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邁入第三十五年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於今年五月十日至十二日在上海舉行。這是繼一九八九年我國亞銀代表團首次踏上大陸的土地後，十三年後我國代表再次前往大陸開會。時空會改變，當然政治環境也會隨之轉變。十三年前，我國在動員戡亂體制下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如今，我們已承認對方為存在的獨立政治實體，政治上更經歷了史上首次政黨輪替。事隔十三年，前後分別在北平與上海召開亞銀年會，兩岸代表互動關係已有顯著變化。從上次在北平大會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我國代表前財政部長郭婉容採不理采且雙手環抱在胸以表達抗議相比，此次上海年會中共似乎有意避免兩岸之矛盾並未播放國歌，雙方代表也依照國際禮儀互動，十分密切。此顯現兩岸間之關係已顯著改善，不若一般民眾感覺之緊張。或許與去年在上海舉行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年會(APEC)中雙方代表不歡而散，所以雙方此次言行更加謹慎。

然而十三年來，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甚大，尤其是經過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後，亞洲受創各國在經濟合作上更趨緊密。反觀身為創始會員國的我國在亞銀會員國中卻有日趨被孤立的情形。另外，自從一九九○年以來，由於開放台商前往大陸投資，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尤其是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已躍居我國對外貿易首位，超越美國。然一九九六年三月間出現之台海危機，我國政府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台商對大陸投資仍快速成長。尤其在九七年後，政府鼓吹南向政策失敗，促使前往大陸投資更加興盛。反觀政黨輪替後，「戒急用忍」政策調整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兩岸關係日益緊密之趨勢已很難抵擋。

由上分析可知，目前我國與亞洲各國間的地位可歸結為台海兩岸關係日益密切，而政治經濟關係中卻有被孤立邊緣化的趨勢。從近年來我國出席亞銀年會均不斷倡議各種避免亞洲金融危機重現的機制，卻都無法獲得與會其他國家的回應，可見一斑。基本上連倡議的機制都無法獲得其他國家的回應，例如建立亞洲共同貨幣（亞元）、多邊換匯機制及區域經濟金融安全網之設立等。因此在第三十五屆亞銀年會結束同時，我國如何在日益險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中，避免被邊緣化，提出更積極的策略，是在參加會議後值得深究的問題。

回顧一九六六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由包含我國在內的三十三個國家成立了亞洲開發銀行。目前會員國已達六十個，範圍更遍及了亞洲和太平洋，並且在德國法蘭克福、日本東京及美國華盛頓特區設有代表辦事處。經過了四十六年的運作，亞銀目前功能有以下四點：（一）對於開發中國家會員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貸款和投資的協助。（二）對會員國經建計劃的執行和規劃提供技術上的協助和諮詢服務。（三）促進公共及私人資本對於開發的投資。（四）對於開發中國家會員國之經濟發展政策上的要求給予回應和幫助。很顯然的，亞洲開發銀行以促進會員國經濟上的發展，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為主要的功能。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所揭櫫的五大目標均以改善會員國經濟福利為目的，如減少貧困、促進經濟成長、支持人類發展、改善婦女地位及保護環境。因此，對於各國在政治上的問題，並不是亞銀所欲涉入的範圍。

由亞銀成立的五大目標來看，亞銀的功能頗似世界銀行（World Bank），貸款給會員國為其主要任務，而非像國際貨幣基金（IMF）以維持國際金融穩定及協助會員國總體經濟安定，避免國際收支惡化為職責。這就是何以亞銀對於我國提出穩定亞洲各國國際金融貨幣危機之主張，表現冷淡的主因。

相對於我國在政經上被孤立，兩岸則有不同的發展。十三年前，當時我國的外交政策尚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堅持「三不政策」，而政府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因此當我國在亞銀的會籍名稱片面從ROC被更改為「Taipei,China」以來，我國代表為了正名問題年年都有抗議。加上歷年來至今，我國對亞銀的捐款達4千700萬美元之多，因此並不想和政治劃上關係的亞銀自知理虧，並不對我國年年的抗議有激烈的反應。除會員國正名問題外，我國亞銀代表團在有其他任務在身的情況下，亦把問題焦點放在具有實質意義的問題上，例如加入各種經濟合作機制，加強和其他國家經濟合作，發揮我國在區域經濟上的影響力，防範國際金融危機的襲擊。

如前所述，我國代表近年來曾在亞銀年會上提出許多經濟合作的構想，如建立亞洲共同貨幣（亞元）、區域經濟金融安全網、簽立多邊換匯協定和設立自由貿易區等。除了「亞元」所牽涉的政治問題較複雜外，其他均不失為走出被孤立的辦法。以他國為例，為了解決東亞地區貨幣金融之不穩定問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曾於二○○○年五月六日於泰國清邁東協會議提出將貨幣換匯協定延伸至東協各國及中共、日韓三國。同時中共更進一步於去年底主張所謂東協加上日、韓及中共之自由貿易區。今年日本更根據清邁協定除已與中國大陸、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簽定換匯協定外，現正與印尼及新加坡談判中。事實上，去年在夏威夷舉行的亞銀年會中，日本與泰國、南韓和馬來西亞即已敲定雙邊換匯協議。遺憾的是，我國至今仍未與任何一個國家簽有換匯協定或自由貿易區，遑論設立區域經濟金融安全網，因此更應當未雨綢繆。

和我國最鄰近的香港是一個極度自由貿易的港口，並且在多項的國際評比中一直享有最開放經濟體的美譽。美國知名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在二○○一年十一月所發表之「二○○二年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以及華盛頓凱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的「二○○一年年報」中，香港皆榮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但是香港卻積極想要和中共建立自由貿易區關係。即因近年來香港因經濟面的結構性缺陷，房地產業為大幅貶值衰退，內需不足並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因而抑制了投資和消費的成長。再加上本身的產業結構仍未找到轉型出路，大陸內地經濟快速的竄起，加上近來台資及日資大量進入，上海發展前景看好。這些因素遂使得香港政府未雨綢繆，積極拓展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保持身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另外，歐洲經濟區的形成更是指日可待。歐盟十二個國家，總共三億五百萬的人口從今年元旦開始使用歐元，使得歐盟成員間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競爭力更為強化。其後更有近十個東歐及南歐國家準備加入。而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也將加入中共、南韓和日本，成為東協加三（ASEAN plus 3）。另外，北美貿易協定計畫在二○○五年後將擴展到中南美洲各國，形成美洲自由貿易區。反觀我國，雖然從元旦開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會員國，暫時避免了繼續淪為國際經濟孤兒的窘境。但是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狂潮之下，如何走出被邊緣化的困境，政府當局應當審慎因應。

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自由化雖然對於區域內部會員國有益，但卻極可能排除區域外國家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機會，「貿易轉向效果」將使得被排除在外的國家感到憂心忡忡，壓縮生存空間。反觀我國目前的國際空間已然狹小，再加上中共政治力的阻撓，在國際上漸失表現舞台。儘管如此，積極爭取加入某些經濟整合組織，如東協自由貿易區，或與他國訂定自由貿易協定並且繼續強化台灣的高科技競爭力，使台灣的出口產品在全世界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不敢忽視我們的存在，這才是對目前解決台灣經濟及外交困境的最好途徑。

在這一波波的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下，如何一方面走出中共在國際社會中政治力的封鎖，不讓台灣被邊緣化的趨勢惡化，另一方面，發展台灣為企業在亞洲之全球運籌中心，避免大陸磁吸作用日漸擴大，讓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及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中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是政府目前應該認真思考並謹慎決策的重大課題。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1.5.20中央日報地圖週刊復刊號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