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公共服務」主張政府應該以「服務」取代「導航」（steering），強調民主行政、市民社會的重要性。相關研究也發現過往的政府再造運動呈現使用市場模型多於政治社會模型，強調顧客多於市民、過於強調企業精神管理的光環，因而呼籲應環顧政治與社會面的公共精神與公共參與的問題。針對「治理需求」與「治理能力」之失衡所導致的信任背叛危機，需要從手段的多樣性、觀念的創新性來調整，而不僅止於政府內部「行政革新」與「流程再造」的窠臼。本文從公共管理的侷限性，凸顯「跨域」行政的新治理需求，繼而說明以資源交換作為安全聯防協調合作的動力源，其次，探究異質部門間組際學習的重要性暨如何藉由「學習型組織」實踐組織學習理論，並蓄積彼此間的互信基礎，透過對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的學理基礎，檢視我國實務中推動之「學/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之資源聯結情形與組際學習方法，本文研提部分實務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期望能對理論累積與實務對話稍進綿薄。

關鍵詞：社區/學區安全聯防、資源交換、資源聯結、組際學習、組織學習、公共管理社會化、警政工作民間化。

壹、前言－跨域治理時代

Henry（1999，第七版;蕭全政等譯，民90：13-16）指出「限制」（constraint）是公共行政的系絡與傳統，而這種受牽制之公共管理的遺緒被稱為「政府僵局」（gridlock）。針對這種「政府僵局」或「難以治理」（ungovernability）的情境，Kettl（2000）以「治理的轉換」（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為題，從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演化（devolution）的視野，分別質疑政府如何可以在單一場所進行協調統合？又如何能從以層級節制之預算控制過程與非政府之多元夥伴進行合作？Denhardt（2000）也以「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為題主張政府應該以「服務」（serving）取代「導航」（steering），強調民主行政、市民社會的重要性。DeLeon與Denhardt（2000）也從政治理論重新檢視政府再造運動對於民主政府的意涵，他們指出很多再造的理念係架構在個人的自利動機可以趨同於公共利益，然而，個人利益的追逐通常是個別且私下的，鮮少在市民對談（civic discourse）過程參與，過往的政府再造運動呈現使用市場模型多於政治社會模型，強調顧客多於市民、似有過度強調企業精神管理的光環，基於自利動機的假定可能衍生拒絕市民參與與公共利益，他們主張應環顧政治與社會面的公共精神與公共參與的問題。

處在「跨」世紀的時代裡，我們需要跨越舊的思維、跨越舊的資源使用方法，創發包括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的「跨」域行政與管理視野與智能。所謂「跨域」之概念，係指橫向或縱向功能性整合，跳脫部會、文化、行政區域、層級與業務範疇、公私本位主義之限制，而運用「跨」的整合模式建立溝通管道，進而協同共識，才能有效統合資源（吳英明，民88a；李宗勳，民90a）。

因此，政府亟待針對全球化的挑戰與治理的演化，積極在公部門既有之垂直控制體系進行水平式政策與資源整合之體質調整，而如何協助民眾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要比試圖控制或引導社會更被公眾期待與接受。本文將從公共管理的侷限性，凸顯「跨域」的新治理需求，繼而說明以資源交換（resource exchange）作為安全聯防協調合作的動力源，其次，將探究異質部門間組際學習的重要性暨如何藉由「學習型組織」（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實踐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理論，並蓄積彼此間的互信基礎，透過對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的學理基礎，本文嚐試檢視我國實務中推動之「學/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之資源聯結情形與組際學習方法，以作為精進公民社會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的參考與後續研究基礎，期望能對理論累積與實務對話稍盡綿薄。

貳、「新公共服務」的視野－環境公民與網絡社會

Denhardt與Denhardt(2000,553-557)採比較觀點，區分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的差異（詳如表一），指出「新公共服務」具有下列新意涵：

（一）以輔導代替引導：政府的重要角色趨向協助市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而不僅止於控制或引導新方向；（二）公共利益不是產品，政府應著力於建構集體式公共利益之分享觀，而不急於個別選擇之快速解答；（三）服務市民，而非僅止於討好選民；公僕不能只回應顧客需求，應關注市民間之誠信與和諧關係；（四）不僅以量評價人，透過長期的協力過程與相互尊重之共享式領導的公共組織及網絡參與更可能成功；（五）將市民主義及公共服務的價值置於企業精神之上，公共利益比較可能被公僕及市民允諾於貢獻社會下被提昇。

Denhardt與Denhardt(2000,557-558)指出新公共服務視野下公務員的心中視公共方案與資源並非歸屬於他，應負起充當公共資源的管家或經理人（stewards）、公共組織的保護者（conservators）、市民主義與民主對話的促進者（facilitators）、社區參與的催化劑（catalysta）以及基層服務的領導者（street-level leader）。新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公務員不僅要與民眾分享權力共謀解決，更需重構其治理過程負責參與的角色。在多元面向、流動、動態的公共事務屬性下，如何在民主、社區、公共利益系絡中建構市民參與及責任共承，是政府服務與輔導民眾的新公共服務角色。本章除了揭櫫新公共服務之「服務」甚於「導航」的異象外，並將就如何孕育「互為主體」的社區素養與意識能量、如何型塑與醞釀永續性之「環境公民」視野、以及認知資源聯結的社區網絡之新治理模式等議題進行論述，以作為後續論證的基礎。

表一：「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之視野遞移

管理類別比較項目

傳統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初級理論與認識論基礎

政治理論、社會與政治互補論證等社會科學

經濟理論、奠基於實證社會科學之複雜對話

民主理論、包括實證、詮釋與批判學派、後現代之知識途徑

理性與人類行為

有限理性、行政人

技術與經濟理性、經濟人、自我利益決策者

策略理性、理性的多元測試

公共利益觀點

法律的政治界定與 表達

個人利益聚集的代表

共享式價值的對談成果

公僕向誰負責

雇主與選民

顧客

公民

政府的角色

操槳

導航

服務、輔導

達成政策目標的機制

既有政府機關的行政計畫

創造機制與誘因結構以透過私人與非營利團體達成政策目標

建構公共、非營利與私人部門結盟以符合對需求的相互同意

課責的途徑

層級節制

市場驅力

多面向

行政裁量

行政官僚有限裁量

為了符合企業精神目標而廣泛裁量

有限且負責的裁量需求

假定性組織結構

在機構內與管制顧客之由上而下的官僚權威

分權式公共組織

內外領導共享的協力結構

公僕與行政官僚的假定性動機

薪資與福利、公務員保障

公共企業精神、政府精簡

公共服務、企求貢獻社會

資料來源：參考Denhardt與Denhardt(2000,554)彙製而成。

一、社區「造人運動」－互為主體

在過往推動經驗顯示，一般居民對於社區營造或安全聯防感到陌生，難以吸引他們參加，居民彼此之間也常相互不認識，要坦承表達自己的意見、聆聽他人建議不甚容易；即使有心參加，卻不知如何發現社區的課題，對社區環境的議題缺乏認知與想像，對人缺乏關懷，缺乏了對人的關懷，則再好的方法也不過是一些技術；「人」是社區營造或安全聯防的最根本部分，也是社區的動力所在，缺少了對人的關懷，社區行動就只剩下「目標、計劃、行動」，社區倒像是支講求效率的部隊（鄭晃二與陳亮全，民89）。民主社會是一種人民學習治理的社會，社區安全聯防需要有深層的社會動力，需要透過創新社區的生命力，促動社區安全聯防的場景與熱力；面對未來世界潮流與趨勢，我們社區需要的是一方面能夠獨立自主，但一方面亦更能關懷別人、尊重別人、重視生命的「環境公民視野」(鄭讚源，民89)。這種「造人運動」需要透過社區動力培訓與組際學習，蓄積讓社區活起來的能量。

二、環境公民的異象－互利共生的永續人格

永續發展乃是針對全球性環境問題(全球變遷)所提出來的一種思維及策略，但由於「永續發展」被搭便車，一方面導致其成為道德訴求的層次，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永續發展」與「永遠發展」的迷亂。針對此一錯亂，必須將「永續發展」拉回環境及生態層次，正視環境（空間）是由社會所生產的，社會與環境的「交換」過程即為「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m).。而環境問題之「成形」的背景皆有不同的文化基調(cultural themes)及社會根源(social roots)，是建構環境問題「看不見的手」（王俊秀，民88）。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謂: 要創造一個偉大的國家，要讓國民先有「偉大性」；凸顯出「環境友善人格」或「永續人格」的重要性。

空間社會化為永續社會的前提，將空間作為社會分析單位，一方面契合Lefebrve(1974)所主張之「空間是被生產出來」論述，另一方面彰顯社會建構論。針對「空間防禦」（space defense）而採行之守望（guardianship或watch）代表著從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轉化為「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的多項遞移內涵（李宗勳，民89b）[1]，是社會系統及環境系統共用的一項社會工程，可達到「互利共生」的目標，由於「守望」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夥伴關係及照護，由此出發而來的社會守望足跡可作為永續發展的另一面向，並契合「三跨」（跨世紀、跨區域及跨世代）及三生 (生產、生活及生態)的範疇（王俊秀，民88）。

環境公民是「民間社會力」的主要行動者，也是培育與醞釀社區與學區安全聯防的公民素養與人文能量的造人運動。所謂在邁向永續社會過程，必須先要讓社會的成員先有「永續性」，不但要在理念上遂行「典範轉移」，而且在行動上也必須「起而行」。本文也認為這種深具抓地力、認同感、鄉親情的環境公民視野是推動社區與學區安全聯防能否成功的關鍵。

三、資源互賴的社區網絡

由於複雜性、動態性與多樣性增加了國家功能的差異化，使得服務遞送的完成，必須透過組織間的連結來完成。任何一個機構（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知識和資源，獨自地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許多的機關必須透過資源的交換，來換取服務遞送的效率（Rohdes,1996；Stoker,1998:22；史美強與廖興中，民90）。因此，從治理的觀點來看，過往存在於政府「層級節制」（hierarchy）與「市場」（market）之光譜兩端的治理工具之適用性愈來愈有限，取而代之的是「網絡」（network），網絡提供了參與及彈性化的效益，在權力與資源相互依賴下，經由互動而構成一個協商與決策的政策網絡機制（Kooiman,1993：258；劉坤億，民90）。然而，由於網絡缺乏正式結構、永久性程度較低與公私界限模糊，可能引發責任不清、難以課責情形等限制。將「社區」視為另一種治理工具時，由於社區對成員的承諾較高、較了解自己的問題、有較多的合作驅動力、與較緊密的信任關懷等，適可作為強化與落實網絡社會的治理工具。這種社區與網絡聯結的新治理模式由於得以兼顧治理工具的選擇、互動關係、以及可治理性[2]，並凸顯當前政府必須與民眾、私人部門共同治理、共同管理、共同生產及共同配置的治理需求而廣受重視（李宗勳與鄭錫鍇，民90）。

隨著政府權威下降，民間自主能力的增強、政府與民間逐漸走向類似隨機、互動演化，無單一主導力量之「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時代。政府導航的功能與需求日漸式微，政府在公私合夥網絡中的協商整合的角色則被期待與肯定。這種公私資源聯結的網絡之形成開始於公私的互賴關係與共同目標，因此其成敗關鍵在互信互利、目標清楚、責任明確、黏著力強、後援持續等要件。

參、資源的類別、交換與拓展

資源交換與聯結所形成的網絡式組織，必須要具備比傳統官僚組織更快速的行動能力、更富創意的策略、更有彈性、以及在顧客與工作人員之間形成更密切的夥伴關係；所以組織必須具有更敏捷靈活的管理方法以掌握時機，不致因不良的結構和繁瑣的程序阻礙行動方案的進行（Kanter,1989:20）。以下謹簡介網絡的意涵與特性、資源的類別與交換型式、社區資源的開拓與整合交換。

一、網絡的意涵與特性

由於研究角度與範圍的不同，學者們對於網絡的定義亦不相同。網絡是存在在一組人、事、物間的關係，而不同的關係類型，即形成不同的網絡關係。Rhodes與Marsh（1992:18-22）指出政策網絡已成為政府治理能力的解釋變項，有限政府的概念就成為政策網絡開始發展的領域。政策網絡的概念基本是企圖整合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核心統治途徑與多元行動途徑的缺失，這種網絡的關係可能來自個別行動者之間的「微觀」層次（micro-level）之人際互動，也可能來自中央政府部門與某工業領域的「中觀」層次（meso-level）之結構互動，更可能是政府部門與民間社會的「宏觀」層次（macro-level）之部門互動。

網絡組織的特性對照於學區/社區安全聯防具有下列啟示：

（一）安全聯防成員間必須有依賴其他的奧援與支持之需求，因而形成交互依賴的互動關係。換言之，網絡式組織的最佳品質保證（hallmark）就是，它能發展或形成一個安全聯防達成目的分享的系統。

（二）安全聯防成員間鬆散的聯結是網絡式組織的另一特色。成員來自跨社區、跨團體、跨身份（人際關係）的多元行動者與團體，因此必須時常透過聚會或會議來協調與聯結行動。網絡的歸屬是自願的，而不是透過正式的組織結構及程序。此外，安全聯防體系的原則是水平的而非層級節制的。

（三）安全聯防體系是自我管制的，成員不是權力中心，他們負責發展一個聯防的願景、使命及目標，並協調及統合工作活動。成員分享他們的對議題的了解，並設計相互關聯的方法來完成工作。

（四）成員間的黏著力，有賴或多或少的關係型態，缺乏長程策略及穩定經費來源，安全聯防將成為難以緊密凝聚共識與行動奧援的主要因素，而參與民眾過度關注個別利益，亦將造成無法掌握各方案間的關聯暨協調配合。

（五）安全聯防網絡將致力發展或形成一個達成目的分享的系統，透過相互的了解建立相互的信任感與共同的願景，並促使組織成員創造出新的組織的方法來解決複雜問題的可能性提高。這種聯防網絡反映於警察與社區間的新關係即為「資源聯結與整合」，並營建出「警察社區化」的議題（林振春，民87年；李宗勳，民89a）。

二、資源的類別與交換型式

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和關係快速轉變的現代社會，隨著結構與關係複雜及社會問題需求多樣，「福利多元主義」與「社會夥伴關係」的理念逐漸形成；政府不再是社會福利與社會問題的唯一供給與解決者，現今社會福利與社會治安所需的資源來源期待由下列四種途徑提供，包括非正式部門（家庭與鄰里）、非營利部門（民間團體）、營利部門、政府部門等，在這複雜的體系中，資源的結構與整合是較值得關心的議題。

（一）資源的類別

資源（resource）按韋氏大字典的解釋為供給、支持與幫助的來源；或任何可以被用來協助解決需求的現有服務或商品。

白秀雄（民65）認為社區資源係指一個社區內一切可以運用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知識與資料、歷史傳統、生活習俗、發展機會、地理與天然物資、人文社會環境等。謝玉新（民82）則將社區資源分為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自然資源即外在的居住環境，又可分為地理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人文資源可分為有形與無形資源。其中的無形資源係指社區意識、歸屬感、參與感、責任感、榮譽感等。萬育維（民89）將「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工作模式分為五種：以學校為中心、以寺廟或教堂為中心、以醫院為中心、以協會或福利機構為中心、以商店或生鮮超市為中心。其中「以學校為中心」、「以商店或生鮮超市為中心」是目前最常見且新興的推動模式。

劉麗雯等(Li-Wen Liu& Gillespie,2000:214-215)的實證研究指出資源交換的內容有六種「物質資源」（material exchanges），包括經費、刊物、電子傳媒、供應、設備與建築處所等，以及六種「服務資源」（services exchanges），包括資訊、訓練、創造性觀念、支持、人事、倡導立法等；她另外發現資源交換的流程，愈多的資源交換，彼此的互賴關係愈穩固；其中最經常被互惠交換的資源有資訊、創造性觀念、訓練與刊物等四種。這項發現對相關實務推動具參考價值。這些對「社區資源」的不同定義與分類有助於更了解資源的屬性與特色及各資源的功能，將有助於日後對社區資源的發掘、整合與運用工作。

綜合各家對社區資源的定義與說明，初步歸納（詳如表二）社區資源的種類約略可分為五類：1.人力：包含個別性的專家學者、社區民眾及組織性的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企業等資源。2.物力：包含硬體設備、場地、房舍、器材等資源。3.財力：金錢、經費。4.知識：包含一切有用的資料、資訊與智力等資源。5.人文精神：社區意識、參與感、責任感、歸屬感、榮譽感等精神力量。顯見社區資源包羅萬象，範圍相當廣泛，並橫跨公私領域。

表二:社區資源種類摘要一覽表

提出者(年代)

資源種類

分類標準

蕭玉煌(民89)

經費、人力、組織、物力

性質

李宗派(民89)

人力、物力、財力、人文、人緣

性質

白秀雄(民65)

人力、物力、財力、知識與資料、歷史傳統、生活習俗、發展機會、地理與天然物、人文社會環境

性質

謝玉新(民82)

自然、人文資源

性質

陳菊(民89)

財力、人力、設備設施及服務

性質

Halley(1992)

非正式、正式、社會資源

性質

林萬億(民81)

人、物、錢、專業知識、組織與關係

性質

翁毓秀(民76)

物質、非物質

性質

李建興、王秋絨

(民73)

性質：有形、無形

運用程度：顯著、潛在

性質

運用程度

劉麗雯等

(民89)

物質、服務

功能

劉弘煌(民89)

制度內、非制度

擁有單位身份

陳武雄(民85)

有形物質、無形精神

性質

林振春(民88)

人力、物力、財力、組織、文獻古蹟、

自然環境

性質

李淑慧(民89)

社會福利行政、學術研究、兒童福利、青年福利、婦女及家庭福利、老人福利、殘障福利、醫療社會服務、就業服務、一般性社會福利、其他

服務提供者及對象

資料來源：筆者與李建村（民90）共同歸納整理

（二）協調合作是資源交換的型式

事實上，政府與民間組織間的協調與合作自1960年代起就不斷被強調（Levine&White,1961；Litwak&Hylton,1962），而政府之所以尋求與民間團體合作乃係基於營利或非營利團體具備彈性、多樣、多元以及慈善資源等特性，適可填補政府部門預算法規的限制（Agranoff, 1986；Salamon, 1992）。很多研究均顯示這種夥伴關係在廣度與深度上快速成長，包括社區計劃、住宅、教育與訓練、健康、護衛、兒童福利、老年服務及鄉村發展等，此外公私協調合作的屬性也是多樣的，包括提供經費、交換資訊與人員、共同使用處所與設備、共商決策等(Li-Wen Liu& Gillespie,2000)。

協調合作是一種組織間合力達成共同目標的過程，在協調活動時，組織需要藉由資源交換才能達成目標。Alter與Hage（1993）特別重視此過程，強調協調過程相互瞭解（mutual understanding）、共享目標（shared goals）、及合力完成任務的能力之「關係品質」（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協調聯結經常被運用為許多共有資源之組織間建構有效服務輸送系統的策略途徑。Li-Wen Liu（劉麗雯）& Gillespie（1995）將協調聯結界定為「不同組織間為了完成共同目標之慎思的互賴協力關係」，其協調聯結包括自主的、慎思明辨、互相依賴、共同目標等四個面向的關係（Li-Wen Liu& Gillespie,2000:212-213）。

三、社區資源的開拓與整合交換

社區資源的運用是一系列有系統的關聯及動態過程，包括發掘資源、規劃資源、動用資源、評鑑資源等步驟，因此發掘或開發是資源運用的第一個步驟。首先要認知社區資源的有限性，因此對外關係的發展是擴展資源的重要策略。

李宗派(民89)對於社會資源的運用原則，主張要地方化、要個別化、要具體化、要合法化、要理性化與感性化、要普遍化與國際化、要資訊化與持續化。

許多人積極參與集體行動，原初加入可能是基於親朋邀約或社會關係網絡的因素。這些姑且一試的參與者，可能在日後發現當中人際互動的樂趣，在參與中找到成就感、組織的歸屬感，基於互惠理念下的互助行為以及日益增加的信任感，而成為持續投入的重要動力。這種人際網絡與信賴情愫，一方面可被視為個人擁有的無形資產（Evans,1996），另一方面，這種社群性關係本身也提供重要的效用，成為參與者追求的標的。此外，在較緊密的關係網絡下，參與者之間互相影響力增大，透過社會學習與社會助長，許多理想性動機－包括宗教與助人為善、服事傳福音等觀念也獲得強化，內化為行動者的信仰價值，而轉變為持續參與集體行動的主要誘因（湯京平，民90）。

四、小結

為了有效使用聯結性資源以及進行夥伴關係，資源聯結與交換過程宜重視（劉麗雯，民89：222；李宗勳與鄭錫鍇，民90）：（一）如何針對公私部門之不同屬性與資源設計有效資源交換系統？（二）如何避免聯結網絡中資源重疊或浪費動員？（三）組織間的複雜性、動態性與多樣性可能影響服務網絡的形成？（四）好的觀念溝通與經驗分享，有助創造相互瞭解共同目標與開拓可能資源；（五）民間組織的彈性特性有助資源交換之多樣化與廣博規劃；（六）民間組織參與夥伴關係有助於社區規劃、教育、志願合作、社區需求評估、方案發展與教育等。 （七）除了交換實質資源外，相互的經驗與理念交換分享更具重要性。

肆、活化組際學習提昇參與能量與互信基礎

學習是要靠成員的自發自省，所以，當代組織強調的是組織中強力的承諾及團隊意識，同時重視價值體認，建立組織成員合作共處的精神。換言之，組織不再是以外在強制的力量去構築組織的實體，而是用內在潛藏的力量，去喚醒沉睡於組織未覺醒的潛能。因此，藉由網絡式組織概念的啟迪，公私協力合作的聯防體系因應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社會衝擊時，其所應進行的組織學習為何？

新治理模式下異質部門間之夥伴關係，不同於同質部門間之「組內管理」（intraorganization management），需要透過「組際學習」（interorganization learning）瞭解彼此需求，並從中體會到關鍵不在分工多寡，而在合作聯盟是否奠基於厚實的信任基礎上（李宗勳，民89b）。因此，組際學習與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3]的區別為何？如何透過組際間組織學習提昇參與能量與互信基礎？以及組際學習的「新融合關係」如何打造等問題，將是本章節關注的議題。

一、組織學習與組際學習的比較

Prange(1999：26)從異質性的學習途徑（heterogeneity approach）、與Easterby-Smith 、Araujo(1999)之內部人員（insiders）、外來人員（outsiders）的組際學習，因為彼此角色不同，對組際間的學習需要有特別的協調與合作。由於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建構有賴多元異質組織的參與，所涉及的乃是二個或二個以上組織的協同合作關係，不同於單一組織的學習活動，因此協力過程採取的彼此協調、適應調整的組際學習，有別於偏重以單一組織為主體的組織學習。兩者的差異詳如表三。

表三顯示，相較於組織學習，組際學習在學習的根源上是一種社會活動，是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組織間的社會互動行為，在資訊流通迅速下，彼此的學習可以幫助組織間群體的成長，其特色是在較封閉且特定的對象群中學習。學習的動機來自於「合作」，其相互學習之動機來自預期對方也願意共同學習之信任。學習機制方面，主要依靠協商與相互調適；對訊息的瞭解，主要藉由面對面溝通，而非主觀詮釋；組際學習主要是合作過程的學習，合作結束後，形式上的組際學習活動將停止，但仍會有後續的影響存在（鄭錫鍇，民88：179）。學習的目的就是達成組際間的共同目標；由於公私部門協力方式涉及複雜之組際關係所形成之網絡，各方之協力行為不僅是分工，而且是各組織文化的深入接觸，因此，目標達成之關鍵在於異質組織間之文化融合達成程度，是以組際學習的標的為彼此文化的學習與融合，形成協力合作的夥伴文化。

表三.組際學習與組織學習之比較分析

類別項目

組際學習

組織學習

學習主體

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組織

以單一組織為主體

學習目的

達成共同目標

偏重生存與適應

主要智識基礎

文化社會學

教育心理學、知識應用、生態學

學習導向

以合作夥伴為學習導向

以環境變化為學習導向

學習機制

協商、相互調適、對話

對環境的認知

訊息的瞭解

溝通

對外在訊息的詮釋

學習動機

合作

組織問題

學習根源

社會活動

如生物之刺激反應機能

學習時程

特定時期

終身學習

學習標的

合作夥伴之文化

環境資訊、知識

資料來源：參考鄭錫鍇(民88：178)繪製而成。

二、組際學習與信任關係

Finger與Brand(1999:143-144)檢視瑞士郵政服務的學習型組織個案，發現有三項學習的創發重點：（一）集體學習過程面對阻擾時，需要有跨層級(trans-hierarchically)、跨部門(trans-sectorally)的思維與制度性對話管道；（二）為了能集體性解決問題，該團隊的形成應從問題觀點著眼，而非組織觀點；（三）文化抵制難以採取強勢方式排除，需要透過集體性學習過程才能加以轉化或改變。

Edmomdson與Moingeon(1999)在論及組織學習與信任關係時，指出之所以引發信任議題是源起於當一項決策或行動將在涉及部分不確定與風險而被採用時，它是一種願意將資源供作別人使用的認知狀態，它是說服別人改變觀點的重要前提要件，近年來則已成為維持生產性供給關係與執行自我管理的工作群組的重要因素，而且愈具備高度信任關係之團體愈可能參與學習性行為。

三、組際學習的新融合需求－打造願景的社區工作坊

台灣近年來的社區營造或新家園運動，已由理論建構、理念宣導、持續擴散，進入到落實階段。然而，在理論上強調社區自主與居民參與、社區意識的凝聚，採行由下而上地方式推動過程，確也面對了不少共通問題。包括一般居民對於社區營造或安全聯防感到陌生，難以吸引他們參加，居民彼此之間也常相互不認識，要坦承表達自己的意見、聆聽他人建議不甚容易，或是發言場合被幾個人所佔據；即使有心參加，卻不知如何發現社區的課題，對社區環境的議題缺乏認知與想像，或是發現問題，但不知如何進行討論、尋找對策（鄭晃二與陳亮全，民89）。因此，生活在社區裡的人，需要透過一起參與公共事務過程，彼此溝通意見、相互學習，進而合作共同解決社區內的問題，創造社區的新融合面貌。

社區營造或安全聯防可以分成長期經營與短期應變兩種策略。長期經營主要是有關社區居民的成長與學習，例如社區讀書會、成長營、教育培訓、環境認養等；而短期應變主要是面對社區出現急迫性的公共議題，需要較多的人在短期內匯集力量有所行動。際此，「社區工作坊」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共識與行動計劃，正好派得上用場。「社區工作坊」強調大家一起做，同時大部分的遊戲設計也都要參與親自動手，遊戲的目的是要獲得具體的行動方案，以解決真實問題，不同於公聽會、座談會、研討會等活動；它的角色有三種：「參與者」、「專業者」、「促成者」，參加工作坊的社區居民、公務人員、民間團體人士等都可能是「參與者」、「專業者」，而引導工作坊進行的一群人，我們稱之為「促成者」，旨在促使事情完成，需要催化、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並協助參與者思考與討論（鄭晃二與陳亮全，民89）。如果參與的居民、公務人員與民間團體在過程中缺乏良性互動與溝通、沒有學習，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伍、資源聯結策略與組際學習管道

一、資源聯結與交換策略

本節將從社區服務網絡與功能需求的整合、多元的民間角色的整合、政府角色的調適與轉換等三個面向，探究資源聯結與交換的可能策略，俾據以作為我國實務精進的參考。

（一）服務的整合

社區資源整體而言是有限的，如何在資源有限下的情況下達到使用上的經濟性與有效性，是從事社區安全聯防人士所關心的課題。以美國經驗為例服務的整合（services intergration）是只把很多對市民提供服務的服務機構與方案集合在一起。促成服務或服務資源整合的因素有：1、政府對服務項目類別的擴充，使得服務項目增加，管理更加困難；2、政府服務部門角色變得多元，使得服務操作不只是款項提供、制定法規與購買服務等功能而已；3、服務目標的測量評估與方案整合管理方法（劉弘煌，民89）。

這樣的服務整合如何落實到社區的層次？首先需要建立整合的機制，也就是要發展系統，每種整合的服務都有其相互關係的機構，支持的團體、案主及其互動。服務的整合就是把這些網絡整合成一有功效的系統以服務社區居民，在社區就要把這種社區的服務看成是有組織社區的一個子系統，社區服務的子系統就是在處理人的服務投入如何為社區所接受，如何導向社區的目標，並轉化成社區的政策及最後服務的提供。國內學者發現我國在論及一般社區或社會福利資源時往往只關心社會福利資源規劃問題，關心資源的取得與在不同項目間的分配，而忽略了整合的問題（黃世鑫，民87）。近年在不同縣市推動的「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實驗計畫及相關研究特別強調「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服務網絡」（施教裕等，民88）或是「結合資源，整合服務」（張英陣，民88），已了解並強調資源或服務整合對於落實「可行性」、「可及性」、「人性化」的社區內與由社區來照顧的社區化福利服務之重要性。

（二）民間「角色」的整合

社區內組織、社區發展學會、學校志工團等團體都扮演整合或被整合的角色。王培勳（民87）認為社區發展協會對社會資源的發掘與運用，已日漸得心應手，特別是社區內的學校、教堂、寺廟等，對於社區事務之支援貢獻良多。很多學者（林振春，民85；楊梅英，民88）都強調學校與社區在資源運用的關係，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推動是社區與學校在相輔相成的聯結，如社區教育以社區為學習或教學的資源，社區也以學校資源作為個人或社區發展的依賴，在作法上學校與社區可將對方視為可運用的資源，視對方為共同工作的夥伴，或將對方視為服務的對象。因每個社區擁有的資源不同，結合社區資源可從事社會教育、成人教育、綠化、殘障體育、推廣漁業技能等活動。同時在結合社區資源推動各種活動前，應先做社區評估以瞭解社區人口特性、地理特徵、資源分布、瞭解問題掌握需求並能認清不利的因素與阻力，或化阻力為助力（金愛玲等，民82）。

（三）政府功能的調適

在資源整合的過程中由誰扮演整體資源規劃與整合的角色，一直存有爭議；惟政府因具有龐大的資源、有法定的權力與公信力、較有自主性可以選擇介入社會活動方式與程度。這些優越的地位使政府在資源網絡整合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應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從資源網絡整合的觀點而言，政府在無法持續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時，應該要在需求的估量、資源的匯聚與配置、服務的提供與服務效果的評量上擔任規範者、促進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功能。民間資源豐富，在政府財政支出日趨惡化的情況下，分擔了資源不足的壓力，在資源的供給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已成為重要的替代資源，民間資源因可免除科層體制的限制，對於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亦具一定優勢，當然民間資源存在不穩定的因素，所以政府仍就是資源的重要提供者，且可透過各種執行工具與民間資源合作。

Kettl(2000,495-497)則從全球化與演化觀點主張未來的政府角色：1、調適（adaptation）：先將傳統垂直系統調整為全球化、演化的新挑戰視野，進行水平式整合；2、能力（capacity）：在轉換環境中提昇政府的民主行政的治理及管理能力；3、範疇與層級(scale)：區分不同層級政府的功能與中央政府的角色。事實上，政府治理模式之改變並非外顯的政策決策，而是逐步在內隱的決策系統中進行轉換，而所謂治理的基本轉換係指公共制度與如何管理的實質挑戰。不同政府部門間應藉由水平式政策協調、跨業務的分工合作、以及民力運用的盤點進行資源與角色面向的整合，避免形成政府部門間無法「守望相助」，如何能期盼社區民力間守望相助；政府部門間資源與角色無法整合，如何能有效統合運用各項社區民力。

二、組際學習的管道

本節將引介新加坡警政署採行學習型組織的經驗、國內社區營造學會實際推動社區動力遊戲的紀實與理念分享，以及頃自國外引進國內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處遇」方案，說明組際學習的實際做法、理想原則與可能擴展面向。

（一）大步邁向學習型組織的新加坡警政署

新加坡吳作棟總理宣告希望成為學習型政府，並於一九九五年四月邀請Senge前往新加坡舉行一連串學習型組織的演講與研習會，Senge綜觀該行認為推展學習型組織最具成效的是新加坡警政署，令他既驚且喜，想想看，「要同仁們能夠樂在工作」、「要同仁們受到人們的尊敬」、「要成為社會進步的力量」、「要成為世界級」等竟是新加坡警政署的願景，並逐漸實現中，怎能不讓人既驚且喜（楊碩英，民89）。謹就中山大學楊碩英教授主持的「管理學院系統思考與組織學習研究室」提供的相關資料彙整引介如次。

新加坡警政署在一九八三年引進一套日本Koban系統的社區警察制度，將警力分化為許多小警局，並由瞭解該社區的警員駐守。為了瞭解居民，這些警察會主動去拜訪當地居民，與當地居民建立友好的關係。在引進這套系統後，新加坡警政署開始將一個個部門轉變成社區警察制度。到一九九○年底，在公寓大廈底層設立了九十一個警局，每一個警局有二十個警員，以四班制方式輪班，並且改變了警員辦事態度，使得警員從原本令人望而生畏逐漸到令人願意接近。實施社區警察制度後，犯罪率開始下降，然而新加坡警政署覺得這種成效是不夠的，他們體認到，要達到世界級的水準，必須另尋他途，因此開始接觸學習型組織的理論與實務。

一九九六年新加坡警政署決定要結合九十一個社區警察分部，變成一個街坊警務中心（Neighborhood Police Center，簡稱NPC），此中心包含了來自其他部門的巡邏單位，它提供了一次解決的警務工作（one-stop policing），每一個警員都被訓練去做所有不同的工作，包括立即回應、拘留和調查等，這需要大量的技術上改變，最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去將一次解決的警務工作和社區警察工作結合，並確認新制度得已被落實執行。要實行一次解決的警務工作並不容易，因為有許多不同的做事方式必須學習。因此，一九九六年六月，警政署派遣五位官員參加麻省理工組織學習中心在新加坡舉辦的課程。到一九九七年，該署更擴大推廣學習型組織的課程，將二○○位警官分成五梯去參加「深度匯談」[4]及團隊學習的課程，運用深度匯談技巧，對於警察未來五年的定位形成一個共同的願景，包括了「警察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人民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要作為世界警察的模範」、「以專業作為傑出表現的保證」等，並且以此共同的願景作為未來工作的指導方向，而每個單位接著要創造自己的願景，並且在工作中練習「深度匯談」的技巧。

在一九九六年後，新加坡警政署察覺到警察系統不只是要以社區為基礎，並且要真正以社區居民為焦點，幫助社區解決民眾和警務人員一起發掘出來的問題。在這當中，警方只是扮演促成者的角色，促使社區互相幫助。因此警方協助社區組織導入學習型組織的工具，包括在小型團體做腦力激盪、如何做深度匯談、如何進行團隊學習等，幫助他們建立公開討論、訂定共同願景並加以實現的能力。警方創造出適合的空間及時間環境，以便進行深度匯談及一般性討論，使得當地社區組織有能力一起來自己解決問題。例如警方會邀請自願與感興趣的民間與社區團體召開研討會，經由研討，幫助當地組織集體釐清他們要一起完成什麼事，他們的社區治安需求是什麼，最後成為夥伴，一起執行計畫。

新加坡警方將本身的學習型組織的推展經驗與實際成效運用於組際學習中，協助與輔導民間與社區團體一起運用學習型組織的技巧，逐步落實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社區警政作為，促使民間與社區互相幫助、更具能力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甚至自我防衛。所謂有了學習型的社會，才有學習型的國家，因此，政府部門積極主動的催化促進社區學習，以輔導代替引導，協助市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已成為政府新的公共精神與價值。

（二）社區動力的套裝遊戲

社區內的單位與機構往往各有體系，限制了社區自行整合社區內資源的能力，必須仰賴政府來扮演管理者的角色，使能者（enabling）的角色、創作開放而彈性的環境，促成大家一同工作、一同合作、也一同獲利。針對民間角色的整合問題，鄭晃二與陳亮全(民89)結合部分國內外學者與民間人士透過研討會與實際參與方式，彙整了如何透過政府贊助的社團或自發性民間力量使社區活起來的行動方案與經驗，此種組際間的動力學習與經驗交流很值得參酌，要點：

1、自我介紹：透過自我畫像、生活剪影與拍下自己等活動，讓參加者於短時間內彼此認識，建立夥伴情誼，改變居民原本僵化的人際關係，並創造快樂的氣氛。

2、認識環境：透過環境體驗、社區尋寶、繪製社區大地圖，讓居民透過遊戲用新的體會、新的眼光重看生活環境，並提醒居民關注社區中的人、事、物暨分享彼此的社區經驗。

3、有話好說：透過生活日記、意見調查、人生履歷表等活動，有效聚集討論的焦點並讓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覺得受到重視。

4、建立願景：透過願景拼貼、願景遊戲活動，拓展視野暨凝聚參與者的共識，建立未來共同的願景，發揮大家對未來的想像力。

5、擬訂計劃：透過SWOT（優劣勢與危機、機會）分析與八月計劃等活動，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問題與策略」、「短程與長程目標」、「現況與未來」等概念，讓大家學習共同訂定計劃，對於已確立的具體目標或任務，進行問題分析，找出必須逐一討論的議題。

（三）社區處遇與社區服務－再整合「社區防衛」

法務部有鑑於酒後駕車納入刑罰公共危險罪規範後，許多無錢繳納罰金的輕罪被告入監服刑，造成監所人數驟增[5]，該部檢察司於今(90)年三月間業務創新座談會中初步規劃，將在年底前以不修法的方式進行「司法外處遇」，未來檢察官可依職權不起訴的案件如酒後駕車等輕刑犯（以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及不得上訴第三審的輕罪），若被告同意即可服八至六十小時的社區服務，換取不起訴處分。目前初步規劃研擬之社區服務包括協助警方處理車禍現場、到醫院急診室協助處理傷患、指揮交通、幫助照顧各地養老院老人等，希望被告亦能從社區服務中獲得一些警惕。

事實上，這種除機構化，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處遇」[6]矯正措施，在國外實施多年，所謂「社區處遇」係指任何能夠降低使用機構處遇以減少機構監禁時間，或可藉以縮短犯罪人與正常社會距離之措施。社區處遇旨在改變傳統隔離監禁措施，而促成矯正之環境與一般社會情況符合一致，並運用社區資源予以協助，增進良好的社會關係，使其達到再教育與再社會化的目的。這種社區處遇目前在美國已佔接受審判人士的四分之三，並且有持續擴大趨勢；在英國，社區服務從1972年以來成為該國代替短期自由行之重要措施（鄧煌發，民90：333-341）。

社區處遇容許犯罪人與社區維繫正常聯結關係，更嚐試締造另類的「再整合」之積極關係。其立論基礎的建立係認為犯罪與非行係社區解組的病徵，個體遂因而發生心理與行為問題；因為社區作為失效，剝奪了個體與守法機構接觸的機會，因此社區自有責任負起使這些不幸的人獲得更生重建的責任。事實上，再整合雖為社區處遇的最主要目標，但是監管犯罪人在一定地區活動，以保護民眾免受侵害也是重要目標之一，旨在透過輔導與關懷防阻犯罪者再生不良或犯罪行為，並強化社區安全防衛之能量。因此，在推動「學/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過程，宜正視這種在國外實施多年、剛引進國內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處遇或社會服務措施，它也是社區資源交換與聯結的重要議題。

陸、個案檢證－台北市學區/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

我國現代守望相助的萌起始於民國五十四年，多年來素為警民合作的主軸或重要介面（劉弘煌，民86）。推行以來，根據報導及相關研究發現很多具體的成功例證，使某些地方犯罪竊盜減少，但是並未普遍生根落實，以致於成效並不彰顯（李增祿，民80）。經檢討過往措施，政府在民國八十五、六年間，先後召開「全國治安會議」與「國家發展會議─社會治安諮詢會議」，決議「積極推行社區守望相助」及「普遍推廣家戶聯防警報連線系統」，內政部並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訂頒「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計畫透過加強守望相助工作，以改善國內惡化的治安，企求結合社區資源、落實治安全民化，建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張慶裕，民87；葉毓蘭與李宗勳，民89）。

相關縣市，以台北市政府歷屆行政首長較為重視，相關單位推動較為具體，且因筆者近二年藉由相關研究與實際參與觀察機會，對相關之個案資料有所接觸與蒐集，已勉力在「學區、社區安全聯防的政策屬性與治理策略」前文（李宗勳，民90b）中，彙整與推論台北市推動「學/社區安全聯防」之政策遞演與執行成效。本章將續就其實際推動情形分析與檢視該行動方案間市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民間團體與社區、社區內各相關行動者的組際學習概況與資源聯結情形，俾據以作為研提精進建議。

一、初始階段－民間仍極度仰賴政府補助、民間經驗有所傳遞

針對「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台北市政府除透過警政系統推動「警政社區化」作為外，並指示社會局[7]結合已頗具經驗之「台北市社區婦女協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與奇岩、建成、五常、中央、景行社區發展協會等共同規劃「結合社區資源、維護社區治安」專案計劃，內含「社區治安會議」、「社區治安死角整治」、「愛心商店站推介」、「社區認輔」等相關方案。八十七年間社會局推出包括「婦女二十四小時保護專案」、「社區婦幼安全工作」、「保護少年措施」三項重點作為，賡續大力透過委託與經費補助方式，分別委請「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台北市社區婦女協會」結合奇岩、建成、五常、中央、景行、頂碩等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規劃辦理「社區安全維護方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民87)，開啟「社區安全聯防」之初期工作，並賡續於八十八年推動「結合社區資源、維護社區治安」方案。該階段旨在結合社區資源舉辦「社區治安會議」，有效預防並打擊犯罪；另一方面希望透過相關行動凝聚社區共識、增進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

本階段開啟了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社區安全聯防」自衛體系的合作管道，但民間團體尚極度仰賴政府的經費補助，若未獲社會局甄試遴薦，自我籌募能力仍難以維繼[8]，惟「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已與社區有所聯結，得以共同合作推動「社區安全維護方案」，並相當程度建構民間團體與社區間資源交換、資訊交流與經驗傳授的管道。依萬育維（民89）「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工作模式分類，本階段係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中心；惟政府對民間團體之提供經費、交換資訊、共商決策；協調過程的相互瞭解、共享目標、及合力完成任務的能力等「關係品質」均僅具雛型，尚有相互學習、彼此觀摩的空間。

二、易手階段－「學區」成為資源聯結的主體、社區被邊緣化

原本由社會局大力推動之「結合社區資源、維護社區治安」，八十七年底因行政首長易手且局處所長作風更迭，逐漸由教育局接手擔任主要推動單位，至此原本以「社區」為規劃與動員主體之政策屬性，逐漸演變為以「學區」為規劃與動員主體。事實上，據訪談與資料顯示[9]，台北市教育局於八十八年初委託實踐國中等三所已具推動經驗之國中，研擬「台北市立各國民中學『建構校園與社區安全關懷體系保障師生安全』」行動方案，於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假文山區實踐國中召集全市各學區中心學校，召開「建構校園與學區安全行動方案」研習會[10]，律定各校依準備階段、宣導階段、實作階段、持續宣導與查訪等期程規劃。

在本階段各學區中心學校確實發揮了促發組際學習的重責大任，並相當程度促使跨學區間的安全聯防之資源得以獲得局部整合，謹列舉筆者實際參與觀察之內湖區文湖國小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的案例[11]說明如次：

（一）由學校訓導處與輔導處共同邀集民代、社區里長、發展協會、警政單位（派出所與分局）、家長會、志工團與自發性參與社區人士等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成立文湖國小校園與學區安全執行小組， 研定實施計劃、成立安全維護委員會暨召開委員會。

（二）調查暨召開家長義工團隊成立會議、分組、分工。

（三）培訓家長義工主導議程：

由家長會結合「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先期派員到校與家長義工團隊交換理念，並傳授義工媽媽如何於隔日上午主持會議、如何建構問題、如何掌握議程、如何促動與整合相關政府部門與社區資源。

（四）召開「校園與學區安全維護行動說明會」進行資源分享：

由筆者聯結市警局、「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提供資料編製「台北市內湖區文湖國小學區與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手冊，並邀請學區內麗山國中、麗山國小、西湖國中與西湖國小、西康與西安里里長、西湖派出所、西安社區發展協會、內湖區公所等單位參加89.12.29假文湖國小會議室舉辦之「校園與學區安全維護行動說明會」，分享相關理念、協調安全聯防區塊與手冊教案，以及激勵相關學校如何結合家長資源落實推動外，並透過教師晨會、學童朝會、擴大行政會議與九十年五月六日登山健行活動，對學童與家長舉辦「校園與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有獎徵答，活化與深化相關理念與自我防衛知識。

（五）發起向安全愛心站等致意感恩活動

文湖國小學區安全聯防結合西康與西安里里長招募了十九站安全愛心站，目前持續招募中；除了由志工媽媽團與自發性家長陪同訓導主任與生教組長到各商家張貼安全愛心站認證標幟外，並由志工媽媽團於今(90)年寒假農曆春節前陪同學童將各班設計的感謝賀年卡逐一送至安全愛心站商家、里長辦公室、西湖派出所與內湖分局等，當面表達學童與家長對他們積極參與的感謝之意。並於今(90)年母親節接續發起「疼惜媽媽行動─我們要安心，不要康乃馨」主題活動，彰顯「用真心營造社區溫馨，透過分送康乃馨的活動，肯定愛心站對孩童的愛心付出，如同媽媽對孩子的照護，增加彼此間的互動與感動」之意義外；並於五月十一日朝會時邀請愛心志工團家長、安全愛心站商家到學校司令台，由學童朗誦詩歌表達謝意，並由輔導處與訓導處分別頒發感謝狀，以激勵家長、安全愛心站持續參與的榮譽感與後續加入的意願。對於聯結學區家長與社區商家極具象徵意義與實質助益。

（六）不定期查訪及安全評估

在台北市全市一百九十六所參與「建構校園與學區安全行動方案」之國中與國小，計有一百六十二所繳交成果，三十四所缺交。經「校園與學區安全推動小組」依據各校彙送之成果評鑑，計有實踐等十三所國中與仁愛等二十所國小獲得「特優」評鑑、留公等十七所國中與吳興等三十所國小獲得「優等」評鑑，計有八十所學校獲獎，比率高達五成，並自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台北市政府中庭廣場參展，顯示教育局的態度是採取多予鼓勵、相互觀摩為主。因本項評鑑工作屬內部作業未公佈，因此本文應要求不予檢附初評名單。

（七）區內西安里巡守隊績效顯著

在本學區內之西康里王里長被評定為環保模範里，而西安里巡守隊則因表現良好而被台北市警察局評定為八十九年度服務績效第一名，並應邀代表台北市巡守隊參加90.04.28在台北市政府中庭大廳舉辦之「響應2001『國際志工年』全國志願服務博覽會」。目前計有124位隊員，其中女隊員59人，對社區內之各項安全維護與犯罪防治、團體秩序與交通疏導、急難救助與敦親睦鄰等，都會主動處理。由於該巡守隊員涵蓋相當學童家長，因此在推動文湖學區安全聯防上有所出力，包括加入執行小組、協助推薦安全愛心商店、彙提與勘查治安死角以及協助巡防守護等；此與文湖國小校長與里長之間協調綿密、資源共享有關。

內湖區六所國中、十二所國小中，文湖國小與麗山國中因執行成效良好，被列為楷模，並應邀至區內部分國小與國中進行理念倡導與經驗交換。綜合而言，本階段之行動方案除了達到上述成效外，現存之困境與問題有：

（一）部分學校的夥伴群組合作關係，未發揮功能，加上推動此行動方案時間太緊湊，事倍功半，加強校際與中小學間分工合作可避免學區重疊之浪費。

（二）各階段重要工作仍需假以時日持續推展，如治安死角之消彌仍需軟硬體之配合、學校各項組織之運作能相互結合以減少開會時間等。

（三）各校深知本行動方案對學童保護的意義，礙於人力不足，未來若能發揮社區群組關係，校際、警政與社政、區里之間應加強合作分工執行，避免人力資源重疊浪費。

（四）本行動方案需要落實指導學童明白及善加利用，實質效果尚待觀察與分析，希望學童、商家與家長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感，建構社區安全（或守護）走廊。

（五）行動方案能否有效持續執行，家長、學校、社區、政府部門的互動是關鍵因素。

（六）未來仍待在將內湖社區資源交流協會、大內高手社區青少年關懷協會、內湖文史工作室、內湖社福中心、內湖少輔組等納入資源網絡聯結與動員單位。而里巡守隊的既有資源亦未獲有效的持續動員與聯結，彼此的黏著力尚待加強。

三、持續階段－政府多部門與民間社會成為聯結主體

針對教育局推動之「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較有可能因為教育資源多寡、學校校長重視程度以及家長會、志工團等相關標的團體之態度[12]，而受到不同程度之「冷處理」。因此，「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乃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初推動成立「全國學/社區治安推動聯盟」，並於今（90）年一月間與「中華民國聯鎖店協會」合作，透過該協會四十個公司一○三一一家連鎖門市店加入「安全愛心站」，提供包括（一）就業機會輔導、（二）提供社區照顧福利服務訊息、（三）社區治安聯防等服務，並使小孩、婦女與老人購物更安全。希望同時帶動各學/社區居民、警政體系及教育體系一起合作，共同努力追求還給居民一個安全無虞的生活環境之目標。本階段尚在轉型初期，具體成效尚無法評估。

至此，愈加凸顯「學/社區安全聯防」亟待架構在政府內部之警政、教育、社政三個單位之分工體系與行動聯結之橫向協力的「治理能力」上，因為，民力動員已逐漸重視如何聯結社區與學區，甚至跨域探求新的民間團體之資源與人力等新「治理需求」。這個階段彰顯了整合政府角色與服務功能的重要性，「社區與學區安全聯防」的理念已成為我國社區警政的一項具體推動之政策議題，其屬性與意涵深值關注。而本階段依劉麗雯等(Li-Wen Liu& Gillespie,2000:214-215)之研究分類，計有包括刊物、電子傳媒、供應、設備與建築處所等四種「物質資源」，以及包括資訊、訓練、創造性觀念、支持等四種「服務資源」（services exchanges）進行交換，但對財力與人文精神則尚未有效聯結與交流；未來類此資源交換的流程，若有愈多的資源交換，彼此的互賴關係將愈穩固。

四、未來策略性契合途徑

謹就前述資源聯結、組際學習的理論與經驗探索，以及個案遞演情形，研提未來「學/社區安全聯防」的策略性契合途徑如次：

（一）社會化政府－跨部門服務與功能整合

本文鑑於現行台北市政府將初期由社會局協助推動以「社區」為主體的安全聯防方案，改由教育局以「學區」為安全聯防之主體，其初衷或許均屬良善，惟基於資源共享與聯結、服務與功能整合、行動黏著力與社區共同意識考量，仍強烈建議應由副市長召集成立「跨部門安全聯防功能整合小組」，透過共同規劃水平式聯防政策，儘早統合警政、教育與社會部門間相關安全聯防作為之服務與功能，透過政府功能的調適、部門服務的整合帶動民間資源的協力融合。經由功能與服務的整合可以把市政府相關部門與對口運用民力之網絡關係整合成一有功效的系統以服務社區居民，在社區就要把這種社區的服務看成是有組織社區的一個子系統，社區服務的子系統就是在處理人的服務投入如何為社區所接受，如何導向社區的目標，並轉化成社區的政策及最後服務的提供。關照於「學/社區聯防行動方案」，就是要讓教育的理念得於培育學童與家長的正確認知與參與能力，讓社會機構帶動民間團體與社區發展組織共同經營地方公共安全事務，讓警政單位更有能力面對犯罪問題與回應民眾的需求。這種整合公共服務的網絡關係，讓不同的社群體系、社會基礎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是建構「社會化政府」[13]的通路，擴張「政府施政」、「公共服務」基本面與「跨域」治理正當性的基石。而如何厚實彼此間的信任關係則有賴優質的融合關係（李宗勳與范祥偉，民90）。

（二）「新融合關係」－「團隊式組織」的社群異象

針對公私協力合作，Seiling（1997）提出「團隊式組織」（membership organization），指出團隊或群體是一種如何在組織中一起思考、一起工作之方式，是集體性工作團隊之象徵引涉與描述架構（Gergen＆Thatchenkery,1996: 356-377）。對照於學/社區安全聯防之團隊或群體而言，即包括警政單位、教育單位與社會單位，以及參與在其中的民間人士，他們的結合並非立基於相互隸屬或公司股份，而是因為居住同一社區或同一學區之相互功能連結與安全與共的關係而融合為一。學區應該是社區的校園，雙方的互動不只是人際關係的互動，更應是資源互利互用的雙贏連結與整合，是二元一體的分工，如何將彼此從「資源分配」提升為「資源創造」，「資源的擁有者」轉換成「資源的供給者」，是建構生命資源（交換價值）的協力體與共同體的理念再造工程，也是營造願景性團隊的核心，讓此一團隊有視野、有願景，並感受到呼召而願意委身於異象（吳英明，民88）。

（三）催化社區學習－使社區活起來

針對社區處遇與社區服務等新興的社區資源聯結議題，係奠基透過社區之再教育的學習管道與再整合之關懷措施來達到再社會化的矯正目的之假定。亟待政府仿傚新加坡警政署的做法，透過學習型組織的推展經驗與實際成效運用於組際學習中，協助與輔導民間與社區團體一起運用學習型組織的技巧，逐步落實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社區警政作為，促使民間與社區互相幫助、更具能力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甚至自我防衛。所謂有了學習型的社會，才有學習型的國家，因此，政府部門積極主動的催化促進社區學習，以輔導代替引導，協助市民匯聚並解決共享的利益，已成為政府新的公共精神與價值。

鄭晃二與陳亮全(民89)結合部分國內外學者與民間人士透過研討會與實際參與方式，彙整了如何透過政府贊助的社團或自發性民間力量使社區活起來的行動方案與經驗，此種組際間的動力學習與經驗交流很值得參酌。

（四）調和異質性文化

官僚組織偏重控制、技術、效率、理性、穩定等概念，無意間把人視為控制的對象。因此，官僚組織傾向於去限制而不是發展人的才能；塑造人去適合組織的需要，而不是根據他們的優越性和潛力去建設組織。而學習型組織則是一種不斷再學習與轉化的組織，其學習的起始在成員個人、工作團隊、整體組織、甚至發生在組織互動的群體中。而學習是種持續性、策略性運用的過程，並與工作相結合。學習的結果將導致知識、信念及行為的改變，並可強化組織創新與成長的能力。顯見在公私部門新融合關係下的組際學習，首先將面對的便是「文化與價值」的衝突與調和問題。

此種異質部門間的組際學習有助破除警察內部之一元化次文化，藉由引薦非警職的各類民力參與學區與社區安全聯防工作，以弱化警政部門之封閉性，然而亦須注意社區民力反倒出現假藉警察公權力的現象（陳明傳等，民89；章光明，民89；李宗勳，民90b）。因此如何透過再造政府相關部門之文化氣候（價值與態度），帶領或激盪出充沛、積極的公共性、社會化民力運用，也將是本研究關注的面向。

（五）強化社區服務資源的交換價值

目前之實務經驗顯示「物質資源」之使用價值已漸被建立，包括學區內之交通導護輪值、社區路燈照明設備查報、守望相助徒步巡邏、社區安全愛心站招募、社區兒童與少年認輔等使用價值均已逐步被規劃採行，且普遍獲得政府與民間之認同及支持。然而「服務資源」中除了學/社區安全聯防觀念、自我防衛訓練等資源已被互惠交換外，包括跨社區間之學區治安死角踏勘與整治、跨社區管理委員會橫向聯絡與協防、校園周邊安全走廊建立、社區房地產銷售行情與價位、學區內學校之辦學口碑與就讀率、地方民代的參與及影響、跨里間行政資源聯結等仍呈現極大之區域性差異，而相關治安安全資訊亦未能充分提供，致相關資源的交換價值未被充分動員。這些社區服務資源的交換價值問題是未來值得重視與強化的課題。

柒、結語

健全的社會凝聚力與共同體意識，不在去異，也不在求同，而是異中求同；只有強調異中求同的社會意識與共同體意識，才能在多元與競爭的活力解放中整流其錯亂，並追求其整體與長期的生存和發展（蕭全政，民84）。本文以為異中求同的意義之一，在於跨越政經差異、文化隔閡，體察與支持民眾所期待的社會改革作為，而開創一個真正符合民意的未來，因此當前所謂的「聯合政府」首先應以民眾為聯合之對象，成為真正以民意為依歸的聯合政府，而不僅止於政黨間之權利分享或分贓。本文之「學/社區安全聯防」個案即抱持著類此「異中求同」的視野，彼此較願意以傾聽的態度，體察彼此的心意，而有助於在異質文化中調和暨建構共同的生活願景、共承責任的行動分工[14]，也較符合兼顧破案與預防功能的「兩極化警察政策」概念（章光明，民90），值得重視與推廣。

對於社區警政的發生與發展，在歷史上究竟是必然或偶然（李湧清，民90），雖然尚無定論，但傾「社會力」的公私融合關係似乎較之政治力、行政力與市場力的主張，更令多數民眾安心與放心。公私融合關係空間是透明的、效能的結合，使「公領域」與「私領域」間相互重疊，進行橫向聯結、平等協商、協力合作。而至為珍貴的是透過「社區、學區安全聯防」之公私融合得以使民眾對治安不致絕望，進而減低其對生活安全的無力感與恐懼感（李宗勳，民89c；劉毓秀，民89）。本文期望在發覺問題上能找出藥引，從逐步落實「警察社區化」之近程(階段)目標，蓄積「社區警察」[15]之遠程(終極)願景的實踐動力。

從「台北市內湖區文湖國小學區與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的個案顯示，該行動方案，在教育局優先支持及行動小組積極推動下，雖然時間倉促，大部分學校均已具實施架構及初步推動經驗，未來若能透過服務功能的整合、新的互動方式與融合關係持續投以重視並落實執行使成為學校與社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位市民將更能重視學童之生命安全，進而提昇對自己周遭所發生之所有事務的敏感度，發揮群己關係，能夠守望相助、自助助人。此外，本行動方案能否有效持續執行，如何催化學/社區學習、調和異質性文化以及強化社區服務資源的交換價值是關鍵因素。本文對於學/社區安全聯防的資源聯結與組際學習僅屬初步嚐試，諸多疏漏，亟待更多的研究投入，俾期以精緻與厚實「異中求同」的論證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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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oker(1995)籲請吾等以新的權力視野詮釋治理，強調權力是賦予的(power to)，而非凌駕的(power over)，旨在建立夥伴的行動能力，意即政府部門在與民間團體或社區協力合作時，應讓民間與社區更多能力，俾符合導航型之「塑能政府」，建構互為自我負責的社區同夥關係。

[2] Kooiman(1993:35-48)指出當前政府所面臨的複雜性、動態性、多樣性環境，必須採取新的治理體制，一方面強調社會政治體系的管理需求功能，另一方面則重視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唯有兼具治理需求與治理能力的政府才具備可治理性（goverability）

[3] 一般而言「組織學習」係一種組織文化屬性，強調組織內個別與集體性學習的過程與心靈的轉換，目前已從過往之技術學習觀點轉向社會學習觀點；它需要透過學習型組織（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加以實踐，而實踐學習型組織的成功關鍵，不僅在於擺脫過去只偏重理念及知識的學習，更應從過去只著重「學」的學習過程轉化到現今著重「習」的能力培養，讓組織與成員重新獲得自我實現的意向、能力與活力。

[4] 相對於「深度訪談」之個別性訪談方式，「深度匯談」強調團體性的理念分享、經驗交流與共識建構，旨在透過小型團體間腦力激盪、團隊互動學習等，幫助參與者建立公開討論、訂定共同願景並加以實現的能力。

[5] 法務部自八十八年四月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納入公共危險罪規範後，該罪犯罪人數即大幅增加，八十八年入獄服刑者三百零二人、八十九年激增為一仟一百八十九人，此外，公共危險罪起訴人數也因納入酒後駕車後占全部刑案的七分之一，高居犯罪排行榜首位。具法務部表示部分被告因繳納不起易科罰金一天九百元而選擇入監服刑，導致監獄人滿為患，才會構想讓被告以社區服務取代入監服刑。

[6] 所謂的除機構化或「社區處遇」，均係針對傳統以強化監獄機構監禁設施與措施，越來越難以達到遏阻犯罪與矯正犯罪目的，而主張改採降低使用監獄機構的處境與待遇，以減少機構監禁時間，容許犯罪人與社區維繫正常聯結關係，藉以縮短犯罪人與正常社會距離之措施。其目的在促成矯正之環境與一般社會情況符合一致，並運用社區資源予以協助犯案人，增進良好的社會關係，使其達到再教育與再社會化的目的

[7] 當時社會局局長陳菊女士甚獲陳水扁市長仰仗與信任，而承接規劃「結合社區資源、維護社區治安」之主軸工作。

[8] 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資料顯示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該局以「結合社區資源，整治社區治安」專案補助包括大同區大龍社區、內湖區瑞光社區、文山區景慶社區、松山區東榮社區、大安區民輝社區、北投區文林社區與泉源社區、奇岩社區等九個社區發展協會三至五萬元不等補助經費，總額度謹417,900元，顯示各社區資源結合尚待開拓與聯結，現行資源甚為匱乏。

[9] 筆者曾於89.12.15與90.02.16在教育局與承辦黃麗玲科員、何雅涓專員、唐股長等深入交換該局推動本方案之歷程與做法。

[10] 該研習會由教育局委託實踐國中、重慶國中、建成國中三所學校共同規劃籌辦，擇定天母國中等十二所國中及北投國小等二十四所國小擔任所在行政區推動本案之中心學校。各中心學校應主動積極成立「校園與學區安全執行小組」，召集並協助或引導行政區內其他學校推行本案。

[11]本人因擔任文湖國小家長會副會長而有機會參與該「學區與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之規劃與推動，其中除向外資源探求引進「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中心主任王惠珠與台北縣主任王美莉協助組訓家長義工團隊外，另彙整相關資料編製「台北市內湖區文湖國小學區與社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冊子，由家長會出資印製分送全校每一位學童，並應德明翠庭等社區要求提供參考自行印發分送社區居民，自覺相當具有意義。

[12] 一個學區經常含括一至三個里的行政區域，甚至有外來寄居就讀的情形，因此有可能慕名學校辦學理念卻不認同社區經營者，相對於以一個里為建構單元之社區，其內部黏著力及參與意願相形薄弱。而校長的重視程度更是影響學校權責單位推動與家長會及志工團參與的重要因素。此外，各校雖然深知本行動方案對學童保護的意義，礙於人力不足，未來亟待發揮社區群組關係，校際、警政與社政、區里之間應加強合作分工執行，避免人力資源重疊浪費。

[13]一個平等、關愛、合作、助人的社會、必是建立在讓所有人平等共享安全與照顧等人生基本需求的滿足基石上，才能培塑人們平等互助的心性與強有力的社會聯繫。當代的公共行政亟應建立一種官僚組織與民間社會相互滲透的機制，一方面由政府部門提供學區與社區公民參與管道，促成民主行政與社會化政府（或是江明修所稱之「社群性政府」）；而另一方面政府人員應主動了解公民、社會的需求，並協助社區居民界定需求，進一步達成改變過往官僚只是被動、消極、保守的刻版印象。簡言之，好的民主社會，既要有積極性公民，也要有積極性政府。這些理念是本文提出「公共服務民間化」（public service privatization）、「公共管理社會化」（public management socialization）的認知與旨趣。

[14] 對於這種「異中求同」的視野，章光明（民90）也以「新中間路線的政治、社會與治安」，主張抓住中間、避開激化對立，求取政治與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可以使我們的民主道路愈走愈寬廣，社會愈來愈和諧，連帶地使治安獲得改善。

[15]此處「社區警察」之警察隱喻自我組織、自我防衛以及自我保護之廣義意涵，意即社區自發性防禦功能，而非僅止於管區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