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民主憲政體制，台灣是在解嚴以後才逐步得以建立。換言之，解嚴是台灣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憲政體制的一個分水嶺。台灣是在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先生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 Mrs. Katherine Graham）時，正式告知對方「我們即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1987年7月15日，立法院通過「國家安全法」，同日台澎地區正式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象徵台灣的民主轉型正式啟動。如今，解嚴滿20年，藉此機會檢討過去，策勵來茲，希望對台灣的民主發展能產生一些啟迪的作用。
近年來，民進黨在國內外宣傳，希望把自己化粧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功臣。事實上，民主發展是一個漸進、漫長的過程，不是一蹴可幾。美國學者佛烈（F. Frey）曾說：「政治發展即是邁向民主政治的運動。」顯然的，台灣從1949年政府遷台開始，其政治發展的目標就是邁向民主政治。
從1949到1965年間，國共雙方仍然軍事衝突不斷，台灣安全飽受中國大陸威脅。1965年後，雙方則處在冷戰對峙的局面。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為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實施軍政；另一方面，基於三民主義的執政理念，又必須逐步展開訓政，推行民主。選舉是民主的表徵，台灣從1950年7月起，政府開始辦理第一屆縣（市）議會議員選舉，第一屆鄉長選舉，也於同年10月辦理；第一屆縣（市）長選舉於1950年8月開始辦理。第一屆省議會選舉則於1957年4月舉行；1969年12月，台灣開始選舉「中央公職增補人員」，1972年12月舉行「中央民代增額選舉」。這些選舉的實施，對訓練民眾實施民主，及反映民意到決策體系中，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都產生了重要的貢獻，也爲台灣日後的民主發展奠立了厚實的基礎。
1977年11月19日發生的「中壢事件」，是台灣民主發展的另一里程碑。黨外勢力逐漸興起，言論自由尺度大幅開放，集會、遊行只要事先報備、申請，都得到允許與容忍；黨外組織政團也被容忍存在，1986年9月民進黨成立；這段期間事實上台灣已有「準兩黨制競爭」的雛型存在。
1987年政府正式解除戒嚴，開啟了台灣民主轉型的新頁。解嚴當然是經國先生個人的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一方面與其個人的民主信念和民主性格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經國先生體察國內外形勢後得到的結論有關。曾經撰寫過「蔣經國傳」的美國資深外交官泰勒 (Jay Taylor) 指出：「至少從1960年代末期起，蔣經國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諾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們的改革不是只求減緩壓力的策略。」泰勒又說：「研究蔣經國多年後，我深信他的性格深具民主、平等與同情心」這樣的民主性格與信念，使經國先生在當時黨內多數人仍反對解嚴的情況下，毅然決然的堅持解嚴的決定。
解嚴是一個複雜困難的決定，是許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首先，是國民黨的意識型態對決策者的影響。根據民權主義，發展民主政治本就是國民黨建黨建國的理想。國民黨在1980年代經濟發展成功後，已爲台灣在經濟領域中建立了一個公平競爭的體制，同時也爲台灣人民培養了堅強的民主價值與信念。根據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等政治學者的研究，經濟發展會促成政治參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這些都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
其次，決策者和政府的信心對民主轉型非常重要。根據錢復的一篇訪談資料，錢復從美國返國後，曾請求經國先生結束“戒嚴時期”，以改善台灣在國際上的形象。經國先生回答說：「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會動搖“國本”的。」 可見當時經國先生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可是，1980年代，研考會做的民調指出，66.7％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而台灣的民意取向則是「中間溫和型」。中產階級的特性是，既要求改革，更希望能維持穩定。這樣的民意和人口結構，最後使決策者相信，實施民主不會造成大亂，可以安心的推動解嚴。
第三，國內反對勢力的壓力，當然也是促成解嚴的原因。1980年代，黨外和國民黨的競爭，已發展成全國性的競爭，當時黨外在選舉中得票率已達30％上下，國民黨再也不能忽視這股力量及其訴求。藉由推動解嚴和民主改革，爭取更多支持，同時鼓勵新興的政治勢力在體制中競爭，成為解嚴的考慮因素之一。
第四、國際形象的提升是解嚴的重要考慮因素。如前所述，錢復請求經國先生考慮解嚴的理由就是「國際形象」。馬英九也說：「戒嚴已成台灣的包袱，經國先生對解嚴的堅持，來自美軍顧問團老團長齊格列拉將軍的信。」戒嚴使台灣國際形象受損，也使台灣背了黑鍋，因為對西方人而言，戒嚴就是宵禁與軍事統治，就是對公民權的剝奪與限制，這與台灣當時的實際情形有非常大的落差。爲了改善國際形象，經國先生選擇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時，正式宣佈解嚴。
最後，兩岸關係也是一個考慮因素。馬英九曾指出：「面對來自海峽對岸的壓力，經國先生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中華民國臺灣才能得到人民及國際社會的支持。」1980年代鄧小平開始採取改革開放的措施，中國大陸展開了驚天動地的現代化計劃。國民黨對大陸人民的號召，一直是要將台灣建設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進而催化大陸的「和平演變」。爲了使大陸不僅是在「經濟上學台灣」，更要在「政治上學台灣」，因此，台灣的解嚴和民主改革有利於台灣維持在兩岸競爭上的優勢。
總之，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漸進、漫長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由上而下」由國民黨政府主導的民主轉型。杭廷頓在其「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將台灣的民主轉型歸為「轉化型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在這種民主轉型模式的國家，政府基本上掌控了變遷的過程，並且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向從事民主改革。民進黨對促進台灣的民主轉型當然有貢獻，但是，民進黨也只是促成台灣民主轉型的眾多因素之一。
解嚴使得台灣轉型成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孫中山先生「國民主權」的理念得以實現，台灣人民享受中國有史以來最自由、民主和人權受保障的生活。兩岸關係解凍，兩岸人民開始接觸來往，許多大陸人士對台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羨慕不已。「以台灣經驗和平演變中國」成為當時大陸政權最忌諱的議題之一。在國際上，台灣的民主形象成為開發中國家的範本，美國過去對我批評甚多的自由派人士紛紛轉變對台灣的看法，台灣在美國和國際上獲得更多的支持。
解嚴和民主轉型當然也改變國民黨內的權力生態。當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班，國民黨本身本土化的趨勢也已不可擋。本土化後的國民黨，在兩岸政策和對台灣的定位及發展策略上，都產生嚴重的分歧，也造成國民黨分裂的根源。國民黨的分裂最終導致民進黨的上台。
2000年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下臺，民進黨上臺，政權和平轉移，這是國民黨的失敗，但也可視為國民黨推動民主的成就。七年多來，民進黨執政成績，從陳水扁總統低落的施政滿意度就可看出。經濟的衰退，人民痛苦指數的升高；政府和第一家庭貪腐的嚴重，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和社會上兩極的對立，用舞弊和詐欺手段贏得選舉，使人民對民主喪失信心；兩岸關係的緊張，國際關係的倒退，尤其是和美國關係的惡化，這些都說明了民進黨執政的失敗。
爲了台灣民主進一步的深化和鞏固，為了重振人民對台灣民主憲政的信心，為了幫台灣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民主制度，國民黨對台灣的未來仍須承擔責任。國民黨未盡的使命如下：
一、 建立國家認同的共識：
沒有國家認同的共識，人民就無法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認知，民族情感也無法凝聚。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共同成長生活的家園，兩者本是一體，不需要將之對立起來。民進黨執政下，人民的國家認同被割裂，民族感情被對立，台灣不能團結對外，唯有靠國民黨重新執政，讓人民凝聚在共同的國家、民族認同上。
二、 建立一個清廉效能政府：
國民黨在兩位蔣總統執政時，對政府官員的清廉和專業要求非常嚴格，兩蔣本身的生活非常儉樸，對知識份子也非常尊重，使當時國民黨政府成為一個廉潔有效能的政府。
民進執政七年多，比李登輝時代的腐化，有過之而無不及。政府的貪腐，特權的橫行，用人徇私酬庸，不重視專業，使人民對政府和民主的信心大失，嚴重腐蝕了我國民主憲政的根基。
國民黨若重新執政，必須再度建立一個廉潔效能的政府，讓政府官員成為人民清廉儉樸的模範，讓政府成為專業治國推動現代化的火車頭。
三、 建立一個權責相符的政府體制：
今天我國憲政體制最大的問題，乃是有權者以權謀私，心中無憲法和一再玩法弄權。例如，我國明明是雙首長制，卻不願按照雙首長制的精神來落實政府制度，使得少數政府無法順利推動政務。又如，民進黨2004年執意違法推動「公投綁大選」，2008年又想如法泡製一番，「黨產公投」被公投審議委員會合法否決後，民進黨利用其掌控的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又翻案通過。民進黨提出的「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案遭到公投審議委員會經過合法程序否決後，民進黨又再度企圖透過訴願委員會翻案。民進黨政府與另一獨立機關NCC的對立鬥法，也是類似情形。這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舉動一再出現，幾乎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國民黨的責任就是建立一個權責相符分權制衡的政府體制。統治權力之行使必須根據憲法和依據憲法制訂之法律而為，這是最基本之憲政法治主義之精神。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已承諾，當選後將落實雙首長制之精神。執政者心中有憲法，有遵憲、行憲和讓憲法成長的誠意，遠比一再修憲來得重要。其次，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是台灣民主憲政能否存活的一個關鍵因素。只有人民信任司法，民主才有意義。這也必須執政者尊重司法，不以政治權力介入司法。最後要加強法治建設，必須從執政者守法開始，到人民權利的行使，都能以法治為基礎，公權力才能合法的發揮，民主（平等）和效能兼顧的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四、 建立一個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影響台灣的生存發展，必須有智慧的處理。民進黨是從內政的思維來考慮兩岸關係，因此，兩岸關係成為民進黨在內政上維繫權力的工具。對抗、醜化、「去中國化」等政策，都是基於維繫權力的考量，而非真正思考台灣長遠和整體的利益。
台灣必須在「92共識」的基礎上，與大陸建立一個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如果國民黨執政，台灣與大陸可設法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架構，例如簽訂「和平協定」。在和平穩定的基礎上，台灣可將大陸視為經濟發展的腹地，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此外，透過經貿、教育、文化、學術、農業、藝術等各方面的交流，促進雙方面的互惠互利。最後，在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上，也可透過談判達成共識。
五、 建立一個有尊嚴參與的國際空間：
中華民國應以更具尊嚴的方式參與國際社會。運用「金錢外交」的方式鞏固或購買邦交的策略，應做調整。「烽火外交」或「闖關外交」等作秀或「外交轉內銷」的作法，也應加以終止。國民黨若執政，應該在國際上扮演「負責任的同夥」的角色，讓美國等國際友人知道台灣不是「麻煩製造者」。同時，在外交上應推動「務實外交」，將「外交是一種可行的藝術」發揮到極致，而非用意識形態推動外交。最重要的是，國民黨要讓國際社會重新尊敬台灣，要讓台灣人在國際上感到驕傲。
解嚴20年，對多數人而言，回首過去像是一場夢。解嚴的後十年，有人用大陸的文革來譬喻台灣。台灣在內鬥中虛耗了十年。未來，我們仍然懷有夢想，希望政黨再次輪替，期盼新的執政者能將台灣帶出困境，為臺灣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與願景。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