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無論經濟實體、政治氛圍,中國大陸此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快速崛起,改變了全球國與國、區與區…之間互動面像;無論基礎建設、軟體實力,中國亦步亦趨的穩健開發與成長,更也受到全球政治、經濟及金融觀察家的時刻關注。尤其幾經國際亂象後的中國大陸,其經濟實力之增長,由無到有、從貧到富、自弱到強,分別在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期間所展現的「救世主」國際金援力道,更受到全球重要工業大國的重視。

中國經貿實力之增長、外匯存底之增量,全球有目共睹,即便2005年7月21日,中國匯改,一改過去緊盯(peg)美元而走向緩步升值之路,[1]中國仍持續穩賺世界貿易財,季季出超貿易增量千億美元,年年擴充其已足夠龐大的外匯存底,每二至三年一兆美元的增量,[2]不經意間,由無到有,到重「金」壓陣,成為全球外匯存底第一排名大國。

或想要要求中國貨幣升值,力求國際經貿達到平衡,或為求援中國,希望救助該國或區域的經濟衰微及金融亂象,這數年來,國際大老,不鮮有探訪中國的頻頻舉措。之前,美國總統歐巴馬2008年末尚未就任就出訪中國,歐盟之首德國總理梅克爾2009至2013歐債風暴期間數度訪華,在在佐證著中國崛起後的國際光環。中國於2008底大肆購入美債,金援美國,成功協助拯救源自美國的金融海嘯危機;[3]2011年底運用其當時外匯存底十分之一的3000億美元,援助穩定歐債所引發國際危機期間而設立「華美」及「華歐」備援基金,於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期間,中國所展現出彼消我長,唯我獨強的特殊經濟穩健性,顯現無疑。

國力日趨強盛、經濟穩健增長,該國貨幣走升之途在所難免。更由於數十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逐步崛起,國際經貿依賴中國進出口貨物量日益激增。截至目前,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更早已躍居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即便「十二五」後的中國,經濟重心走向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需消費的政策思維,但由中國這數年來極力推行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進程來看,未來逐步對人民管制的放寬,將讓其國際貿易規模不降反升,人民幣被受用於國際間之運行將更倍增需求。也因此,有機會有能力建置好減低貿易風險成本的匯率避險工具,進而建立對人民幣的清算機制,並搶占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籌設,實成為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多個金融進程較為先進國家或地區所積極佈設的政策方向。台灣央行也不在名單之外,積極進行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CNT)的籌設。然而,籌設並建置人民幣離岸中心到底意義為何?其影響有如何?實在值得身處台灣島嶼的台灣人民更深一步地去品味探討。

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始於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人民幣乃屬國際極弱勢貨幣,國際間乏人問津,甚難產生國際需求。即便時至二十世紀末,大陸經濟在國際間已嶄露光芒,但國際貿易之運行,對於人民幣之接納度及使用率能屬極微。然而,2003年金磚四國(BRICs)新興市場之耀顯於世,吸引住了世人的目光,「人與天然資源」的淺力市場,逐步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軸舞台,無論投資客或金融家,紛紛關注起四個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其發展未來,這其中,尤以中國的飛速經濟成長最為耀眼。而中國的發展步伐從未停歇,經濟實力向上突飛,其法償的人民幣貨幣,受到國際金融人士青睞之程度日日猛進。

拜金融海嘯摧毀全球金融市場之賜,國際間所矚目的各大金融機構紛紛慘遭重創、獲利大傷,甚至隕石殞落。2008年間,全球金融機構元氣大傷、虧損連連之下,[4]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卻反在此時大為獲利,一下子猛然竄升,於全球金融機構排名節節升高,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銀行三家擠身前十大之流,而以獲利能力而論,中國四大銀行皆於全球前十大榜上有名,甚至位居前二名。[5]

由於中國金融機構於國際能見度及地位的節節攀升,其所經手的國家貨幣人民幣也因此逐步走進國際舞台,中國的貿易對手國對人民幣的需求遂與日俱增。2008年底,歐巴馬訪中與溫家寶總理進行協商訪談之際,美國所提希望人民幣加速升值之路遭致婉拒,中國希望美國考慮人民幣列為「超主權貨幣」的提議,亦被否決,自此,中國為加速人民幣布上國際化的路程,急速與多個主要與中國貿易往來的貿易對手國,加速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直接換匯協定,SWAP),希望讓人民幣作為該些國家主要與中國貿易往來的貿易清算貨幣,企圖讓美元在此些貿易對手國中的需求減量並弱化美元重要性,進而促使人民幣有機會步步成為國際交易的主要貨幣,屆時美國再想反對人民幣取代美元的部分地位就會顯遲了。這樣的舉措,在短短三個月間,中國人民銀行就先後與其六大貿易量對手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共計6500億人民幣(約計1020億美元,占其外匯存底的5%量)的大量。[6][7]時至2014年底的今日,中國人行與其主要貿易量對手國的「貨幣互換協議」簽署量,已達2.5兆人民幣,共計有23個國家,其中,2013年10月所簽署規模達人民幣3500億元的人民幣與歐元SWAP,最受到國際關注。人民幣被各國開始慣用,並步步為營的取代歐元成為第二大國際貨幣,其挑戰美元,進而取代部份美元國際地位之徵兆,隱約展現。

三、中國推動人民幣發展方向與人民幣離岸市場之構思

中國共產黨於2013年底所召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的目標,並希望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就是積極盼望全面推動人民幣成為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此項政策目標的呼籲,實為中國經濟實力快速起飛,人民幣的國際能見度逐步加深後,為讓人民幣走向自由化與國際化,中國大陸所積極布局的金融策略方針。

為了利用人民幣於國際間貨幣流通的地位來凸顯中國在國際政經地位上的綜合實力,也為了穩健中國在金融服務業的效率增長,中國人行正積極逐步朝向推動人民幣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以達到人民幣自由兌換,並達到人民幣國際化的終極目標。而為增強人民幣的流通性,並使外國投資者及進出口商加速提高以人民幣進行交易的接受度,境外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成了中國人行近些年在推動人民幣業務發展上的一個重要歷程工作。亦即,此刻不僅全球各國在爭取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中國自身亦想透過離岸中心的建置,有秩序的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人民幣廣泛被國際金融市場接受且全球需求增量下,於國際間,構思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置的確有其必要性。然而,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置到底對東道國的中國有何好處?又境外地點該如何選擇?

首先,對中國來說,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置在金融面至少能產生三項好處:(1)貨幣政策市場利率指標的建立,(2)企業規避匯率風險匯率指標的建立,及(3)人民幣國際影響地位的提升。

在貨幣政策市場利率指標的建立上,國際間不乏有許多顯明的例子。由於各國央行在訂定貨幣政策以穩定金融市場之時,通常需要一個具有高流動性的貨幣市場利率指標茲以參考,一如美國聯準會(The FED)利率政策的宣布,乃參考以歐洲美元(Eurodollar)在倫敦市場所形成的倫敦銀行間拆款利率(LIBOR)。於中國境外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在利率政策執行上,確能發揮其重要的指標功能。對於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而言,在中國外匯管制制度之下,建立起人民幣離岸市場可提供一個具有流通性而有效的匯率指標,提供企業有機會做好明確而有效的匯率風險規避,減少產業衝擊,平緩金融波動。最後,在全球化「地球村」世代裡,各式經貿合作、自由貿易區的組成,[8]將更加深同質貨幣的需求性與流通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置,將在自由貿易區域及經貿合作架構下,產生更多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的貿易行為,使更推升人民幣於國際間的影響地位。

至於中國境外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應建置何處?有諸多考量。最少應包括有:(1)經濟貿易往來的重要程度、(2)金融發展歷程的活絡程度、(3)人文地理位置的樞紐地位、(4)語言文化交流的溝通程度、(5)人才及技術的金融專業程度、及(6)貨幣交易流通的監管程度…等。

綜上考量,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成熟度高、距離中國內地地緣相近、且文化語言相通的香港,自然成為中國推動人民幣發展,建置人民幣離岸中心構思之首選城市。

因此,始自2003年8月中國中央對6月30日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作出重大調整,增加「積極研究允許香港銀行在香港試行辦理人民幣個人業務,條件許可時優先考慮在香港開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等6項內容;同年11月,中國人行開始在香港提供人民幣清算業務。2004年1月1日起,香港銀行在清算機制建立之下,開放提供香港本地居民在人民幣存款、外匯、匯款及信用卡的個人商務服務,逐步開啟人民幣境外發展的進程。經過5年的磨合期,中國人行於2009年6月至2011年8月間,逐步開放中國內陸各省市與香港進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試點,為境外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市場基礎。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CNH)儼然形成。

另外,人民幣清算行的建置與國際布局,是人民幣步向國際化的重要始點,也是人民幣離岸中心設立的重要立基。時至2014年,中國大陸於國際間人民幣清算行的建置與布局,已包括有:中國銀行在台灣、德國、澳洲、馬來西亞、柬埔赛、香港、菲律賓、澳門;工商銀行在新加坡、寮國、柬埔赛;建設銀行在英國;農業銀行計畫在盧森堡及蘇俄…等。可預見的,於不久的將來,人民幣將更活耀於各國經濟貿易之互動往來之間,人民幣清算行的建置亦將布局於全球各主要金融城市。

四、各國競相發展人民幣業務與人民幣離岸市場

離岸市場是指被認可並從事離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業務的市場,而離岸金融業務一般泛指在非本國國境內運作的金融業務,進行交易的對象通常是銀行及跨國公司,藉由引進外來資金,存貸款金額龐大,再將其資金貸款外國,個人投資也可以藉由機構進行投資。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逐步增長,中國大陸在國家自身利益的考量下,自2009年開始積極地推動人民幣自由化與國際化,再加上大陸已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促使人民幣在全球交易量快速成長,而於2014年6月人民幣擠身成為全球第7位的國際支付貨幣,並取歐元而代之,成為第2大國際貿易慣用的的融資貨幣。

眼見人民幣的日趨光顯,各國央行紛紛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外匯存底配置,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亦積極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目前除了上述之香港已儼然成為全球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外,包括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新加坡、東京、雪梨…等金融進程較先進之城市地方,皆爭相競逐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這數年來,身處亞洲、地緣最便利的台灣,與英國、法國、德國、新加坡…等國家,都積極的與中國接洽,希望成為自香港後的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當然,此些角力爭取人民幣進駐的國家,或多或少都給予香港不少的競爭壓力。

在數個候選名單中,幾個符合國際金融中心層級的先進城市,包括:歐洲的英國倫敦、德國法蘭克福、亞洲的新加坡、及至發展迅速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都相當有可能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9]而此些金融重鎮又以全球最大外匯交易中心的倫敦,其人民幣業務發展最為快速。倫敦最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實,絕無爭論,各個主要的國際貨幣在倫敦交易的比重都接近40%至50%;而中國與英國之雙邊貿易,在2013年突破700億美元的貿易金額,創中英歷年來的新高。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在倫敦推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效益,應該是所有潛力城市中最為凸顯的,最有機會成為僅次於香港,而築成倫敦人民幣離岸中心(CNL)。

五、台灣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意義

台灣與中國藩離60餘載,其間愛恨情愁、磐根難解,但「五緣」相繫,始終牽絆兩岸關係[10]而台灣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依重良深,其貿易金額於2013年達到1243億美元,另與中國有地理相近、語言相通、文化相融…等多項優勢。
在地利之便及與中國的重要貿易夥伴關係下,兩岸終在2010年6月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其中關於金融條件,早收清單即規定,台灣的保險業、銀行業在符合早收清單所規定的條件下,可在大陸設立據點或分行;而2012年1月,陸銀來台參股投資規定亦生效,陸銀亦可選擇來台設立分行或與本國銀行參股投資。

再續2012年8月31日兩岸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2012年9月,台灣銀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為大陸地區新台幣清算行,2013年1月中央銀行也指定中國銀行台北分行成為台灣地區人民幣清算行。於清算行建置完成後,台灣金融業遂於2013年2月6日,全面開放包括:人民幣存款、匯款、投資人民幣計價的基金及債券…等的人民幣業務。相對的,銀行在接受民眾申辦人民幣存款業務的同時,也可以接受企業進行人民幣貸款申請。承兩岸特殊的文情背景,時至2014年2月的短短一年光景,台灣人的人民幣存款餘額飛速達到2145.22億人民幣,更於7月底達到2930.26億人民幣的規模。[11]國內人民幣存款僅僅歷經一年八個月,今年九月業已超過3000億人民幣的存款規模,成長之速,有目共睹。

此刻,台灣顯然也想在人民幣國際化所產生的利多機會上分得一杯羹,台灣來年若有機會成功運作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形成,將有機會為台灣帶來諸多利好,包括:

(一)協助兩岸實體經濟發展

截至2013年底止,臺灣是中國大陸第7大貿易出口地區,中國大陸是臺灣第1大出口地區,大陸與臺灣在2013年之進出口貿易額逾1,972.8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16.7%。其中大陸對臺灣出口與進口分別為406.44億與1,566.37億美元,相較前一年度分別增長10.5%與18.5%。

隨著台灣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兩岸的跨境貿易將越來越直接使用人民幣,雙方只要承受一次的匯兌風險,其中大陸廠商完全規避了匯率的波動,而台灣廠商則多了人民幣這種支付工具的選擇,也有助於降低匯兌風險,並促進兩岸實體貿易經濟的發展。

(二)營造台灣金融服務契機

1.提供台商完整金流服務

在銀行的學理上,銀行如有掌握客戶的主要金流,則其他所有相關金流(包括應收、應付帳款、週轉金及購料等)都會留在該銀行,如台灣的銀行可以提供台商金流服務,則就不會將相關業務拱手讓給其他的外商銀行,而台灣銀行業者將可透過金融服務,營造更大人民幣資金池,以發展更多樣化的金融服務。

2.發展人民幣資本市場業務

臺灣目前除開放基本人民幣存款及放款業務外,亦開放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寶島債)、人民幣計價的保單及相關人民幣衍生性金融商品,[12]如此,將有利於台灣銀行業者有機會可以轉型升級至投資銀行業務,以促進台灣金融升級轉型,並雇用更多的從業人員。

3.拓展境外金融理財業務

台灣透過兩岸跨境貿易累積,擴大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資金池的規模,再積極推出多樣化的人民幣商品後,加上政府對OBU、OSU及OIU的業務鬆綁與開放,可將台灣人民幣經外市場形塑出與國際金融市場競爭的條件,有機會爭取國際資金來台,以發展相關金融理財服務。

(三)其他

發展成為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另能有其他利好,首先,可讓欲推動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台灣,有機會順勢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或區域金融中心,並創造新的金融商機,特別是離岸市場的形成,將可帶動當地金融市場的軟硬體建設,進一步創造新的金融商機。另外,在面對金融全球化的當下,發展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也將有助降低國際金融波動的衝擊。另外,金融人才的培育、國家稅收的增加、及金融活絡度的提升…等潛在好處,亦可能透過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形成而發生。

六、結論

中國經貿實力之增長、外匯存底之增量,全球有目共睹。而人民幣被各國開始慣用,受用於國際交易之需求量倍增,並步步為營的取代歐元成為第二大國際貨幣,甚至有挑戰美元之勢。因此,有機會有能力建置好減低貿易風險成本的匯率避險工具,進而建立對人民幣的清算機制,並搶占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籌設,成為近年來全球化下,多個金融進程較為先進國家或地區所積極佈設的政策方向。

人民幣的日趨光顯,各國央行紛紛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外匯存底配置,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亦積極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目前除了香港已儼然成為全球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外,包括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新加坡、東京、雪梨…等金融進程較先進之城市地方,皆爭相競逐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台灣央行自然也不例外,積極進行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籌設。

經分析,台灣來年若有機會成功運作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形成,將有機會為台灣帶來諸多利好,包括:協助兩岸實體經濟發展、營造台灣金融服務契機等,其中在台灣金融服務契機的營造上,包括有:提供台商完整金流服務、發展人民幣資本市場業務、拓展境外金融理財業務…等好處,同時亦有助降低國際金融波動的衝擊。另外,金融人才的培育、國家稅收的增加、及金融活絡度的提升…等潛在好處,亦可能透過台灣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形成而發生。因此,台灣央行此刻努力規劃、用心籌設,希望能成功建置台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想法有其正確性與必要性。

然而,台灣雖有優異的金融進程與管理技術,但現階段金融制度與法規相較於國際間其他金融城市地區較不開放,更況且台灣始終存在「狹隘民族意識」的政治分岐,如今年3、4月間所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服務貿易卡關。台灣的經貿策略與經濟成長常在政治紛擾的負面因素下受到阻撓,因此在接續推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進程上,速度勢必會落後於全球其他國家之金融城市。


[1]7月21日,中國匯改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8.278一天升值2%至8.11,之後以緩步升值調整模式,至2014年初,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曾經來到近6左右的匯價,而今2014年底來到6.10左右的價位,升值幅度已超過25%。

[2]中國外匯存底的增量驚人,首次宏觀調控之初的1993年底僅為212億美元,2000年底成長至1656億美元,2003年年增長40%至4033億美元;而近年來,約二至三年一兆美元的增量,自2006年10月突破1兆、2009年4月2兆、2011年3月3兆,至今2014年底已累進逾4兆美元的高數額外匯存底量。

[3]於2008年底中國債權援助美國之前,為次於日本握有美債的第二大債權國,當年底購入約3000億美債,遂即超越當時日本的5000多億,成為持有美國債務的最大債權國。

[4]尤以美國各大金融機構為重,著名投資銀行的第五大貝爾斯登、第四大雷曼兄弟、第三大美林證券…紛紛退場,第一及第二的高盛及摩根,也相繼在2008年10月宣示放棄投行業務。

[5]據英國《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2011年7月報導,以「贏利能力」而言,中國四大銀行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於金融海嘯後後,分別擠身為全球最賺錢銀行的第一、二、四、及七名。(註:英國《銀行家》排名的主要衡量標準包括:資產規模、贏利能力以及股票表現三項)。

[6]最先與中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的六大貿易量對手國或地區,包括:韓國(2008/12/12)的1800億、香港(2009/1/20)的2000億、馬來西亞(2009/2/8)的800億、蘇俄(2009/3/11) 的200億、印尼(2009/3/23)的1000億及阿根廷(2009/3/29)的700億,共計6500億美元。約

[7]各國與人民幣SWAP之主要用途略有不同。如:阿根廷、馬來西亞和印尼,用在貿易中充當支付結算的角色;蘇俄用其作為儲備貨幣;香港則因為是人民幣第二大集散中心,貨幣互換主要為滿足資金供給;南韓則主要為幫助在大陸的南韓企業進行融資。

[8]亞太地區間,目前以兩大區域經濟整合互別苗頭,分別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進行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與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9]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立項的過程中曾遭遇阻力,但在中國總理李克強「力排眾議」下,於2013年9月29日成功啟動,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掛牌成立。

[10]「五緣」指:地緣、血緣、文緣、商緣、法緣。

[11]分別為:OBU的520.38億人民及DBU的2409.88億人民

[12]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MOU)於2012年完成簽署後,金管會在MOU生效時,同步開放企業在台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原擬稱為「番薯債」,後改定名為「寶島債」。

(本文刊載於展望與探索月刊第12卷第10期,2014/10/15,pp.21-29)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