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成長率從2000年的5.86%大幅滑落為2001年的-1.91%，衰退幅度嚴重為五十年來所僅見。失業率更達到歷史高峰，由2000年的2.99%驟升為4.57%。2002年1至4月平均失業率仍達5.1%，失業問題嚴重。儘管近日國內外經濟研究機構均不約而同的樂觀向上調整2002年全球及國內經濟成長預測值，其中行政院主計處於2002年5月17日發表最新國民所得統計，推測2002年國內經濟成長率向上修正為2.55%，顯示經濟景氣確有復甦跡象，然復甦腳步仍顯遲緩。

由於新的全球經濟競爭不再是比資源的多寡，而是以擁有高的人力資源及有效率的行政體系的知識經濟，為此，台灣如何在新一波的經濟競爭中再露崢嶸。政府的行政革新，財經法律鬆綁與教育體制更新，都是影響台灣經濟再起飛的因素。

台灣經濟復甦已露曙光

當前台灣經濟最大的挑戰不是由國際景氣衰退影響了出口，再影響經濟成長率，而是台灣的金融市場、勞動市場、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的行政效率不彰包括了政府的組織不合時宜，過度管制或不合理，過時的法令規章，以及不符全球潮流教育制度，甚至語言教育等。這些問題可以總結到一個字上，就是制度僵化及需改革。二十年前諾貝爾獎得主路易士曾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一個國家最後限制它成長的是這個國家的法令與制度」，現在這句話將成為台灣經濟能否再起飛之關鍵。

在全球化、國際化的潮流中，台灣企業必須在國際市場衝鋒陷陣，政府政策卻在意識形態下一味強調本土化，甚至因而捨棄了國際化。因此當私人企業積極追求國際化，政府的行政配合不夠，法令修改太慢，因而成為企業界大規模發展的阻礙亦成為導致我國競爭力消退的主因。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最近公布的「2002年全球競爭力評估報告」顯示，我國國家競爭力排名表現由2001年的18名降至2002年的24名。就IMD所評估的國家競爭力內涵而言，主要針對四大重要指標：即經濟表現（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業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及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行政制度僵化 降低台灣競爭力

在經濟表現指標項方面，台灣由2001年之19名下降至2002年的40名；而於政府效率指標項目，由2001年之20名滑落至2002年之21名。至於有利企業經營環境之基礎設施亦由2001年之16名下降至2002年的20名。唯一上升者為代表企業效率指標，由2001年之19名上升為2002年的18名。從以上資料顯示，台灣私部門的競爭力勝於公部門。在IMD的數據中，台灣除了旺盛的私人企業競爭力十足，其他無論是總體經濟表現，抑或是政府效率，或是與企業經營及投資環境有關之基礎設施等指標均下降，在在顯示國際競爭力下降主因與政府施政效率有關。

台灣迎接「知識經濟時代」來臨

在人類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二十世紀是工業化的時代，其生產的主要要素在於有形的資本、勞動、以及自然資源，而二十一世紀則是另一個斬新的世紀，其生產的主要要素在於無形的知識、資訊，以及文化特質等。因此，隨著社會的進步，技術的創新，以及知識的大量累積與應用，經濟發展已進入了直接建立在知識與資訊的創造、流通，以及利用的經濟活動與體制的「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新紀元。

由於知識經濟是直接建立在知識與資訊的激發上，並以創新與創造之特性支持經濟不斷發展，故勢必會對傳統價值造成衝擊，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發展中因違法犯紀之法律風險所引起社會成本之損害須加以重視。因為知識經濟中很重要的智慧財產權受剽竊會導致人類創新力受斲傷、高科技犯罪可能癱瘓網際網路之暢通，金融犯罪（如內線交易、內部人放款和洗錢犯罪）打擊金融體系之安全性，會減低投資人投資之意願，而公司與個人惡性倒閉引起骨牌效應亦會引發之經濟和社會問題。因此建立一良好法規環境與一個有秩序的經濟環境成為發展「知識經濟」中不可或缺之一部份。

在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日愈成熟的現代社會中，如何建立知識經濟社會，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為一個國家能否立足於國際社會的重要因素，因為在知識經濟的年代中，影響國力最重要的因素不在於土地的大小，武力的強弱，自然資源的多寡，而在於知識的累積、流通與應用，而台灣要達到生產活動的創新與企業的轉型，需由政府與民間來共同努力建立一個足供知識經濟發展的溫床。我國政府於民國九十年開始推動「知識經濟社會」，但由於施行成效不彰，不僅產業外移的情形依然存在，且國家競爭力亦呈現衰退的局面，顯示知識經濟在執行的過程中，仍多流於形式，而未真正的落實，成為我國在廿一世紀「知識經濟」的經濟發展上之隱憂。

行政改革與教育體系更新

事實上，知識經濟自成為全球顯學以來，已歷經多年的技術創新與改變，在當前的經濟社會中，知識經濟已不再侷限於高科技的產業，而是所有國家所有產業均朝向以知識為基礎，並由知識來帶動經濟的發展。因此，不論是個人、企業或國家，都需了解知識經濟的實質意義，以及了解傳統經濟與知識經濟的差異，而政府規劃知識經濟發展時，亦須分別從不同的創新體系、基礎建設、企業環境，以及教育體系等來加以探討，而其目的則是普遍提升各級產業的競爭力。

傳統的經濟社會轉型至知識經濟，不僅要將新的概念傳播給大眾，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知識經濟需要從修改法令、教育等基礎結構去尋求突破。然而現在政府立法前提是「防弊重於興利」，執行不徹底，以致防弊也做不到，結果守法就是吃虧，例如懂得迂迴避過法律的公司反而會成功。政府在政治面雖然改了很多，但經濟面上沒有多大改變，限制經濟的人為條件並沒有減少。此也為張忠謀先生於六月十一日參加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年會，演講「成長之極限」時指出，過去七、八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一直停留在一萬三千美元左右，和殷琪指高鐵最大的障礙是來自政府，顯示在現行經濟制度下，台灣的經濟成長已經到達現行制度所能容許的發展極限，要提高極限，需要相當的行政改革。過去台灣雖有優勢，但當缺點多過優點時，現有的優勢勢必會受到影響；為了再提升極限，我國有必要改革法令制度。

另外，人力素質是決定知識經濟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唯有高素質的人力才能有高水準的經濟成果，因此如何建構一個符合知識經濟又具人性化的教育制度是建構知識經濟不可或缺。台灣近年來的多元入學方案捨本逐末，不改革教學內容而僅在入學考試方式打轉，除消耗人力外，不知所為為何；另外，外語教學是台灣能否融入全球各個不同文化體系中之工具，但因長期的升學主義下被忽視了。因此，為了發展知識經濟，教育體制與外語教學有必要重新思考其地位。

WTO與深化財經法制之重要性

我國於本年一月一日加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為符合WTO所強調的自由化與透明化，我國亟需推動的政策關鍵之一在於加強法令鬆綁與更新，以符合WTO和知識經濟的發展需求。台灣財經法令落伍的現象很多，譬如過去公司法原禁止以低於股票面額之價格增資，股份有限公司最少要七人股東，不但是源於鴉片戰爭時代英國舊公司法的過時規定，也逼迫企業家在創業之初就養成找人頭的惡習；金融、證券法規流於形式主義，以致無法提升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水準，公司股票惡化成雞蛋股和水餃股導致公司募資的窘境；法院無法有效執行破產、重整法規，嚴重損傷債權人權益；市場整合和公司退出機制欠缺，使得股東權益無法受確保，凡此種種，皆為適例。此外，加入WTO可延伸接觸國際財經法規最新發展的觸角，隨著WTO將再展開新一回合貿易談判，有更多的財經法規（如競爭法）將逐步納入世貿組織的範疇，政府也應隨時注意並加以因應。

期待台灣經濟再起飛

經濟成長是會有限制的，那個限制是人怯於改革制度造成的。因此，要讓台灣經濟再起飛，加速經濟復甦，恢復過去長期的經濟繁榮，必須先恢復企業的信心；要企業恢復信心、樂於並勇於在國內投資，必須要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少干預。現在政府立法前提是防弊重於興利，結果守法者吃虧，懂得迂迴避過法律者反而會成功，這樣的投資環境，如何能讓企業留根台灣；為此，以現在的制度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極限，為了台灣經濟再起飛，政府要從行政改革，法令規章更新、教育等基礎結構去尋求突破。希望政府少口號，多實踐；少政治，多經濟，一切施政，要以台灣未來經濟永續發展為前提，凝聚2,300萬人的共識，台灣經濟再起飛才指日可待。

（本文刊登於91年7月話題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