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全球化風潮之興起
Richard Longworthy 在“ Global Squeeze- The Coming Crisis for First-World Nations”ㄧ書中指出, 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義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這是一項革命，使企業家夠在世界任何地方籌募資金，藉著這些資金，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科技、通訊、管理和人力，在世界任何地方製造產品，賣給世界任何地方的顧客。真正的全球化經濟體系，是把全世界變成單一經濟體，在這個全球經濟體系裡，貨幣、商品、服務、工作和人民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通，就像任何資源在各國內往來自如一樣。
全球經濟化挑戰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根基。由此而發生的次政治化(Subpolitisierung)帶來全新的思考範圍。新一回的政治競爭中，舊有的「勞動」概念被推入了歷史的角落﹔「觀念上的全體資本主義」(ideeller Geamtkapitalismus)(馬克斯如此稱呼國家)也宣告無效。也就是說十九、二十世紀的勞動和國家與資本的相關性正式分離。
全球化是一個威脅因素，全球化政治不僅試圖掙脫工會，更企圖掙脫民族國家的束縛。全球化還涉及到國家任務及國家任務的剷除，好實現「最小國家」(minimaler Staat)的市場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甚至有人常以「再國家化」(Renatinoalisiereung)來回應全球化，這真是夠矛盾的了。且全球化令工會、國家及政治都趨於式微，但世人並未認識這點。各黨派的政治家，對可作為「制度軟化劑」(Institutionen-Weichmacher)的全球化感到震驚和著迷。
民族國家是一個領土國家，這是說，其權力奠基於與一個特定的地方關連(與此相關的有對於成員身份的控制，有效法律的決定，邊界的防衛等)。因著全球化的後果而形成的許多面向(不只是經濟面向)的世界社會，其攻擊、限制民族國家。並且形成一個多元不受地方限制，包含各種社會圈子、溝通網路、市場關係、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全球社會，穿透了民族國家的邊界。這表現在民族國家的支柱上：稅收、警察性的主權任務、外交政策、軍事安全。
跨國企業的新權力對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物質生存命脈干預。首先，跨國企業可以將工作位置出口轉至勞動成本盡可能低的地方。第二，資訊技術產出的天涯若比鄰的環境中，他們可以將製品和服務都分解開來，依分工的方式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生產。因此，只註明一個產地的供給標籤實有誤導作用。第三，跨國企業會在個別的民族國家或生產地間挑撥離間，並藉此法完成全球性的殺價，以便能獲得最低的稅率和最有利的基礎結構服務：對於「較貴」或「敵視投資」的國家，他們亦可以「處罰」。最後，他們可以自行決定投資地、生產地、納稅地、居住地，並在這些地方挑撥離間。結果是：企業的領導階層可以生活、居住在最美麗的地方，卻在稅率最低的地方繳稅。
全球化的支持者認為，「第一次現代」(die erste Moderne)是建於文化認同整體(所謂的「民族」)上，在一定的空間和國家內組織起來。現在，此種民族國家現代模式是值得懷疑或似乎將要面臨衰敗。全球化就可以克服使「第一次現代」失敗的教條，並轉而成為「第二次現代」(die Zweite Moderne)的起始。
貳、全球化之理論界定
Ulrich Beck 於Was ist Globalisierung? (Beck,1998)一書中，特別引介重要學者對全球化不同面向之關切，以討論其定義。
Wallerstein指出：世界上所有的社會、政府、企業、文化、階級、家計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將自己定位並維持在一個分工體系中。這樣的世界體系並用不平等，而且必須透過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全球性）才能實現。這樣的論證方式將全球化視為單一因果和經濟決定的過程( Beck,1998：46-47) 。Rosenau認為全球化意味人類已經告別國際政治（民族國家之主宰）的時代，如今民族國家的行動者必須與國際組織、跨國集團和跨國社會分享全球舞臺和權力。這樣的論證將全球化視為一種多中心世界政策(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其由國家社會和跨國情境的互動所形成( Beck,1998：49-51)。Gilpin提到全球化係以民族國家的默許為前提，跨國社會空間和行動者的產生和發展，仍須建立在一個霸權結構上，否則到處都將發生衝突，使整合的全球網絡和社會空間中的市場擴展無法實現。換言之，全球化指霸權力量之允許，使各民族國家權威以外及其(民族國家權威)之間，建立、擴展和維持互賴性關係網絡( Beck,1998：52)。
Held指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政府和國家的行動自由持續受到限制，國家主權應被視為一個分割的權力來理解和研究。此一分割的權力為一系列國家的、地區的、國際的行動者共同擁有，也因此永遠受到此一多數性(一系列國家的、地區的、國際的行動者)的限制與束縛( Beck,1998：53-58)。Robertson認為全球化所應關切的是世界的視野如何在意義世界和文化象徵的跨文化生產中開啟。地方和全球並不彼此排除，相反地；地方必須作為全球的一個面向來理解，亦所謂「全球地方化」(glokalisierung)。全球化也意味著地方文化的匯集及彼此接觸，兩者都必須於「多個地方性的衝擊」(clash of localities)中，在內容上重新界定，而全球地方化即是文化全球化之同義字( Beck,1998：65-72)。
Appadurei提到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地方文化，此一變化的主要根源之一大眾傳播媒體，傳播媒體為「可能的生活」提供了豐富且不斷改變的選擇。經由此種方式，想像出的近距離成了大眾傳播媒體的象徵。這樣的印象潮流和風貌也讓傳統上對於中心和邊緣的區分產生了疑問，它們都是「想像世界」的構築單元，這些想像的世界在全世界為不同的人們和團體，依不同的意義進行經驗交換( Beck,1998：73-74)。Bauman認為全球化把世界人口分裂成(1)克服空間而沒有時間的全球化富人(跨國企業祇資本家)，(2)以及被束縛在空間上，而且必須消磨對他們而言沒有用的時間的地方化窮人。在這些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之間，在未來既無統一性也無互賴性( Beck,1998：75-78)。
參. 全球主義、全球性、及全球化
Ulrich Beck認為, 將全球主義(Globalismus)和全球性(Globalitat)及全球化(Globalisierung)區分開來的目的在於：摧毀政治和社會的領域教條，這些領域性教條是隨著第一次現代民族國家規劃而產生，並在制度上被專斷地應用。
所為全球主義，是世界市場對政治行動的排擠或取代，亦即世界市場宰制的意識形態或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類意識形態依照經濟主義運作，將全球化的多面向簡化至經濟面向。而其他面向--環保、文化、政治的全球化均在世界體系內討論。此級肯定的全球主義。否定的全球主義堅信市場不會消失的宰制力量，因此躲到不同形式的保護主義者之下。如黑色保護主義者，指保守派的保護主義者。這些人哀悼價值的崩解和民族國家的意義喪失。矛盾的是，他們卻又對民族國家進行新保守主義的毀壞。綠色保護主義者，也就是重視環保的保護主義者發現國家是一個飽受絕種威脅的政治生態，國家可以保護環保標準不受世界市場的逼迫，因此如同受威脅的自然一般，是值得捍衛的。紅色保護主義者，也就是左派的保護主義者。重拾了塵封已久的階級鬥爭服裝﹔對他們而言，全球化無異表示他們從前的主張是對的。他們為馬克斯主義的復出而慶賀。然而這不過是烏托邦式、盲目的自以為是。
全球性意謂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世界社會中，而且這表示，對封閉空間的想像已脫離現實的。 沒有一個國家、文化、經濟可以自我隔絕。「世界社會」是指未整合入民族國家政治或不受後者決定的政治關係的整體。因此，「世界社會」從嚴格的意義而言，係指被認知的、反映的(reflexive)世界社會。
全球化是指在跨國行動極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路的運作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遭受打壓及穿透的過程。
第一次現代和第二次現代之間的一個主要區別特徵是已經形成的全球性的不可逆轉性。全球性是不可逆轉的原因，包括下列八個理由：
1. 國際貿易在地域上的擴展及互動密度的提高，金融市場全球網路的建立以及跨國集團權力的增長。
2. 資訊和通信技術的持續革命。
3. 對於人權的普世性要求------也就是(口頭上的)民主原則。
4. 全球文化工業的圖像洪流(Bilder-Strome)。
5. 後國際的、多中心的世界政治------政府以外的跨國行動者(企業集團、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的權力越來越大，數量越來越多。
6. 全球性貧窮的問題。
7. 全球性的環境破壞。
8. 特定地點的跨文化衝突。
今天(也大致就是未來)全球化過程的特殊之處，在於可經驗地研究的區域------全球交互關係網路的擴展、密度及穩定性，及其傳播媒體的自我定義和文化、政治、經濟、軍事諸層面的社會空間及上述圖像洪流。因此，全球化也就是指非世界國家(Nicht-Weltstaat)。更正確地說：無世界國家及無世界政府的社會。
第一次現代的主要前提已經不成立了。此一前提是：在封閉的且可彼此隔離的民族國家空間及與其相應的民族社會中生活和行動的觀念。錢、技術、貨物、資訊、有毒物質「越過」了邊界，似乎邊界根本不存在。甚至於特國政府想拒之於境外的東西、人員和觀念(毒品、非法移民、對迫害人權的批評等)都能得其門而入。如此理解下的全球化，根據吉登斯(Anthony Giddnes)的觀點，可被定義為：不受距離(表面上分離的國家、宗教、區域、各大洲)限制的行為和(共同)生活。
全球化使第一次現代的一個基本假定受到了懷疑，此一假定即是史密斯(A.D.Smith)所稱的「方法論的民族國家主義」(methodologischer Nationalismus)思考模式，此思考模式認為社會的輪廓與民族國家的輪廓在很大的範圍上是一致的。全球性意謂：民族國家和民族社會的統一性崩解了。﹔形成的是新形態的權力和關係，以及民族國家的機構行動者、跨國行動者、跨國認同、跨國社會空間、跨國形式與過程間的衝突和交錯。
一八四八年二月發表，馬克斯(Marx)與恩格斯(Engels)合著的「共產主義宣言」：布爾喬亞(Bourgeoisie)已藉由他們對世界市場的剝削，把所有國家的生產與消費做了世界性的組織。他們移走了工業的民族國家根基，令反動者婉惜。古老的民族國家工業被消滅了，而且還要每天繼續被消滅。它們將被新的工業排擠，這些新工業的引入將是所有文明國家的生存問題……國家間全面的交流和互賴，取代了舊有的地方和國家的自給自足。不僅物質的產品如此，精神的產品亦然。個別國家的精神產物將成為普世的公有物。民族國家的片面性和有限性將越來越難以立足，而從許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學將生出新的世界文學。
肆、全球化之主要學派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現於一九六零年的法國和美國，按學術理論可歸類為四大學派。
新馬克思主義派或新左派(Neo-Marxists and Neo-Left)其主要代表人物是S. Amin, A. Callinicos和S. Gill。主要觀點將全球化等同于(1)帝國主義化(2)西化(3)和中世紀主義。認為今日全球化代表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國家和政府已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理人。新左派認為自古以來，世界歷史在帝國與反帝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歷史鬥爭中，經歷了五大歷史時期：1.西元500 -1500年，為第一次帝國時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時期。以神聖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為代表；2.公元1500- 1800年期間的反帝國時期，也稱為近代民族國家時代(Nation-State)，以歐洲國家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為標志；3.第二次帝國時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時代(1800 –1945)，以大英帝國和拿破侖為代表；4.戰後的1945-1970年代，此及第二次反帝國、反全球化時代，以民族獨立(deconlonization)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特徵；5.1980至二十一世紀初的第三次帝國時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時期，以歐盟(EU)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為代表。非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zation)以及地緣經濟(Geo-economy)為主要特徵和趨勢。
世紀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種形態的帝國體制，不同之處在於本次全球化不是以軍事強制為先導，而是以市場和資本為槓桿，並無鮮血和暴力。新左派批判這次全球化乃新中世紀主義(New Medievalism)”的復興。中世紀主義的本質是所有天主教民不受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新左派強調，古代的帝王(如神聖羅馬帝國和中國皇帝)往往只是統治(ruled)整個帝國，但並不管理(governed)帝國的所有領地和番邦，他們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資源、組織體系和訊息渠道去管理所擁有的龐大彊土。但當代政治全球化的趨勢，強大的跨國公司和西方資本注重的是“管理”傳統的民族國家，而不是“統治”它們的主權。所以，“新帝國”比之於“舊帝國”更具欺騙性和危害性。
第二大學派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其主要表人物是K. Ohmae和W. Grieder。他們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之非“零和遊戲”，並可提升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新自由學派遣認為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象徵。而且，新自由派大力讚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積極功能，認為它確定了國際貿易的四項革命性及格普遍性原則。(一)非歧視性(non- discrimination)，恢復了大蕭條危機前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二)互惠對應性(reciprocity)，所有成員國享受對等的關稅待遇；(三)透明性(transparency)，(四)公平性(fairness)，反對低於市場價格的傾銷政策，致使國際關稅大幅下降。新自由派還強調訊號息不可獨占且需共享，尤其是網際網路之外訊息，任何國家和民眾都應得到同一種價格的訊息，同一個商品交易會的時間，所以全球化下的訊息流動是跨國界而無階級岐視。
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認定國家主權將讓位於經濟全球化，所以兩派也合稱為超全球化學派(the hyperglobalist thesis)。新左派希望“勞動控制資本”前提下的國家消亡，實現無產階級主導世界的共產主義
第三大學派是“轉型學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主張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線已不再清晰，所謂“內政外交事務”(intermestic affairs)日益成為一項領新的領域,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劇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社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產生“劇變”(shake-out)，此即「新世界次序」(new world order)之產生。“轉型學派”並不認同全球化正在導致民族國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認全球化下的新主權不再是統一主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零和性”，而且認為，“國界”已經日益成為全球化的麻煩制造者，日益面臨著跨國界或無國界國際組挑戰。
第四大學派是“懷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P. Hirst和G. Thompson。與上述三大學派不同，認為甚囂塵上的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
首先，懷疑派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紀末的經濟全球化並非新產物，十九世紀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時期，已經出現過全球經濟及市場金融的一體化。所謂“全球化”只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而已。“懷疑派”認為“超全球化”學派所認定的國家弱化和消亡的繆論，完全是聳人聽聞，因為這在根本上低估了國家和政府干預國際經濟的持續力量。懷疑派”認為，國際化並沒有導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相反形成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日益邊緣化，因為貿易和資本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由此產生更強大的“排弱”效應。同時，全球亦無助全球勞工的分工與合作，僅有助於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就業機會。不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迷思，文化全球化更無可能。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全球化“迷思”，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臆想和杜撰，所謂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國際協同”(international solidality)，均是強權國家的口號。
伍、全球化之公共行政意涵
新世界秩序按Farazmand( 1994:65)之定義乃集體世界安全的系統(a system of collective world security)，此系統致使國家與人民置和平共處於關注重心，棄物意識型態於兩旁。
全球化從不同角度解讀代表著不同意義，對經濟學家而言全球化是邁向完全整合世界市場的步驟；對政治學者而言是從國家的傳統定義中抽離領土主權與在世界秩序中非國家力量的出現；對商學領域而言全球化是一個無國界世界，是私人企業驅動的現象。無論何者，皆有一共同點－皆圍繞著國界問題，國家權限的劃分、其他如統治權、經濟、社區等。公共行領域有關的全球化定義包括:
1. 全球化是國際化(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組織間越界關係增加，其次認同感與社團附感超越國家權限。
2. 全球化是國界開放(globalization as border openness)：透過國家有形疆界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移除以造成大規模猶如國界開放，進而促進快速的金融交易、貿易、文化關係等之互動。對公共行政而言，全球化意味著「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
3. 全球化是一種過程(globalization as a process)：從政治經濟的觀點，全球化是一種資本聚集的持續進行過程，現代技術的使用加速這個過程。
4. 全球化是一種意識型態(globalization as ideology)：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意識型態是美國與西歐自由民主全球化的基礎。透過媒體、衛星傳播系統將各種資訊散播全世界，提供出一個理想政治系統讓其他國參與競爭，因此諸如自由、個人主義、多元民主等詞便是全球化的意識型態趨力。
5. 全球化是一種現象(globalization as a phenomenon)：晚期資本主義認為全球化是1970蕭條時期全球資本主義朝向全球市場以加速累積資本的無止境努力。疆界與距離便成為阻礙，此觀點下地球便是單一「地區」。全球化的觀點在了解國家政治經濟的全球變遷上是極為有用的，將世界視為全球村。
6. 全球化是超越現象及過程(globalization as both a transcending phenomenon and process)：此觀點綜合前素述二類型而認為全球化將造成全球資本的集中。
全球化形成下列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之挑戰:
1. 全球化企業部門(globalizing corporate sector)的公私領域結構型模(configuration)改變。政府與公部門的經濟領導角色被全球化企業菁英所取代，公共領域與民眾參與的縮水是全球化與政府重組的結論。公共行政應該利用市民參與公共事務並管理社會資源等方式抗拒這種公共服務領域的縮水。
2. 公共行政由傳統市民行政轉變向「公共」的非市民行政(non-civil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亦就是強調社會控制及資本累積，而非公共服務。
3. 公共行政必須人事精簡與恐懼等情況下維持高產出，以破解企業界對政府無效率的認知。
4. 公共行政的專業化以回應全球化。專業化為公共服務帶來全球化層級的組織與士氣標準。但過度的全球化與市場失靈會導致更多的政府干預。
5. 全球化下私有化促使腐敗的機會增加。腐敗將社會資源轉為非法、不道德且無生產力的活動。公共行政應該拒絕視人民為消費者或將人民視為市場流通物的概念。
6. 全球化提倡菁英主義(elitism)並獨厚菁英。全球化政府應利用與全球化企業進行公私合作計畫時積極地介入企業的全球化過程，公共行政者與行政顧問將受到全球化層面的挑戰。全球化造成企業權力的大量集中並產生組織結構的集權化。
7. 全球化在移除地方控制並在做關係民眾深遠的決策納入市民參與時將會威脅社群與「公共活力」。固應建立社區觀鼓勵民眾參與行政事務，並將市民價值與公共利益結合對抗強權者之自我利益。
8. 公共事務與相關領域的知識爆炸，尤其是比較行政或國際行政。
9. 從全球比較觀點學習更多有關公共行政的事務。
10.全球化挑戰公共行政社群的人道認知，全球議題的認知提昇會挑戰全球公共行政菁英的知識力量，例如貧窮、勞工、全球溫室效應、人權等議題。
11.以全球社群利益的保護者自居，在已開發國家中的公共行政應有倫理與道德的全球責任態度，必須隨時與腐敗對抗。
12.全球化並不會終結國家與公共行政。新的全球化挑戰是公共行政研究、實務與教學範圍的擴大。公共行政進入未來全球與同質世界秩序同時帶來希望或黑暗的人類文明新階段。
陸、結論：新世界秩序與全球公共行政
Hood(1989)提出今日公共行政學者在概念上處於一「全球村」中。公共行政領域模糊與控制與權力的複雜是公共行政所遇到的現況。Cleveland認為國家官體制的權力轉移到國際與無國界的領域當中。權力的消失將導致國家政府辨別與控制力的衰微，Keith Henderson將行政體系的變遷與革命的全球壓力議題視同於「本地化與國際化」的爭議，前者提倡根本的國家化與公共行政研究與應用的地區性觀點；後者則強調全球性的研究與國際應用。因此，政府與官僚體系應在做決策時將全球限制與機會加入其國內議程中，國家官僚體系深受全球環境的影響。全球環境在官僚體系變遷與決策制定的重要角色中被忽略。
全球壓力(the global pressures)的模式分析不僅縮短比較公共行政間的鴻溝，更是增強公共行政理論在官僚體制變遷上解釋力的重要步驟。以下有三項主要全球壓力所建構之公共行政影響：(1)資訊科技：廣泛地假設資訊科技讓組織在市民自覺與需求漸高的時代能夠更有效率地運作。對官僚體系而言有二個主要衝擊：提供足以改變資訊流速度與方向的重組與重建能力、更多取得資訊與價錢的可能性意味著資訊之充裕垂手可得。資訊被視為是全球功力因為技術改變的過程具有獨立性不受不受任何單一國家政府所控制。(2)全球機構：這個壓力是最明顯且複雜的，在既定政策領域中此正式組織對單一國家具有全球管轄權時壓力即產生，許多政策領域便不再受到國家的控制而被國際環境而管理。(3)效率與生產力：在公共官僚體制縮減浪費增加產出上存在著全球壓力，在持續整合世界移動資源與優質市民上，若無法將國家官僚體制的效率與生產力提昇至全球標準，將會導致市民的不滿且使得有價資源從國家領域中永遠流出。
因此全球壓力對官僚體制四個主要檢驗假設：結構、範圍、自主權與管理所造成的衝擊：
1. 結構：官僚體系的集權與分權化。
2. 範圍：官僚體系提供服務責任的廣度，亦可將衡量公私部門社會務程度納入。
3. 自主權：國家官僚體制做出獨立政策時的能力或權力。
4. 管理：官僚體制管理行為的指引模式。
Rosenau給以不斷變遷與挑戰為特徵的新世界系統一個清晰的影像，即新世界系統比以往更喜歡安定性與和平。他更預測意識型態將會衰退、政府能力會受到限制、人們的需求增加且全球互依將以「突現急迫的emergent全球文化」為特徵。新世界秩序以共同世界安全體系為象徵，不重視意識型態，並謹守彼此的分界以維持共同安全利益。新世界秩序對發展中國家與公共行政有重要影響，其支配結構的複雜網絡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安全與軍事系統包括在內，僅有少數的國家能夠抗拒這種結構的支配與滲透。筆者將新世界秩序對發展中國家與公共行政有重要影響臚列如後。
(一)、民主化
新世界秩序的重要層面為民主與民主化。此兩者被視為人類自由與自由社會重要基礎的政治過程。民主的概念雖然未被清楚地界定，但皆是經由參與、妥協及多數原則做出共同決定的努力。這些觀點皆在強調合法性架構下的選舉角色並同意私人企業或市場是社會的經濟基礎。
然而將民主等同於市場，則民主化的全球口號將會誤導並造成危險的後果。當市場、民主理想與個人、社會層級相矛盾或衝突時，將民主等同於市場霸權則會產生誤導；無法公平且一致地運用時會產生下列危險：1.當社會主義者或獨立國家進行民主化過程，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善獨裁者將會被忽略，甚至被私人利益所正義化、倡導或保護;2.對西方不友善的民主國家的民眾對自由民主的期望升高.
(二)、市場化與民營化
市場化與民營化已提昇到意識型態的層級，公部門功能的市場私與私有化是民主發展與外國援助的先決條件。而國營企業的民營化亦是資本主義國家、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民營化在政治學與行政學上已如同神話般被視為是大政府及福利國家衍生出問題的解決之道。
但是市場化與民營化無法回應現代政府所面臨到的問題與危機，全球民眾日漸升高的期望、環境危機、人口爆炸、對更佳服務的需求、科技革命等議題皆迫使國家與政府必須找到解決之道。民營化僅是西方的私部門與保守理論者推動全球性規模的意識型態答案。
此外，民營化更因為國家功能與國營企業無法轉換為私有獨立體與企業時而產生誤導。在先進民主國家中由於具有嚴厲的法律與法規而使民營化成為經濟與政治策略的混合結果。民營化亦會使政府在監督並擴展市場功能、控制弊端與詐欺上的開銷增加。民營化行動的目的是與多國企業聯結將公部門的龐大部門轉換成更大規模的私人企業。民營化與結構調整對發展中國家與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具有重要的意涵與結果，服務焦點由公眾利益轉移至私部門利益而導致全球公共行政的出現。
(三)、結構調整與全球公共行政
1980年代新世界秩序引導大多數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將順服於新全球秩序下的規範、規則與價值，並會修正與公私部門間的關係、政府在社會與經濟中的角色、市場擴展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範圍。在此新局面下的重要詞語為重新調整、改革、重新定義、重新考慮、再發展等。以下為全球公共行政出現的結構變遷(Farazmand,1999)：
1. 公、私部門關係的重新調整：市場化與民化的全球運動改變了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公部門功能與活動的範圍與境界。許多國家在認同私有市場部門下經歷了重新界定與重新調整公私部門關係的過程，其基本原理為管理政府功能與改善經濟生產力與績效上獲得更大效率。除非政府願意讓出既定的公共政策領域以支持強調生產力與服務的民營化架構，否則「公共組織的責任不會消失」。
2. 組織的重新結構與重新設計：當重新結構時許多組織設計問題便浮現，主要的問題在於複雜、集權與分權、政府角色的改變與對組織適應性及彈性的影響、在傳送服務時協調多組織的努力、組織重疊的問題、在公私部門中責任達成的問題等。在全球化的新組織重新結構反應對分權彈性與分裂彈性、經由權威與權力的集中適當協調與控制的需求，新設計結構的管理、政治、經濟、組織面向須被地方與全球環境決定因素所採納。組織結構與行為的改變將會導致更多服待私有市場部門，且更多的官僚化會將會成為發展中國家組織結構的特色。行政人員與官僚文化會將其行政系統的既有文化與組織價值具體化（如西方組織的理性、非人性化）組織與價值的轉換會促使官僚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鴻溝加深。
3. 行政改革：政府改革行政系統的目的在取得合法性、改善行政績效、增加管理效率、增加組織彈性等。除非風厲雷行地執行行政改革計畫，研究發現行政改革常遭致失敗的下場。行政改革與市場化、民營化與民主化相一致，包括了地方行政系統的集權與分權、人事與預算系統的變化、行法規與解除管制的改變等。在發展中與部份發展中國家行政改革行動常跟隨著西方先進國家的腳步，而此種狀況將會造成發展中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新殖民地」。
4. 全球官僚體制：新全球行政系統的調整需要大規模全球官僚體制，而此體制的特色為分歧、多方面的複雜性、相互依賴。此全球官僚體制可分為隱匿的與實際的官僚體制兩種形式，前者指與經濟、政治、軍事等有關的完全成熟組織，如World Bank、美國政府、IMF等；後者指聯合國及其依各種目的成立的會員組織與非會員組織。許多的國際議題、全球問題與衝突皆經由實際的組織加以處理。
基於上述之討論，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界必須學習全球化思考，全球化思考能讓公共行政與組織理論者更能了解當前公共行政本質。同時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研究應擴展到相關領域(如國際政治)。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官僚體制對技術與跨領域人才有高度的需求，且其是需要扮演協調全球公共行政活動的組織。全球公共行政中菁英定位的本質改變，在層級體制中最高領導群體會是專業的行政人員與官僚者。唯有全球型公共官僚方足以處理全球化新世界次序新挑戰。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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