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有關東亞社會福利發展的研究，是當今比較社會政策的重要領域之一，而且逐漸與歐洲傳統的福利國家研究呈現東、西輝映之勢。1990年代是此一趨勢的重要轉折點，這並不是說在這之前東亞地區沒有社會福利的相關研究，而是因為大部分的作品多是以當地文字出版、也多著重在引介西方的觀點，對以英文為主要溝通媒介的主流學術界而言，不容易看到足以代表東方的研究成果。隨著年輕一代遠赴西方攻讀博士學位之社會福利學者的增加，這樣的情形開始有了實質的轉變，終於在1990年代中期左右，接連出現幾本有關東亞福利、以英文出版的專書，像是Mutsuko Takahashi對日本福利的分析（1997）、我自己探討台灣福利發展（1997）、 Kwong-leung Tang（鄧廣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分析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社會政策（1998）、Huck-ju Kwon探討韓國案例（1999）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帶動新一波東亞福利研究的熱潮，在爾後越來越多的作品裡，不時可以看見這些學者的論點。英國學者Catherine Jones Finer曾在（2005）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此一國際期刊中回顧這段過程，有了如下的評論：「很不尋常地一直到現在，不論多麼謹慎小心的作者或評論者都可以確定的是，這（東亞福利研究）不再是一個缺少英文著作的領域了。」
然而，相關英文著作越來越多的另一層含意是，對更年輕的台灣學者來說，他們的研究成果要獲得青睞、進而有機會出版的挑戰將更加艱鉅！在1980年代以前資訊相對匱乏時代所盛行的描述性論文寫法，已經無法滿足國際學術出版界的胃口，我們必須提出更多具比較性意義的命題、並且去證明這個命題可以解釋的程度，才有出線的機會。因此，台灣福利研究很難再單獨作為一個特有的研究領域，而必須將台灣案例研究的成果放到更廣的比較意義上，才能增加台灣研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二、如何國際化？以《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一書為例
Joseph Wo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的這本書就是在這樣挑戰壓力下得以問世，某種程度也代表新生代學者努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們深入剖析、以為借鏡。在底下的評論中，我們將著重在三個議題：Joseph Wong提出什麼樣的命題？他透過什麼樣的方法來驗證此一命題的可解釋性？他的研究在整體東亞福利研究中的定位如何？希望經由這樣的討論讓國內年輕一代的學者更能瞭解到如何做出能讓國際學術界接受的論文。
首先，Joseph Wong這本書的核心命題是什麼？他觀察到雖然「向下沈淪」（race to the bottom）是諸多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方向，在全球化日益強烈的競爭與勞動彈性化的驅使下，社會福利的條件受到擠壓；但是，東亞的台灣與韓國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社會福利發展卻相反地走向「向上提昇」（race to the top），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台灣與韓國這種特殊的福利走向？Joseph Wong認為必須從兩國的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中去尋求答案，他強調「為了提供台灣與南韓的社會福利發展的政治性解釋，因此我著重在民主轉型對社會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頁14），而全民健康保險在兩國的形成就被當作一個具體的政策例證，用來檢視「…民主轉型的政治條件能夠消除全球化的經濟發展邏輯、以及全球化對福利國家的過度決定性影響」（頁4）。
說真的，看到這裡時我被嚇出一身冷汗，擔心Joseph Wong是不是太「大膽假設」了！包含我自己、鄧廣良、與Huck-ju Kwon確實都觀察到民主化力量對東亞福利發展的重要影響，例如鄧廣良即強調「韓國與台灣的經驗已經顯示民主化可能是影響社會福利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Tang 2000: 60），嚴格來說這個命題並無新意，但我們幾人都未說得如此斬釘截鐵，認為民主化能抗衡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回想1992年中時，我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甫滿一年，正煎熬在思鄉情切與論文方向之間。指導教授Ian Gough雖然同意放行讓我在暑假返台省親（其實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急著去度假），但要求我回台後仔細想想一個問題：台灣的社會福利是崁嵌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發展的？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有很多種，傳統儒家文化、家族結構、歷史遺緒、宗教慈善、政治因素、經濟發展、殖民主義…都可能是答案之一。但作為一位馬派政治經濟學者，Ian Gough心中的終極核心則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過程！不論社會階級、政治結構、國家功能、或意識形態等上層結構，無一不是因著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而產生的。因此，當我探討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尤其是進一步著重在國家的福利制度時，也就不能脫離這樣的脈絡。這個答案構成我往後三年痛苦的根源！因為我不能只談社會福利，而必須進一步去釐清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與特性，以及相應於這樣的脈絡與特性，國家如何被建構起來？塑造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社會階級如何被分化？於是才能完整地去解釋台灣的福利發展。這就是我博士論文改寫出版時，會以《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Macmillan, 1997）為題的原因。
當時，我也曾經提出民主化影響福利發展的命題，但Ian Gough一句話就把它否決了，他說：「德國卑斯麥時代的社會保險難道是民主化的產物？」。而當我回顧台灣的福利發展歷程時，確實發現諸多重要的福利方案是出現在威權體制時代，這也提醒我必須更小心翼翼地去處理這個命題。於是，在我自己的結論中，我強調民主化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關係，在不同時空脈絡下會形塑福利發展的軌跡與結果，而不陷入1960年代「單因決定論」的爭議之中。但現在Joseph Wong如此大膽地挑起這個命題，我可以想像得到，後面將有一系列的挑戰等著他去克服與驗證這個命題的解釋程度。
那麼，Joseph Wong究竟如何作呢？這就進入到我評論的第二個議題：他透過什麼樣的方法來驗證此一命題的可解釋性？這又可分成三點來說明：
1.明確定義探討的範圍：Joseph Wong將焦點集中在台灣與韓國全民健康保險的政策決策過程，這的確可以避免掉很多混淆的因素，像是民主化的界定問題、社會福利的範圍與指標、福利的結果…，於是抽象的「民主化→福利發展」假設就被操作化為「民主化→決策方式的改變→動態決策過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的制訂」；
2.分析決策過程的面向：既然「決策過程」在Joseph Wong的論證中佔有核心的地位，什麼是「決策過程」就成為重要議題。Joseph Wong界定「決策過程」是個動態而持續的關係，包含議程的設定（出現什麼問題？有什麼解決的方案？）、不同的利益與理念、政策的行動者與網絡、以及政策改變的機會等；
3.歷史發展的階段切割：既然「決策過程」是個動態而持續的關係，那麼它在民主化前後是否有所不同，所以賦予全民健康保險政策改變的機會？為了清楚釐清此點，Joseph Wong將台灣與韓國劃分為「威權發展主義」、「民主突破」、以及「民主深化」三個階段，檢視隨著不同民主化階段決策過程的改變，對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形成的影響。
隨著上述論證過程的逐步展開，Joseph Wong較能有效地去驗證他的命題，但同時也決定了他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並進而決定了其論點的可解釋性。由於「決策過程」在其研究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如何深入瞭解「決策過程」就變得相當關鍵，但Joseph Wong的研究又跨越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威權發展主義」階段的決策過程人、事已遠，只能從部分二手文獻去回顧，也造成這一階段的探討描述性居多，較精彩的部分是在「民主突破」與「民主深化」這兩個階段，Joseph Wong確實訪問到一些一手資料，這必須歸功於他在博士學位研究時實地訪查功夫的紮實，從序言（頁xi）中可以看出，Joseph Wong至少接受了九個學術單位與機構的資助，讓他能夠親自走訪台灣與韓國，針對這一個研究主題與當地學者、行動者進一步的互動。事實上我與Joseph Wong也是因為如此而有了一次面對面的討論，當時正是921地震前後，暨南大學舉校遷往台北的風波正烈，我也深陷在北上授課、家人分離、校園重建…的煎熬之中，只能與Joseph Wong在台大校園的短暫會面中，將我從殘破研究室所搶救出的部分文獻資料，不管有用沒用、上面猶佈滿砂石破損痕跡，送給Joseph Wong參考。他在序言中書上一筆對我的感謝，算是對當時的遭遇留下一點紀念。
一般而言，國內的比較研究較缺乏紮實的跨國實地訪查，博士班的研究生更不願去碰觸這樣的研究議題，一方面是因為台灣較缺乏多元的管道（除了最近國科會與教育部極力推動的鼓勵出國措施）來支持短期的實地考察，民間的基金會對此似乎也不熱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內博士班研究生的語言能力問題，加上家庭、經濟壓力等個人因素，具挑戰性的研究主題就容易被排除，遑論產出能獲國際學術出版界青睞的作品了。
實地訪查功夫的紮實與否會影響到研究命題的驗證與可解釋性，由於Joseph Wong的研究集中在「決策過程」，他必須先去釐清台灣與韓國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與健康保險決策相關）設計、圍繞著這樣的制度設計會有那些行動者（例如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專業團體、利益團體…）被納入到「決策過程」之中、這些行動者如何發聲、不同的觀點如何彼此撞擊、以及什麼樣的意見如何被採納等，這在本書的第五、六章有相當精彩的分析，也是我最欣賞之處！對一位外來的研究者而言，要進入這樣的脈絡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樣的研究方法議題常被國內的年輕學者所忽略，在我個人所審視過社會政策研究論文或計畫書，對如何找出有研究意義的行動者、依據的標準是什麼，往往一筆帶過，訪視了一堆意見與看法回來之後，即使分析頭頭是道，終究掩飾不了這究竟是嚴謹的「政策研究」、抑或是隨機「街頭調查」的疑慮。
即使我同意Joseph Wong確實找出了有研究意義的行動者，但為了有效驗證「民主化→決策方式的改變→動態決策過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的制訂」的假設，Joseph Wong還是必須證明民主化確實提供政策改變的機會，這就為什麼他要區分「威權發展主義」、「民主突破」、以及「民主深化」三個階段的原因，研究結果也確實回應他的核心命題，但對我而言，似乎還有一點未搔到癢處的感覺。主要的問題是即使因為民主化讓更多元的行動者進入決策過程、提供政策改變的機會，但威權體制國家為什麼願意開放其原本壟斷的決策權力？簡言之，威權國家為什麼要民主化？這個問題在這本書中是「存而不論」的，因為「民主化」已經被當作一個既定的影響力量，「決策過程」以及後續的改變只是「民主化」的結果。但「民主化」也意味著國家權力結構的轉變，這樣的轉變會有其社會的基礎，包含國家統治能力與社會集體壓力之間的相對變化，因此某些社會福利的產生究竟是國家展現它統治社會的能力？還是迫於時勢必須向社會力量妥協？這即是為什麼有些學者不像Joseph Wong那麼斬釘截鐵強調民主化對社會福利有正向影響的原因，例如Immergut即認為，「政治制度並無法預設任何特定政策結果的產生，他們只是建構出一套關鍵性的脈絡，在其中政治行動者能夠有所選擇」（1992: 239）。不瞭解此點，我們無從解釋為什麼在民主國家內會產生福利倒退的情形，台灣這幾年來的福利發展就處在這樣的困境中。
早在1997年，我以整合式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國家結構、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運動等面向，檢視了台灣百年來的福利發展，在結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化將是台灣福利發展背後的兩大結構性因素（Ku 1997: 246）。這幾年來的發展大致上並未背離當時的主要結論，但卻更加精緻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面向順應著全球化論述的興起而往國際經濟競爭與生產分工追溯其對民族國家能力的侷限；但因強烈競爭所累積的不平等、以及因資源分配扭曲之下所形成的社會矛盾卻也形成強大的改革壓力來源，伴隨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經濟發展所醞釀出的中產階級，相當程度推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進展。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涉及了整個威權體制的轉型，也代表著國家對於福利政策的制訂與資源的分配，不再是完全的主導者。在權力結構遊戲的改變，選票即權力的政治運作邏輯下，選舉制度成為福利最佳的促銷機制，民主化在民間部門所展現的社會力與政治部門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帶來新的變因。但不同於Joseph Wong的是，我不像他那麼樂觀地認為「…民主轉型的政治條件能夠消除全球化的經濟發展邏輯…」，而是強調探討台灣的福利發展時，不但須考量國內的內在因素（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國家結構、國內經濟與社會動員等變項）、以及全球政治經濟情勢的外在因素之外，也應該注意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極度依賴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會將發展經濟政策思維優先於其他的思維，因而成為福利支出無法有大幅擴張的結構性限制。也許我的觀點是錯的，也留待我們雙方、以及其他學者的共同討論了。
三、東亞福利研究的發展
最後，Joseph Wong的這個研究在整體東亞福利研究中的定位如何？我們不妨以下表來作個分析。第一個分類向度是「研究案例」：是屬於單一個案的分析、以東亞區域為分析單位、或跨區域與歐美比較；另一個分類向度是「研究議題」：是分析個別社會政策、特定福利體系（如社會安全）、或體制（福利的政治經濟）。我們把近十年一些常被引用的東亞福利研究歸類到這個架構，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趨勢：
1.1990中期東亞福利研究開始起飛時，單一案例的作品佔了主流，但隨著議題的擴展，東亞整個區域的分析開始成為2000年代的核心；
2.2000年代以後雖有些跨區域比較的作品出現，但究其內容仍多屬在傳統歐美福利國家的討論中附帶一小部分東亞的探討，比較研究的意涵依然很弱；
3.體制的分析觀點盛極一時，這大致上是受Esping-Andersen (1990)的影響，討論的焦點已經逐漸聚焦在生產型（productivist）或發展型（developmentalist）福利體制的探討；
4.東亞福利研究有擴散出去的趨勢，早期研究多集中在日本，然後四小龍（台、韓、星、港），現在越來越多東南亞（如M. Ramesh）與中國大陸的論文；
5.出自東方學者的作品也越來越多，部分西方學者也東移到東亞區域（如Ian Holliday、Christian Aspalter），此外，即使身在西方的學者也開始對東亞福利研究議題投以關懷。
表東亞福利研究的分類
|
案例 議題 |
單一案例 |
東亞整個區域 |
跨區域的比較 |
|
政策 |
e.g. Goodman, White & Kwon (eds.) 1998 |
e.g. Tang 2000 |
e.g. Catherine Jones (ed.) 2001 |
|
體系 |
e.g. Aspalter (ed.) 2002 |
e.g. Holliday & Wilding (eds.) 2003; Ramesh 2004 |
e.g. Esping-Andersen (ed.) 1996; Alcock & Craig (eds.) 2001 |
|
體制 |
e.g. Ku 1997; Kwon 1999 |
e.g. Jones 1990; Holliday 2000; Aspalter 2001 |
e.g. Gough & Wood (eds.) 2004 |
Joseph Wong的研究則為這些發展再增添新的成分，他在單一案例分析與區域研究間加入東亞內部案例的比較分析，能夠使東亞福利研究更加細緻化，也提供東亞經驗理論化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過去多習於引進、討論西方的學理與經驗，福利國家的研究更是如此，但隨著東亞福利研究的發展，將提供我們越來越多與西方對話的素材。果真如此，位於東亞地區將是我們的利基所在，Joseph Wong這本書的出版，某種程度上也代表這個趨勢，剩下的問題將是我們能否提出相當品質的研究作品了。
四、東亞福利相關研究網絡的興起
其實，對東亞福利研究的重視更早在1994年時即展開，當時10月28-29日於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所舉行的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ast Asian Social Welfare，來自東亞各國與英國本地的亞洲研究學者共聚一堂，針對東亞各國福利體系的發展及其特色進行兩天密集的研討，會後牛津大學的Dr. Roger Goodman與Professor Gordon White (University of Sussex) 共同倡議結合與會部份學者，對東亞各國社會福利體系進一步加以研究。最後之成果獲得英國知名出版公司Routledge的重視，經再改寫並重新命名為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於1998年夏季出版。書中收納一篇我為此一跨國際研究計畫所撰寫探討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論文。此外，1995年時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SSCI)此一著名之國際學術期刊即特闢東亞社會政策專號，我亦於此發表一篇有關台灣案例分析的論文。
隨著東亞福利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趨勢，2002年12月11-13日加州柏克萊大學特地舉辦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國際研討會，集合了25位美國、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與中國的相關學者專家，在三天的會議期間，除發表自身最近之研究成果之外，最重要的乃是以圓桌論壇的方式，研討東亞福利體系研究的新近發展、以及其對國際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的重要意涵。
會議進行過程如下：
第一場：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Social Welfare
由大會主席柏克萊社會福利學院院長Professor James Midgley開場，說明福利理論的類型；接著由奧地利籍學者Christian Aspalter討論東亞福利體系類型與其政治意涵；其次，由我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民主化與資本主義發展對台灣福利發展的影響；最後，由港籍加拿大學者Kwong Leung Tang從社會發展取向，提出東亞福利未來發展的看法。
第二場：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由港籍加拿大學者Kwong Leung Tang主持，來自中國的Xuilan Zhang 及其同事從社會資本的觀點出發，剖析北京城市地區社區網絡的形成，並論及此種趨勢對中國公民社會興起的可能影響。
第三場：Social Security and Income Protection
由柏克萊社會福利學院Professor Neil Gilbert主持，國立新加坡大學Ngiam Tee Liang與香港大學Joe Leung分別說明了新加坡CPF與香港MPF兩種退休保障制度的發展，以及其在各自當地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第四場：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由UCLA之Professor James Lubben主持，中國學者Guan Xin Ping與柏克萊Julian Chow合作探討中國社區立法與服務的發展；菲律賓Romeo Quieta探討當地社會工作與社區發展的關係。
第五場：Social Service Issues in East Asia (I)
由日本學者Yasuo Hagiwara主持，港籍學者James Lee比較了東亞的住宅政策；日籍學者Shinichi Shigetomi分析亞洲地區NGOs的發展、及其面對國家與市場的問題。
第六場：Social Service Issues in East Asia (II)
由柏克萊學者Professor Yu-Wen Ying主持，含籍學者Hyekyung Lee探討東亞金融風暴後韓國社會福利的發展；港籍學者Raymond Ngan則比較了東亞的老人福利。
第七場：Future Directions for Social Welfare in East Asia
由大會主席柏克萊社會福利學院James Midgley與Julian Chow主持，以圓桌論壇的方式，廣泛交換東亞福利體系的相關議題，並討論未來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這類會議在不同國家定期召開。
某種程度而言，柏克萊大學雖為美國社會福利研究的學術重鎮，但自Harold Wilensky在1970年代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之後，即較少投入比較社會政策的研究之中。因此，自從James Midgley接任社會福利學院院長之後，即頗思恢復柏克萊在比較社會政策研究上的地位，此次舉辦東亞福利體系研討會，並邀請這方面之重要學者與會，即為其推動柏克萊與東亞社會政策學術界交流與合作的起點。事實上，James Midgley在2000年曾到香港參加研討會，也因此逐漸建立起他對東亞福利體系的關心與興趣，而其「社會發展取向」的福利觀點在香港與中國大陸也受到較多之討論，不過，台灣對此一觀點的探討則相對少了許多，較偏重於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取向」，雖然二者之間也其脈絡相通之處。
有趣的是，就與會西方學者而言，關心焦點依然集中在東亞儒家文化的家庭福利上，但這樣的刻板印象與迷思，則受到東亞學者的批駁。日本學者說明其家庭結構的轉變已然降低家庭提供其成員福利的能力；韓國學者則指明東亞金融風暴的經驗顯示，家庭並不足以構成抵擋大規模經濟變動與失業問題的緩衝；香港學者也指出在長期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家庭的福利功能與能量正在流失之中。這些均構成國家不得不介入社會福利的因素，因此，究竟是否存在儒家式的福利模式？受到普遍的質疑！
在這樣的情況下，東亞各國政府似乎仍未做好大規模福利干預的準備，而亟思各式各樣的替代方案，其中最受到關注的可能替代是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但這點卻又不受到西方學者的看好，James Midgley甚至以略帶嘲諷的語氣說，如果美國聯邦政府取消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相關優惠與補助措施的話，能夠生存下來的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恐怕不多。日本學者Shinichi Shigetomi對南亞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研究呼應這樣的看法。在1990年代福利多元主義與福利混合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民間非營利組織在福利供給方面的角色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蔚成社會福利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持樂觀論者認為非營利組織是公民社會興起的一個指標，不但是社會力的展現，而其彈性與效率更是公部門所不及；而持悲觀論者則強調國家巨靈的無所不在，提醒我們國家力量已經滲透到非營利組織之中，甚至造成非營利組織本質的轉變。然而，非營利組織的角色並非全然樂觀或全然悲觀，其依賴或自主乃與其資源取得能力息息相關。一般而言，政府補助與委託、組織營運事業、以及組織成員與社會的捐獻構成了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財源，這三者之間的構成比例形塑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方向是依賴國家、依賴市場、或是依賴社會，也直接挑戰了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與作為主要福利角色的可能性。
回到東亞，日本社會政策學會是東亞地區最早成立的社會政策學術團體，成立於十九世紀末，當時成立宣言述明「學會會員應該致力於支持日本的產業發展，藉由政府的努力與個別公民之間的友好與合作，促進國家最大的繁榮」，相當程度上顯現東亞發展型福利國家的特色，將社會福利置於經濟發展的大目標之下。即使如此，經過百餘年的演變，日本社會政策學會已成為一個擁有超過1000名會員的學術團體、出版學術刊物、以及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的日本社會政策學會年會是在1903年舉行的，由此可見其歷史之悠久。
然而，發展至今日本社會政策學會也感受到內、外在變遷的壓力！首先在內在壓力方面，日本老年人口比例高達20%，是東亞各國中最高者，復以少子化的影響，家庭的福利功能已經難以支持龐大的照顧需求，這也是日本為什麼是東亞第一個建構長期照顧保險國家的背景因素，此次日本社會政策學會年會也是以生育問題為主題，充分反映出當前日本社會所關注的議題；而在外在壓力方面，隨著東亞社會福利研究的興起，日本社會政策學會也開始建立與東亞各國相關學術團體的交流，尤其是與韓國雙邊的交流在過去十年來非常頻繁，近來有兩種新的交流型態具有重要意義。其一是兩國社會福利學會層級的交流，此交流已從2004年開始進行定期的互訪與交流，而目前也計畫與英國社會政策學會洽談三邊的交流與合作。另外，兩國之間社會政策研究網絡(Research Network)系統性的交流，也從2005年開始，其中至少有由韓國中央大學Yeon-Myung Kim 與Yonsei大學Hye-Kyung Lee主導的‘Korean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Network’ (KCSPN)，與由日本東京大學Shogo Takegawa所帶領的‘Social Policy Study Network ’(SPSN)之間的交流。這樣的交流基本上是在Shogo Takegawa擔任日本社會政策學會國際交流部委員長時所建立的，而Shogo Takegawa也正是現任的日本社會政策學會會長，因而使得國際學術交流更加蓬勃發展。
中國在此領域起步較慢，大部分社會政策研究單位或中心都仍掛在社會系名下，且都是晚近五年才陸續成立。儘管如此，有些單位在國際交流的推動上仍扮演積極的角色。其中有兩個單位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社會安全研究中心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re, 簡稱SSRC)，其積極推動東亞社會政策的研究，並將於2005年9月24與25兩天於北京首次舉辦名為‘Asia-Pacific Annuity and Medical Insurance Symposium’的研討會。據了解，SSRC有計畫將此研討會變成該中心的年度學術活動而定期舉辦，目前已經吸引了日本與韓國社會政策學界的注意，然而此東亞研討會邀請對象只限定為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專家學者，而不包括香港與台灣。另一個積極投入國際學術交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於1999年成立的社會政策中心，該中心於2004年曾與英國LSE大學在北京合辦了國際學術研討會，也逐漸在這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最近中國大陸這些研究單位有更進一步的結合，成立「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網」（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Studies Network, http://www.easpec.org.cn/），展現出強大的企圖心。
另一個相當受到重視的跨國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組織是「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網絡」（The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EASP），它於2005年1月在英國創立。組織宗旨在促成東亞社會政策的學術研究與交流，並搭建一個研究者與研究機構間討論相關議題的積極平台。而跨領域的學科包括：社會福利、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等，也在其探討範圍中。組織的具體目標如下：
1.提供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的相關活動
2.提升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的品質
3.促進博士生與新進研究者交流的機會
4.加強國際間對於比較福利國家研究與理論的交流
在過去，雖然已有諸多有關東亞福利的國際研討會，但只算零星舉辦。自2004年開始，在EASP的努力下，東亞福利研究學者有了進一步固定集會研討的趨勢。2005年1月13-15日EASP於英國Bath大學舉辦了首場名為「東亞社會政策轉型」（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的研討會，其主要議題在討論東亞各國在面臨包括全球化、以及就業型態、人口與家庭等結構變遷之壓力下，其在社會政策方面的因應與變遷。與會者包括約四十位來自十個學校的學者與博士生，經過三天四個場次，一共十四篇論文的發表。這是一個相當成功且重要的第一次聚會，幾乎所有參與者均認為有擴大舉辦規模的必要，讓更多對東亞社會政策有興趣的學者與博士生，都能夠藉著這論壇達成更多交流。
於是，第二次EASP研討會則於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University of Kent舉行，名為「壓力、決策與政策產出：瞭解東亞福利改革」（Pressure, Policy-making and Policy Outcome: Understanding East Asian Welfare Reforms），規模更加盛大，集合了百餘位英國、日本、韓國、台灣、香港、以及中國的相關學者專家與博士級研究生，在三天的會議期間，共計有48篇以上的論文發表。2006年，EASP第三次會在University of Bristol召開，名為「GDP成長主義與風險：東亞的發展與治理的挑戰」（GDPism and Risk: Challeng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共有50篇論文發表，由此可見東亞福利研究蓬勃發展的趨勢。2007年10月，EASP首度將會議地點移至東亞地區，於日本的東京大學舉辦第四次國際型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重構照顧責任：東亞福利混和的動態」（Restructuring Care Responsibility: Dynamics of welfare Mix in East Asia），吸引了150位以上的學者與研究生參與、發表論文約50篇，儼然已經成為東亞福利研究的一個重要國際平台（請參考網頁http://www.welfareasia.org/）。
目前EASP主席為日本東京大學Shogo Takegawa教授（亦為現任日本社會政策學會理事長），另兩位副主席為Ka-Ho Mok教授 (University of Bristol，英國)與Jin-Young Moon教授 (Sogang University，韓國)。這也意味台灣若要在東亞福利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並不能忽略EASP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力。
第五屆EASP研討會將於2008年11月3-4日於台灣大學舉行，主題為「東亞福利改革：符合社會變遷、經濟競爭力與社會正義的需要」（Welfare Reform in East Asia: Meeting the Needs of Social Chang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Justice）。EASP現有完整的委員會組織，以執行各項工作，委員會包括其他7位來自英國與東亞國家的成員，分別負責議程審定、報告撰寫、網頁編輯等工作。因此，跨國性的徵稿與審查將透過EASP的網絡進行，希望達到的效益如下：
1.將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福利發展經驗推上國際舞台，在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之外，這幾年因著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各項社會立法的逐漸完備、以及國民年金制度的規劃，台灣正慢慢建立著一個完整社會福利制度的雛形與環境。
2.取經西方與東亞勞動與社會政策發展經驗，尤其東亞各國在面對外部全球化的劇烈政經變遷、以及內部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壓力下，所採取的勞動和社會政策回應與經驗。
3.探討中華民國臺灣未來的社會福利發展方向，隨著新的社會情勢，充分的經驗交流和資訊收集，是擴大視野、具體界定台灣福利發展方向的必要工作。這也是台灣學界參與本學術研討會的主要動機之一。
4.強化臺灣與東亞地區重要大學與學術專業團體的交流，尤其善用臺灣大學的優勢，結合國內相關學者發展東亞社會福利的比較研究。
5.開拓本國學者與國際重要學者的合作機會，利用研討會機會展開與國際學者的接觸，增進互相邀訪、研究合作的機會。
6.培養學術新生代之國際觀，本次研討會將提供部分名額予國內勞工、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相關研究所的博、碩士研究生參加。希望國內學術新生代有機會到國際上參與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活動，感受國際發展趨勢，從中培養新一代優秀青年的國際觀，增益其對台灣未來參與國際社會方向之思考，並對台灣未來的發展遠景有更深入的認知與憧憬。
7.建立臺灣與東亞、甚至西方國家社會福利研究制度化的交流管道，觀諸目前的國際局勢發展，全球化與資本無國界之趨勢，以及全球各式各樣的區域結盟態勢，台灣唯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組織和活動，才能爭取國際社會成員應有之權益，保持國家競爭力。
8.強化臺灣與東亞地區重要大學與學術專業團體的交流，尤其善用臺灣大學的優勢，結合國內相關學者發展東亞社會福利的比較研究。
9.尋求國際出版機會，隨著研究的擴展，期待能為台灣青年學者爭取更多的出版機會。
第五屆EASP研討會已經收到超過100篇以上的論文投稿，可說是歷屆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會議，一方面可以看出東亞福利研究蓬勃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意含台灣在東亞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五、結論：對台灣的啟示
其實，台灣涉入到東亞福利研究並不算晚，早在1998年4月10-12日在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舉辦的「東亞社會福利制度前瞻：健康照顧、年金制度與就業保障」國際學術研討會，就匯集了英、美、義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以及台灣等八個國家，高達一百六十四位的與會人員在三天會期中濟濟一堂。其中遠道而來的國外學者，共有Ian Gough、 Gosta Esping-Andersen、 Mark I. Singer、Jan L. Hagen、 Michael Hill、 Catherine Jones、 Ito Peng、 Huck-ju Kwon、 Nelson Chow(周永新)、 Ngiam Tee Liang、Lynn T. Singer、Paul Wilding等十二位。有多位都是國內社會福利界聞名已久，甚至深受其著作、觀念啟發之國際知名學者，某種程度上也開啟了台灣在東亞福利研究中的地位。
然而，相對於東亞近兩年的這些發展，台灣的社政與社福界反而沉寂許多，在東亞社會政策學術版圖裡的角色與企圖也並不明顯，缺乏政府政策上的奧援應是主要原因，而台灣社政與社福學界也必須思考，我們是否有能力自外於這股學術潮流，而獨立走出一條我們自己的路。這也許這是個機會，這股潮流讓台灣可以夥伴的角色共同參與這個舞台的建構，甚至站在更高的戰略點，提出一個中長期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學術願景以及發展計畫，並爭取政府資源的投入，整合這波逐漸成形的東亞社會政策學術資源。從現在東亞各國發展趨勢來看，某種高於系所層級的組織可能是必要的，台灣多年前有成立類似東亞福利政策研究中心的構想，現在若能實現，並能整合政府與學界資源，相信在這個東亞社會政策舞台才剛要成形的時候，台灣還能在其中找到重要的角色扮演，這不但有助於改變台灣漸漸邊緣於東亞主流市場的劣勢，更能夠提升台灣社會政策在東亞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鑑於前述東亞福利研究的發展情形，各國某種程度上已跨出單純的研究合作，而是更進一步往成立全英文之學術期刊的基礎學術工作發展，這是國際化潮流下的必然趨勢！畢竟以各國當地語言所出版之學刊在讀者群上有其難以跨越之限制，而英文作為主要的國際語言，在溝通與資訊交換上有相當之便利性！在這種情況下，眼見韓國（如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中國（如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逐漸與國際出版商合作發行全英文學術期刊，我們可以想像10年之後的光景，台灣流失的不只是經濟而已！在此我不欲涉入本土化與國際化之爭議，也不意指英文出版較中文出版重要，但在東亞各國已紛紛致力於英文期刊出版，以求在國際學術論述場域佔有一席之地之際，台灣學界似乎也應有相當之警覺！國科會若能政策性地支持類似的基礎學術發展，甄選具代表性與素有良好聲譽的學會參與，應是較積極之作法，也不致於落後於東亞其他國家。
部分台灣的學者已經與英國和香港學術界同仁合作，參與一本全英文期刊的發行工作，第1卷第1期的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網址：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7516234.asp）已於2008年由倫敦Routledge出版，藉此機會讓台灣學界的朋友知道，更期待大家的訂閱、投稿、與引用，共同經營一個剛開始的園地。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唯有積極參與才不會被矮化、也才有國際能見度，而這不能靠個別學者單打獨鬥，而是需要政府資源的奧援、相關學會組織的投入、進而擴展出台灣福利研究的國際網絡，也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在當其他東亞國家都卓然有成時、仍在感嘆時不我與！
參考書目
Alcock, Pete and Gray Craig, eds., 2001,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Aspalter, Christian, 2001, Conservative Welfare State Systems in East Asia.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Aspalter, Christian, ed., 2002, Discovering the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Esping-Andersen, Gosta, ed., 1996,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cs. London: Sage.
Goodman, Roger, Gordon White and Huck-ju Kwon, eds., 1998,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State. London: Routledge.
Gough, Ian and Geof Wood, eds., 2004, 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Con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day, Ian,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48: 706-723.
Holliday, Ian and Paul Wilding, eds., 2003, Welfare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Social Policy in the Tiger Economies.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Immergut, Ellen M., 1992, Health Politic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nes, Catherine, 1990,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ikonomic Welfare Stat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5: 446-462.
Jones, Catherine, ed., 2001, Comparing the Social Policy Experience of Britain and Taiwan. Aldershot: Ashgate.
Jones, Catherine, 2005, “Reviews.”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39: 80-94.
Kown, Huck-ju, 1999, The Welfare State in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Ku, Yeun-wen, 1997, 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 Basingstoke: Macmillan.
Ramesh, Mishra, 2004, Soc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ucation, Health, Housing, and Income Maintenance. London: Routledge.
Takahashi, Mutsuko, 1997, The Emergence of Welfare Society in Japan. Aldershot: Avebury.
Tang, Kwong-leung, 1998,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Tang, Kwong-leung, 2000,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