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網絡社會與新治理模式之探討

21世紀來臨之際，人類社會政逐漸浮現出嶄新的型態與特質。在此新時代中，資訊網路將會是未來世界的神經系統。而其對整體社會與個人生活的衝擊，將遠高於傳統溝通設備所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全球經濟與資訊技術的相互結合，帶來了全球化的加速，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與障礙。對於此種多元、複雜、動態、去中心化的社會型態，「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無疑是最恰當的描述。

知識挾其方便流通、快速創新的特質，加以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形成網絡社會中流動的核心資源，也促成了知識經濟的崛起。

然而，面對知識經濟的浮現與網絡社會的崛起所造成的動態性、複雜性與多元性等社會特質，政府型態與功能上勢必將有所轉變。因此，筆者以治理（governance）來作為思考未來政府轉型問題的基礎，強調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互動的新型態－複雜的組織化治理網絡（organized governance networks）關係的誕生，主張政府在網絡社會應扮演領航者的角色。

因此，未來網絡社會中的治理型態將從單一控制的垂直結構，轉變成為多元核心的網絡式結構；而知識的流動的管理將成為未來政府在治理過程中的第一要務。唯有透過學習型治理的概念，創造政府與公民社會間跨界限的學習與對話，讓知識能夠更充分的流動與分享，激發出更多的新的創意與知識，以提昇政府治理的能力。

關鍵字：全球化、資訊社會、知識經濟、知識管理、網絡社會、組織網絡、治理

壹、前言

學者 Peter Drucker（傅振焜譯，民83: 8）於《後資本主義社會》－書中，對於社會的變革有著下列的描述：「在西方歷史中，每間隔幾百年便會發生一場重大的變革……短短數十年之內，社會便自行重組其世界觀、價值觀、社會與政治架構、技術，乃至風俗制度都經過調整。五十年後，又將重新出現－個新世界。此時出生的新世代已經無法想像過去父祖輩成長的時代面貌。」

而學者 Manuel Castells指出（1996）自1970年代中葉到1990年代中葉，不到20年的時間裡，新資訊技術正以閃電的速度將整個世界連結起來，成為全球性相互連結的新資訊體系，而整個世界的經濟則整合成易變不定之全球化經濟體系。在21世紀來臨之際，人類既有社會型態似乎正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漸浮現出嶄新的型態與特質。當前社會在資訊技術急速發展之下，無論在生產、管理、生活形態、家庭結構、工作性質、公司組織、政治體系、經濟制度乃至於社會風氣、文化取向及人格特質等均在大量化、分權化、分散化、多樣化及異質化的五大趨勢下發展，帶動了工業革命以來另一波大規模的社會變遷。

換言之，在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一股國際化的浪潮悄悄滲入了我們生活的律動當中。爾後，往四方擴散開來，迅速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它使得奠基於鋼鐵、汽車與公路的工業經濟（industrial economy），漸漸地轉化成為一種立基於矽晶、電腦和網絡之新經濟型態，亦即是所謂的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Tapscott, 1996: 43）或是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

在此巨變的時代中，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與全球化的經濟力量，徹底動搖了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或任何組織形式的認同。Castells（夏鑄九譯，民87: XVI-XVIII）認為世界經濟結構的全球化是時代巨變之源，而它的技術力量（資訊科技）則是當代新科技技術之典範，70年代所引發的技術革命已經被當成資本主義轉型的積極力量，同時新科技所引發的高生產力將伴隨產生彈性化的工作與不穩定的生產關係，並催動著全球社會網絡化的形成﹔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之中，跨國資本的移動及空間的流動（space of flows）所推動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或世界都市（world city）都將浮現，網絡社會儼然成形。

然而，面對知識經濟的浮現與網絡社會的崛起所造成的動態性、複雜性與多元性等社會特質，政府型態與功能上勢必將有所轉變。如同 Jong S. Jun所指出（1986）：社會本質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並剴切的建議吾人應從「變」的角度來處理、解決及設計公共事務與問題，因此無論是在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組織的設計與發展、人力資源管理等均需反應社會的本質與價值觀，以提升社會之公平與正義，並兼顧效率與目標的達成，如此方能使行政兼備有適應性及動態的彈性，而能回應未來社會變遷的挑戰。

近來，以治理（governance）為題材的理論著作不斷地湧現，充分反映出社會科學界對統治（governing）以不同方式體現的模式，有著濃厚的興趣。無論傳統的或辭典上的解釋，都將治理（governance）與政府（government）視為是同義詞。但是，在越來越多討論有關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與內涵都轉移了方向。治理不再只是政府的同義詞，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不同於傳統的統治情境（condition）、或是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Rhodes, 1996: 652-653）。「治理」的觀點明確指出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互動的新型態－複雜的組織化治理網絡（organized governance networks）關係的誕生，強調國家政府應扮演領航者的角色。這也正意味著，公共行政學界必須開始正視一個問題：政府在如此巨變的環境中，應如何重新調整其角色，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衝擊與挑戰。

因此，本文首先將針對網絡社會與知識經濟的社會背景進行探究。接著筆者將試圖透過「治理」的觀點，來思考政府在面對知識經濟與網絡社會的衝擊時，所應採取的變革方向。期望政府以網絡管理者的角色出發，強調其知識掌握、分配及創造的角色，以促進國家社會的進步，並藉此提昇國家的競爭力。

貳、網絡社會的崛起

學者Castells（1996: 1）在其著作《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一書中，開宗明義的指出，一種新社會型態正逐漸浮現出來：「在公元兩千年來臨之際，……以資訊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正加速重新塑造社會的物質基礎，整個世界的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相互依賴。在易變不定的幾何系統中，經濟、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形式將被採用。」然而，網絡社會其崛起的背景為何？其所呈現的特質又有哪些呢？接下來，筆者試圖從全球化的開展與資訊科技的光輝，來探尋網絡社會其崛起的原因，進而找出網絡社會的特質，以幫助我們能更進一步地透視網絡社會的意涵。

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開展

雖然，全球化不是新的現象，它早在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前早已存在。從1960年代法國與美國的出版作品揭示此一觀念後，有關全球化概念的措詞用語便開始流傳（Modelski, 1972）。但「全球化」的概念約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流行，並成為1990年代分析社會變遷的流行用語（Hirst & Thompson, 1999: 1）。

就全球化定義觀之，儘管其中各家的說法互異，但異中存同，足以勾勒出全球化概念的大貌。本段將引用Giddens、Meyer和Robertson的看法， 來幫助我們更進一步釐清並建構全球化的概念，並在最後提出綜合性的見解來說明。

（一） 著重探討現代性且秉持多面向制度取向性的Giddens認為「社會」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指涉的是一種有界限的體系（bounded system），此種分析體系的秩序觀已然窮盡無用，故以「時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架構替代之，而這正孕育「地球村」（Global Village）觀念的產生（黃瑞祺，民86）。他認為全球化為現代性的結果，認為「全球化可被界定為連結遠處地方的世界性社會關係的增強，而地方事件就此受到遠地發生事件的形塑，反之亦然。」（Giddens, 1990: 64）

（二） Meyer（1980: 109）則認為，世界政體（world-polity）作為一個體系，其運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平行於世界經濟體系，前者並不總是受到後者的制約，「世界政治……體系與世界商品經濟的興起與擴張緊密相連，但它也會重構和改變其經濟，並轉變社會生活」。

（三） Robertson（1992: 8）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可能的」前提下開展全球化理論，認為「全球化概念同時指涉世界的壓縮，以及增強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意識」。至於全球化的完成則包括全球意識（即世界作為一整體的意識）與全球秩序兩部分，後者是以前者為基礎而進行的。他認為全球社會文化體系是在四個面向－個體、社會、國際社會體系與人類整體－的互動過程中形成（Robertson，1992: 25）。

觀諸上述學者抱持的全球化觀點，我們可以知悉全球化概念指涉一種過程，在相當程度地去除時空的圍限（即世界壓縮）下，將無形的全球意識或有形的政經等事務排序予以重整，指向世界趨於一體的互賴脈絡。而該脈絡所起的基本作用不僅侷限在單一領域，還同時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範疇，使全球（世界）性事務的起因、過程與影響更加複雜和多元，更加不受傳統「社會」概念界域的約束，而從「全球」角度重新思考。這呼應研究焦點已從現代民族國家地緣政治界線內醞釀的社會生活形式，擴展到全球性社會形式（Smart, 1993: 192）。援此，我們可以藉由學者Ali Farazmandy（1999: 510-514）的觀點對全球化提出綜合性的結論。

簡言之，全球化可視為跨疆界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關係的增強（Holm & Sorensen, 1995），同時加上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推波助瀾，因而將世界壓縮成為「具有一體意識的世界」（Robertson, 1992）。而它的影響深及我們所理解、經驗與行動的世界，包括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二、資訊科技的光輝

當資訊技術革命逐漸形成之際，世界各主要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因應生產力下降，而進行一連串經濟及組織結構上的改造工作，這其中資訊科技扮演了相當實質的角色。例如80年代以來，全球資訊市場的整合、國際分工的形成及經濟貿易全球化現象，新興電傳技術及資訊系統的可行性，便提供了網絡社會現象浮現的核心基礎。

自1970年代中葉以來，不到20年的時間內，新資訊技術以閃電般的速度席捲全球，展現資訊技術革命的特性：透過資訊技術，將世界連結起來（夏鑄九譯，民87: 35-36），加速全球化的腳步。此衝擊力轉化了人們生活的兩個基本面向：時間與空間。

（一）時間面向

資訊技術的特性將時間直線性之尺度予以濃縮甚至打破，產生了所謂時間價值（time values）及時間虛擬化的概念，並在資訊技術的協助之下，使得資訊更具有先知性、合邏輯性及選擇性，導致人們行為之效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資訊技術投入物質生產製造過程後，使得自動化的作業功能大幅提升，使得物質生產的自動化，於是將人們從物質生產的時間約束中解放出來，自由時間的增加。援此，資訊生產力因資訊技術的進步得以大幅提昇，進而產生新的時間價值取代了傳統的物質價值（洪榮昭譯，民76: 79-80）。

換言之，資訊技術不但解除人們生活之時間限制外﹔同時，資訊媒體的既時性（real time）特質，亦使得以往社會歷史事件的序列順序產生系統性的混亂，因而產生「無時間性時間」的現象。

（二）空間面向

新資訊技術與當前社會變遷過程間的互動，對於現有都市空間也帶來實質上的衝擊。資訊科技打破了行為受限於地理空間的限制，並強調地域之間的互動性，而形成網絡化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如同Castells（1989）認為的，他指出社會結構在資訊科技發展的衝擊下，將造成流動空間的興起。在這樣一個流動的空間之中，一種全球性且完全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型態將會浮現。簡而言之，資訊科技的快速推展，它幫助我們跨越了地理空間中距離的障礙，資訊可以不斷地在世界性的流動空間中來去轉移。

由此看來，20世紀中期的科技合流與認知資訊在社會的中心地位確立後，再至1990年代 以跨國界的方式與其他社會資訊系統進行整合，資訊社會儼然已經成形，而科技的量變終使得社會發生了質變（Braman, 1993: 133-140）。而未來國家、政府面對的社會，其動態性、複雜性與多樣性都將不可同日而語。

三、網絡社會的崛起

就在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發展兩股浪潮的衝擊之下，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徹底的變化。世界形成一個單一體系，國家與國家間的界限變得愈來愈模糊，知識或信息透過資訊科技所建立的網絡傳遞。如同Castells（1996）的觀點一般，他發現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美國及其他地區社會的轉變，及其隨之而來的都市與地域變遷。其動力來源主要有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再加上科技的創新（也就是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

正如Castells（1989: 12）所言：「不同社會各以不同發展模式在運作，在資訊處理掛帥的今日，正宣告新科技典範的興起，也因此帶領了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出現。」而他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試圖對新時代的社會特徵進行概念化的說明。在他眼中的社會型態是一種網絡化的社會， 而在這樣一種網絡觀點下的社會，它所呈現出來的景況則有以下幾個特質：

（一）在經濟方面，新的經濟型態是由資本、經營管理、與資訊的全球網絡組織起來的，資本透過網絡即時地以一個單位在全球運作及流動，而其獲取技術知識的能力乃是生產與競爭力之根源。

（二）因此，企業公司與組織和機關，以不同幾何型態的網絡組織起來。其相互糾結的程度，超過了公司與小企業間的傳統區分，跨越不同的部門，並依經濟單位的不同地理空間聚集或散佈開來。

（三）於是，工作過程逐漸個體化，勞動工作解體，並透過不同基地相互連結不同工作的結果，並加以協調、整合。以每個工人的屬性及能力，而非以工作的組織為基礎，展開新的分工。

（四）網絡社會這樣一個社會轉化的過程，也產生了文化上的衝擊－一種真實的虛擬文化。

（五）此外，瞬間傳遞的資訊提供了時間的立即性，以及空間的流動性。使得我們以往對時空所認定的意義及特質遭到解構。

簡而言之，網絡社會所強調的是：（一）資訊科技的發達與普及、（二）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三）世界的零散片段、（四）社會結構的網絡化等特質。由此看來，網絡社會的崛起意味著新型態社會的來臨。社會中各個組成份子將以資訊科技為媒介，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建立其間複雜的網絡關係，透過網絡快速的交換與整合其資源以利於競爭。

參、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

在之前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在全球化的趨勢與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網絡社會因而崛起。社會中的成員將藉由網絡間的資源整合與交換，來強化自身的競爭力。然而，資訊科技的興起加速了網絡間資源更加快速的流動，其間流動的將不在只限於傳統的資源（原料、金錢、土地），知識將成為網絡社會中流動的核心資源。美國2001年國家競爭力議會（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在其《美國競爭力2001》（U.S. Competitiveness 2001: V）的報告當中，明確指出資訊科技的大量投資與高度的研發創新能力，是美國居於世界市場優勢的主因。正如學者Tapscott（1996: 44）所言：「資訊科技強化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換言之，知識經濟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其所生產、交換的資源，「知識」的貢獻比重相對地增加了。在如此的趨勢下，企業經營的重心將放在知識的持續創新、吸收與運用，而政府的所伴演的角色亦將有所轉變。是故，我們將從知識經濟出發，透過對知識經濟概念的理解，同時找尋出知識管理的重要性，以便於我們思考網絡社會下政府治理的問題。

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在《不連續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一書當中，Drucker（1969）使用了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他將知識放置於我們社會的中心，並強調知識是我們經濟與社會行為的基礎。

此外，Bell（1968:198）認為後工業社會顯然在雙重意義上即為知識社會；因為革新的泉源在於知識（研究與發展），而且社會的國民生產毛額與就業比率以知識領域中的產業為主。

國際知名的經濟管理學者Lester C. Thurow（1999）在其著作《創造財富》（Building Wealth）一書中提出「知識經濟時代」的新觀念，描繪掌握新科技的應用，乃未來創造財富之秘訣。同時他也指出人類正經歷自蒸氣機發明以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指當今「微電子科技」、「生物科技」、「新人工材料技術」、「通訊」、「電腦科技」以及「自動化機械技術」這六大科技的發展互動。它們彼此間的配合運用，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而工作種類，甚至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形態和思考模式。人類的工業文明發展已經走到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過渡期。新科技的出現，正迅速地改變我們過去所熟悉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而且改變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是對個人、企業或國家的新考驗與挑戰。例如微軟（Microsoft）總裁Bill Gates超過830億美金的身價，即是用「知識」創造出的奇蹟。身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財富不是來自土地、黃金、石油、建築物或是生產設備，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將人類創造財富的方式超越出這些有形資源的限制，反而無形的知識創造過程才是新的「生財之道」。

正如OECD（1996: 9-10）所指出，OECD的會員國更強烈地仰賴知識的生產、分配與使用。在該份《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報告當中，OECD透過統計研究，顯示其主要成員國的資訊、通訊、軟體與電腦等高知識密集產業，成長率相當的高，而其GDP有50%以上是來自這類產業所產生之附加價值的貢獻。而且這些主要國家都投入了相當資金在於研究與發展（R&D）、勞動力與電腦科技專才的訓練上。因此，歸納出OECＤ成員國家的經濟發展，近期多以知識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從本質上改變了工業經濟賴以維生的土地與物質，使得知識成為新的推動生產力的要素。

是故，經濟的馬達不在是有形的資本（機器、道路、設備），由於網絡社會的崛起，經濟的立基已轉向無形的資本（知識、技能）。換言之，當知識掌握的越多，則經濟成長的越快速，競爭的優勢就越大。由此看來，如同OECD（1996）所宣示的：「知識經濟的時代儼然來臨了。」未來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將是比技術範圍更大、影響更深遠的知識。

然而，知識經濟的特徵有哪些呢？以下我們將從四個部分來作說明：

（一）知識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本和資源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期間內由於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致使經濟規模在數量上有所擴大，包括了產品數量的增加、勞務或服務領域的增加。最終的表現結果是商品或是貨幣財富的增加。而傳統的經濟增長型態都是靠擴增廠房、土地、勞動力與資金，縱使也有知識和技術的投入，但多半是附加在有形的資本上面。然而，知識經濟則將知識視為獨立的資本型態，它不再需要其他有形的資本便能夠發揮效用，而是可以單獨或是與之合作的一種要素。換言之，經濟長期增長取決於資本、非技術勞力（知識工作）、人力資本（接受教育時間的長短與教育的品質）和新思想（研究發明）。換言之，以知識為主的經濟，將以新的生產要素作為競爭優勢，包括創新、設計、品牌與技術（李正昌譯，民90: 25）。

（二）知識作為資源的經濟具有不可耗盡與不斷複製、創造的特點

傳統的農業經濟以及工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資本的不斷投入，然而所投入的生產要素如機器設備、廠房、材料都會隨著時間而折舊甚至耗損光。在某種程度上，傳統的工業與農業所進行的行為有點類似物質轉換的過程。種子加上肥料與水分轉換成農作物，原料以及燃料轉換成商品，然而知識卻可以不斷重複使用、複製及創造，因此並不會有著資源匱乏的問題（王立德，民89）。

（三）知識具有邊際效用遞增的現象

工業經濟以物質為基礎，隨著資金、人力以及資源的不斷投入，將會使得邊際效益不斷地下降。也因此，各國的經濟增長很難維持不斷的成長，就是因為邊際效用遞減原理。然而，美國在1994年出現了連續幾年的高成長、低通貨膨脹以及低失業率，正說明了採取知識經濟策略的美國打破了邊際效用遞減原理，而成為邊際效用遞增。其中的原因不僅是因為知識做為資本和資源具有不可耗盡以及可不斷複製的特點，更重要的是知識具有自我增值的特性。一塊土地在經過耕種之後，由於養分不斷地被植物所吸取，因此土地會越來越貧瘠，致使植物無法生長。但是知識不一樣，在使用的過程中，舊有的知識會蛻變成新的知識，而隨著使用的次數越多，知識的價值會提高（王立德，民89）。

（四）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

在資訊科技的帶動下，知識與資訊科技的關聯性日益緊密，而知識經濟在資訊科技的影響之下，知識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枷鎖。其型塑出的特質則有以下幾點（楊旭平，http://www.aol.com.tw/report5. htm）：

1. 求知速度將決定企業競爭優勢。

2. 新科技的應用將引爆第三波產業革命。

3. 掌握科技知識，才能創造財富。

4. 工業經濟時代的動力是、金錢；而知識經濟時代的動力是知識。

5. 自然資源有其匱乏性﹔而知識資源可以無限繁衍伸展，無匱乏性。

6. 由於新科技提昇資本生產力，而替代勞動生產力，使得勞動生產力將長期處於供過於求狀態。未來，傳統勞工必須轉型為知識工作者，藉由提昇知識生產力及分享彼此的知識來提昇自我附加價值的實現。

7. 由於知識進化是十倍速，知識工作者的能力特色乃建立在「學習」，而非「經驗」的基礎上。

總之，由於網絡社會的崛起，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相互輝映，促使整個世界經濟型態的轉型。由於「知識」的可流通性與即時創新性，使得知識型的產業慢慢地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中取代了傳統產業。因此，在知識經濟的系絡中，知識成為生產力、競爭力與成長的關鍵性因素。是故知識管理將成為身處於知識經濟中的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另一重要議題。

二、知識管理的重視

全球化與資訊科技交織出網絡社會，知識快速地在網絡中流動，形成以知識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時代。在此同時，知識的管理便成為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其目的在提高組織或企業的智慧，希望透過知識的分享，刺激出更多的智慧火花，以提高組織或企業的競爭力。而知識管理主要由六種活動所構成（Arthur Andersen, http://www.cme.org. tw/know/）：知識創造（create）、知識辨識（identify）、知識組織（organize）、知識分享（share）、知識調適（adapt）、知識運用（use）。由此看來，知識管理的重要任務將包括了：

（一）知識快速的移轉

Gilbert＆Gordey-Hayes（1996）認為當組織認知到組織內缺乏某種知識時，便產生「知識的落差」（knowledge gap），因此需要將知識引進或移轉近來。為求競爭力與適應力的提昇，組織勢必比其他組織更快速地移轉知識，以避免因知識不足而衰敗。

（二）知識有效的流通

Smith（1995）認為知識流通的媒介有下列五類：1.依附在商品上，透過交易流通、2.透過其他公司間的關係（大多是使用者與生產者）流通、3.產學合作促進流通、4.通過公共機構（非大學）與公司的互動促進流通、5.依附於人的流通。

由此看來，知識流通的管道相當多，良好的知識管理將保持流通管道的暢通無阻，而唯有知識流通的順暢，組織才能充分掌握知識。

（三）知識充分的轉換

Nonaka ＆ Takeuchi（1995；楊子江、王美音譯）從內隱與外顯知識的互動，得出下列四種不同的知識轉換模式。包括了：

1. 共同化（由內隱到內隱）：藉由分享經驗而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程。

2. 外化（由內隱到外隱）：內隱知識透過隱喻、類比、觀念、假設或模式表現出來。

3. 結合（由外顯對外顯）：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的過程，牽涉到結合不同的外顯知識體系。

4. 內化（由外顯到內隱）：以語言、故事傳達知識，或將其製作成文件手冊，均有助於將外顯知識轉換成內隱知識。因此，知識管理可以協助組織做好知識轉換的工作，如此便能增強知識的擴散及進步，為組織成長的重要關鍵。

（四）知識成功的創造

Nonaka ＆ Takeuchi（1995；楊子江、王美音譯）認為知識的創造識一種螺旋的過程，稱為「知識螺旋」 ，由個人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從個人擴散至團體、組織甚至組織間。因此，知識的創造係由個人的層次，逐漸擴散至團體、組織，最後至組織外，過程中不斷有共同化、外化、結合與內化的知識整合活動。知識管理可以幫助組織創造知識，才會發展出更創新的產品與觀念，也才能因應更複雜的環境問題。

（五）知識的完整的儲存

Bonora & Revang（1991）將知識的儲存方式分為「機械式」及「有機式」兩種。「機械式」指儲存命題的、客觀的知識，」有機式」則為個人的、主觀的知識。知識管理可以透過這兩類儲存方式，協助組織將其智慧保留，並形成智庫（knowledge-base）。

（六）知識多元的整合

未來組織或企業存在的優勢不只是避免市場交易成本，而是在於管理某些經濟活動的優勢，強調有效地整合員工的知識以生產產品與服務。良好的知識管理，將幫助組織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協助組織更有效率的生產，應付多元問題的挑戰。

肆、治理模式的變遷

經由上面的探討，我們發現社會環境受到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衝擊產生了變化，網絡社會的崛起正是該變化最佳的寫照。然而，由於網絡社會中一種無時空性，與快速的流動性進而造成經濟型態的轉變，有形的資本已經不在是市場中的要角，取而代之的是無形的資本－知識，知識管理的問題成為組織生存的重要關鍵。在這樣一個知識於社會網絡快速流動的社會中，公共行政與政府組織的型態是否應有所變遷？其變遷的方向為何？接下來，筆者試圖先從政府角色的變遷出發，進而引進治理的觀點，並試圖將其與網絡社會相結合（扣緊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以找尋出公共行政與政府組織的轉型方向。

一、政府角色的變遷

從公共行政的發展歷史看來，政府角色的擺盪可從國家（國家的行動力）與社會（社會的自主性）的二元關係看出端倪。70年代之前，政府在政治或經濟皆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故採用「大政府」的治理結構來主導國家與社會的發展。80年代之後，在管理主義的影響下，改採「小政府」的治理結構，大量引進市場機制與私人管理策略進入公部門，社會的自主權大幅提昇。然而進入90年代的網絡時代（the age of network）（Lipnack & Stamps, 1994），則針對社會公平之人文價值重新思考，而主張政府行動力與公平正義角色的維護，但仍然必須揮別管制性的角色，因而倡導所謂「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

學者Frederickson（1997）便認為當今公共行政是處於垂直與水平相互交錯的網絡環境之中（包含了公部門、私部門及準公部門），而公民（citizens）擁有許多參與網絡的管道。於是，國家與社會間原有的平衡關係已經轉變，此種新的互動關係代表著公、私部門對於責任與任務的分享與合作，而此種公私協同性的新互動形式稱之為「治理」（Kooiman, 1993: 1-2）。

二、治理的意涵

治理，雖然這個名詞被廣泛地使用，但即便是粗略地檢視也可以發現，治理所呈現的面貌相當的多樣。因此，在探究治理的真正義涵時，筆者將藉由學者Rhodes的觀點，以七種不同的面貌來審視治理的意義（Pierre, 2000: 54-90）。

（一）治理是公司的治理（Governance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此類觀點之下的治理，主要是指涉企業集團（business corporations）賴以指揮與控制的方法（Cadbury Report, 1992: 15），而這樣的觀點已經被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CIPFA, 1994: : 6）引進到公部門，希望藉此能更有效率地提昇公部門的治理。

（二）治理是新公共管理（Governance as New Public Management）

新公共管理與治理概念的關聯性，其建立的主要原因在於，領航（steering）是公共管理分析的中心，而且導航又是治理的同義字。例如：Osborne and Gaebler（1992: 20）將政策制定（領航）與服務遞送（划槳）區分開來，並主張官僚組織是破壞划槳的工具。因此，他們提出所謂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的概念，強調競爭、市場、顧客及測量結果。在他們的觀點之下，公部門的轉型意味著兩個趨勢，包括了「較小政府」的概念（less government）（或是扮演少一點划槳角色），以及「較多的治理」（more governance）（或是扮演多一點領航角色）（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34）。相類似的，雖然G.B.Peters（1996: 1）認為治理是「被設計好的制度，用來執行集體的控制和影響」（institutions designed to exercise collective control and influence）。這樣的定義相當廣泛，因此包括了所有可能的政府型態。在這樣的觀點之下，他同樣使用領航作為治理的同義字（Peters, 1995: 3）。由此看來，此類治理的概念，顯示出他們對於公部門改革及新公共管理的專注（OEDC, 1995）。

（三）治理是為「善治」（Governance as ‘Good Governance’）

Leftwich（1993: 611）認為所謂「善治」，其標準有以下三點，

包括：

1.系統上的（systemic）：其範圍較政府所涵蓋的，外部與內部經濟的、政治的權力分配概念來的廣泛。

2.政治上的（political）：指涉的是國家擁有來自民主選民所給予的正當性及權威。

3.行政上的（administrative）：指涉的是一種有效率的、公開課責與審計的公共服務。

此外，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了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則企圖採取一些措施，包括：鼓勵競爭和市場化；公營事業的私有化；公共服務的改革；引介預算規範；行政分權化以及善用非營利組織（Williams and Young, 1994: 87）。簡而言之，善治與新公共管理是相互結合的，目的是在促進自由民主。

（四）治理是國際間的相互依賴（Governance as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有許多討論治理概念的文獻，主要是在探討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情況，以及國際間的關係。但是，有兩個部分的研究議題是與公共行政相關的：空洞化（hollowing out）和多層次的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空洞化這個命題，認為國際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侵蝕著國家的主權。因此，Held（1991: 151-157）提出限制民族國家自主性的四種方法，包括了產品及財務交換的國際化、國際性組織的建立、國際法的建立、霸權的建立與權力結盟等。如此一來，民族國家治理的能力將被削弱，但是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制度（Hirst and Thompson, 1955: 409）。

而歐盟（Eropean Union）正好說明了一種交換性的政策網絡，是一種多層次的治理情境。其中包括了委員會（Commission）、國家的內閣（national ministries）、地方及區域的統治者（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而歐盟的型態可說是，國際相互依賴關係對國家政府產生影響的特殊例子（Hooghe, 1996）。

（五）治理是社會-自動化的系統（Governance as Socio-Cybernetic System）

此類治理的觀點在突顯，由單一中心行動者統治的缺點，他們主張沒有所謂單一永久的最高主權。在這樣的場域之中，有大量不同的行動者分屬每個特殊的政策領域，而這些不同的社會-政治-行政的行動者彼此相互依賴，分享共同的目標。公部門、私部門、自願性團體的界限變得相當模糊。而治理就是透過這樣社會與政治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結果。因此，Kooiman（1993: 25）將統治（governing）－是一種目標導向的干涉（goal-directed interventions）和治理（governance）－是指社會-政治-行政的行動者彼此相互干涉與互動的結果，作出區分。不同於國家或市場，社會-政治的治理是被引導在一的新的互動模式上。在這樣的互動中，政治和傳統層級節制的統治與社會自我性的組織（social self-organization）是互補關係的，責任和課責是分散在公、私部門的行動者身上的（Kooiman, 1993: 252）。

因此，政府不在至高無上，政治系統漸漸開始分化，於是我們將生活在「無中心的社會」（the centreless society）（Luhmann.1982: XV），在一個多元中心的個國家（polycentric state）之中。在這樣的無中心的社會中，政府的任務在促進社會-政治的互動；鼓勵多樣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像這樣新的互動型態有許多的例子，例如：自我的與共同的管制（self-and co- regulation）、公私協力關係的建立、共同合作的管理、聯合事業投資等型態（Rhodes, 2000: 58）。

（六）治理是新的政治經濟（Governance a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此類的觀點認為，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國家和市場經濟的界限是越來越模糊的。對Lindberg（1991: 3）而言，治理這個概念指涉著「經濟行動者間整合的活動，這些活動可能包括政治和經濟上的過程」。他主要在探究統治這些經濟活動的制度，及其轉變的情形。其焦點放在一些治理的制度形式的出現，與這些制度的再安排上。因此之故，Lindberg定義出六種理想的治理機制（ideal typ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市場（markets）、責任式的網絡（obligational networks）、層級節制（hierarchy）、監督的（monitoring）、促進式的網絡（promotional networks）以及聯合協會（associations）等六種型態。他對這些不同型態機制的討論，除了把焦點放在那種型態較能提昇經濟效率的問題上，同時也把焦點放在國家對其控制的問題上。換言之，在經濟交換的過程中，國家將是另一個治理的機制。因為國家的行動如同守衛（gatekeeper），它能限制和促進經濟生產與交換。由此看來，Lindberg的治理觀點與公共行政是相互關聯的，因為這樣的觀點探究了國家建構經濟的方法，以及如何影響治理制度的選擇等問題（Lindberg and Campbell, 1991）。

（七）治理是網絡（Governance as Networks）

有大量的研究文獻指出，網絡是公共行政研究治理概念時的分析中心（Dowding, 1995）。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議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的研究計劃，其研究計劃的主題主要是在「英國政府」（Whitehall）和「地區性的治理」（Local Governance）上。Rhodes（1992: 2）在Local Governance的計劃初始便主張，英國的政治系統已經轉變為地區性治理的系統。而所謂地區性治理的系統，包含了複雜的組織組合，而這些組織則來自公部門及私部門。這裡所謂治理的概念，較政府（government）這個名詞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它強調政府服務的提供，可以透過政府不具秩序地安排，或是透過私人部門與自願性團體來完成。

由於複雜性增加了國家功能的差異化，使得服務遞送的完成，必須透過組織間的連結來完成。因此，許多的機關必須透過資源的交換，來換取服務遞送的效率。所有的組織為了獲取資源以達成目標，必須依賴其他的組織，交換所需的資源。而每個組織交換資源的策略，都必須在符合在具有共識的遊戲規則之上（rule of the game）（Rohdes, 1999；Stoker, 1998:22）。因此，Stoker（1998:18）將治理描述一套制度，其行動者不只是來自政府部門；成員間的界限和責任是相當模糊的；而且成員間形成一種權力依賴的關係。而這樣的互動關係，則產生了具有自主性的（autonomous）並且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網絡。所以，政府不能只是使用命令作為治理的手段，它必須使用新的工具和技巧來處理領航和引導的工作（Stoker, 1999；Pierre: 60）。

ESRC的另一個研究計劃，則是Whitehall計劃。這個計劃認為，網絡是一種社會協調的共通形式（a common form of coordination），並且強調組織間關係管理的重要性。換言之，治理是為了協調與分配資源，而建立的機制及統治結構－如同市場或官僚組織。所以，如果價格競爭是市場和層級節制的行政管理的中心，那麼網絡的中心將是信任與合作。（Rhodes, 2000: 61）

其所強調的特質還包括外交手腕（diplomacy）、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以及互惠關係（reciprocity）等。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治理概念，也主張網絡是自主性的、自我治理的。因此，Rhodes（1996: 660）認為治理是自我組織的、組織間的網絡。而這些網絡的特質包括了：

l 組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l 治理的概念較政府廣闊，因為它包括了非政府（non-state）的行動者。

l 政府與私部門、自願性團體間的界限是易變的、不明確的。

l 網絡的成員不斷地在進行資源交換，並試圖協調出共同的目標。

l 這些互動有如遊戲一般，而遊戲的規則是由網絡成員共同認定的。

l 因此，政府在這樣一種自我組織的網絡之中，將不再擁有特權和支配性的地位，但它可以非直接地和不完全地引領網絡。

由此看來，治理所散發出的第一個信息，就是對傳統的政府制度提出挑戰。在現今的網絡社會中，事實上存在著多元化的權力核心，而這些權力核心則相互糾結並交錯在各個成員之間。治理概念特別強調這樣一種複雜的社會結構；此外，治理的概念亦注意到一個事實。愈來愈多的私人部門與自願性機構，開始從事提供公共服務並參與決策活動（Stoker, 1998:19-21）。由此看來，治理的概念主要是企圖挑戰傳統政府角色的定位，強調政府不再是社會環境系絡中單一的權力核心與思考焦點，同時注意到公私部門間界線模糊性的問題。因此，我們應屏除公私二分的的觀點來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

在這樣的關係中，有的組織可能在某一特定的交換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但也不易有哪個機構得以發號施令。當然，政府或某個機關有可能想主導一切，但一定會遭到抵抗，因為誰也不會希望自己一位的依賴或屈從他人（Rhodes, 1996: 652-667）。

換言之，任何一個機構（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知識和資源，獨自地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從治理的觀點來看，治理便是一種互動的過程（Kooiman, 1993: 258）。將治理的概念予以實行，則相關的行動者將形成自主自治的網絡。在自我管理的網絡中，行動者與機構（institutions）將資源、技術及目的整合成一個聯盟（coalition）：一種社會組織（regime）。而政府便是在治理過程中的任務，將包括組合（composition）、協調（coordination）、合作（collaboration）、領航（steering）、整合（integration）與管制（regulation）。又加以網絡社會中流動的核心將會是知識經濟的核心－知識，因而網絡社會中政府的治理必須強調知識如何來整合、創造、流通等有關知識管理的問題。因此，接下來筆者將試圖透過治理的觀點，結合知識經濟的趨勢（知識管理的重視），提出網絡社會中的治理模式（參見表2）。

伍、網絡社會的治理模式

經由先前各部分的探討，筆者自身的思考路徑（參見圖.1），主要是先藉由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來凸顯網絡社會的崛起。進而思考網絡社會中以知識為流動核心的知識經濟，以帶領出知識管理的重要性。然而，身為公共行政要角的政府，將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呢？於是治理模式（強調社會網絡管理角色）－的推介，便成為筆者的核心價值。接下來，我們將藉由這樣一個思考路徑，試圖推介出網絡社會中政府的治理模式。簡而言之，到底政府在網絡社會中，如何透過治理模式扮演好知識管理的角色呢？

Walter J. M. Kickert,Erik-Hans Klijn,Joop F. M. Koppenjan等三人所著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1997）一書中，他們提到未來政府組織的角色必須放在網絡的觀點來看，並強調其治理的能力－複雜網絡管理的能力。然而，面對知識經濟為核心的網絡社會，知識不斷地在網絡間流動，政府將開始擔任知識儲藏（knowledge repositories）的角色、知識取得與轉移（knowledge access and transfer）、知識環境（knowledge environment）的型塑。

由此看來，政府將成為網絡社會中核心的知識管理者。然而，政府應如何扮演好這樣的角色呢？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作為未來治理思考的方向。

一、建構網絡式的公共組織

網絡式組織具有以下特點，才能應付網絡社會下，環境變遷的衝擊（Finsrud, 1995）：

網絡式組織的運作就如同一個抽象概念系統（abstract conceptualsystems），能使得組織成員認知並了解到大範圍的問題。藉由成員間的相互了解，使得組織成員創造出新組織的方法來解決複雜問題的可能性提高。

（一）網絡可以提昇我們對於無法定義、複雜問題和爭議的處理能力。網絡可以幫我們將成員間的願景、目的及目標結合在一起。換言之，網絡式組織的最佳品質保證（hallmark）就是，它能發展或形成一個達成目的分享的系統。

（二）成員間鬆散的聯結是網絡式組織的另一特色。成員來自不同地理區域的組織，因此必須時常透過會議來指揮行動。網絡的歸屬是自願的，而不是透過正式的組織結構及程序。此外，網絡式組織的原則是水平的而非層級節制的。

（三）網絡式組織是自我管制的，成員不是權力中心，他們負責發展一個願景、使命及目標，並管理及指揮工作活動。成員分享他們的對議題的了解，並設計相互關聯的方法來完成工作。

（四）此外，因為電腦資訊溝通技術的發展，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的出現。加上知識的爆炸，以及全球化的出現，甚至是人們信念及價值的轉變（例如：從工業時代邁向後工業時代）。這些環境因素的出現，都再再促使網絡式組織的出現（Chisholm, 1998: 8-14）。

簡而言之，網絡式組織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社會環境發生了無形的變化（unseen transformation）－網絡社會景況的出現。因此，組織必須要具備比傳統官僚組織更快速的行動能力、更富創意的策略、更有彈性、以及在顧客與工作人員之間形成更密切的夥伴關係；所以組織必須具有更敏捷靈活的管理方法以掌握時機，不致因不良的結構和繁瑣的程序阻礙行動方案的進行（Kanter, 1989: 20）。

由此看來，網絡社會中的公共組織，面對複雜的網絡社會，不能再是機械的、封閉的、層級節制的組織型態。公共組織將是有機的、可滲透的、扁平式的組織型態。同時，必須鼓勵學習、提昇資訊流通設備與技術。如此才能建立寬廣的網絡，以提高資訊掌握的能力，降低組織所面對的複雜性，提高其適應力。

此外，公共組織的領導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領導依附著職位或個人，然後產生正式的權威關係。於是僵化命令與服從體系產生，成員在支配體系之下被動地服從合法性權威，完全漠視成員創造力的發展。網絡式的公共組織其領導的建立，必須採用促進式、激勵式或分享式領導，領導者要有敏銳的洞察力及前瞻性思惟能力，才能洞察先機，善用輔助舵的力量將領導能力發揮至極點。同時基於分享式領導理念，政府應分演「催化劑」或「促進劑」的角色儘可能將各種資源供給民間使用，讓民間以自己的力量達成整體社會的目標。

二、網絡社會的知識管理者

學者Thomas H. Davenport & Laurence Prusak在其著作《工作知識》（Working Knowledge）中，提出了九項知識管理成功的要件，筆者參考後加以整理後，提出以下幾點以作為政府在思考如何治理網絡社會時的參考（1998: 153-161）：

（一）建立知識導向的文化（knowledge-oriented culture）

建立有利於知識的文化（knowledge- friendly culture），是知識管理最重要的成功情境。而知識導向文化的建構必須思考三點：1.對知識積極的導向（a positive orientation）：強調組織成員是具有才智的、喜好探索、其知識創造的活動被充分授權；2.文化中應減少知識的阻力（knowledge inhibitors）：人們不應該害怕因為分享知識而遭受損失；3.知識管理的型態要符合環境文化。

換言之，網絡社會當中的公共組織對內與對外必須建立其相互間的信任感，如此才能促進知識的完整交換與流通。此外，公共組織必須常常鼓勵成員創新與研究，對公共組織外其他組織的知識，應多加學習吸收。

（二）修正技術與組織架構（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frastructure）

建立適合知識管理的技術架構是較容易的，通常是透過電腦與通訊設備。而知識管理的組織架構中，通常需要建立起一個新的角色來擔任這樣的工作。因此，公共組織在內部有必要增設知識執行長（chief knowledge officer），透過他來推動知識管理的內部工作。對外亦需要建立有關知識管理的推動委員會，以促進知識社會的推展。

（三）領導者的支持（senior management support）

知識管理需要領導階層的支持方能茁壯，因此，身為網絡社會管理要角的政府不論對內與對外都必須做到以下幾點：1.散發出訊息，讓所有成員明白知識管理是政府與社會追求成功的要素；2.協助清除知識管理的障礙，並設定預算贊助知識管理計劃之所需；3.釐清那類型的知識最重要；4.明確地闡明知識管理的目標及知識的意義，以建立政府與社會對知識認知上的共識；5.提供適當的獎勵鼓勵組織與社會成員去創造、分享知識。

（四）建立知識傳遞的多元管道（multiple channel for knowledge transfer）

成功的知識管理者必須了解，知識是透過多樣的管道而來的，而且這些管道是相互強化的。在以資訊科技為主要溝通工具的網絡社會中，政府必須善運這樣的管道來傳遞知識。但是，許多的工作經驗或是所謂默會的知識、內隱的知識，無法完全透過科技符碼化（codified）的方式來傳遞，則必須透過面對面（face to face）的溝通，經由討論、學習而形成。

（五）建立一個知識庫（building a knowledge foundation）

知識需要不斷地保存與創新，而網絡社會中的政府既然是網絡成員中的領航者，因此公共組織有必要建立知識庫，以利於知識的不斷創新。

三、學習型的治理（governing by learning）

在Steven A. Rosell《復甦的治理》（Renewing Governance）一書當中，作者提出所謂學習型的治理，正好可作為未來網絡社會治理的參考，其要點如下（1999: 151-175）：

（一）分享式的架構（shared frameworks）

在網絡社會中每位成員透過自身的解釋的架構（interpretive framework），來觀察相同的資料與事物，並且得到不一樣的觀感與意義。此外，快速的變遷會使得任何一個觀點或是心智圖像（mental maps）過時，而且會使得認知與學習產生障礙。這樣一種真實建構的能力，其實亦會提昇巨大的學習能力，以及衝突的潛在可能。當我們與其他人對話時，特別是當人們有不同的世界觀時，我們將面臨挑戰：如何找到建構分享真實（shared reality）的方法。

因此，政府透過網絡社會複雜的關係網絡，以領航者的角色促進資訊、知識的交換來形成共識。而且政府必須不斷地促進網絡成員的對話，一直不斷地透過對話互動，建立整體的共識。於是，新的共識剛建立，另一個新的共識便即將產生。

（二）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

我們通常在以建立的架構下進行學習，這類的學習通常伴隨著學理上的原則（academic discipline），用以判斷一項主張的好與壞，這類的學習通常需要發展出精確的、進步的理解架構。但是，另一類的學習則強調架構及心智圖像的改變。

因此，不斷地改變網絡成員間的認知架構，再加以整合成分享的架構，必須透過開放性的對話（open dialogue）、創造共同的語言（common language）、跨越文化的界限（cultural boundaries）。而這樣一個學習的過程，其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立基在安全感與信任感上，如此才能使成員們放下戒心，充分地交換不同的認知觀點。此外，一個鼓勵創新與冒險的環境系絡亦不或缺。

（三）建立學習型的社會（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事實上，並沒有建立學習型社會的藍圖。在個人層次方面，包括如何促進幼兒健全的發展，並鼓勵終身學習（提供公民廣泛的學習工具）。更重要的，在社會層次方面，我們將學習如何發展與運作更分化的治理系統；亦即學習如何從垂直的官僚結構，邁向更水平網絡形式的結構。在這種網絡形式的結構中，跨界限的學習與對話將被強化，而且公民社會與政府的角色將趨於對等，甚至在許多領域中產生界限模糊的重疊。如此一來，政府與公民社會不再是二分的，而是相互交流學習的。

綜合來看，網絡社會中的治理型態將從單一控制的垂直結構，轉變成為多元核心的網絡式結構；而知識的流動的管理將成為未來政府在治理過程中的第一要務。唯有透過學習型治理的概念，創造政府與公民社會間跨界限的學習與對話，讓知識能夠更充分的流動與分享，激發出更多的新的創意與知識，以提昇政府治理的能力。簡單的說，治理模式針對網絡社會的特質做出以下幾點回應：

（一）網絡式的公共組織，試圖透過多元核心的結構，借助資訊科技的協助，建構出跨越組織內部與外部界限的，開放性組織。試圖透過網絡式的結構，利於知識的流通，已掌握知識經濟的核心。

（二）未來在網絡社會中，知識經濟將成為重心，其流動的核心將會以知識為主。而政府在治理概念中，被視為社會複雜網絡的管理者，它必須擔任協調社會各組成分子的責任。因此，將政府視為網絡社會的知識管理者，正可以處理網絡社會中知識流通、創造、界定、整合、收集等工作。

（三）知識的不斷創新，需要學習與刺激。而知識的流通與互換，以及網絡社會中各成員間的合作都需要溝通及信任。我們透過學習型的治理，強調相互信任的學習與溝通，藉此不但可以幫助成員間建立整合時所需要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政府可透過學習型治理的強調，建立一個迎合知識經濟的公共組織與社會。

陸、危機與轉機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經由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發現網絡社會中的治理，強調複雜網絡的管理，特別注重知識的流動與學習。然而，在網絡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將是資訊落差（information gap）的問題。網絡社會中知識的流通大量依賴資訊科技的傳播，掌握先進的資訊科技，將意味著其掌握較良好的知識能力。如此一來，將會造成以下可能的危機：

一、治理與民主的問題

治理的概念強調網絡間成員的對等性與資訊的流通性，其共識的建立是透過相互意見的交流。然而，進如網絡的成員似乎必須具備先進的資訊設備，否則其訊息仍然無法傳達，甚至將被排除在網絡之外。如此一來，治理的過程中將會失去真正民主的精神。

二、中心與邊陲的問題

如同前個概念一般，資訊的落差將造成社會中心與邊陲的分化。擁有先進資訊溝通科技的成員，將成為知識的核心。反之，缺乏此類科技的成原則將因為知識的不足而成為網絡社會的邊陲。

三、國家空洞化（hollowing out）的疑慮

固然網絡式組織相當程度地回應了網絡社會的特質，但是仍有許多相關的問題需要思考：

（一） 組織結構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是否對政府中心命令能力造成衝擊呢？

（二） 對於組織外部依賴性的增加，是否會腐蝕政府行動的能力呢？

（三） 零碎化（fragmentation）破壞了政府的集中性，是否會間接破壞行政中心的協調能力呢？

（四） 網絡式的公共組織過度的權力分化，是否會造成國家的空洞化呢？

誠如學者Thynne（1998: 235）曾指出整合（integration）與自主性（autonomy）所帶來的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正面可以促進合作協力式的互動與自我管理，負面則會造成對外來者或弱勢團體的抑制（subjugation）、自我管理的團體相互孤立（isolation）。因此，政府、國家勢必面臨到許多網絡管理上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思考如何促進知識的流通與分享。如果知識因為壟斷而形成另一種不公平時，政府如何扮演其公平正義的角色。因此，面對網絡社會的崛起，身為其間要角的政府，似乎有必要對這樣的變遷有所思考與回應，以免被環境變遷的巨浪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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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Oxford: Heinemann.

註釋

1.Robertson以五個連續的階段勾勒全球化的路徑（1992：58-60）：一、萌芽階段（歐洲1400-1750）：基督教國家的解體、第一批世界地圖、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觀、全球探險、殖民主義；二、發軔階段（歐洲1750-1875）：民族國家、國家之間的正式外交、公民權與護照、國際博覽會與通信協定、國際法律協定、首批非歐洲國家、首次出現國際主義與普遍主義的概念；三、起飛階段（1875-1925）：國際通信、運動與文化的連結、全球曆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量的國際遷移；四、爭霸階段（1925-69）：國際聯盟與聯合國、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原子彈的核武威脅、第三世界的出現；五、不確定階段（1969-92）：太空探險、更複雜易變的國際關係、重新認知全球環境問題、透過科技進行傳送的大眾傳播。

2.時間價值是指人類有目的使用未來時間所產生的價值。

3.無時間性時間（timeless time）是網絡社會中正在浮現之支配社會的時間形式；以往那種線性、不可逆轉、可度量及可預測的時間，正逐漸被粉碎之中（夏鑄九譯，民87: 452-453）。

4. 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與知識經濟的特徵如下：

本文所指的知識採Hedlund（1994）與Nonaka & Takeuchi（1995；楊子江、王美音譯）的觀點，認為知識可分為兩類：

（1） 外顯的知識：可以用文字和數字來表達的客觀且形而上的知識，有規則也有系統可循，且容易透過具體的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的程序或普遍的原則來溝通和分享。可用文字、電腦程式或圖形來加以表達。

（2） 內隱的知識：無法用文字或句子表達的主觀且實質的知識。類似「心智模式」的概念，強調人們由內在心智製造、處理、類比，以創造出真實世界工作的模式，可幫助個人理解並界定他們的世界。總而言之，內隱知識，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因此不易溝通或與他人分享，例如主觀的洞察力、直覺和預感均屬此類，不但深植於個人的行動和經驗之中，同時也深植於個人的理想、價值和情感之上。

至於知識的特質，Thomas Stewart（1999）在其著作《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一書中指出知識共有四種特質：（1）不會遞減：知識具有經濟學中公共財所具備的－項特質－「共享性」（nonrival），共享性是指－物在消費後，完全不會消耗，並能夠讓他人繼續享用的特性，例如書本裡無形的知識，可以無止盡地傳授給世界上其他任何人，而不會有絲毫的減損。（2）知識過剩：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創新知識，「人類如今所知，這甚於以往」。而且，知識創造的速度還會因為如織的不斷累積而愈來愈快，新知識也自此愈來愈多，所以人們面臨到的問題不是知識短缺，而是如織過剩，故知識管理的能力也愈來愈重要。（3）頭重腳輕：大部分的知識，無形的財貨和服務，成本多集中在產品開發過程的前端，例如第－片windows磁碟片的開發費用為五千萬美元，而接下來每片windows磁碟片的建製費用只需五元，也就是說，知識密集型的財貨和服務，設計研發費用遠遠高於複製製造費用。（4）無法預測： Stewart認為，創造性的工作在輸入與輸出知識之間，找不到任何有意羲的經濟關係，也就是說智慧資本的價值未必和取得成本有任何關係。例如A藥廠與B藥廠投資在研發上的金額相差不多，可是兩間藥廠的研發的成果不一定相當。

綜合看來，知識它將包括了有形的外顯知識，亦包括了所謂無形的內隱及默會知識，而其不會遞減、知識過剩、頭重腳輕、無法預測等特質，更是大大的不同於傳統的生產資源（土地、原料、勞動力）。

6.Gilbert & Gordey-Hayes提出知識移轉五階段模式，包括有取得、溝通、應用、接受與同化。

7.Stoker認為治理是政府在統治過程上的新方法及型態，其最終將使得政府的意義有所轉變。他從五個論點出發，企圖建構出一套用來理解治理概念的架構。而這五個論點包括了：

l 治理指涉的是一套由政府或非政府制度及行動者，所形成的複雜組合（Governance refers to a complex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that are drawn from but also beyond government.）

l 治理認識到在解決社會與經濟爭議過程中，界線與責任的模糊（Governance recognizes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tackl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l 治理明確的指出，在集體行動中各機構間的權力依賴關係（Governance identifies the power dependence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collective action.）

l 治理意味著行動者間網絡的自主自治（Governance is about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networks of actors.）

治理認為將事情妥善完成的能力並不在於政府所擁有權利的多寡，也不在於政府能否下令或用用其權威。政府的能力與責任，在於是否能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來領航與指揮（Governance recognizes the capacity to get things done which does not rest on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o command or use its authority. It sees government as able to use new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steer and guide）.

8.這樣的架構是我們學習而來的，它告訴我們什麼要注意、什麼要忽視、什麼是資訊（知識）、什麼是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