議案，結束臺灣方面「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也開啟了兩岸交流的大門。
[3]當然絕不能忽視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於2005年4月26日到5月3日到大陸展開訪問後，逐漸營造出國、共兩黨互信的整體氛圍。
[4]又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
[5]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2010/09/26 ~ 27在大陸地區山東省濟寧市舉行。
[6]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公開講話，便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是六項對台政策新綱領的內容之一。
[7] 2010年7月8日馬英九接見第6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代表團時也提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雙方在中華文化指引之下，應有智慧能夠一步步解決所面對的問題。」
[8]例如2010年6月28日在廣東召開的「從孔子到孫中山－中華文化的承傳與弘揚」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學者便指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兩岸中華兒女割不斷的紐帶。而孔子和孫中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他們思想體現中華文化的精髓，具有超越時空的普世性。」，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86220&ctNode=5611&mp=1，點閱時間：2010/08/20。
[9]出自：論語〈述而第七篇，二十三章〉。
[10]蘇起、張良任主編，1996，兩岸文化交流：理念、歷程與展望，臺北：陸委會，頁2 – 3。
[11]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篇，第一章〉。
[12]同前註。
[13]「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篇，第十九章〉。
[14]「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出自：孟子〈盡心上篇，第九章〉。
[15]黃光國，2010，最後的亞細亞孤兒，臺北：天下雜誌，頁148。
[16]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篇，第十九章〉。
[17] 參見陳長文（聯合報，2010/9/12，第A2版）、樂美真（兩岸簽訂《金門協議》臺前幕後，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521/15492492.html）。
[18]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篇，第一章〉。
[19] 2008年以來兩岸當局都提出處理兩岸關係的十六字箴言，胡錦濤主席在2008年會見連戰主席所提出的這十六個字，也都出現過台灣方面歷次提出的十六個字內容。不過，台灣方面一直提出的「正視現實」，仍然受到兩岸都堅持「正名論」的考驗。
[20]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篇，第十四章〉。
[21]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出自：論語〈魏靈公第十五篇，第七章〉。平心而論，這席與來台學術交流無關的發言，的確不妥。
[22]同案另有六名被告分別求刑六個月至八個月不等有期徒刑。
[23]出自：論語〈子罕第九篇，第五章〉。
[24]何振忠，〈用協議搭橋〉，聯合報，2008-11-05，第11版。
[25]出自：論語〈為政第二篇，第一章〉。
[26]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篇，第十二章〉。
[27]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篇，第十一章〉。
[28]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個人以為並不在經濟發展或政治制度的差異，而是兩岸各自都強調的「民族主義」。即使我們將「民族」解讀為「想像的共同體」，但就是因為「民族主義」的堅持，所以大陸強調「臺灣『自古』即屬於中國」，而臺灣則有人倡議「臺灣地位未定論」，或「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其實，如果能夠帶著「同理心」去思考，臺灣方面應該理解中國在近代史上備受列強壓迫，因此，「寧失千軍，不失寸土」必然成為大陸主政者獲致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也就是說，大陸可以暫時不處理有爭議的領土問題，如釣魚台或中印邊界等，但如果是遇到主權挑戰的情形，如珍寶島、中越邊境等，大陸當然就會採取軍事行動；這就是「台灣獨立」會挑動大陸敏感神經的原因了。相對的，大陸也應該理解臺灣人民遠自明鄭以來，從來沒有在歷次主政者更迭的過程中，能夠取得主導或是參與的機會，當然也就無法接受「統一是唯一選項」的議題設定了。兩岸在「民族主義」層面的認知或情感的差異，固然是歷史的因素所造成，但卻是真實的存在，兩岸的主政者以及人民都必須審慎的面對，而絕不應貿然的採取一廂情願或是強加於人的「統、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