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共在18屆3中全會後設置兩大機構，一是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強調改革開放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這兩大機構均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軍。顯示，習近平正積極規劃未來中共當局施政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以及保障落實深化改革藍圖的組織能量。其中，新設置的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為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並有效統籌各部門工作，以應對內外挑戰加劇的新形勢，並確保深化改革政策目標，能夠在穩定環境逐步落實。
2013年底，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正式調降2014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其理由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成長趨緩；另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發佈《二○一三年全球投資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指數持續下降，資金外逃現象已經出現。2013年6月間，大陸金融領域爆發「錢荒」問題，連帶引發各界對大陸「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房地產泡沫」等深層結構問題的憂慮。前大陸財政部長項懷誠透露，目前大陸中央政府債務太約在七至八兆人民幣，但地方政府債務卻高達二十兆人民幣以上。全美企業經濟協會（NABE）最新調查顯示，逾半受訪的美國企業經濟學家認為，今後幾年中國將遭遇債務危機。2014年大陸國民生產毛額（GDP），以及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明顯趨緩。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表示，中國大陸外貿將面臨持續且多面困難，包括：國際經濟復甦還不確定；其次是大陸內部綜合成本不斷攀升；第三是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產業和訂單對外轉移加快。
此外，美國正加快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談判，並已讓日本加入，另美國與歐盟國家也在進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以及全球為軸心的「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這三項以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聯合組成的經貿規範架構，將對中國大陸所推動的出口貿易與「企業走出去」戰略構成新的挑戰，因為大陸的出口產品與對外投資的跨國企業，都將重新適應美歐日共同制訂的經貿投資遊戲規則。
與此同時，國際地緣政治已出現戰略競逐激化現象。東北亞的朝鮮半島核武導彈危機隨時可能引爆；「中」日東海釣魚島對峙局面，隨著日本首相安倍明確否決「擱置主權論」，並高調主張要領導亞洲以制衡中共後，已被推上高峰；南海地區的越南、菲律賓等國，意圖靠美國支持，對中共就島嶼主權爭議採取強硬態度；美、日、澳洲正積極拉攏印度，形成圍堵中國大陸的軍事同盟陣線，並直接牽制中國大陸的「珍珠鏈」能源與原物料運輸線；美國與日本亦積極聯手開拓與緬甸、外蒙古，以及越南等國的經濟、貿易、能源開發，甚至軍事交流合作等多面向的互動關係，意圖瓦解這些國家長期與中共的合作關係，並逐步建立圍堵中國大陸的聯盟陣營。另近來「中」美兩國相互指控對方發動網路攻擊與網路間諜戰，對雙方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構成明顯衝擊，甚是可能導致美「中」關係惡化倒退。
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挑戰方面，大陸經濟起飛後，中共政權老舊的政治社會體制顯然已不足以因應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近來因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與矛盾而發生的群體事件，每年已高達十餘萬件；造成這些社會重大矛盾的主因包括：失業、失地、失管、失控、失範、失措等「六失因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陸社會階層出現急劇變化，生活於基層的許多民眾不僅未享受到改革成果，基本現實權益又被剝削，其中以農民工為最，導致對立失衡情緒瀰漫。各種「兄弟會」、「青年會」，以及「姊妹會」等民間地下組織等幫派勢力相繼建立。此外，目前中共當局推動的轉型改革計劃，代表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其中涉及的既得利益階層包括黨政權貴、國有及壟斷企業、甚至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都將受到重分配的衝擊。當習近平企圖貫徹各項深化改革措施時，必然會造成利益重分配的變動與權鬥，並導致國內政治社會出現不穩與抗爭的局面。
習近平企圖加大改革力度以鞏固領導地位的同時，也正面臨內政、經濟、社會，以及國際政經環境出現結構變化的新形勢，而且問題複雜程度更高、挑戰難度更大。年來連續發生的疆獨份子恐佈攻擊事件，已讓習近平把反恐任務提升到國家安全議程。倘若習近平無法發揮治理能力，有效應對紛擁而至的挑戰與難題，未來數年中國大陸出現社會不安狀況將趨於頻繁，並將與美歐日聯手圍堵大陸的新國際戰略格局，同步對中共政權構成直接壓力。因此，習近平決定積極發揮國安會及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職能，應對日益加劇的內外挑戰。
當中共召開18屆3中全會時，習近平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雙重壓力，各種風險明顯增多；而安全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當前需要，設立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安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為當務之急。目前習近平積極建構中共「中央國安委」職能，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來穩定政治社會基礎；同時，習近平在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發表「亞洲新安全觀」，強調太平洋夠寬，容得下所有亞太國家共存共榮，並鼓勵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支持亞洲事務由亞洲主導解決。但是，習近平倡議的「亞洲新安全觀」是否能夠發揮功能，有效應對美日同盟圍堵策略，其中關鍵仍繫於「中國崛起」的穩定大局。
二、國際戰略核心思維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當局認為，中共的國際戰略核心目標有三項包括：
（一）維護經濟發展大局的國際和平環境，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二）確保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
（三）建立國際性的聲望與影響力。
目前習近平政權運用經濟社會環境的改革，來強化穩定政治基礎與功能；同時，積極地發揮經濟與金融資源影響力，做為推展國際戰略的工具；此外，在亞太地區的週邊國家和國際性的多邊組織與論壇中，主動發揮領導性角色與功能。北京國際戰略規劃圈人士強調，未來的二十年間，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將繼續維持「競合關係」，同時，對於美國方面意圖阻止或延緩北京，在亞太地區取得領導地位的相關策略，亦持續保持高度警覺並備妥應對措施；此外，北京將運用經貿往來、人員交流、安全對話等方式，提高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信任感與依存度，並讓中國大陸週邊國家體會在地緣政治經濟上背離中共的困難度。
習近平為達成國際戰略目標，一方面採取強化大陸內部經濟軍事實力的積極作為；同時，也在外交策略上，運用「多管齊下」的方式，建立中共在國際間的建設性合作夥伴地位，以期達到在亞太地區與美國平起平坐地位。
基本上，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思維主軸包括：
（一）主動維持與美國、俄羅斯、歐盟，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避免形成與美國直接對抗格局，同時積極強調，一個和平發展的中國大陸是世界穩定力量，「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有利全體人類文明進步；
（二）明確表示「中國不想戰爭但敢於打贏合法化戰爭」，以塑造戰略威懾能量，降低中國大陸可能遭受的軍事威脅，逐步增加軍事能量，做為外交與政治運用籌碼，同時，亦儘量避免引起鄰國對中共軍事擴張疑慮；
（三）積極推動中亞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世紀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建設；其次是加快推進多雙邊自由貿易區戰略，早日完成「中」韓、「中」澳自貿區談判，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談判實質進展，繼續保持「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並以開放態度面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另亦積極倡議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經濟一體化措施；
（四）主動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高中國大陸的國際組織規則制訂權，並爭取加入國際組織高階管理工作，實際成為政策規劃與執行者；對於參與國際社會活動方面，則強調以個案處理的方式，分別就經濟、貿易、能源、高科技轉移、軍備控制、防止核生化武器擴散、因應氣候變遷威脅，以及環境保護等議題，凡是對中國大陸有利者，則將採取建設性合作立場，若有違背中國大陸利益與立場者，則堅持繼續協商態度，以逐步建立國際社會的優勢地位；
（五）積極建立國際「話語權」的能量並開展「人文外交」，包括在全世界八十餘國設立約達三百家孔子學院、撥款支持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在世界主要地區與都市廣設國際新聞中心，以鞏固中共成為世界重大議題意見領袖地位。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思維強調要發揮戰略定力，不與美國進行硬對抗；同時，運用「軍事安全與經貿金融利益並進」策略，透過經貿金融互利、安全合作、雙贏格局安排，採取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區架構，逐步展現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與主導地位，突顯亞太國家「命運共同體」價值觀，並區別美國以軍事同盟劃分敵友的冷戰思維。
三、軍事戰略佈局與準備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在回憶錄中建議，歐巴馬應與習近平保持密切關係，因為習對共軍的掌握遠超過胡錦濤。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時曾經指出，「共軍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從實戰需要出發，以軍事鬥爭準備為龍頭，全面提高部隊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2014年1月13日，共軍總參謀部發佈《2014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特別強調，將推進新一輪國防和軍隊改革，不斷提高能打仗打勝仗能力；同時，積極建立「隨時準備打仗」的思維，推進訓練與實戰一體化，並要求「打仗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
習近平認為在二○二○年間，大陸雖然仍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是國際安全環境將趨向複雜；大國間戰略力量重新組合競爭加劇。面對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周邊海域形勢變動導致風險升高，以及建設與當前國際經濟地位相稱，並與國家安全和發展相符的軍事能量，同時在軍隊建設上按照「三步走」戰略構想推進，並在「適當時間」設立聯合作戰指揮系統，以增強應對突發事態的協調能力與戰鬥力。
根據中共第18屆3中全會通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決定，以及習近平對共軍講話內容歸納出，當前習近平的國防戰略核心思維與佈局如下：第一，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抵制「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論點；第二，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路空間安全；第三，努力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並提升資訊化主戰武器裝備系統能量；第四，調整優化作戰力量結構，以海軍、空軍、第二炮兵為發展重點，同時並健全有利於聯合作戰的體系機制；第五，集中國防工業領域拓展到經濟、科技、教育、人才等各個領域，提升軍民科技融合層次與發展格局；第六，確立軍事戰略順應和平發展戰略，即在戰略上堅持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原則。
從共軍近年來積極擴軍的實際行動觀察，其為提高奪取制空權、制海權、制電磁權，以及增強遠海和太空控制能力，正不斷加快武器裝備現代化進程，做為軍事鬥爭準備的物質基礎；同時，共軍已經把軍力發展重點，放在研發新型資訊化作戰平台和精確制導武器，以增強精確打擊能力和資訊化作戰能力；此外，共軍亦積極研發運用輿論戰、法律戰、信息戰、網路戰、電子戰、心理戰、生化戰、情報戰等新作戰領域的功能，並探索以「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而以「斬首」、「震攝」手段，達到「巧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大效果。
美國戰略圈的主流意見認為，中共積極擴軍的發展程度，正以穩定甚至時有驚人進步速度的狀態下，逐步朝向亞太軍事強權的目標邁進；雖然中共的軍力到二○二○年間，還不能成為勢力擴及全球的軍事大國，但是，以現行國防預算持續二位數增長的發展趨勢推斷，中共的軍力將可以在十年間，改變亞太地區的軍力動態平衡狀態。目前，大陸「北斗衛星」定位導航授時通訊系統，已經開始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美國方面認為北斗衛星將可為共軍的核潛艦、航空母艦，以及戰略導彈與巡弋飛彈，提供導航和控制瞄準目標的功能；日本軍方則擔憂，共軍自主的北斗衛星系統，已經提升戰略性優勢，並運用在處理釣魚台及南海島嶼主權問題；另北斗衛星除了可以導引控制彈導飛彈外，還可以聯結其他的衛星、無人飛機，以及雷達體系，追踪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並運用陸基型反艦導彈或巡弋飛彈，施予致命攻擊；此外，當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完成全球覆蓋能量時，意味中共軍方將有能力發起任何位置的奇襲，或把軍力投射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點，而不必擔心被美國阻撓。換言之，當共軍自主的北斗衛星建置完成後，美國也將失去對共軍精準攻擊的控制能力，導致亞太地區軍力動態平衡出現結構性變化。
習近平的軍事戰略思維強調建立統一指揮體系，發揮聯合作戰效能，以增強對突發事態戰鬥力；同時，習近平將把7大軍區合併成5大戰區，並在濟南、南京、廣州等戰區，分別設置「聯合作戰司令部」，管轄黃海、東海和南海，進一步增強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戰略導彈部隊）聯戰能力，而海軍建設則是重中之重，包括增加航空母艦戰鬥群與核動力攻擊潛艦；此外，習近平認為完善新型作戰力量領導體制，加強資訊化條件威懾及實戰能力，其目的不在發動戰爭，而是將戰爭幼苗扼殺於搖籃之中。
四、國安戰略與時俱進
習近平於1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第一次會議指出，改革小組一要抓統籌，二要抓方案，三要抓落實時間表，四要抓調研，以密切掌握問題癥結。習近平認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將面臨五項挑戰，首先是經濟轉型期社會矛盾複雜化，外部敵對勢力趁機插手，維護社會和諧並推進改革難度增高；其次是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極端主義任務艱巨；第三是中國崛起改變國際與地區格局，「中」美戰略博奕敏感複雜激烈，導致週邊環境安全系數下降，海洋利益競逐加劇；第四是中國大陸經濟中高速增長，但嚴重依賴能源資源進口與國際市場需求，同時關鍵技術自主性不足，容易受制於人；最後則是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大陸生態環境惡化，重大自然災害破壞嚴重。
為應對挑戰並營造有利經濟發展內外形勢，習近平規劃執行八大領域國安戰略包括，第一，運用「穩增長、調結構、反貪腐」等措施，提升執政能力，鞏固政權與社會穩定；第二，均衡發展與各大國關係，擴大合作面，管理競爭面，健全金磚五國機制，做大做強新興國家互惠合作，防止被美日西方大國聯手牽制；第三，運用地緣戰略佈局，經略歐亞大陸，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妥善處理日本威脅，增加週邊安全話語權；第四，強化軍隊實戰準備，增加戰略威懾力與反恐能量，對海洋、太空、網路、極地，以及反恐等領域加大投入，搶占制高點；第五，扶持戰略產業與自主品牌，積極研發新科技、新產業與新能源，減少對外依賴，推進周邊經濟合作機制與自貿區建設，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擴大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實施國企＂走出去＂戰略，強化海外投資能量，開拓市場、資源與技術優勢；第六，確保網路資訊傳播秩序，整合相關機構職能，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到打擊犯罪的網際網路管理能力；第七，打造有說服力、吸引力，以及競爭力的中國核心價值觀，改進網路時代輿論競爭方式，主動應對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滲透；第八，強化公共衛生與食品安全，預防與有效處置重大疫情，加強災害預防與搶險救災工作，防止極端氣候與重大自然災害引發嚴重破壞。
習近平將分階段落實國安戰略目標，首先是從2013年至2017年的5年期間，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統籌指揮體系與機制，增強國家安全工作能量，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有利的內外安全環境，並為＂十二五＂與＂十三五＂規劃順利實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以確保和諧周邊安全環境，穩步拓展海外投資能量。第二階段是在中共建黨一百年，即2020年前夕，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創造有利的內外安全形勢，逐步成為周邊與國際安全環境的塑造者。第三階段則是在建黨百年與建國百年間的30年（2021年－2049年），促進大陸穩定發展環境，主動塑造國際安全氛圍，增加對國際安全正面貢獻，實現內外安全良性互動，並在此期間以適當方式實落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第四階段將在第二個一百年，即2050年時，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成為周邊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建構者，以及國際安全新秩序的關鍵角色。
對於台灣而言，習近平推動國安戰略時程表，規劃於2021年至2049年間的第三階段，以適當方式落實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顯示習近平不僅把台灣問題視為民族主義問題，也將其視為國家安全重大問題；其認為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一個分裂的中國，對國家安全威脅日益顯著，並將成為中國大陸拓展海疆戰略縱深優勢的障礙；台灣問題雖因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緩和，但如果久拖不決，將給中國大陸周邊安全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同時，台灣問題將繼續是國際勢力對中國大陸防範、牽制的藉口和手段，中國威脅論、美日擴大安保條約適用範圍，計劃建置亞太飛彈防禦體系，都以台灣問題為支撐理由；此外，台灣問題的存在，就意味著台灣有被分裂出去的危險，此項變數始終牽扯中共當局的精力與資源。因此，習近平決定積極營造綜合國力能量，在此期間執行穩中透堅的時間表。
五、我國應對策略建議
面對習近平的國安戰略思維與佈局，以及美「中」日三國在亞太地區，逐漸鎖入「安全兩難」新形勢，甚至恐隨美日軍事同盟擴大合作質量，包括重新定義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通過擴充軍備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與《防衛大綱》，以及美「中」網路安全爆發新冷戰等刺激因素，進而加深美「中」日戰略猜疑；同時，朝鮮半島、東海釣魚台，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地區，頻頻出現軍事對峙複雜局面，我國必須要有高度的警覺與正確的戰略趨勢判斷，並靈活務實調整戰略思維，才能夠避免淪為美「中」日競逐惡化下的受害者。
現階段，兩岸和平已經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安定繁榮的必要條件，更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關鍵利益。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曾經積極向美日爭取，成為「圍堵中共戰略前沿」的角色，實屬短視不智。因為，美「中」日三國維持健康「競合關係」對亞太地區最有利，但若美「中」日戰略競逐惡化，甚至失控引爆區域軍事衝突，恐將導致毀滅性災難，而台灣也難置身事外。
台灣為趨吉避凶、未雨綢繆，應對習近平深謀遠慮的國安戰略，以及複雜嚴峻的亞太新形勢，將有必要思考調整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國防政策內涵，以及軍事戰略規劃與準備，從過去長期以中共為唯一假想敵的思維，轉變成以有效處理專屬經濟海域（EEZ）範圍內，包括陸地、空中、海上、水下，以及網路和電磁頻譜的重大威脅、危機或災難，並歡迎亞太國家共同參與安全合作，達成「嚇阻威脅、預防戰爭、保家衛國」的國防戰略目標，進而營造兩岸和平發展正能量，並促進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的貢獻者，讓中華民國國軍發揮新的角色與功能，培養國軍成為國家安全的守護者、民主憲政的捍衛者、兩岸和平發展的實力後盾、網路電磁頻譜主控者、國際航道安全維護者、處理自然災害的行動者、區域人道救援的支持者，以及社會正向能量的塑造者，並以專業績效贏得國內民眾支持和國際社會肯定。
馬總統日前在國軍重要幹部研習會致詞指出，我們所擘劃的國家戰略就是要讓中華民國脫胎換骨、找到出路、走出活路；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堅定，就是要建構一個開放繁榮的經濟環境、一個理性關懷的公民社會、一個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以及一個友善合作的國際空間。據此國家戰略與實力後盾，台灣運用「親美、和陸、友日」平衡策略應對美「中」日競合時，一方面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公開呼籲，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雙方都應該將確保台海和平發展當成首要任務；另一方面也能夠在東海及南海地區，落實「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的和平倡議與行動方針，進而營造中華民國成為亞太和平穩定貢獻者。
面對亞太經濟與安全形勢出現結構性變化之際，中華民國凝聚新國家安全戰略共識，進而有效掌握建軍方向，並逐步化解兩岸長期敵對思維，不但可以讓台灣在美「中」日競合架構內左右逢源，更是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關鍵。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中共在18屆3中全會後設置兩大機構，一是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強調改革開放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這兩大機構均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軍。顯示，習近平正積極規劃未來中共當局施政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以及保障落實深化改革藍圖的組織能量。其中，新設置的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為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並有效統籌各部門工作，以應對內外挑戰加劇的新形勢，並確保深化改革政策目標，能夠在穩定環境逐步落實。
2013年底，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正式調降2014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其理由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成長趨緩；另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發佈《二○一三年全球投資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指數持續下降，資金外逃現象已經出現。2013年6月間，大陸金融領域爆發「錢荒」問題，連帶引發各界對大陸「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房地產泡沫」等深層結構問題的憂慮。前大陸財政部長項懷誠透露，目前大陸中央政府債務太約在七至八兆人民幣，但地方政府債務卻高達二十兆人民幣以上。全美企業經濟協會（NABE）最新調查顯示，逾半受訪的美國企業經濟學家認為，今後幾年中國將遭遇債務危機。2014年大陸國民生產毛額（GDP），以及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明顯趨緩。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表示，中國大陸外貿將面臨持續且多面困難，包括：國際經濟復甦還不確定；其次是大陸內部綜合成本不斷攀升；第三是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產業和訂單對外轉移加快。
此外，美國正加快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談判，並已讓日本加入，另美國與歐盟國家也在進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以及全球為軸心的「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這三項以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聯合組成的經貿規範架構，將對中國大陸所推動的出口貿易與「企業走出去」戰略構成新的挑戰，因為大陸的出口產品與對外投資的跨國企業，都將重新適應美歐日共同制訂的經貿投資遊戲規則。
與此同時，國際地緣政治已出現戰略競逐激化現象。東北亞的朝鮮半島核武導彈危機隨時可能引爆；「中」日東海釣魚島對峙局面，隨著日本首相安倍明確否決「擱置主權論」，並高調主張要領導亞洲以制衡中共後，已被推上高峰；南海地區的越南、菲律賓等國，意圖靠美國支持，對中共就島嶼主權爭議採取強硬態度；美、日、澳洲正積極拉攏印度，形成圍堵中國大陸的軍事同盟陣線，並直接牽制中國大陸的「珍珠鏈」能源與原物料運輸線；美國與日本亦積極聯手開拓與緬甸、外蒙古，以及越南等國的經濟、貿易、能源開發，甚至軍事交流合作等多面向的互動關係，意圖瓦解這些國家長期與中共的合作關係，並逐步建立圍堵中國大陸的聯盟陣營。另近來「中」美兩國相互指控對方發動網路攻擊與網路間諜戰，對雙方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構成明顯衝擊，甚是可能導致美「中」關係惡化倒退。
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挑戰方面，大陸經濟起飛後，中共政權老舊的政治社會體制顯然已不足以因應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近來因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與矛盾而發生的群體事件，每年已高達十餘萬件；造成這些社會重大矛盾的主因包括：失業、失地、失管、失控、失範、失措等「六失因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陸社會階層出現急劇變化，生活於基層的許多民眾不僅未享受到改革成果，基本現實權益又被剝削，其中以農民工為最，導致對立失衡情緒瀰漫。各種「兄弟會」、「青年會」，以及「姊妹會」等民間地下組織等幫派勢力相繼建立。此外，目前中共當局推動的轉型改革計劃，代表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其中涉及的既得利益階層包括黨政權貴、國有及壟斷企業、甚至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都將受到重分配的衝擊。當習近平企圖貫徹各項深化改革措施時，必然會造成利益重分配的變動與權鬥，並導致國內政治社會出現不穩與抗爭的局面。
習近平企圖加大改革力度以鞏固領導地位的同時，也正面臨內政、經濟、社會，以及國際政經環境出現結構變化的新形勢，而且問題複雜程度更高、挑戰難度更大。年來連續發生的疆獨份子恐佈攻擊事件，已讓習近平把反恐任務提升到國家安全議程。倘若習近平無法發揮治理能力，有效應對紛擁而至的挑戰與難題，未來數年中國大陸出現社會不安狀況將趨於頻繁，並將與美歐日聯手圍堵大陸的新國際戰略格局，同步對中共政權構成直接壓力。因此，習近平決定積極發揮國安會及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職能，應對日益加劇的內外挑戰。
當中共召開18屆3中全會時，習近平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雙重壓力，各種風險明顯增多；而安全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當前需要，設立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安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為當務之急。目前習近平積極建構中共「中央國安委」職能，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來穩定政治社會基礎；同時，習近平在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發表「亞洲新安全觀」，強調太平洋夠寬，容得下所有亞太國家共存共榮，並鼓勵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支持亞洲事務由亞洲主導解決。但是，習近平倡議的「亞洲新安全觀」是否能夠發揮功能，有效應對美日同盟圍堵策略，其中關鍵仍繫於「中國崛起」的穩定大局。
二、國際戰略核心思維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當局認為，中共的國際戰略核心目標有三項包括：
（一）維護經濟發展大局的國際和平環境，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二）確保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
（三）建立國際性的聲望與影響力。
目前習近平政權運用經濟社會環境的改革，來強化穩定政治基礎與功能；同時，積極地發揮經濟與金融資源影響力，做為推展國際戰略的工具；此外，在亞太地區的週邊國家和國際性的多邊組織與論壇中，主動發揮領導性角色與功能。北京國際戰略規劃圈人士強調，未來的二十年間，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將繼續維持「競合關係」，同時，對於美國方面意圖阻止或延緩北京，在亞太地區取得領導地位的相關策略，亦持續保持高度警覺並備妥應對措施；此外，北京將運用經貿往來、人員交流、安全對話等方式，提高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信任感與依存度，並讓中國大陸週邊國家體會在地緣政治經濟上背離中共的困難度。
習近平為達成國際戰略目標，一方面採取強化大陸內部經濟軍事實力的積極作為；同時，也在外交策略上，運用「多管齊下」的方式，建立中共在國際間的建設性合作夥伴地位，以期達到在亞太地區與美國平起平坐地位。
基本上，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思維主軸包括：
（一）主動維持與美國、俄羅斯、歐盟，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建設性合作關係，並避免形成與美國直接對抗格局，同時積極強調，一個和平發展的中國大陸是世界穩定力量，「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有利全體人類文明進步；
（二）明確表示「中國不想戰爭但敢於打贏合法化戰爭」，以塑造戰略威懾能量，降低中國大陸可能遭受的軍事威脅，逐步增加軍事能量，做為外交與政治運用籌碼，同時，亦儘量避免引起鄰國對中共軍事擴張疑慮；
（三）積極推動中亞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世紀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建設；其次是加快推進多雙邊自由貿易區戰略，早日完成「中」韓、「中」澳自貿區談判，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談判實質進展，繼續保持「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並以開放態度面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另亦積極倡議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經濟一體化措施；
（四）主動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高中國大陸的國際組織規則制訂權，並爭取加入國際組織高階管理工作，實際成為政策規劃與執行者；對於參與國際社會活動方面，則強調以個案處理的方式，分別就經濟、貿易、能源、高科技轉移、軍備控制、防止核生化武器擴散、因應氣候變遷威脅，以及環境保護等議題，凡是對中國大陸有利者，則將採取建設性合作立場，若有違背中國大陸利益與立場者，則堅持繼續協商態度，以逐步建立國際社會的優勢地位；
（五）積極建立國際「話語權」的能量並開展「人文外交」，包括在全世界八十餘國設立約達三百家孔子學院、撥款支持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在世界主要地區與都市廣設國際新聞中心，以鞏固中共成為世界重大議題意見領袖地位。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思維強調要發揮戰略定力，不與美國進行硬對抗；同時，運用「軍事安全與經貿金融利益並進」策略，透過經貿金融互利、安全合作、雙贏格局安排，採取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區架構，逐步展現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與主導地位，突顯亞太國家「命運共同體」價值觀，並區別美國以軍事同盟劃分敵友的冷戰思維。
三、軍事戰略佈局與準備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在回憶錄中建議，歐巴馬應與習近平保持密切關係，因為習對共軍的掌握遠超過胡錦濤。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時曾經指出，「共軍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從實戰需要出發，以軍事鬥爭準備為龍頭，全面提高部隊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2014年1月13日，共軍總參謀部發佈《2014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特別強調，將推進新一輪國防和軍隊改革，不斷提高能打仗打勝仗能力；同時，積極建立「隨時準備打仗」的思維，推進訓練與實戰一體化，並要求「打仗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
習近平認為在二○二○年間，大陸雖然仍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是國際安全環境將趨向複雜；大國間戰略力量重新組合競爭加劇。面對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周邊海域形勢變動導致風險升高，以及建設與當前國際經濟地位相稱，並與國家安全和發展相符的軍事能量，同時在軍隊建設上按照「三步走」戰略構想推進，並在「適當時間」設立聯合作戰指揮系統，以增強應對突發事態的協調能力與戰鬥力。
根據中共第18屆3中全會通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決定，以及習近平對共軍講話內容歸納出，當前習近平的國防戰略核心思維與佈局如下：第一，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抵制「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論點；第二，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路空間安全；第三，努力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並提升資訊化主戰武器裝備系統能量；第四，調整優化作戰力量結構，以海軍、空軍、第二炮兵為發展重點，同時並健全有利於聯合作戰的體系機制；第五，集中國防工業領域拓展到經濟、科技、教育、人才等各個領域，提升軍民科技融合層次與發展格局；第六，確立軍事戰略順應和平發展戰略，即在戰略上堅持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原則。
從共軍近年來積極擴軍的實際行動觀察，其為提高奪取制空權、制海權、制電磁權，以及增強遠海和太空控制能力，正不斷加快武器裝備現代化進程，做為軍事鬥爭準備的物質基礎；同時，共軍已經把軍力發展重點，放在研發新型資訊化作戰平台和精確制導武器，以增強精確打擊能力和資訊化作戰能力；此外，共軍亦積極研發運用輿論戰、法律戰、信息戰、網路戰、電子戰、心理戰、生化戰、情報戰等新作戰領域的功能，並探索以「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而以「斬首」、「震攝」手段，達到「巧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大效果。
美國戰略圈的主流意見認為，中共積極擴軍的發展程度，正以穩定甚至時有驚人進步速度的狀態下，逐步朝向亞太軍事強權的目標邁進；雖然中共的軍力到二○二○年間，還不能成為勢力擴及全球的軍事大國，但是，以現行國防預算持續二位數增長的發展趨勢推斷，中共的軍力將可以在十年間，改變亞太地區的軍力動態平衡狀態。目前，大陸「北斗衛星」定位導航授時通訊系統，已經開始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美國方面認為北斗衛星將可為共軍的核潛艦、航空母艦，以及戰略導彈與巡弋飛彈，提供導航和控制瞄準目標的功能；日本軍方則擔憂，共軍自主的北斗衛星系統，已經提升戰略性優勢，並運用在處理釣魚台及南海島嶼主權問題；另北斗衛星除了可以導引控制彈導飛彈外，還可以聯結其他的衛星、無人飛機，以及雷達體系，追踪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並運用陸基型反艦導彈或巡弋飛彈，施予致命攻擊；此外，當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完成全球覆蓋能量時，意味中共軍方將有能力發起任何位置的奇襲，或把軍力投射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點，而不必擔心被美國阻撓。換言之，當共軍自主的北斗衛星建置完成後，美國也將失去對共軍精準攻擊的控制能力，導致亞太地區軍力動態平衡出現結構性變化。
習近平的軍事戰略思維強調建立統一指揮體系，發揮聯合作戰效能，以增強對突發事態戰鬥力；同時，習近平將把7大軍區合併成5大戰區，並在濟南、南京、廣州等戰區，分別設置「聯合作戰司令部」，管轄黃海、東海和南海，進一步增強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戰略導彈部隊）聯戰能力，而海軍建設則是重中之重，包括增加航空母艦戰鬥群與核動力攻擊潛艦；此外，習近平認為完善新型作戰力量領導體制，加強資訊化條件威懾及實戰能力，其目的不在發動戰爭，而是將戰爭幼苗扼殺於搖籃之中。
四、國安戰略與時俱進
習近平於1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第一次會議指出，改革小組一要抓統籌，二要抓方案，三要抓落實時間表，四要抓調研，以密切掌握問題癥結。習近平認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將面臨五項挑戰，首先是經濟轉型期社會矛盾複雜化，外部敵對勢力趁機插手，維護社會和諧並推進改革難度增高；其次是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極端主義任務艱巨；第三是中國崛起改變國際與地區格局，「中」美戰略博奕敏感複雜激烈，導致週邊環境安全系數下降，海洋利益競逐加劇；第四是中國大陸經濟中高速增長，但嚴重依賴能源資源進口與國際市場需求，同時關鍵技術自主性不足，容易受制於人；最後則是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大陸生態環境惡化，重大自然災害破壞嚴重。
為應對挑戰並營造有利經濟發展內外形勢，習近平規劃執行八大領域國安戰略包括，第一，運用「穩增長、調結構、反貪腐」等措施，提升執政能力，鞏固政權與社會穩定；第二，均衡發展與各大國關係，擴大合作面，管理競爭面，健全金磚五國機制，做大做強新興國家互惠合作，防止被美日西方大國聯手牽制；第三，運用地緣戰略佈局，經略歐亞大陸，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妥善處理日本威脅，增加週邊安全話語權；第四，強化軍隊實戰準備，增加戰略威懾力與反恐能量，對海洋、太空、網路、極地，以及反恐等領域加大投入，搶占制高點；第五，扶持戰略產業與自主品牌，積極研發新科技、新產業與新能源，減少對外依賴，推進周邊經濟合作機制與自貿區建設，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擴大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實施國企＂走出去＂戰略，強化海外投資能量，開拓市場、資源與技術優勢；第六，確保網路資訊傳播秩序，整合相關機構職能，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到打擊犯罪的網際網路管理能力；第七，打造有說服力、吸引力，以及競爭力的中國核心價值觀，改進網路時代輿論競爭方式，主動應對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滲透；第八，強化公共衛生與食品安全，預防與有效處置重大疫情，加強災害預防與搶險救災工作，防止極端氣候與重大自然災害引發嚴重破壞。
習近平將分階段落實國安戰略目標，首先是從2013年至2017年的5年期間，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統籌指揮體系與機制，增強國家安全工作能量，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有利的內外安全環境，並為＂十二五＂與＂十三五＂規劃順利實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以確保和諧周邊安全環境，穩步拓展海外投資能量。第二階段是在中共建黨一百年，即2020年前夕，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創造有利的內外安全形勢，逐步成為周邊與國際安全環境的塑造者。第三階段則是在建黨百年與建國百年間的30年（2021年－2049年），促進大陸穩定發展環境，主動塑造國際安全氛圍，增加對國際安全正面貢獻，實現內外安全良性互動，並在此期間以適當方式實落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第四階段將在第二個一百年，即2050年時，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成為周邊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建構者，以及國際安全新秩序的關鍵角色。
對於台灣而言，習近平推動國安戰略時程表，規劃於2021年至2049年間的第三階段，以適當方式落實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顯示習近平不僅把台灣問題視為民族主義問題，也將其視為國家安全重大問題；其認為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一個分裂的中國，對國家安全威脅日益顯著，並將成為中國大陸拓展海疆戰略縱深優勢的障礙；台灣問題雖因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緩和，但如果久拖不決，將給中國大陸周邊安全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同時，台灣問題將繼續是國際勢力對中國大陸防範、牽制的藉口和手段，中國威脅論、美日擴大安保條約適用範圍，計劃建置亞太飛彈防禦體系，都以台灣問題為支撐理由；此外，台灣問題的存在，就意味著台灣有被分裂出去的危險，此項變數始終牽扯中共當局的精力與資源。因此，習近平決定積極營造綜合國力能量，在此期間執行穩中透堅的時間表。
五、我國應對策略建議
面對習近平的國安戰略思維與佈局，以及美「中」日三國在亞太地區，逐漸鎖入「安全兩難」新形勢，甚至恐隨美日軍事同盟擴大合作質量，包括重新定義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通過擴充軍備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與《防衛大綱》，以及美「中」網路安全爆發新冷戰等刺激因素，進而加深美「中」日戰略猜疑；同時，朝鮮半島、東海釣魚台，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地區，頻頻出現軍事對峙複雜局面，我國必須要有高度的警覺與正確的戰略趨勢判斷，並靈活務實調整戰略思維，才能夠避免淪為美「中」日競逐惡化下的受害者。
現階段，兩岸和平已經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安定繁榮的必要條件，更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關鍵利益。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曾經積極向美日爭取，成為「圍堵中共戰略前沿」的角色，實屬短視不智。因為，美「中」日三國維持健康「競合關係」對亞太地區最有利，但若美「中」日戰略競逐惡化，甚至失控引爆區域軍事衝突，恐將導致毀滅性災難，而台灣也難置身事外。
台灣為趨吉避凶、未雨綢繆，應對習近平深謀遠慮的國安戰略，以及複雜嚴峻的亞太新形勢，將有必要思考調整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國防政策內涵，以及軍事戰略規劃與準備，從過去長期以中共為唯一假想敵的思維，轉變成以有效處理專屬經濟海域（EEZ）範圍內，包括陸地、空中、海上、水下，以及網路和電磁頻譜的重大威脅、危機或災難，並歡迎亞太國家共同參與安全合作，達成「嚇阻威脅、預防戰爭、保家衛國」的國防戰略目標，進而營造兩岸和平發展正能量，並促進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的貢獻者，讓中華民國國軍發揮新的角色與功能，培養國軍成為國家安全的守護者、民主憲政的捍衛者、兩岸和平發展的實力後盾、網路電磁頻譜主控者、國際航道安全維護者、處理自然災害的行動者、區域人道救援的支持者，以及社會正向能量的塑造者，並以專業績效贏得國內民眾支持和國際社會肯定。
馬總統日前在國軍重要幹部研習會致詞指出，我們所擘劃的國家戰略就是要讓中華民國脫胎換骨、找到出路、走出活路；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堅定，就是要建構一個開放繁榮的經濟環境、一個理性關懷的公民社會、一個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以及一個友善合作的國際空間。據此國家戰略與實力後盾，台灣運用「親美、和陸、友日」平衡策略應對美「中」日競合時，一方面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公開呼籲，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雙方都應該將確保台海和平發展當成首要任務；另一方面也能夠在東海及南海地區，落實「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的和平倡議與行動方針，進而營造中華民國成為亞太和平穩定貢獻者。
面對亞太經濟與安全形勢出現結構性變化之際，中華民國凝聚新國家安全戰略共識，進而有效掌握建軍方向，並逐步化解兩岸長期敵對思維，不但可以讓台灣在美「中」日競合架構內左右逢源，更是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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