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德國分裂，東西德雙方經過20年的冷戰對立，終於在1969年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i Brandt）上台之後，提出以和解為核心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並創建了所謂的「德國模式」，對於兩德與歐洲的和平與發展貢獻甚大。該模式的內涵極為豐富，極具參考價值，茲分述如下。
1. 定位問題
在布朗德總理首次的施政報告中，他就將東德定位為「非外國」，此乃一個極富創意的策略。這主要因為當時西德礙於憲法（基本法，Basic Law）的規定與盟國的意見，無法正式承認東德，因而只能以負面表列的方式來處理，這與我方所提出兩岸「相互不否認」（mutual undeniable）的建議，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此案仍欠缺實質的內涵。
對於西德政府而言，東德並非西德基本法的有效範圍，因而既非本國又非外國，故將其定位為「特殊地區」，而與此「特殊地區」的關係，則只能稱為「特殊關係」。自此，西德開啟了對東德關係的大門，其內涵就只待雙方去充實。在國際公法中，這種做法就是所謂「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一種特殊安排，由於傳統的概念與策略均無法解決新問題，因而必須有所創新。
在兩岸關係方面，雙方對於定位問題仍然存有極大的疑慮與歧見，而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北京的態度。一方面，北京主張維持兩岸的現狀，其實這就是默認了中華民國的存在；另一方面，北京又不願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但台灣卻又極為堅持，因而陷入了默認與承認的困境中。
可是，北京已將兩岸的航線定位為「兩岸航線」，此乃一種異於國內與國際航線的特殊安排，堪稱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在這方面，我方立場的彈性比較大，完全可以接受。再者，北京已經平反了國民黨在抗日戰中的部分貢獻，這也是我方所樂見，並也將對於兩岸關係有正面的助益。
在冷戰時期，西德與波蘭這兩大二戰的對手曾共同編定歷史教課書，先由學者專家開始，再由政府接收成果，對於兩國的徹底和解，貢獻甚大。因而，兩岸若能在有關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的部分加強交流與研討，那將更可對於雙方未來的發展扎下穩定的根基。若此，依照新功能學派與建構主義的理論，這必定有利於雙方未來的政治談判。
2. 屋頂理論
此理論的內涵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基於歷史與地緣的原因，德國直至1871年才統一，因而，德國人民對於長久以來就已形成的民族認同感受仍深，此乃與英法等國不同，因為兩者建國已久，民族與國家這兩個概念早已趨同，還不時交相運用。但在德國，這兩個概念的意涵則相去甚遠。
尤其，在統一建國之後，德國的勢力迅速膨脹，導致當時歐洲的均勢格局受到破壞，不久就掀起第一次大戰。戰後，德國人不認錯、不服輸，再度掀起第二次大戰，使得人民對於國家的統一產生高度疑慮，因為統一的結果都是戰爭與創傷。在冷戰期間，西德人都必須面對國家分裂的痛苦，但是，這種情勢反而帶來了和平與發展，因而十分珍惜與積極適應。在此前提下，東西德雙方在1972年簽訂「基礎條約」，緩解了德國與歐洲的局勢，同時這也符合佔領國與周邊國家的共同利益。
但是，中國人民在國家認同的問題方面，則大相逕庭。基於現代史的經驗，國家衰弱就會受到侵辱，因而建國與強國都是20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的最高理想，而大一統則為此一理想的基礎。由此可見，國家的統一與強盛只會帶給人民尊嚴與福祉，導致人民對於國家統一的高度認同與企求。此外，台獨、藏獨與疆獨等分離意識仍就活躍，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將產生連鎖效應，而在統一之前，外國勢力的介入更讓北京難以忍受。
因此，德國「一族兩國」的實質內涵對於兩岸並不適用，但是，其二合一的架構可以參考。首先，一個民族不是問題，但是，兩個國家則意味著外力入侵以及災難與屈辱，完全無法接受。因而，若改為對內「一國兩府」或是對外「一國兩席」等等，兩岸才可能有談判的基礎，這也符合北京所堅持的「一中原則」。
但是，兩岸在一國問題上沒有共識，北京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我方則堅持是中華民國，因而只有以「一中各表」式的創造性模糊來概括。質言之，為避免兩岸意見的衝突，一國的內涵或可解釋為一種虛構的邦聯式（Confederation）安排，只是在名稱上必須有所堅持。
從另一角度觀之，這也可說是一種名實互用的辨証處理，在名義上，我方已經接受九二共識並默認一中原則，而在實質上，對方也已默認台灣這個政治實體的存在，否則雙方如何協商與談判？只是在我方接受九二共識之後，對方才得以一國來自圓其說，否則北京是與自己人還是外國人談判都無法釐清，他們當然不會接受。易言之，我們讓北京維持了一國的體面，而對方則默認我國的實質存在，這才是雙方和解的前提。
3. 放棄武力
此乃東西德簽訂「基礎條約」的先決條件，這也是雙方為因應內外的情勢所達成的共識。對於兩岸而言，2005年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乃當前北京是否對台動武的依據。若台灣觸犯該法第八條的規定，其中包括法理台獨、導致分裂的重大事變與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等，北京將會使用非和平手段於以因應。可是，若台灣不去觸犯這些規定，這是否意味著兩岸長期的和平？在這方面，雙方的共識甚高，但仍需要實踐來檢驗。
在冷戰時期，歐洲兩大陣營之間曾發展出「軍事互信機制」（CBM），以期建立互信，減少誤判，而兩德都處於兩大陣營的前沿，乃此機制的最佳試驗場。比如，一方的軍隊調動，可以事先通知對方，以便減少誤判；一方的軍事演習，也可請對方派觀察員來觀察，以便降低敵意等等，都是相當寶貴的經驗。在這方面，兩岸當然不能一蹴可及，但是，學者專家的研究與交流當可立即展開，這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過程。試想，未來國共兩軍進行聯合軍演，這當然也是兩岸和解的終極目標之一。可是，這將也是美日兩國所極不願見的情況，如何避免其干擾，兩岸還需多加努力。
4. 內外有別，名實互用
基於上述「非外國」的政策，西德政府只能將其東德政策以內外有別的方式分開處理。比如在雙邊關係上，雙方的大使館稱為「永久代表處」，避開了一般國際慣例的尷尬。還有，東德駐西德的「永久代表處」不與西德外交部接觸，而由總理府直接聯繫。在對外關係方面，當西德政府將其對於東德的政策處理妥適之後，前者完全放棄對於後者在國際上的封鎖，致使東德在短期間就具備了完整的國際人格。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1987年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訪問西德時，兩國國旗並列，東德外長也與其他部會首長同行，極似一般重要國際訪問的排場與規模。可是，西德政府卻只派出德國內部關係部部長相迎，此乃相當於我國的陸委會主委，而西德外長則從未出現。其實，這些安排都已經超越了前述「非外國」的政策，可是兩德與盟國都樂觀其成，並未引起爭議，否則如何互訪？因而雙方達成了高層交流的重要目的，這再度顯示了實質的意義勝過了名義的堅持，否則因名害實，得不償失。
在兩岸關係方面，至今北京在外交上對台的三段論法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北京對台的立場則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其實，這也是一種內外有別的安排，只是目前在實際政策的執行層次尚無改善的跡象。
5. 放棄外交封鎖
早在1950年代中，西德為了封鎖東德的國際空間，也提出類似漢賊不兩立的所謂「赫爾斯坦原則」（Hallstein Doctrine），成功地達到圍堵東德的目的。但是，由於196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情勢的轉變，西德的封鎖政策日益受到挑戰，因而必須有所改變。故在「基礎條約」簽訂之後，西德完全放棄對於東德在國際上的封鎖，使得雙方都在1973年進入聯合國。
在兩岸關係方面，由於北京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場依舊曖昧，再加上對於馬總統反共以及統獨立場的疑慮，還有台灣的政黨輪替，誰也無法保證國民黨永續執政，屆時若民進黨再度上台，國共談判的結果必被接收。有鑑於此，北京在我國國際空間的問題上，仍將躊躇不前。因而，北京的善意只可能侷限在可放可收的範圍之內，比如台灣的高官出訪，北京對被訪國的壓力可大可小，比較收放自如。所以，除非民進黨放棄台獨或持續低迷，否則目前兩岸要超越這個範圍的可能性都不大。
另外，由於兩岸解凍，北京當不會仍舊以突襲的方式挖走我國的友邦，而會事先協商。對我方而言，最好是實斷名不斷，我方保留名義，北京則與這些國家建立實質關係。此外，我方亦應積極把握機會與北京交涉，以期在另外的外交議題上爭取較多的利益，這也才符合我方外交休兵的政策。
6. 擱置爭議，逕行處置
在「基礎條約」中，兩德都擱置了無法解決的爭議，比如有關於民族認同的問題，這也是雙方爭議的核心問題之一。基於西德基本法的規定，東德人民乃屬境外的國民，只要他們進入西德的領土之後，自願申請西德的國籍，西德政府不得拒絕。自然，東德政府無法接受這種長久以來的磁吸政策，但是雙方還是以agree to disagree的方式，將此問題盧列於「基礎條約」中。往後，雙方各自表述，逕行處置，可見兩德都不願因此而妨礙雙邊關係的發展。
其實，在擱置爭議這方面，兩岸目前已有高度共識，只是在執行層面是否會發生問題，則還必須觀察。尤其，在我國國際空間的問題上，擱置爭議是不足以解決問題，因而必須要有所創新，才不會損及兩岸關係的發展。
再者，由於「基礎條約」中有一些曖昧不清的陳述，西德政府則以單方面經由國會決議的方式予以澄清，或事後經由領導人的信函申明立場，以免觸犯國內的法規，這也是一種各自表述的解決爭議方式。此外，由於東德根本將西德視為外國，此立場與西德迴異，但是雙方都互不干涉。比如，東德將西德駐東柏林的「永久代表處」視為一般外國大使館，以及上述東德領導人訪問西德的安排等等，都是明顯的實例。
7. 創新安排
比如在「基礎條約」中，雙方都同意以一般性的用語來取代法定用語，以便預留轉圜的空間。在此方面，由於西德要顧及國內的法規以及盟國的態度而必須堅持，相對的，東德則以蘇聯為靠山才做出讓步，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比如西德不願承認兩德的邊界是國界，以便符合「非外國」的政策，因而只用「確認」、「注意」與「尊重」等字眼來取代「承認」。同時，西德認為該邊界只是「不得損害」而不是「不得改變」的，因為損害是屬單方的行為，而改變則是雙方協商的結果，但重點是這條邊界還是可以改變的，並不違背德國統一的目標。再者，雙方只是發展「睦鄰關係」而不是國際關係，對此雙方都表示「尊重」，而並未「承認」等等，都是創新的安排。試想，未來兩岸在簽訂和平協議時，若能以「大陸地區領導人」與「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名義為之，應是雙方可以接受的創新方式。
8. 國際迴響
由於布朗德總理的「東進政策」極為成功，大幅緩和了兩德以及歐洲的緊張情勢，他也因此而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深受國際的肯定。試想，若未來兩岸關係持續改善，終導致簽訂和平協議，雙方領導人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韓國的金大中乃因「陽光政策」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與此相較，我方的機率還可能更大。
9. 德國統一
1989年11月初，東德被迫開放柏林圍牆，爲因應此新情勢，在當月底，當時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就提出了「德國統一十點計畫」，預計在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後，再來完成德國統一。可是，當時的統一巨浪勢不可擋，在該計畫提出後不到一年，德國就完成了國家統一的法定程序。雖然如此，該計畫還是對於兩岸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首先，雙方先以加強合作的方式來凝聚共識，繼之，再以簽訂各項條約的方式，建立各項功能性的共同委員會，以確保雙方交往的暢通。進而，再建立一個邦聯的機制，在此框架內，再由雙方的政府與國會，建立相關的委員會來進行長期的協商，最後在國際的認可之下，雙方完成國家統一。
若以上述「國統綱領」的內容觀之，其遠程階段也是主張兩岸協商統一，屆時「將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依據兩岸人民意願，秉持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及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共商統一大業，研訂憲政體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與德國的事例相比，兩者各有千秋，但是德國的經驗告知，當時統一的聲勢高漲，以至於倉卒完成，因而事後還產生了許多的後遺症。比如，雙方的政府與人民都還沒準備好，因而造成相互適應上的種種困難，比如西德政府為統一所付出的代價甚高，後來則因提高稅率而怨聲載道。而部分東德人民還認為新政府的支援不足，況且，在統一之後，好似已成為二等國民等等，不一而足。有鑑於此，我方則必須未雨綢繆，最好能恢復國統會的運作，事先準備，以應不時之需。
雖然，兩德關係與兩岸關係有許多的差異，比如形成的原因與雙方實力的比率等等，但是若從不同的層面觀之，可供參考的地方仍就不少，比如定位問題、屋頂理論、放棄武力以及國際的迴響等等，尤其兩岸都要有創新的思維，在頻繁與多層次的交流中，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安排，才是兩岸之福。
（本文刊載於97.08.31 中央日報網路報「星期專論」，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