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知識是致富之道！這種知識早在千百年前就有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生動的描繪出以知識獲得財富的景象。除此，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又可以對財富做強制性的分配。既是如此，問題的重點在於：知識在現今號稱知識經濟時代的功能性與重要性又與過去有哪些不同？
同樣的，貧富差距存在已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且每一個時代都有某些人致富某些人轉窮。「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正是貧富更迭的寫照。因此，重點同樣在於，知識經濟時代的貧富差距現象是否具有某些獨特性？而這些不同點是否造成新的問題，需要新的解決方案。
本文首先就以上的問題進行探討，在瞭解貧富差距變化的趨勢後，進而調查知識與趨勢間的關連性。最後，對這種趨勢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影響做簡短的評估，進而嘗試提出可能的對策。
貳、知識經濟時代的貧富差距
貧富的道理很簡單，所得多於支出則漸富，所得少於支出則漸貧。而所得又是增加財富的積極要素，所謂「財富是創造出來的」，在一般的情況下，所得是決定貧富的關鍵。所得可約略分為二類：繼承所得與生產所得。實際的運作較為複雜，因為兩者間又有互動的關連性。生產所得會累積為日後的繼承所得，而繼承所得可以轉化為生產所得的動能。同樣的，生產所得是增加財富的積極要素，舉例來說：不同二人繼承等值的財產，能夠善加處理（生產的結果）之人，將會有較高的所得。
「新國富論」（199 ）對於貧富差距與生產之間緊密顯著的關係有精闢的說明。「財富不如工作，沒有財富可以比得上薪資」。三個世紀以來，國際間貧富差距的形成與擴大主要是因為生產力（包括影響生產力的文化、制度、與科技等因素）。作者指出，雖然西歐擁有較佳的地理與天候條件（可視為繼承所得），但是在16世紀以前，西歐各國的財富並沒有顯著高於其他國家。在工業革命開始前雖然已可觀察到差距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真正顯著的差異是在工業革命成熟後；搭上工業革命列車的國家財富遙遙領先。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工業革命早期得利的是企業家、發明家、工廠廠主、及金融家，一般勞工辛苦的工作只能換來溫飽。特別是當泰勒的科學管理進一步將生產標準化與分工化後，生產力大增的結果雖然使先進國家更快速累積資本，但是一般勞工的所得與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卻是衰退的（李德比特 1999）。
工業革命所造成的財富重分配與差距在1950年代末期有漸趨緩和的傾向，主要是因為「新興開發中國家」的崛起（最窮困的國家仍原地踏步或惡化），逐年縮減與先進工業國家間的距離。「全球化大轉變」（1999）一書認為這是受到貿易全球化的影響，所謂的「貿易分層化」。當某項技術不再是專利或受壟斷後，貿易將會使生產的競爭相對因素的價格趨向一致。依照「因素價格均等」理論，在勞動與資金可自由活動的前提下，工資與資本的利潤會有全球一致化的趨勢。結果為：原本相同的勞力之下，原本低工資國家的工資會提高，高工資的則相反。雖然該理論仍有爭議，但梭羅（2000）指出：美國從1973年起，80%的基層男性勞工的實質工資，不是持平就是下滑。李德比特（1999）也紀錄到：1980年代，美國汽車工會會員減少50萬人，但通用公司等大廠在海外雇用的員工卻增加了。其他經濟強國也有類似現象，既使情況沒有美國嚴重，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先進國家產業外移的速度與規模相當驚人。
1980年代末期是這些先進國家走到谷底的時期，但也開啟轉型的契機。美國的反敗為勝令人咋咋稱奇。梭羅(2000)的驚人統計，美國擁有的億萬富翁從1982年的13位到1998年的189位，而日本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億萬富翁的人數從41位降到9 位。如果再依照人口比例計算，美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機率是歐洲人的5倍，日本人的9倍。以整體國民平均所得而言，梭羅（2000）的報告為：所謂的第二世界國家包括所得中等的共產國家，大部分的國民回到第三世界的水準。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個人平均所得甚至低於1965年的水準。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個人平均所得甚至低於1980年的水準。
以上所述可得知當科技及制度的因素能夠大規模突破現有的生產力時，所得不均的現象必然會發生。因此，有必要對就下問題探討：從工業革命以降的貧富差距變動趨勢，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以1980年代中期為起始）有何變化？
有幾個層面可供觀察，首先，差距持續變大的速度是否更加快？李德比特（1999）指出：「知識經濟使貧富不均變本加厲」，「這裡已經逐漸變成贏家通吃的社會，即使不通吃，也是吃掉大部分的利益」。最富有者與最貧窮者的差距是一重要的指標，以美國為例，1980年代收入最高10% 的全職男性工人是薪資收入最低10%工人的3.2倍，但到1995 年差距擴大到4.4倍（龍沃思 1998）。我國經建會的調查也指出貧富差距也有增大的趨勢，從1987年的4.69倍上升到1998年的5.51倍。但真正能夠顯示差距大增的是中產階級的萎縮。龍沃思（1998）有些驚人的發現，美國中產階級現在落入低所得的機會已大於晉升為高所得。更重要的是，現在已經沒有新家庭進入中產階級。從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中產階級的比例由75%降為 67%。雖然德國與日本的情況較為緩和，但是卻呈現同樣的趨勢。梭羅（2000）也有相近的結論：位於中間的20﹪的美國家庭，他們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總值的比率，從1989年的10﹪降至1997年的3﹪。總趨勢來看，美國從1970年代中期始，低教育與低技術勞工得薪資逐漸減少，到1980年代範圍擴大至技術性勞工與服務業。1990年代，除上層20%的勞工外，其他勞工的薪資均衰退。越來越多的家庭必須靠夫婦一起工作，才能拿到原來一個人的收入。
其二，貧者與富者的更迭是否是穩定的？工業革命與隨之的殖民時代以來，財富的累積已出現所謂「貧富世襲」的狀態，這情況現今受到挑戰，新的產業與新興團體取代傳統的大亨成為新霸主。除了一些如比爾蓋茲的傳奇外，根據梭羅（2000）的報告，美國1998年排行前25大的企業中，8家在1960年根本不存在或是名不見經傳，其中3家在1960年還沒有成立公司，1998年已經躋身全球十大企業。此外，能夠存活與繼續成長的公司多半是轉型或轉投資於新興科技產業。國與國之間也是同樣的情況，1990年的全球10大企業中，只有2家美國公司，1998年時，美國企業包辦9家，另1家是歐洲公司。1990年代初，全球15大銀行中沒有任何美國銀行，1998年底，9家美國銀行擠進排行榜。反觀日本，1990年進入全球10大企業的7 家日本公司，1998年時已全軍覆沒。梭羅更強烈的斷言，既使沒有亞洲金融風暴，日本的企業在本世紀前也會全部被排出榜外。
其三，不同行業的所得的差距是否擴大？前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工資增加，所得分配也較平均，主要是因為國家的介入，以重分配的制度抑制貧富差距的惡化（當然資方後來發現適度的提高工資有住於提升生產力）。然而這次卻不同，龍沃思（1998）指出，1980年代中期起，薪資的中位數下降，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差距逐漸加大，不論是在國與國之間或是在國內。「全球化大轉變」（1999）也有相同的觀察：1980年代以後，已開發國家工資不平均的現象增加，高科技及高教育水準的勞工工資提高，而低技術勞工（尤其是製造業）的工資卻越來越低。進一步分析全球生產網路對產業的分配影響，發現如下：先進國家對於能夠轉移生產線以獲取低工資的產業（諸如，成衣、製鞋、輕工業零組件等），已不僅成功的轉移到開發中國家，更自薪資規模中等的國家轉移到低廉的國家，而技術層次越低的移出的時間越早，速度也越快。除非生產的科技無法由開發中國家的低工資工人來操作，此種作法不會停止。結果是工人因科技創新而減少所得，創新者則獨享好處。李德比特（1999）所舉的例子非常的傳神：最新的美國豪華汽車使用的鐵剛成本是1000元，卻得裝設3000元的電子設備。
在本節結束前，有必要簡短討論支出的問題，雖然大富不靠儉。在知識經濟時代，富有的一方的必須支出遠較貧窮者為低，有幾個原因：1. 全球市場的形成使得更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市場的人（通常是有錢人）能夠經過最有效的通路買到最低廉的貨品。2. 全球化使得對產業與勞工保護措施已不可行或失靈，有錢人花費所需的勞務成本降低。3. 產品的利潤主要在於附加價值而非原物料，原物料的重要性與價格同步降低，1998年底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指出農產品原料比去年下降23﹪，穀類降低17﹪，油價跌到20年來的新低點。此外，原物料降價順連帶使靠生產原物料的工資下降，有錢人又一次降低所需的成本。4. 「第一價格法則」，這是個有趣的現象。托佛勒（1994）指出，某一貨物如果沒有交易的經驗，第一次交易的價格就十分重要。此一價格往往不是根據成本、利潤、競爭等經濟因素，而是對該貨物的認知價值。例如，非洲農夫不需要鎘，也不知有何用途。落後國家對於所擁有原料能夠產生的價值是無知的，使得價格往往對買者有利而壓低。掌握全球市場資訊的人（通常也是有錢人），再一次獲得利益。
參、知識與貧富差距
上節已略述長久存在的貧富差距現象到知識經濟時代後的變化，這種改變是否純然是一種新的經驗？本節將進一步探討知識與貧富之間的關係；相對於其他造成貧富差距的因素，知識的角色與份量為何？
對於知識經濟時代所指為何，學者雖有多元的看法但也達到一些共識，簡言之，就是建立在知識和資訊的擁有、產生、分配、與使用上的經濟；知識是附加價值最高的生產因素；不斷的創新與積極的冒險精神是競爭力的根本；知識是所有能源中的能源。
知識能夠賺錢不是重點，知識能夠成為賺錢首要因素卻是大膽的假設，需要小心求證。對於此點，李德比特（1999）將知識歸類為以下幾種：
一、內在的知識 v.s 外在的知識
前者是只能意會的知識。難以用言語或文字表達清楚，通常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滲透吸收，以特殊的型態傳承。後者是指可以用言語、文字、或符號說明的知識，能夠在短期內大量的傳輸。要點在於內在無法明言的知識旨在能夠向大眾傳播時，才有價值，才可能轉換為大量的財富。另一方面，當接收到清楚說明的外在知識後，要能夠吸收轉化為內在知識，才能靈活應用，成為創新的動能。這二者如果不能相輔相成，則會形成對立，學習將會沒有效率，分享他人知識成果的可能性降低，進步將是遲緩或停滯。
全球便捷與低廉的通訊系統能夠使許多人在短時間內散播大量的新觀念給許多人。這些概念經過輾轉流傳後，會被不斷的調整修正，提煉為具體的可行方案，新的事物因此被創新出來。此外，依照「新藍司特原則」（高希均 2000），一旦有人攻佔74﹪的市場，其他競爭者將被判出局。因此，能夠將資訊及外在知識快速吸收後，再轉化為外在知識於市場上的人，將成為大贏家。
市場全球化經常存有寡頭壟斷的情況，而有關全球供需的資訊又會影響商品的價格與利潤。當少數擁有這些資訊與操控它們的能力時，鉅額的利益將產生，貧富差距拉大。這個效應若再加上前述的「第一價格法則」（由知識決定的），驚人的暴利將出現。
二、累積式的知識創造v.s激進性的知識創造
前者是指透過人際間互動所學習的知識，內在知識扮演吃重的角色。這種主要經由大多數人個人經驗交換所得到的知識，尖銳的質疑是不被允許的。日本人重模仿不是偶然的，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都被要求不可質疑老師與教科書。後者是指重視新的甚至怪異的構想，從各種來源尋找，以外在知識為重心。並且高度容忍創意的失敗，不斷的實驗與測試新的概念隨即轉化為市場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總認為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電腦的發明加快人類科學進步的速度，在此情況下，激進性的知識將佔上風。
克魯曼（1994）在Foreign Affairs發表的研究證明上述所言，他爭論東亞的快速經濟成長（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是在特定的技術領域內進行大量的投資，充分利用機器設備與勞力，而不是顯著的技術進步的結果。由於邊際報酬遞減的作用，隨著投入的增加，其邊際報酬率就會下降。如果此時沒有新科技出現，邊際報酬率會下降到0，經濟成長也因此停止。而克魯曼所談的科技進步卻不是一般團體或國家所能達成的。所謂保持競爭力的「核心知識與技術」，更需要大量的資金為後盾不斷的研發，才有可能實現；幾十億美金的投資比比皆是。錢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知識蓄積深度，社會整體的教育程度如果不能提供相對的支援，不可能有優良的研發團隊。「新國富論」（199 ）指出，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歐洲而非其他地區，是因為數世紀以來歐洲對於科學研究的重視。知識經濟時代更是如此，工業革命主要還是技術先行，科學為後盾，而今卻是科學領導技術。
強大的蓄積深度意味著知識密集，意味著強大的動能，一旦發動就會將尾隨在後者拋的遠遠。換言之，知識蓄積所造成的革新有極高的報酬率，而既存者卻會蒙受重大損失。例如，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一出現，所有做Dram的廠商落得幾乎無利可圖的下場。貧富的距離就在這種過程中加大。此外，知識的蓄積深度隱含著知識的統合性，這種知識才是賺大錢的知識。跨國公司能夠整合各種知識與資訊，使得他們可以將供應商的價格壓到低點。結果是跨國公司賣商品及品牌，供應商賣零組件。
擁有以上的知識還不夠充分，知識是決定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但卻不是「長久」的因素。當知識不斷透過貿易及其他管道在國際間傳播時，任何「新」知識很快就不再是新的，這可從產品的生命週期縮短得到驗證。不斷創新的真正意思是不斷的快速創新。速度又隱含著風險加大，更新的結果總無法完全預測，目前利潤很好的商品為何不多賣幾年再推出新品？企管大師們都說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才可能保持領先。可是，大部分的廠商（特別是中小企業）卻沒有足夠的能力評估風險，以及負擔風險。
最後，科技的進步使得我人有能力將某人的內在的知識轉化為外在知識。例如，日本人將熟練的勞工的工作方式寫入機器人的電腦程式中。因此，知識可以取代大量的勞務，因而知識使利潤集中於擁有者。當一個工廠自動化後，所節省的成本及增加的利潤歸於提供自動化設備的人與老闆，因自動化而多餘不需要的勞工則是「受害者」。此現象越來越嚴重，一片晶片的改進可以取代數以百計的勞工。還有一個擴大效應的因素，「全球化大轉變」（1999）指出：生產力增加的數率不同的國家，在貿易時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增加，某些人減少。當知識成為生產力的決定因素時，越頻繁的貿易會使貧富差距越快加大。
肆、挑戰與回應
貧富差距是必然的現象，所有社會都存在的，因為每個人天生的條件，後天的努力，與生平的機遇都不相同。問題在於整個社會可以忍受貧富差距到達何種的程度，經濟、政治、與文明等的發展不至受到傷害。有哪些方法能夠控制差距的持續擴大，如果我人認為會產生不欲見到的結果。
貧富差距到何種程度會被認為不公義，嚴重影響到社會整體發展，是一個難解的問題。舉例來說，知識經濟時代以來，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持續大幅度的擴大，高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國經濟繼續成長，社會也未出現重大或結構性的動亂。對此現象的可能解釋為（Ward 1978）：貧富差距是會造成相對剝奪感，因而導致衝突。但是如果生活的基本需求被滿足時，衝突的機會將減少。歐美各國有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對窮者提供一定的生活的水準，是社會秩序得以維護的重要因素。
此解釋言之成理，不過還是有個難關需要克服。所謂基本需求的界定為何？難道不會一成不變，既使當我人長期看到許多人過著我們不可及的生活。學者（Hirschman 1973）提出另一解釋，所謂相對剝奪感是認知的問題，當人們認為有機會（公平的或充分的）達到所想要的，既使目前的生活不佳也不會有強烈的剝奪感。換句話說，如果認為現今的狀況是公平機會的產物，也不會有剝奪感。此解釋引伸到知識經濟時代的貧富差距問題時，發現到新的挑戰。
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知識而獲得鉅額利益往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會計師、程式設計師、醫師、建築師、及財務分析師等都同時享有高的待遇與社會地位。憑著創意賺大錢更是受到羨慕與欽佩的對象，全世界有數以千計的人在自家的車庫中工作，希望有一天也能像比爾蓋茲。知識創業家成為最新的楷模。過去資本家會被批判為剝削勞工以致富，如今卻未見有新的「馬克私」出現，探討是否擁有知識也是另一種剝削。也許根本就不應該有新的馬克私，知識經濟賴以維繫的重要支柱之一不正是「智慧財產權」？但是問題還是需要解決，如何能讓靠知識賺大錢者能有更多的回饋。過去國家平衡差距的政策是否還是有效，例如累進所得稅，最低薪資，就業補助等。似乎是沒有答案，嘗試性建議的可行性也不樂觀。「虛幻樂園」一書可視為此方面的代表作，其對經濟全球化宣稱所能帶來的益處提出深刻的檢討反省。論及全球市場的一段描述：交易商的電腦不斷的搜尋全球市場，一發現可趁之機立刻下手，全球投資者也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不斷尋找低成本、高生產力、和最大利潤。這是擁有最佳科技與資訊的人攫取龐大利潤的寫照。更重要的是，這些人不會將利益回饋社會（不論是當地或母國），反而是將資金轉到稅賦最輕，管制最少的地區。國家重分配的政策執行不到這些人的身上，或是大打折扣。
該書繼續談到：許多國家都利用國庫資金維持各種社會補助計畫，包括社會安全制度、健康保險、失業給付、和福利救濟等等，但勢必將受市場懲罰。最後可能的最悲慘的下場是政府債臺高築，甚至破產。有錢人在此之前只要「用滑鼠在電腦螢幕上點幾下」，就可確保他們的財富（或至少將損失降低到最小）。剩下的就是一大堆窮人（或即將淪為窮人的中產階級）準備過更苦的日子。
國家主權並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仍然能夠透過一些措施將富有者部分的錢移到窮人，例如奢侈稅，補助工會，公平交易等。在「知識經濟之路」（2000）一書中，孫克難針對財稅政策，李誠針對勞工政策，及劉靜怡針對法律制度，提出許多建言，例如擴大稅基以扭曲較小的消費稅取代部分的所得稅，電子化的政府與行政程序，研究與人才培訓的投資抵減率上項提高（孫克難）；改變薪資報酬結構增加浮動性報酬的比例，加強就業補助，發行勞工教育及職訓卷，成立勞、資、政協商制度（李誠）；電信規範的鬆綁，健全智慧財產權，建立科技研發結果的移轉法規（劉靜怡）。
為保持國家的競爭力以免與他國的差距增大，王弓針對產業發展政策，朱雲鵬與吳敬泰針對提升傳統產業，及許振明針對金融政策，所提出的建議簡述如下：加速資訊通信業自由化，獎勵支持旗艦型產業，更新公共設施（王弓）；培養民間的技術服務業，降低傳統產業轉型的風險（朱雲鵬等）；充實創投資金來源，准許上櫃買賣及銀行投資，健全電子貨幣與電子銀行的交易制度（許振明）。
由以上所述可發現一個困境：當一個國家為免於因喪失全球競爭力而淪為貧窮所擬定的政策，有可能造成國內的貧富差距。反之亦然，縮減國內貧富差距的努力有可能導致喪失競爭力。這二者間的平衡將嚴重挑戰決策者。
或許真正有效的方法在於國際間的合作，一個遙遠且艱鉅的任務。「虛幻樂園」的作者提出幾項建議：制訂一套國際企業稅法及國際稅務稽徵機構，國際通用的會計原則與制度，新的國際機構從新召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這些合作可以從先進國家開始。除此，梭羅（1999）提出建立一套全新的智慧財產權制度，能夠提供強烈的誘因，但是對某些特定的知識納入公共領域，免費提供給一般大眾。成立公共機構讓為公共領域開發知識與蒐集資訊的人能夠得到報酬。這種作法基本上吻合交易法則：市場健全，參與者清楚並能熟練操作遊戲規則，及資訊來源透明，都會使暴利降低。甘乃迪（1993）對環境危機的警告值得深思。環保需要巨大資金，貧窮國家卻無法負擔，可是生態環境破壞的最大受害者是窮人。生產者造成生態破壞實質上就是將生產的成本強加諸於他人，本身得到暴利。
解決隨著知識而來的貧富差距，最根本的方法也許就是教育，李誠（2000）的看法值得全部引用：
歷史告訴我們，誰掌握生產工具，誰便掌握經濟大權。因此，在農業時代，大地主最有權，在工業時代，資本家最有權，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工作者最有權。為平均社會所得，維持社會公益，農業時代政府要平均地權，工業時代政府要扶植工會，開徵累進所得稅，在知識經濟時代，政府要提供人民接受優良教育與終身教育的均等機會。
孫震（2001）談到教育資源分配與社會公平的問題時指出，由政府來負擔大部分的教育經費，特別是高等教育，是有違社會公平性。除義務教育外，受教者應負擔更多的成本。因此政府在此方面需加快進行教育自由化的腳步，但是對於負擔困難的人士，提供獎助學金及低利貸款。在另一方面，教育經費自由化可以使經費做更有效率的應用，受教者會評估輸入與輸出的成本效益，在選擇所學習的科目上會更符合實際需要。李德比特（1999）也論及此：高等教育必須開放市場，開設的課程必須能帶來收益。模組化的課程可以讓學生自由選擇、組合、或是工作若干年再接受教育。總的而言，李德比特提出幾項建議：1. 讓每個人在知識經濟中都有機會。越早投資在每個人的才華、技巧、與想像力上，投資報酬率就越大。2. 目標是讓社會的知識與知識所包含的權力能擴散的更廣，讓智慧盡量分散，而不是集中。3. 創意來自各種不同觀點，學門，及對事物的看法，所產生的互動。因此，聚集眾人合作與分享構想是很重要的，知識社會必須是多元且整合的。
最後，「社會資本」的概念具有高度的啟示，有必要說明。「跨越斷層」（2000）一書中指出社會資本，如同實體資本與人力資本，可以創造財富。當人們自願節制些許個人的慾望或自由時，結果會使個人力量因團隊的成就而更擴大。反之，一個社會弱勢為著個人自由而不斷顛覆既有的規範，必然會愈來愈混亂，孤立，欠缺合作的能力。一個強調創新，激進式的知識創造，冒險精神的時代，往往會造成「超越極限」的個人行為。因此，如何建立社會資本就益形重要。
雖然很難有精確的定義，社會資本主要是指社會凝聚力與社會信賴度。加強這二者的條件與因素相當複雜，在此無法詳述。僅就作者所提出的一個重要原則闡述之。若想增加社會資本，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其視為充滿外部效應的私有財，而非公共財。個人在創造社會資本時可能為了自己的聲譽獲利益，但一旦創造之後，往往會造福眾人。例如建立品牌的信譽會促使整體產業對產品水準要求的增高，更會增強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互信程度。同樣的，富有者願意將貧富差距維持在一定的範圍內對其有何利益？將是重要的問題。勞、資、及政府在此議題上需要有健全的對話與協商的機制。
伍、結語
知識經濟時代貧富差距的問題有惡化的趨勢。雖然每次科技的重大突破都會使得財富分配重新洗牌及加大，但是此次問題的本質有所改變。不斷創新的知識主宰財富分配的遊戲，此種全新的經驗使得過去平衡財富不均的措施受到嚴重挑戰。新的對策多半仍在概念的階段，或者仍有遙遠的路要走，且一路上充滿風險。這大概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性，解決問題的方案也要創新，也需冒險的精神來執行。而且行動要快，撰寫此篇報告的期間，台灣的失業率持續攀新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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