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土牌」與台灣的選舉政治
首先；我們應該要界定清楚：「本土牌」的操作與「本土化路線」的落實，二者是不可以畫上等號的，是有著清楚分隔的概念與政治內涵。
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本土化』始終是一條主軸，它貫穿台灣政黨政治的導向並促進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轉型。從早期開放地方鄉鎮、縣市層級的選舉，如鄉鎮、縣市長及其民意代表，到後來的增額立法委員甚至晚近的總統直選等，『本土化』始終都是台灣各政黨與政治領導人積極爭取執政權力而後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而所謂的「本土化」的意義就是要尋求扭轉過去長期由國民黨的外省籍政治菁英主控政治權力的局面，轉而由人口結構中占七成左右的本省籍人士掌權「當家作主」。
因此，如果我們檢視台灣選民的組成結構即可發現，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不論是黨外時期的異議人士或是一九八六年以後的新生政黨「民進黨」，莫不以選民結構中占70％以上的「本省人」作為主要爭取的基本盤，本土票源就成為他們最重要的動員對象。換言之，如何爭取「本省籍選民」或本土票的認同，就變成反對黨的首要政治任務。
蔣經國是最早啟動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的領導人
多年來台灣政治「本土化」的推力主要來自於兩方面：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嚴格來說，蔣經國是最早啟動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的領導人，也是相當程度因為他「吹台青」政策的刻意支持，才爲後續順利開展的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鋪下堅實的基礎。
但從黨外到民進黨的「非國民黨」本土牌的出現，則是與政治場域中權力鬥爭及爭奪選票息息相關，其目的乃是要透過感性/符號性的訴求，企圖在選民的心理認知上，建構出一種社會裡「對立/分裂」的「我群/他群」，這種「原鄉情感」強化出個人對族群團體的認同，進而影響或操縱選民的政黨支持與投票行為。(Edelman,1985;Sears,1993;Issacs,1975；Kuklinski,2001)
「本土化路線」≠「本土牌」
其實；「本土化」路線的落實與「本土牌」操作往往僅一線之隔，前者是政治家大格局、用心良苦的善意作為，這一方面的推力如前所述，主要是國民黨內以蔣經國個人意志為主導的改革路線。後者是政客為權力鬥爭便宜行事、居心叵測的惡意煽動，這一方面則是來自在野的各種反對異議力量； 80年代浮現的「黨外」運動與其後的民進黨扮演極為重要的推手。在這個過程中，利用「省籍矛盾」為政治動員的主要社會基礎，與「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威權統治」的民主化訴求是相互為用、相輔相成的。也是當時反對力量追求短期政治/選舉利益的一種理性抉擇。
換言之；「本土化路線」是人才培養是權力的寧靜轉移，而「本土牌」操作卻是製造對立從中漁利的短視作為，此端視政治人物一念之所繫。而接掌國民黨並統治台灣12年之久的李登輝即是接續蔣經國「本土化路線」之名而後操作「本土牌」之實二者交互運用的始作俑者。
一、「政治情感」的投票取向，才是在台灣選舉致勝的關鍵因素：
一般而論，會影響台灣選民投票的因素不外乎有政黨支持、國家認同、省籍區隔、統獨議題爭議、政策立場、候選人特質…等因素，各類實證研究也顯示出長期以來，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議題與政策取向的投票行為並沒有消失，甚至也有逐步成長的趨勢。但是我們卻可以觀察到，80年代以降的歷屆大小選舉中，理性類別的因素始終無法超越情緒性、情感性、甚至是民族主義式的訴求。在台灣選舉中真正能夠影響各政黨選舉策略擬定的關鍵因素，顯然仍是一種基於「政治情感」的投票取向。(徐火炎，2004) 這也難怪陳水扁在2007年會高聲疾呼「台灣沒有左右問題，只有統獨問題！」
政治情感 → 中國結與台灣結 → 本土牌：
這種以「政治情感」為訴求的投票取向，正是台灣選舉中的一種『符號政治』所展現的結果。(Edelman,1985; Sears,1993;Sears, Lau, Tyler, Allen, 1980) 它的具體表現就是在所謂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兩種原鄉情感中所衍生出來的情緒性、對立性的政治情感。(徐火炎，2004) 這兩者其實原本未必是必然的對立、相斥的選項，但是台灣由228事件的歷史悲劇所衍生的集體記憶，以及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威權統治，加上蔣介石總統獨尊「大中國思維」的文化霸權作為，自然就為異議人士鋪陳出一個二元分化「我群/他群」對立的最佳氛圍。日據殖民與兩蔣威權統治的歷史「悲情意識」或李登輝執政時所闡述的「台灣人的悲哀」，就更成為「本土牌」的最適當催化劑。
民進黨從黨外時期以來就一直能夠有效的操縱這種『原鄉集體潛意識』，並藉由選舉過程中的政治操作手法與文宣傳媒的包裝，將其轉化為充滿仇恨、敵對及矛盾的政治情緒，而這也就是最典型的「本土牌」選舉策略的運用。換言之，能夠影響台灣選民投票的眾多因素中，藉由從早期不斷強調「本省人投給本省人」、「台灣人出頭天」的訴求，到後期開始講「台灣優先」、突出『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對立，民進黨都或明或暗成功地挑動了本土選民的情緒，這種「本土牌」正是他們至今從來沒有偏離過的競選手法。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說不論是省籍、族群、政黨政策、地方派系、統獨議題、候選人特質等各種可能影響投票決定的變項，都與「本土牌」所涵蓋的價值信念息息相關，並產生交集。實證研究顯示：從1996年總統大選到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再到2000年、2004年陳水扁再再勝出的總統大選中，再再可以發現，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實在與省籍劃分、族群衝突、李登輝情結、國家認同、統獨議題中的『台灣結/中國結』情感因素有著顯著的相關性，而此乃「本土牌」的真正原始核心。(徐火炎，2004；陳文俊，2003；盛杏湲，2002；陳陸輝，2000)
西方民主政治中「經濟理性」因素，亦無法超越『本土牌』的效力：
在台灣的選舉中，民進黨所依循的本土化路線及他在選舉時所運用的「本土牌」策略，主要還是源自於『符號政治』所能支配的選民投票行為。
在民主化成熟的西方國家裡，選民雖然也會以「理性自利」(self-interest)的原則為出發點，來決定支持哪個政黨並藉此抉擇極大化他們的自身利益。但是，我們必須強調類似上述這種『工具性的投票行為』在民主政治活動中雖是既存的事實，但實屬例外而非常態。據西方政治學研究結果歸納出的結論得知：多數情況下，以「政治情感」因素作為投票行為的考量才是政治行為模式中的常態。(Edelman,1985;Sears,1993；Lau and Sears, 1986; Sears, Lau, Tyler, Allen, 1980)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競爭，「整體經濟表現的良窳」絕對影響著選民投票的傾向。(Downs, 1957) 但反觀台灣各類選舉中，這種理性投票傾向其實並不明顯，甚至對個別選民的政黨忠誠度也沒有太大的驅動力。而傳統的西方政黨政治裡「左派，右派」分野在台灣選民的政治光譜分析上也沒有明顯效用。(陳文俊，2003) 公元2000年民進黨掌握台灣的執政權之後，經濟政策荒腔走板，經濟成長遲滯衰退，民間投資意願低落，消費者信心長期低迷，但是這一切負面的施政結果並沒有明顯撼動傳統的民進黨支持者的信念與熱情。一項以1998年與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的資料為基礎的研究發現，選民對台灣經濟評估的差異，主要會受到該選民個人的「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影響；主張「台灣本土意識」與認同「民進黨」的選民會傾向於對個人及台灣經濟有較為樂觀的評價。(徐火炎，2004)同一調查結果也發現若選民是有明顯「台灣結傾向」，即使他/她對個人乃至於對台灣整體經濟表現的評估是有「悲觀」的感受經驗，在經濟層面的工具性與理性的考量後，仍舊很少會轉移他們對原支持政黨的堅定支持度。(徐火炎，2004) 簡言之：對台灣選民而言，截至目前為止，「經濟理性」的考慮因素，依然無法超越以『中國結/台灣結』為主軸的複雜政治情感所產生的影響力。事實已經印證；從2000年到2004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中，我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使台灣經濟現況已相當不景氣，多數台灣選民仍然不以此經濟表現作為投票的主要考量因素。
台灣藍綠各黨都是「本土」牌的忠實用戶：
不僅如此，在政黨競爭方面看來，無論藍、綠，各政黨莫不致力於「本土」形象的打造，如2004年連戰和宋楚瑜，為了贏得執政更曾分別對廣大的目標選民上演下跪親吻土地的戲碼，此舉即可視為國民黨向『本土』訴求做出的積極表態與回應，足見『本土』的無限魅力。猶有甚者，即使在民進黨第二度執政下，大量浮現的貪瀆弊案，引發了有史以來台灣社會群起批判貪腐的情況──百萬紅衫軍嗆扁下台，阿扁卻能迅速打出「本土牌」，當下就使數以萬計的紅衫軍瞬間即潰。(趙剛，2006)反觀國民黨，甚至如今已經是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也沒敢放棄，為了勝選還是得繼續展現其朝向「本土」化路線移動的企圖。(童清峰，2007)另一方面；君不見在馬英九與王金平的黨主席之爭的過程中，王陣營內不也充分運用「本土」號召來動員黨員支持？由此可見不分藍、綠，「本土」牌在台灣選舉政治、及各權力鬥爭的場域中是多麼重要又是多麼好用了。
一九七0年代至今的歷次選舉中，台灣選民的政治情感傾向主要還是取決於省籍與族群認同。不論是單一席次的競爭或政黨對決的候選人競選策略，都難以跳脫『省籍分歧』、『台灣優先』、『賣台愛台』、『統獨爭議』之類的範疇，各政黨並以此作為動員選民的訴求。相形之下，『地方派系』與『候選人特質』雖不能說毫無影響力，但是較之於這種『原鄉集體潛意識』所投射出來的對立局勢，其影響力實屬有限。再觀察每次選舉初期，各黨候選人雖然都會提出理性的政策議題與主張，但是不論是在經貿、社會福利、教育、國防、衛生醫療…等等政策議題的辯論中都不難發現，一旦選情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之後，這些看似理性的公共政策議題也往往會被化約、轉化成上述二元對立的「政治情感選擇題」。民進黨會質疑：反對軍購就是中共同路人，主張兩岸經貿開放就是賣台行為，承認大陸學歷就是不愛台灣，要求開放大陸同胞來台觀光就是不顧台灣的安全，支持開放陸勞來台等於協助中共掏空台灣人就業機會，建議適度調整放寬對大陸配偶來台定居的管制就是協助中共滲透台灣社會…。所有這些公共政策議題的實質內涵與政策考量完全被邊緣化，「本土意識」變成衡量政策、評估政策的唯一、最終標準。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公共政策的理性論辯只有讓路，否則就會被貼上「賣台」、「中共同路人」、「國家認同混淆」等等負面的「政治不正確」標籤。於是乎，上從立法院的質詢辯論，下至傳播媒體的評論報導，都有意無意的傾向於(或墜入)這種「本土牌」議題的邏輯陷阱中而無法跳脫。
二、台灣是多元族群區隔的社會：族群尚未分裂，融合仍在進行
不可否認的，「政黨族群化」並不是社會之福。然而在台灣『省籍』、『族群』卻是政治發展的主要變項，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我們經常可以觀察到，因為政治人物的煽惑使得族群、省籍對立的現象。例如：「外省人的危機意識」亦曾經成為某些政黨實行選民動員的基礎。更有甚者；佔有70％絕對優勢的「本省人」族群，基於歷史背景因素所產生的『福佬沙文主義』也已經成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一大隱憂。當這種意識與政黨政治出現重疊的現象後，勢必會對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造成威脅。(Horowitz, 1985)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雖然在民進黨強力推動「本土牌」的政治環境下，這種撕裂族群的威脅陰影暫時無法解除，仍然揮之不去，然而；截至目前為止，以我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至今並沒有真正出現類似南非或東歐國家嚴重的「族群血腥暴力惡鬥」；換言之，個人樂觀的認為，雖然年年選舉，且藍綠鬥爭至今未有稍歇，台灣仍然可稱得上是一個『多元族群區隔』的社會〈an ethnically-segmented society〉絕非是一個『族群分裂』的社會〈an ethnically-divided society〉。(鄭又平，1995) 若以樂觀的角度來分析，台灣既是一個「族群尚未分裂，融合仍在進行」的多元族群區隔的社會；則吾人不妨細觀台灣的族群政治發展至今其所具有的特徵：
1. 族群界線的糢糊化；
2. 政治世代的交替；
3. 缺乏明顯的地理區隔；
4. 廣泛的族群通婚現象；
5. 戶籍政策上以出生地登記取代籍貫登記；
6. 更重要的是─佔有數量優勢的本省人已經有效、全面的掌握了政治舞台上的權力。
問題是「政治情感」的對立，或許還沒有發展到足以點燃台灣社會大規模的政治暴力的程度；但是無可諱言的，這種刻意操弄的「符號政治」已經足以影響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投票行為及政黨認同。民進黨的「本土牌」策略的的確確已導致台灣社會的分裂與對抗，有識之士雖然憂心仍未若南非或東歐國家如此「族群血腥暴力」，但不可否認的，台灣的政治角逐競賽中，「本土牌」經過民進黨的一再操弄下，確實已在台灣的政治體系中紮根，並且日益茁壯。也因此使得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那種「少數族群（外省人）掌控政治權力、多數族群（本省人）掌控經濟權力」的獨特現象幾乎徹底瓦解。如今；除了部分領域如傳媒、軍隊、或情治體系內，外省精英還能有一些影響外，可以說台灣社會的「權力架構本土化」基本已經完成了。亦即，從一九四九年以降，外省籍政治精英在黨國機器中所擁有的優勢地位，已經隨著各黨「本土」化政策的推展與民主轉型的過程而逐漸的消逝了，國家機器的主控權也已轉由以福佬人為主幹的本省籍政治菁英來主導。照理說，當多數族群(本省籍)已經主掌了經濟優勢與政治權力，運用「本土牌」的誘因應該逐漸消退才對。但是，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當權者似乎仍樂此不疲，甚至有變本加厲的情形。所謂「本土牌的鐘擺還沒有擺盪到最高點！」民進黨依然在舊式「省籍/族群」與新式「台灣優先/台灣主體意識」的旗幟下奮力前行。這種執著源自於兩種需求：首先，在激烈的選戰中，民進黨必須先掌握、鞏固它的傳統基本票源；其次，執政後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可以藉高度情緒性、悲情的「原鄉本土」訴求來移轉焦點，藉本土原鄉的「符號政治」訴求可以讓選民暫時忘卻民進黨的貪腐無能，也可以爲自己的執政失敗尋找「代罪羔羊」──國民黨、泛藍政客、統派媒體…等。
三、本土牌「大地之子」濫觴
政治學者Myron Weiner 指出，多元族群社會裡，經常會發生不同的群體因為遷徙移民到特定領土的時序有所不同，而區隔出誰是本地人、誰是新住民、新移民的現象。通常先到者會強調自己的群體是純正的本地人、是「大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而後到的移民則被視為新住民，會受到先來者的歧視。類似情形其實就是一種本土運動的『排外現象』。先來的族群將該特定土地視為「新世界」的心態，在政治意義上所衍生出來的邏輯就是──新世界的大地之子，在政治資源的分配上，必定優先於後期的移民群體。(Weiner, 1978) 像這種『大地之子』的訴求具體投射到台灣的政治現況中，即是所謂的『台灣之子』、『蕃薯/芋頭之爭』、『貴賓狗/土狗』、『台灣腳/香港腳』等各種標籤化的爭議。而台灣戰後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族群悲劇又加深了這種對立的局勢。(鄭又平，1995)
李登輝在國民黨掌權後從「本土化」到「本土牌」
不論是藍綠陣營的各個主要政黨，如今亦都傾向『本土優先』的政策訴求了。事實上，這種『本土優先』的策略在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中實屬正常現象。國民黨在李登輝掌權之後，仍然延續了蔣經國「本土化路線」。所以說；民進黨所運用的「本土牌」並不是其獨家專利，今天民進黨所強調的『台灣人出頭天』、『愛台灣』、『本土優先』…，其實早在李登輝初接任國民黨主席的時候，就已經是被充分運用的政治動員口號了。
1988年李登輝在蔣經國去逝後雖順利接班，但他與國民黨內各派系大老尤其是外省籍政治菁英卻在黨內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為遂行其全面掌權，他適時地借用『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優勢，在國民黨掌控的立法院內，先以本省、外省對立分化的手段，大舉動員了以『集思會』為主幹的本土政治勢力對抗「新國民黨連線」的黨內政治精英，此後迅速「抹紅」並冠之以「外省黨、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當時；前有國民黨來台兩蔣主政時期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為前因鋪墊，後有其不斷挑逗「台灣人當家作主」，致使當時在國民黨內省籍矛盾的現象從隱性轉為外顯，更迅速浮出檯面。回顧李登輝12年的國民黨主政期間，一步步以延續蔣經國「本土化路線」為名，卻不斷操弄「本土牌」，藉以打擊、收攏黨、政、軍、特更將台灣地方派系，甚至黑金的各種政治勢力引進國民黨中央的決策核心，最終也真正遂行其所謂「本土化」戰略。而他「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光環更牽引出海內外台獨份子以及在野的民進黨，基於同為本省籍的「政治情感」所賦予的隱性支持，這就是所謂的「李登輝情結」，最後也終於發動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有李就郝？郝在有李？」國民黨李郝主流、非主流之爭
1993年，李登輝更在民進黨暗助下，開始推動總統直選及國會全面改選，此番政治動作不僅逼退了外省籍行政院長郝柏村，更奠定其操作「台灣政治本土化」的基礎。在這個時期的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省籍矛盾」始終與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鬥爭相互掛勾。總統直選與國會全面改選，實際上也就是進一步將所謂的「法統」徹底本土化。而在本省籍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外省籍郝柏村等非主流派的鬥爭中，李登輝更是充分運用了「本土牌」的號召力，及隨鬥爭而來的社會基礎，徹底打垮了國民黨的外省政治菁英。
仔細觀察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他其實正悄悄進行了一場無煙硝戰爭──名為『台灣命運共同體』實則為『文化意識台獨』的各種政治思想及文化的鋪路工作。不過與此同時；客家人和原住民所主導的社會運動，卻不知為何，始終沒有被納入李登輝與民進黨所操縱的本土化政治路線當中。
和本土牌內涵息息相關的『台灣主體意識』在此時亦逐漸浮出檯面，李登輝所謂的『台灣人的悲哀』即是典型的例子。在李主政期間，他沒有進一步落實國民黨的民主化政策，也沒有為台灣培養出一個多元包容、相互尊重的族群環境，卻使得「省籍矛盾」與「國家認同」的激辯逐漸白熱化。台獨論述的完善以及台獨勢力的茁壯也在他的護航之下，得以逐步開展。如前所述，本土牌「政治情感」效應著實驚人──台灣人民甚至願意包容李登輝執政時的種種弊端與爭議，讓他能夠在國民黨權傾一時之際完成權力與法統的本土化。
其實；即便在國民黨內操弄「本土牌」亦非李登輝專利，後來的國民黨亦不遑多讓。2000年總統大選時，不只阿扁訴求自己是真正的「台灣之子」，國民黨在連、宋對峙時，連、蕭的「本省籍」優勢不也正是其拿來對付宋楚瑜「外省籍」的重要籌碼嗎？總括歷來在台灣政治人物的眼中，不分藍綠，「本土牌」其實與愛台灣是無關的，它一直以來其實都只是政黨甚至政治人物權力鬥爭下一張「好用的、便宜又大碗的牌」而已！
四、民進黨如何運用本土牌
煽動對立，區分出『我群/他群』切割選票
李登輝執政後期民進黨更發揚光大，進一步將「本土牌」選舉策略發揮的淋漓盡致，終致2000年民進黨取得執政權。縱觀民進黨從九0年代開始，在戰略上就已先搶占制高點，不僅發展出理論論述，更充分運用媒體包裝將「民進黨＝民主」，同時巧妙的把『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與『外來政權』、『外省人』、『中國』畫上等號，然後再透過口耳相傳與地下電台、宗教社團、競選樁腳…等各種網絡，向選民灌輸、散播「本土優先」思想。究其根本，民進黨所主打的「本土牌」，正是揉合了省籍/族群衝突、統獨矛盾、兩岸對峙等意涵，並煽動對立情緒，然後區分出『我群』與『他群』的概念，藉此達到其切割選票的目的。
過度使用「本土牌」致嚴重內訌
民進黨這種以煽動對立情緒達到其模糊其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議題的作法，本來是針對國民黨等泛藍陣營的政治人物而來。不過近年來卻開始出現嚴重反噬。過度使用「本土牌」的結果，甚至在黨內初選亦無法停歇，此已激起民進黨內派系鬥爭導致嚴重內訌──前期有許信良、施明德等前任民進黨黨主席被影射為中共的同路人，近期則有蕭美琴、洪其昌等人分別被抹紅為『中國琴』與『西進昌』，直至呂、游、蘇、謝四大天王的總統初選亦未見停歇。連謝長廷的「憲法一中」也難逃「本土牌」炮火。
「本土牌」出，紅衫軍潰
反貪倒扁的紅衫軍運動，曾經一度動員百萬民眾走上台北街頭，對綠營造成強烈震撼，但是當綠營打出「本土牌」將「倒扁」、「挺扁」定位為藍綠對決與南北對立，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堃高喊「倒扁就是中國人糟蹋台灣人，台灣絕對不能讓紅色恐怖打倒、被糟蹋、被看輕！」就順利的整合了泛綠陣營。即使以施明德為首的紅衫軍一度企圖區隔陳水扁與民進黨，但是「本土優先」旗幟一出，就迅速瓦解了倒扁的力量。這是因為「本土」的概念其實就好似一種「擴大化的家族隱喻」──本土台灣人的家族雖然不幸出了一個不肖子，但即便他有再多錯誤或缺點，也由不得「外人」說三道四。(趙剛，2006)「被壓迫的屈辱意識」正是這種台灣底層民眾心中隨時可以被點燃的政治情感。
也正因為如此，面對2008總統大選，祖籍湖南，香港出生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就當然成為民進黨本土牌再度集中火力攻擊的絕佳目標了。民進黨不只針對馬英九的籍貫來質疑他的台灣認同與本土意識，其試圖挑起台灣民眾對經濟利益可能遭到威脅而產生的本土排外情緒，更針對蕭萬長所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亦一併做出了「政治統一、經濟一統」的強烈指控！
另一方面，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雖也公開表示，他將「每天開放一千名大陸觀光客來台旅遊」，甚至將「開放大陸資金入台」，但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仍要強烈反對，因為，一旦兩岸資金、人員及商品可自由流動即表示兩岸經貿將暢通無阻，屆時大陸管制不嚴的貨品就有機會得以傾銷台灣，且大陸低廉的勞動力也就會順勢搶佔台灣人的工作機會，至此台灣人民的前景著實堪憂，怕『到時連當乞丐也不會贏』！
在本土牌的論述中，台灣政黨政治競爭被簡化為『本省人或本省黨=反中國或反殖民=反一國兩制=民主=捍衛民進黨政權或扁政權=捍衛台灣利益』；而『對抗外省人或外省黨=支持一國兩制=獨裁專制=反扁、倒扁或反民進黨=出賣台灣利益』。
民進黨這番「本土牌」的論述同時還運用了生活上的口語化來教育群眾並灌輸政治意識形態，譬如『台灣人要出頭天』、『台灣人當家做主』、『外省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卻不愛台灣』、『台灣是我們的母親』…。而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正是民進黨實行政治操弄的最佳時機，民進黨藉由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正當性，不斷在媒體重複鼓吹悲情意識和煽動省籍衝突，尤其是2004年總統大選前，民進黨與獨派團體所推動的『向中國說不』、『台灣Yes、中國No』的『二二八手護台灣』就是典型的一種族群悲情動員活動。
五、本土牌內涵的擴張與轉型
民進黨視議題、選區、選民…等相關時空背景，隨時可以調整「本土牌」論述內容，轉移鬥爭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運用「本土牌」策略至今已達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好似一「變形蟲」更像一超級變異體，往往具有高度彈性，可視議題、選區、選民等相關時空背景條件，隨時調整其論述內容，甚至隨時轉移鬥爭對象。縱觀民進黨從早期運用本土化路線對國民黨進行奪權，迄今運用本土優先的悲情意識為其執政的正統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基礎。此番後扁時期，更積極運用其「本土牌」策略，團結島內可團結對象，共同一致對付中國更進而對付美國。其層次分明「本土牌」運用的各種階段，特別臚列於下：
1民進黨對抗國民黨是本土政權對抗外來政權；
2.民進黨的本省籍候選人對抗國民黨的外省籍候選人；
3.民進黨權力核心對抗批判民進黨的敵對勢力（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最後扁及時祭出本土牌以致紅衫軍草草收場）；
4.正常的台灣共和國對抗不正常的中華民國；
5.民進黨與台灣對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
6.悲情的台灣對抗霸權的美國。
民進黨「本土牌」變異體已創造出『新悲情意識』來對付中共、對付美國：
從上述民進黨幾種「本土牌」運用的層次來分析，已可看出民進黨早已將本土牌內涵的悲情意識，巧妙的從在島內對付國民黨無限擴大到對抗崛起的中國與霸權的美國了。君不見；2007年扁政府正是藉由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的爭議性『假議題』，擴大其本土牌的內涵及其所抗衡的『他群』的涵蓋面，然後假借台灣在國際事務領域中與中國大陸的摩擦，進一步營造出一種『新悲情意識』，而這種『新悲情意識』的出現，實在是根植於民進黨日益強化的「本土牌」──台灣主體意識啊！
2007年8月陳水扁出訪中南美洲時過境美國，在阿拉斯加拒絕下機，他向迎接的美國在台協會但另一方面，民進黨在2008大選之前大張旗鼓的推動「入聯公投」這個「假議題」，絕非是寄望能順利加入聯合國。之所以要如此大費周章，其實只是要玩弄「台灣被國際社會強權外交打壓」的悲情氛圍，造成「入聯失敗」，再以「公投」煽動民粹悲情，並得以從「反中」與「反美」的假動作裡獲取其政黨及個人政治利益而已。總統大選因此將再成為「統獨對壘」主戰場，即使對民進黨執政失望的綠營選民，也會被迫不得不「含淚投台灣一票」。榮譽主席浦為廉表示：這樣的過境待遇「不方便、不舒適、甚至有失尊嚴」。陳水扁強調他是「忍辱負重」，但「美國作法羞辱的不只是他個人，更是羞辱所有台灣人民」。一場失敗的「灑錢外交」就在這麼一個「新悲情牌」的遮掩下悄然過關。
2007年八月底，美國政府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韋德寧官員甚至說出：「台灣或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都不是國家」及「中華民國是一個尚未解決的議題(an undecided issue)」的重話。陳水扁聰明的將「本土牌」順勢操作出不分藍、綠選民都深感羞辱及憤慨的「新悲情意識」。並巧妙的從島內對付國民黨擴大到對抗崛起的中國與霸權的美國了。他完全主導了2008選戰議題，成功的移轉其經濟施政無能的焦點。而面對如此形勢，藍營的馬英九也不便強力批判陳水扁，反而還得同仇敵愾一番：呼籲美國政府，不能因為不信任民進黨政府，而說出傷害台灣人民情感與利益的話。另一方面，只見美國政府基於維護其自身利益，也主動跳入了陳水扁政府所精心打造的「境外選舉戰場」──陳水扁與民進黨政府的「入聯公投」不正是成功的把美國與中國捲入台灣島內選舉爭議中？
其實，不同政治世代，基於迥異的歷史記憶、教育背景與生活經驗，會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取向。(Samuels, 1977) 民進黨雖然也清楚了解台灣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政治世代未必會對省籍矛盾、族群劃分、二二八事件…等早期的「本土牌」政治情感訴求做出積極回應。然而；他们早已有因應之道，因為當兩岸關係被強烈扭曲成「民族國家的敵對」時，台灣新生代的選民當然就會接受民進黨一直訴求的「對等」、「尊嚴」、「自主」的價值觀，再結合傳統「愛台灣」的訴求，這麼一來就可重新鍛造出新的本土牌內涵了。
利用「本土牌」綁架深綠、牽制淺綠、討好中間選民
本土牌為何能夠有政治動員的能量不外乎是基於下列幾種因素：
1. 對國民黨威權政黨長期統治的反彈；
2. 對外省籍政治菁英長期掌握台灣政治權力的反動；
3. 日據50年加上國民黨執政50年，百年來台灣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識；
4. 兩蔣至李登輝、陳水扁前後執政者持續對中國共產黨、對大陸的妖魔化；
5. 兩岸在國際場域中的磨擦與矛盾致使台灣國際空間再再被打壓的窘境；
6. 漸進式文化台獨的思想工程起潛移默化之效。
那麼究竟本土牌對選民的動員能量又有多大？
其實；極端地情緒性訴求應該無法動員絕大多數的本省籍選民，但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和深綠選民當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支持度或是情緒高昂的選民能夠接受本土牌的動員，甚至使用暴力行為來進行政治鬥爭的話，單就這一部分就足以綁架整個泛綠陣營，並讓二元對立的激進思維取代了多元立場的溫和主張，成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景況。民進黨這種種做法不但可以區隔選民、切割藍營的支持者，還可製造出我群、他群的對立以及妖魔化敵對陣營。
民進黨2000年執政後『本土牌才是政治正確』，已採『綠色恐怖』思想清算深入文化、傳媒、教育領域了
此外，「本土牌」的選舉技巧已成為台灣的政治發展軌跡的重要因素，將台灣，尤其是民進黨的選舉策略逐步導向極端的激進路線。從歷次選舉中反覆運用本土牌的策略不難看出，民進黨試圖將『本土化』與『去中國化』以及『台獨主張』緊密結合，並在台灣的政治場域中塑造出一種『本土才是政治正確』的氛圍，除此之外，任何不符合「民進黨式本土化」的政治主張都必須要向其讓步。任何輿論的批評與不利民進黨的負面新聞報導，都被指控為「統派媒體」的惡意操弄扭曲。聯合報、中國時報、TVBS、中天、中廣、飛碟電台等等新聞媒體不斷受到綠營黨政官員與民間媒體名嘴的強力抹紅批鬥，甚至威脅取消營運執照。就在這種「政治正確」的本土牌主張下，民進黨原來雖未能完全掌控意識形態霸權，卻在2000年執政後，已逐步深入向文化、傳媒、教育的領域發動了類似『綠色恐怖』的思想清算了。
結論：「新悲情意識」的「本土牌變異體」的政治前景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雖脫離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陰影，遺憾的是與「民進黨式本土化」結合的民主化思潮，卻變態激發了本土沙文主義的盲目排外情緒。嚴格來說，早期本土路線的訴求或者說本土牌的內涵一直未與台獨主張合二為一，然而民進黨為了選舉的短期利益操作，也為了鞏固其傳統深綠支持者的認同，以遂其奪權、執政的目的，本土牌的運用終至變形、變異。
如前所述，在民進黨手中「本土牌」不僅是個變形蟲，早已隨其任意操弄成為一超級變異體，短期之內這個廉價的政治工具絕對不會因為本省人的全面掌權（或者說是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開始失效。相反的；民進黨持續運用「本土牌」以及由此衍生的「兩岸牌」的策略是不會隨時間而有所遞減的，這其中的關鍵即在於，多年來「兩岸交流」的熱潮至今未能有效抵消民進黨打「本土牌」的魔咒！民進黨也能「與時俱進」的不斷尋找新的本土敵人與代罪羔羊，政權對內要「嚴防叛亂」，對外要「抵禦強敵」。國民黨兩蔣時代，不斷誇大渲染中共會血洗台灣，任何異議者必定是「三合一敵人」──黨外民主人士必定與萬惡中共及賣國台獨勾串，企圖破壞國家安全。民進黨執政後也創造出來新的「台灣人公敵」：「中國」與「外省籍」變成「原罪」，獨派人士強調國家處於不正常狀態，任何人/黨主張「終極統一」就是賣台，中國國民黨不去掉「中國」兩字就是不認同台灣，也沒有資格再掌執政權。
從西方先進民主到亞洲新興民主體制的經驗也證實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與「本土主義」(nativism)並不會隨經濟發展而煙消雲散。(Huntington,1997,2004; Connor,1994;Diamond and Plattner, 1994)民進黨運用「本土牌」不僅奪得執政權，也建立了「台灣優先」的意識形態霸權，並逐步建構出「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手法還會推陳出新，持續發酵。政治世代的交替，族群融合通婚的深化，也未必能完全消彌其存在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種「本土優先」論的頑強韌性使其能蟄伏在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深層中，在短期內也不太可能完全消逝，只要外在條件成熟，就可能被有野心的政客隨時激發利用。而民進黨近期又創造出來的「新悲情意識」，一但注入「本土牌」的外殼後，將會進一步強化台灣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持續成為新一代民進黨政治人物動員群眾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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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2007年9月16日發表於「第二屆北京台研論壇」，本文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