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英國工黨在大選中,慘遭由柴契爾所領導的保守黨所擊敗,直至九六年大選,才再度奪回執政權。其間共有十八年,工黨淪為在野黨,並喪失了執政主導權。
分析英國工黨十八年政黨再造的反敗為勝艱困過程,除了保守黨施政所引起的經濟困境,及因歐盟議題造成保守黨內部分裂等外在因素外,工黨本身在公有財產制度(國有制)、放棄增稅、及降低工會對工黨的控制等政策路線調整及黨務組織路線改革,實是工黨重拾民心的重要關鍵因素。
工黨在敗選之初痛定思痛,將政黨再造主軸置於黨的政治哲學及政策路線,雖然改造之路最大的挑戰即是來自於工黨內部本身的意識型態衝擊,使得黨的改造者必須面對妥協與背叛的嚴重批判壓力。然而工黨的改革者重未對再造的方向產生過懷疑。事實上一九九二年,金諾克所領導的工黨支持率,即已領先梅捷的保守黨,後因選戰暫告落敗。然而工黨之黨的再造,選擇了最艱險之路,但也讓選民清晰的察覺到工黨的修正及改變。
黨的政策路線衍生於其政治哲學。所謂政治哲學是基於歷史、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政治信仰,此種信仰是構成社會與政治成員互動「共識」的基礎。而政治哲學也涉及政治體系內組成分子(包括政黨及政治人)對於(一)政治體系的性質、(二)政治權力的本質、(三)個人的角色、(四)個人與社會關係、(五)個人與國家關係、(六)國家與政府相關性、(七)政府與經濟體系、(八)政府與社會體系等之共同信仰系統,其同時蘊含著「社會基本價值」及提供「信仰所需的主要信條」兩方面內容。而在西方政治哲學之中,古典社會民主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則是最典型的代表。
所謂古典社會民主主義(老左派)主張國家應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會和經濟生活,而且支配市民社會。其強調集體主義,以及凱因斯式的需求管理。國家公共政策採用「統合主義」精神,並限制市場作用,以混合經濟或社會經濟的國有化為主要生產策略。在包攬一切的福利國家理念之下,追求強烈的平等主義及充分就業,故落實「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政策路線。老左派在國家疆域外,主張社會主義式的政黨間合作,也就是貫徹國際主義的最終理想。
而相對於古典社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右派)則主張小政府及自主的市民社會(小政府大社會),經濟活動則強調強烈的市場個人主義,以及市場基本教義論,而勞動力市場達到一種自然均衡。同意社會中「不平等」現象存在的事。追求傳統民族主義及社會中家庭的價值。而社會福利是在市場導向下進行,對於國家疆域外,則主張新自由主義式右派的全球化觀點-現實主義的國際秩序理論。也就是在制度建構中,所形成的國際社會秩序,是一種可欲的價值。
誠如前文所言,政治哲學源自於政治系絡之中的本身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背景蘊育而成。當然西方政黨及政治人物所面對的政治系絡與我國的境況必定大不相同,自然相互之間的政治哲學絕無可能是全然相同,而其繼以為出的政策路線亦必不相同。這也就是若干論者認為我國政黨並無左派及右派之分的論點所在。但是,沒有與西方政黨政治足堪對比的政治哲學與政策路線是一個事實,並不意謂我國政黨就應該亦無法闡述本身政治哲學基礎的合理性。到底,不論是在東西方世界、民主及極權國家,若論及政黨政治,政黨的政治哲學,形成政策綱領,而政策綱領指導政策路線,此乃實行政黨政治國家之不滅鐵律。此項鐵律就微觀言,足以斷政黨個體的興敗,而就宏觀言,更決定了國家政經社會總體環境的安定與混亂。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安東尼.紀登斯,與英國工黨領袖金諾克及布萊爾,在工黨的再造過程中,均共同認知前述「政黨發展不滅鐵律」與工黨是否再起之關鍵重要性,故在紀登斯的導引之下,修正了工黨的政治哲學,並調整其政策路線。這也促成「左派願景、右派工具」的「第三條路」的誕生。「第三條路」,也就是所謂「新中間路線」乃是以原本傾左的工黨政治哲學及政策路線向右修正,採用右派的統理模式,例如接受市場的若干機制及性質,主張原本保守黨所堅持的新自由主義右派執政路線向右修正。按紀登斯所言,第三條路乃「正-反-合」辯證邏輯實踐的結果,期望藉市場及緊縮預算右派手段,達成公平、分配、正義、圴富之左派願景。而在國家與公民關係間,則修正過去左派保障公民免除競爭風險的政策路線,進而對公民進行一種「適者生存」之訓練,形成一個負責任的風險承擔社會。
在我國政治生態之中,「第三條路」及「新中間路線」在選舉期間,淪為民進黨一項世俗化的選舉文宣口號。對於「第三條路」民進黨只是(1)取用於族群之間的新中間路線(本省人與外省人)、(2)簡約為跨政黨的新中間路線、(3)等同於海峽兩岸統獨之間的新中間路線。如此皮相的低度使用「第三條路」的真正意涵,實是對其背後所深植政治哲學意義的輕視。筆者深信民進黨內知識菁英必定接觸過「第三條路」的論著,亦翻譯過新中間路線的文獻。可惜其僅止於名詞的介紹,而未能見到其真正取得執政權後,將第三條路的左派願景、右派工具的精神,落實於政策之中,也因於沿續選舉期間,對新中間路線淺盤型的知識應用,使得民進黨繼續選舉期間,對跨政黨政治形成的誤判,而期望組成所謂「全民政府」,並落得無疾而終收場。事實上,倘使民進黨執政後,能夠真正認識「新中間路線」的政治哲學深層內涵,絕非是站在兩個政黨中間的空間位置意義,而應該是有理念及主義為基礎的「全民政策」內涵,則民進黨執政後的四個月間,就不會出現包括國安捐、高科技捐、國民年金、幼兒券、美濃水庫、核四評估等狀況的「搖擺內閣」現象。到底「全民政府」著眼點只是膚淺的跨黨派「特定人士」的入閣,而「全民政策」則應是政治哲學的定位。「搖擺內閣」代表政治的不確定性,而真正「第三條路」及「新中間路線」強調的是一種理念信仰的共同基礎。
中國國民黨必將重造再起。然而再起的契機何在?是否亦會是要遵循各民主國家「政黨發展不滅鐵律」,由政黨的政治哲學決定政策綱領,政策綱領指導形成符合民意之政策路線,或是另有再起他途呢?此乃值得憂心黨事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