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隨著公民使用網路與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的增加，有些學者將網路視為增加民主參與及強化政治社區（political community）的工具－稱為「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而其所引起的爭論是：
(1) 新資訊科技改變政治活動的本質為何?
(2) 新資訊科技是否強化代議民主與(古代希臘城邦)直接民主式政府治理?
(3) 新資訊科技是否改變地方社區（communitarian）的政治結構(Hale, Musso&Weare, 1999)？
本文主要論證系統的檢視：(1)電子通信（telecommunications）科技可能增加公民參與藉由資訊的改善以及溝通的增加。(2)人民與官員之間的資訊溝通交流。(3)進而增進政府治理之效率。同時，(4)本文將會從數位民主來探討N世代的價值與行為模式。
貳. 資訊、溝通技術與民主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無疑是具有權力的，但它並不會自動產生的(Scarbrough and Corbett 1992)。相反的，由於電腦的發展，電信與資訊系統成為人類選擇的結果是受到社會系絡限制以及形朔（shaped）。通訊技術的重要性是來自於新資訊的潛在能力以及資訊溝通方式的改變。同樣的道理，對於溝通技術的抗拒導因於資訊與溝通過程內所附帶的政治及文化的意義。同時，當前社會的溝通與資訊的數位化，應該成為資訊時代社會科學探究的核心重點。當實務機械性（physical machinery）已成為當代（common-sense）關注的焦點，然而，數位化的過程的意謂著我們對於資訊科技的半盲（purblind）狀態。是什麼樣的原因在資訊時代讓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成為兩極化的觀點？又是什麼樣的科技特性讓資訊技術成為如此對立以及矛盾的社會意涵？我們將由資訊與通訊科技所具備的資訊與溝通能力來回答上述問題。
就我們的觀點而言，有兩個溝通與資訊科技的特性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每一項特性都是與資訊緊密相關：第一個關注的是「資訊化」（informatization）。第二個相關的是溝通資訊的新能力。
有關於「資訊化」的使用會令人困惑的，因為它是使用在兩種不同的溝通技術文獻。因為在文獻上，有兩種不同的用法它通常被指涉為增加相關的溝通與資訊科技的能力 (Frissen 1992a)。然而，本文所使用的「資訊化」會更加嚴謹去指涉溝通科技的獨特特性，是Zuboff所提出的「資訊性」（informating）科技這個概念(Zuboff 1988)。根據Zuboff所提出的概念，資訊科技本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創新基礎，因為它增加「一種反應的（reflexivity）附加性要素，這種要素提升了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同時也反應在相關生產活動系統的回饋反應上」(Zuboff 1988: 9)。並不像是其它科技，資訊與通訊科技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與組織相關的資訊。人類所察覺資訊所應用及衍生的系絡，其也是一種反應作用。因此，科技與溝通技術並不能被簡單詮釋為生產技術或也不能只是簡單被設計為增強生產、加速生產以及改進行政流程。但是他們可能在互動過程（transaction process）帶來許多的效率，資訊與溝通科技的特性乃在於他們的回應性（reflexivity）。因此，公務人員很廣泛的使用這些科技，最主要的原因在科技活動的使用中，他們可以學習與取得更多的資訊，尤其是在行政體系內公務人員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例如，專業的圖書人員會從他們的顧客學習偏好來自於電腦化的流通（circulation）與控制系統。換句話說，資料來自於書籍出借（issuing）、回復、保存書籍的過程是書籍的控制活動的朔造，以致於圖書人員成為最有效率的存貨（stock）的使用。
資訊與溝通技術的第二個重要性特徵是「資訊與溝通技術」（Icts）--「通訊」（C），可以建立外顯的（prima faci）情況增強組織內員工的自我控制以及溝通的形態。在前述的兩項特徵下，我們主張資訊通訊科技具有民主新形式的發展的潛力。其理由如下：
一.互動性（Interactivity）：使用者在很多的互惠性基礎上溝通
二. 全球性網絡（Global network）：溝通是無法被國家所過濾的
三. 言論自由（Free speech）：網路的使用者在有限的國家審查中表達他們的意見
四. 自由聯結（Free association）：網路使用者可能會參與公共利益的虛擬社群
五. 資訊的建構與擴散（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網路使用者可以產生以及分享受到官方主導以外的資訊
六. 挑戰專家與官方的觀點（Challenge to professional and official perspectives）：國家與專業資訊的被挑戰
七. 國家認同的破壞（Breakdown of nation-state identity）：使用者可能採取全球化與地方認同(Hague and Loader, 1999)。
參、三種影響參與式民主的因素
探究網路與全球資訊網如何使用改善民主過程，主要有三項民主參與的改善類型。第一，在政治過程中，公民教育沒有需求的必然性，資訊技術可以提供公民更佳的資訊更有意義的價值，並且針對公共議題建構辯論式公共論壇。第二，可以改進公民對於公眾事務的冷漠態度（peRCEPtion）的普遍現象，以及增加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投入用以建立政治社群與鼓勵參與。第三，本文同時討論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疏離的現象。作者以為資訊科技可以建構公民之間的意見橋樑以及改善其間的溝通落差。
民主決策中的公民教育的需求不只是資訊的散播，也是民主決策價值的建立。有效率的民主須要在公民行為及集體行為的公共再建構價值（public reconstructure value）選擇，而不是個人的（individualistics）選擇。民主價值的重建不只是需要資訊，更須要的是一種民主價值的轉換。所以，公民教育必須發展公眾的能力去了解，且面對在政策選擇中的價值抵換（trade-offs）(Hale, Musso andWeare,1999)。對於當前公民教育有三種主要的批評，其分別詳述如下：
第一種批評是當前公民缺乏基本教育以及決策技術，這種基本教育與決策技術是政治過程有效參與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公民教育，民主只不過是一種私人偏見的集結與表達(Barber 1984: 278)。Barber認為部分美國選民難以發展出一致性的政治定位以及難以「了解與評估政策選案，更嚴重的是無法在民主政治中有意義地參與」(Yankelovich 1991)。特別重要地，Barber主張資訊與教育是最佳政治判斷的主要的基礎。由此觀點來看，民意調查再三顯示人民無法說出各級民意代表的名字，足以證明人民無法參與政治過程的實證。反而，資訊在政策決定是民眾在做政策決策的必要條件。
Yankelovich強調資訊就是精英論者，由古典定義來看也就是一個擁有「良好的」（well-informed）技術的知識基礎的治理精英。由此標準，公民教育意涵著由專家轉換到公民的轉移過程。Yankelovich 有一個曲解的看法（wryly comments）認為專家擁有充分良好的資訊的精英，而大眾是沒有（poorly）資訊的。所以給予民眾更多的資訊，民眾更會與治理精英的意見一致(Yankelovich 1991:16)。由此觀點來看，民主決策的公民教育不只涉入資訊的播散，同時，必須要有民主決策價值的建立。有效的民主須要在個人及集體行為中的公共再建構的價值的選擇。所以，Etzioni (1988), Putnam (1993a)民主價值的重建不只是需要資訊，而是一種基本價值的調整。所以，Yankelovich相信公民教育必須強調政策過程內價值抵換的公共能力的發展。
第二種民主失敗的主張主是論及公民在政治過程中所產生的疏離與挫折，進而呈現冷漠的現象。由於投票率的下降以及公聽會出席的不足來看，事實上就是一種公民冷漠感的具體表現(Landers 1988; Smith 1996)。Putnam觀察美國兄弟會（fraternal associations）的成員衰退視為公共領域的退卻(Putnam 1995)。很相似的是，Blakely and Snyder (1997)也認為美國人民從公民生活中撤退到狹隘的社群之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公民的不行動（non-action）是一種理性計算的成果來自於參與的成本與利益考量。任何單一個人的努力是不相同的，也就很困難去排除非參與者（non-participants）來自於政治行動的利益，因此參與的成本是很高的，有很多的公民在政治活動中選擇「搭便車」（free ride）的行為(Ostrom 1990; Miller 1997)。
批判理論者認為公民的冷漠來自於轉移社群權力的熱衷，而關注於私人的世界之中。Barber認為會轉換成冷漠，就像他所爭論的，人民是「因為他們是無權力感導致疏離，而不是因為他們先疏離而導致無權力感」(Barber 1984: 272)。相似地，用以降低公民疏離感的政策解決方案可以由降低參與成本技術干預的基礎上建立政治社群。就一個深層角度來看，若干論者要解決政治冷漠，必須有效率的建立地方的政治社群，此種政治社群是以居住環境組織為基礎帶動民主的再建構。舉例而言，Barber認為鼓舞「單薄的」（thin）的「自然主義/多元主義」(liberal/pluralist)民主成為「強健的」民主制度必須要建立一個有意義的公民社群，這個公民社群是結合了公民參與。如果這個社群起初會運釀無回應的共識與回應，最後會產生建構公民意識與徹底的自治制度。假若沒有社群的參與培育出無意義、無方向，可能會成為相互競爭利益的糾結（interest-mongering）(Barber 1984:155)。Barber和其他人(Pateman 1970; Etzioni 1988; Ostrom 1990)認為在社群之內民主的參與需要純粹的利益團體的政治必須要被公民團體所代替，尤其是在居住環境之內。所以，在強健式民主過程之中，公民協會式的網絡，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最近在社會資本上的研究上強調建全強健式公民協會以降低民眾冷漠感和增加民主過程品質的重要性(Coleman 1988; Putnam1994 and Newton 1996)。根據這些文獻，當個人在重疊式團體社會網路中運作而產生重複性互動時，民主程序的功能，可以得到優質化。主要原因是，這種公民網絡可以增進社會關係的信心，互惠性的規則與個人信任的改善，因為背叛的成本增加互惠式規範。因此，民眾之間在民主治理的精緻設計之下，增加談判及妥協性(Ostrom 1990; Putnam 1993a)。
第三項主要的批評來自於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私聯性。就像是Yankelovich所描述的「當適當平衡存在公眾和國家的精英之間，我們的民主很美好地運作，當平衡是逐漸被傾斜的（skewed），就像是現在的年代，民主系統產生反功能」(Yankelovich 1991: 8)。一些學者歸因於這樣的私聯性造成官僚體制規模與權力的增加(Niskanen 1971)，或稱為利益團體、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鐵三角」（iron triangle）。其他人則認為公民是被阻礙的在治理精英與民眾之間的資訊不對稱性。仍然有其他學者認為(Olsen 1965; Stigler 1971)溝通與組織成本偏失對於小而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會比大而鬆散的組織偏差來的嚴重。
很多的政府再造理論建議將代議制的權力與治理精英轉移到（ordinary）公民之間。像是創制（initiative）與公民投票（referenda）的程序代表給予公眾更多權力相較於治理精英(Barber 1984)。在分權概念上，政府政策制定能夠與受政策的影響的個人更緊密的分享。
很多的修正（fixes）都是漸進的，就政治人物的符號而言，建立公民對於改革能力的信心。政治人物期望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成本或避免同意民眾複雜官方語言（dialogue）的參與阻礙。如此的假設降低財政或資訊的障礙無可避免的會改善公民與政府溝通以及互動。很多的學者(Pateman 1970; Yankelovich11991; Putnam 1993a; Fox and Miller 1995 and Bimber 1996)有效的民主需要更多剷除溝通的障礙。假如只是提供公民積極參與機會是不足夠的。更重要的是，對於多數民眾而言，它是更超乎於日常意識的行為和態度，Fox and Miller認為現行的政治過程的特色有如下的描述為：超現實（hypereality）的政治是不確定性符號與想像的流程，這些超現實（hypereality）的政治透過媒體以及模擬的公共意識而形成(Fox and Miller 1995: 43)。
對公民教育而言，民主的改進不只是一種溝通機能的改善，而更應該是更精緻的民主本質。也就是說，像Yankelovich所談的「好的」公共判斷和Fox and Miller所談的公民性對話，是一種持續調整的民主須要的不只是大眾意見以及偏狹的判斷而更是需要價值衝突的深層考量可以藉由政治對話而運釀而成。因此，公民與代議士之間的連結更需要公眾的辯論以及再參與，唯有透過對於目標與各價值結果的重複對話才有辦法達成真正的代議制精神。公民和治理精英之間的互動，即是Yankelovich所提供的「透過運作」（working through*）的過程足以完成，應而個人可以認知到政治選擇中的價值報償值，公民與政府之間如果只是有一種互相「談談的」機會是不足夠的。民主的重建是有如Barber所說是：公民與公民之間交叉溝通以及公民與官員之間的「對話」（dialogical）溝通(Hale, Musso and Weare,1999)。
肆、虛擬政治公共領域的特徵
如何建構上述的對話溝通，虛擬政治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公共領域的特徵會影響新世代的政治是什麼？至少有五個觀點，每一個特徵足以強調民主系絡中的新主軸（new avenues）。虛擬政治公共領域的特徵如下：（1）地理（Topography）空間－人們聚集去討論議題，形成意見和規劃行動的位置。（2）議題性－強調主題與討論的內容。（3）涵蓋性－民眾足以議論（deliberate）政策議題機會的概念。（4）設計性－促進與禁止討論的網絡建構。（5）商議性（Deliberation）－個人對公共監督主觀意見的合法化 (Wilbelm,1999)。
政治公共領域的特徵的概念是地理位置性，也就是說，無論地方或空間，人民聚集討論議題形成意見和規劃行動的位置。從上述而言，重要議題如何將電腦中介性的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來連繫人民。反而，很多的社群學者建議個人匿名性可以釋放個人自由和平等參與公共論壇的機會，否則，權力是不對稱的。另外，其他人認為個人的孤立拌隨著一種無形的蕃籬以及由官僚體制外部的觀察將導致使用者真正的監禁 (Kiesler and Sproull 1992)。像是Spears and Lea (1994)所使用的模式，稱為「社會認同和去個人化」(Social Identity and Deindividuation,SIDE)描述CMC沉默的認同以及所出現的系絡的形態（例如，團體內的匿名性與個人的認同性）。這個模型同時顯示出更加受到社會系落與社會關係所決定 (Spears and Lea 1994: 452-3)。
第二種的政治公共領域的特徵為對話和議題的討論，一種視為議題性的（topicality）。當Habermas描述公民社會為傳達聲音的委員會（sounding board），他指出公共領域的意見、觀點和議題是公民相信政府有此需求。意見的分歧來自於理解，因為變化和衝突視為一種公共的關懷（consideration）。交互主觀性的同意並不是單獨地取決於能夠表達的意見數量（例如，廣播）。反而，當網絡可能是一個自我表達的潛在媒介，也可以展現集體行動的有效性。事實上，公眾通常在組成意見、過濾意見缺席，但是沒有注意到玲聽意見以及與他人合作與其他價值也是相當重要的(Shenk 1997)。
在民主的過程中，意見的形成與決策制定來自於立法，假如他們代表人民的意志是合法性的過程，特別是這些判斷不只是來自精英團體而是來自於人民意見。簡單言之，民主意指涵蓋性（inclusiveness），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政策議題。在電子傳訊政策領域，涵蓋性概念是普世所尊從的價值。像是Pool「從早期觀點來看，貝爾（Bell）系統的目標和期望電話服務應該在一個國家內無遠弗介的」(1984: 115)。
廣泛的接近電子傳訊，像是電子郵件服務，導致民主價值的鼓舞（reinvigoration）。這種因果關係在這個公共議題的政治價值是可理解的，存在於大眾的信念之間。論及電子民主（teledemocracy）(Dyson 1997; Katz 1997)應該不只是先進的電子技術被看成社會經濟利益以及資源的豐富化(Wilhelm 1997)，更上一層的應該將科技看成是偉大的平等者（equaliser），其擁有權力可以促成一個發展不足的（somnambulistic）民主。這種觀點成為政治參與的科學研究，顯示出不同資源的獲得，包括時間、技術與金錢用以解釋公民參與政策活動的機會(Verba et al.1995)。
第四個公共領域是設計或基礎建構可以幫助公共討論。像是Guthrie and Dutton ( 1992)所建議的，網路的設計包含決策制定者中優先的政策承諾。設計的模式隨著市場和社會力量來加以完成(Negroponte 1995)，夠過價格成本結構(MacKie-Mason and Varian 1995)，使用介面的關懷，科技與「要求的規範」（rules of order）可以傳達內容的範圍(Dutton 1996)。最終的使用者，可以是資訊的生產者。在基礎建構的意題上，例如，Burgelman (1994)主張新的分配性媒體能夠去諮商，但不允許溝通。意思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網上儲存與交換資訊，像是E-mail。例如：第四台和衛星電視視為使用者要求要有不同的選擇，但是他們都非立即的與使用者互動，電信科技的設計似乎是針對參與式民主的修正，所謂參與式的民主只是個人註冊他的偏好，而是不需要去加入對話、審思與批判的整合回饋性要素(Wilbelm, 1999)。
最後，謹慎包含的是一個人意見已闡明日常真實生活的有效性，換言之，透過個人意建去說服與辯論。私人想法或孤獨活動並不能滿足公共性的門檻，因為私人的想法是無法被監督。這樣的概念透過公共檢驗個人的意識形態，同時，也讓私人偏好滿足公共利益(Petracca 1991)。很清楚的，有關於政治公共領域的五個面項是糾纏在一起的（inextricably）與互相影響的。網路設計對於互動性而言是明顯而重要的，這些對於公共議題都是必要的審思的要素。
對於公共論壇的普遍接受度也是提供一個場所同時可以保證不同的意見可以被認知。虛擬地理位置性是非常重要的去決定時間和空間對於傳統的政治討論是相當重要的(例如，在議政聽或市政會議的實現，以一種面對面來進行，這種方式通常都有某種時間的限制)。最後，網上的內容對於重要的議題是具有反複思考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彌補政治言論與管制的特性，並且延長政治言論 (Wilbelm, 1999)。
伍、結論：資訊政治與治理
我們的上述分析顯現資訊政治能夠提供治理系統的主要觀念。資訊政治代表一種關係網絡反應出資訊流動一個複雜系絡所組成。資訊流動取決資訊和溝通能力成為一種資訊政治最主要的基礎，資訊政治是一種啟發式的設計。在這個設計之中朔造治理制度，相對應的，資訊政治也受到治理制度的朔造。新資訊流動與溝通的新模型非常普遍成為資訊年代的技術。我們可以歸納出資訊政治（polity）的三個核心關係：（1）政府機械性關係，特別針對政策與服務的生產（2）政府組織與人民，尤其是年青大眾之間的關係（3）政府組織、政治領導人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我們因此強調，資訊政治有兩項非常值得注意的意義(Wilbelm, 1998)：第一個政府機構與資訊供應者之間以及溝通技術的基礎建設（例如，網絡）的重要性是極度的增加。第二個重點是的技術、基礎建設、溝通網絡與政治體分配權力之間的關係強化 (Vickers 1965)。因此資訊政治的完備性將是公民是否可以建構制度性秩序以建構民主價值的關鍵性因素。
References
Barber, B.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imber, B. (1996).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sscf.ucsb.edu/~survey1/
Blakely, E.J. and Snyder, M.G. (1997) Fortress America: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urgelman, J. (1994) ‘Asses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S. Splichal, A. Calabrese and C. Sparks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S95-S120.
Creighton, J. L. (1995) ‘Trend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act: The Journa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1, 1, pp.7-23.
Dyson, E. (1997) Release 2.0: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Broadway.
Elshtain, J. B. (1982) ‘Democracy and the QUBE tube’, The Nation, 234, pp.108-110.
Etzioni, A.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Fox, C. J. and Miller, H. T. (1995) 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ward Discourse, Thousand Oaks, CA: Sage.
Frissen, P.H.A. (1992) ‘Informatiz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58, pp.307-10.
Grossman, L. K. (1995)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Viking.
Guthrie, K., et al. (1990)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PENers in Santa Mon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Machinery’s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Washington, DC September12.
Kiesler, S. and Sproull, L. (1992) ‘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Making, 52, pp. 96-123.
Landers, R. K. (1988) ‘Why America Doesn’t vote’,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F19, pp. 82-95.
Miller, G. (1997)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pp.1173-1204.
Newton, K. (1996)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Palais des Academies, Brussels, 7-9 November.
Niskanen, W.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Atherton.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ch, T. and Bijker, W.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ifacts’, in W.E. Bijker, T.P. Hughes and T. Pit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utnam, R.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pp.664-671.
Scarbrough H. and Corbett, J.M. (1992)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Power, Meaning and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Shenk, D. (1997) Data Smog: Surviving the Information Glu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Spear, R. and Lea, M. (1994) ‘Panacea or Panopticon? The hidden power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pp.427-459.
Verba, S., Schlozman, Lehman, K. and Brady, H.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l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Vickers, G. (1965) The art of judgment. A study of policy making.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Wilhelm, A. (1997) ‘A resource model of computer-mediated political lif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5, pp.519-534.
Yankelovich, D. (1991) Coming to Public Judg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Zuboff, S.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Oxford: Heine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