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大陸經濟實力的穩步提升，近來探討中美之間權勢轉移的相關專書與研究因此方興未艾。由於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其所認知的世界觀及其自身定位也就同樣備受關注。不論從大陸領導人談話或是官方文件，都顯示中國大陸是以「和諧世界」的觀念追求「和平與發展」，絕不走霸權之路。但是，實際作為真的如其所言嗎？
本文將論證，主要體現在經貿、政治、軍事、文化、傳媒等不同層面上的「中國大戰略」，其實正是中國有意識的全面佈局，企圖藉此擴展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本文從經貿及文化層面切入，說明中國大陸的「國家意圖」乃是具有「霸權意識」的積極布局「中國大戰略」以達其「階段性的權勢移轉」與「階段性崛起」的目標。[1]
關鍵詞：權勢轉移、階段性崛起、霸權意識、國家意圖、中國大陸
壹、前言
2011年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綜合評估長期經濟成長率、通貨膨脹與匯率等因素之後指出，中國大陸的GDP總量將在2018年超越美國。GDP總量往往是用來評估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2]文中詳細列舉各項評估指標表示：2011年大陸在鋼鐵消費、能源消費、出口等超過半數的指標已經超過了美國，未來10年內其餘的指標上中國大陸也必將超越美國。
表1《經濟學人》雜誌所提出的評比指標
資料來源：「How to get a day」（2011年12月31日），2012年3月7日下載，《The Economist》，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2155。
上世紀九o年代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權力分布出現了複雜微妙的轉換，在權勢逐漸轉移的「後美國世界」裡，已經出現一種新的世界秩序。[3]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向前推展，其綜合國力也快速增長，相對於美國、俄羅斯、西歐、日本等先進開發國家，中國大陸在這權勢轉移的過程中，顯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中國大陸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以及「中國對其自身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二者對此權勢轉移過程都勢將造成深遠影響。學術界早已有相當多專書、文章在探討中國大陸與美國未來可能的競合關係，這更突顯了「後美國世界」的趨勢。[4]本文試圖從既有資料中提煉出一個「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從權勢轉移理論中「能力」與「意圖」兩個變項進行分析，究竟中國大陸是誠如其國家領導人所言：「中國決不稱霸！」，亦或如許多學者所論述分析：「在區域的各項作為中，中國大陸早已呈現扮演區域領導者角色的態勢了！」
貳、中國大陸的世界觀
胡錦濤2005年在雅加達召開的亞非峰會上首次提出「和諧世界」的概念，使得大陸官方的世界觀有了清楚的體現。學界評論大多同意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清楚的從世界體系成員的身分來思考其與世界的關係，[5]這樣的作為在過去是看不到的。在此之前大陸政府或領導人所提出的許多概念：「和平與發展」、「新安全觀」、「和平共處五原則」等都是個別概念，無法加以統合。而「和諧世界」不僅明確闡述一個價值目標，更充分利用了這個「價值目標」來統合過去的個別概念，並完整形塑出新世界觀的論述。「和諧世界」這個概念不僅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原則」一脈相承，同時也涵蓋「新安全觀」、「和諧社會」以及「包容性增長」等概念。[6]其最主要的價值目標就是：建立民主、公正、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和諧世界。[7]其核心意涵仍是以「和平」與「發展」為基礎，再進一步加入「合作」的概念，成為「和諧世界觀」的三個核心內涵。「和諧世界」建構新國際秩序的藍圖為：和諧世界是目標，尊重文化差異是基礎，國際關係民主化是規則，多邊機制是平臺，和平協商、互利合作是手段。[8]其次，中國大陸在2011年9月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同樣重申要達成「和諧世界」的論調。[9]
不論是透過大陸領導人的直接談話，或是透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都明確指出「和諧世界」世界觀論述，的確是中國大陸所希望並堅持達成的國家目標。但；另一方面，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卻傾向於「中國威脅論」的論述，認為中國大陸的崛起意味著：這一個新興的有侵略性、擴張性的強權正在挑戰現有的霸權體制，中國大陸既有的相關作為並不真的如其所言！[10]
參、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權勢轉移
在現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最受關注的兩個國家，一個是從二戰後獨領風騷的美國。資本主義、全球市場與經貿自由化在美國的強力推動下大行其道，「華盛頓共識」成為家喻戶曉的顯學與開發中國家必修的美國學分。此外；美國不但軍事能力獨霸全球，也是唯一可將軍事力量投射到世界各個角落的國家；而在經濟能力與文化影響力方面，美國也絕對居於世界首位。[11]另一個國家則是中國大陸，不論是經濟能力，或是其所轉化的政治與軍事能力皆有顯著的提升，最突出表現則具體反映在經貿層面上，伴隨著中國大陸加入WTO，以及簽署一系列的雙邊或多邊經貿自由協議，其所呈現出來的是各種驚人的經濟數據。例如：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在2005年時超越法國、2006年超越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並且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IMF更大膽的表示，根據購買力評價的測算，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將在2016年超越美國。
表2 中國大陸經濟超越美國的N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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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版本 |
預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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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31 |
經濟學人 |
「在GDP總量方面，以市場匯率計算，美國的GDP現在仍是中國的兩倍左右，但透過引進最新的長期經濟成長預期、通膨率和匯率變化，計算出的結果是，到2018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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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 |
IMF在《世界經濟展望》發表的報告 |
「2016年中國的GDP將由2011年的11.2萬億美元升至19萬億美元，而2016年美國GDP將由2011年的15.2萬億美元增至18.8萬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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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7 |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新興經濟體藍皮書》 |
「按照中國年均7%—8%的經濟增速和人民幣年均升值5%的速度，美國則按照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速(即1.7%)，再考慮到美元在未來將出現的長期貶值趨勢，中國到2020年則可能超越美國，成全球最大經濟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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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3 |
林毅夫出席「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時表示 |
「中國若是保持8%的年經濟增長率，那麼20年後(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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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在《外交政策》雜誌上預測 |
「204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達到123萬億美元，相當於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3倍。屆時這一規模會佔到全球GDP的40%，中國將遠超過美國(14%)，GDP規模佔壓倒性的全球第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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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 |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表 |
「按照更為常用的市場價值方法計算，中國將在2035年超過美國。到2050年其GDP將是美國的兩倍，屆時中國的GDP將達到82萬億美元，而美國則為44萬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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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高盛研究報告 |
「充分考慮了匯率、政府政策等變量的情況下，該報告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GDP年增長率將由目前的8%減緩至5%，到2040年減緩至約3.5%。即便如此，在2039年超過美國，到2041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 。」 |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N種版本」（2011年5月26日），2011年10月29日下載，《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82288/112848/112851/14748628.html；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雖然90年代後整個世界秩序體現的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但也有學者大膽預測，同一時間全球經濟的快速擴張，推動國際秩序進一步的變革，其中政治與軍事層面仍處於單極的格局，但產業、金融、教育、文化等權勢正在轉移並脫離美國的主宰。[12]然而，大陸學者卻認為，當今國際體系應該是屬於「一超多強」的格局，而「一超」與「多強」間的實力亦正逐漸縮減，[13]甚或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相對的權勢轉移達到並駕齊驅程度時，其可能會以一種過去已經存在，與現行「西伐利亞體系」截然不同的「朝貢體系」來形塑世界秩序。[14]因此，探討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相對權勢轉移（power transition）以及其未來是否可能與美國爭霸，就成了國際關係學術界中熱門的論題。
[17]其次，從權勢轉移理論的角度觀之，由於政治能力測量不易、人口變項的變化在短期內不易改變，因此許多學者改用單一的指標「權勢轉移」可從軍事層面與經貿層面切入分析，本文選擇從經濟與貿易的層面來切入分析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權勢轉移。首先，Paul Kennedy指出國家在行使與維持全球霸權的能力，必須依靠該國的生產力。[15]換句話說，軍事實力與政治實力的運作最終仍必須要以經濟實力為依歸。[16]《經濟學人》雜誌即指出，作為一個最大的經濟體不僅可以確保軍事的優勢，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上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從歷史的經驗來說，該國的貨幣也將會成為許多國家的儲備貨幣。GDP來衡量國家之間是否達到均勢(parity)或是趕超(overtake)。[18]因此，探討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權勢的相對轉移，首要的指標就是觀察兩國之間經濟實力的權勢轉移。
根據各研究機構與學者的分析報告論之，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權勢轉移」要達到均勢(parity)或趕超(overtake)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因此，「中國大戰略」的內涵究竟為何？又，在此一大戰略的內涵中，中國大陸究竟會如其所稱永不稱霸，並接受既存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安排呢？亦或有可能另起爐灶成為一個新興強權？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19]
權勢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最早是由A.F.K. Organski所提出，該理論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反駁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看法，認為由「宰制性國家」(dominant nation)所護衛的階層式國際體系才是穩定的根源。因此，不論是19世紀的普法戰爭還是兩次的世界大戰，都可以看出實際情況與權力平衡理論的看法大相逕庭。國際體系屬於權力平衡的時期往往戰爭不斷發生，但是當國際體系具有一個宰制性國家之時卻是相對穩定與和平。[20]在該理論架構中，國際體系呈現的是金字塔型的結構，最上層的是宰制性強權(dominant power)，依序為一般性強權(great powers)、中等權勢國家(middle powers)與弱小權勢國家(small powers)。由於國際秩序是由宰制性的強權所形塑與管理，因此它對國際體系的現狀是滿意的。
此外，階層越往下的國家由於權力越小，對國際體系與現狀的影響力也越小，因此這些國家相對而言對於國際現狀是不滿意的。由於中等權勢國家與弱小權勢國家的權力較小，縱使他們不滿意現行的國際秩序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進行挑戰，因此，權勢轉移理論探討的重點在於宰制性強權與一般性強權之間的互動關係。
該理論認為，當第二層級的一般性強權的權力對於宰制性強權達成均勢(parity)或是趕超(overtake)，並要求改變國際現狀而成為挑戰者，則體系的穩定程度就會受到影響。其後，權勢轉移理論新一代的理論家除了考慮一般性強權的能力之外，[21]還加入了「國家意圖」變項。因此，若新興的挑戰國家對於國際現狀是滿意的，即使一般性強權相較於宰制性強權的權勢達成均勢(parity)甚或趕超(overtake)，也不必然就會有意圖去挑戰既有的國際現狀。[22]這如同二次世界大戰後又重新崛起的德國與日本，兩國顯然對於國際體制的秩序與現狀是滿意的，而沒有試圖去挑戰既有的宰制性強權美國主導國際規則的權力。
就國家意圖而言，究竟中國大陸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status quo state)抑或修正主義的國家（revisionist state）？若中國大陸屬於維持現狀的國家，則會傾向於遵守遊戲規則並從中獲取利益；反之其如果不滿於國際體系的現狀，則中國就會扮演修正主義者以及挑戰者的角色，並要求在國際體系中要有一個與其日益增長的權力相互匹配的位置。[23]
肆、中國大陸的國家意圖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加入了大多數國際制度與組織；在2001年即正式加入WTO，同時間關稅也大幅度降低，看似擁抱了一個既存的貿易體系。但中國大陸同時也建構了另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經貿架構。此外，在涉及所謂核心利益的事務時，其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與美國並不同調。在中國大陸的戰略認知中，當今的世界格局是屬於「一超多強」，其真正想追求的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即使國際「多極化」的格局在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仍然相當模糊，多極化的內涵又究竟是什麼，在大陸內部其實仍有許多爭論，[24]但大陸領導人卻的確是頻繁的提起「國際格局應該趨向多極化發展」的相關言論。[25]中國大陸持續這樣的說法是具有其重要意涵的，因為美國顯然在當前全球的權力格局中是居於霸主地位的，如此的言論勢必被視為「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即使現階段要評估中國大陸究竟是屬於「維持現狀的國家」或是「修正主義的國家」其實並不容易。但是至少可以明確地指出，中國大陸的崛起是絕對不可能「支持全部國際現狀」的。[26]長期而言，當中國大陸認知到既存權力結構的安排與其所關心的核心利益相衝突時，現階段其所表現的合作與自制(維持現狀)可能會受到削減，[27]而更加的突出其修正主義國家的面向。譬如在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等各項國際活動中，中國大陸已不再邀請美國加入，並不斷在其中擴張其核心主導的影響力。[28]
長期而言，中國大陸的作法是，從既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內部與外部同時並進，一方面尋求舊體系的轉型：例如中國大陸長期大聲疾呼「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則另行創建一個以它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雖然新體系可能與舊體系並存，但也十分有可能出現由中國大陸所建構的新體系逐漸取代舊體系而成為新的強權。[29]
必須要注意的是，在21世紀初期中國大陸在國際制度的參與上已經逐漸呈現兩種並駕齊驅的現狀：其一是中國大陸雖然積極融入且強調不會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但在全球性的國際制度上(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中國大陸還是大聲疾呼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並積極改善國際秩序不公平狀態。另一方面；在區域性的國際制度上，其憑藉著自身市場與經貿的實力，不斷創設並主導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雙邊與多邊制度(例如：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十加一、ECFA等)。
反觀美國，近來「重返亞洲」的動作相當頻繁。[30]在經貿層面，美國推出「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來抗衡逐漸在東亞地區經貿整合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中國大陸。
「中方支持以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等為基礎，穩步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以實現亞太地區經濟整合。」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APCE工商領導人高峰會的演說中做上述表示，這顯現出，雖然中國大陸並沒有明確反對TPP，但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與「東亞自由貿易區」以及「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並列，[31]並將其排序放在最後，這不免就讓美國及其他關心亞太地區發展的人士提供了另一番不同的解讀空間。這是否即表示中國大陸並不希望將整個東亞地區的經貿體系都整合在以美國為核心的TPP之下？這是否更加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希冀建構並主導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經貿體系的聯想？其次，針對2012年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中國領導人更進一步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作為未來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大強權互動模式的指導原則。[32]以上所述再再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國家意圖」可能是具有某種「霸權意識」的，其正主觀的、有意識的進行各種佈局。
本文認為，2000年之前中國大陸尚未開始有系統的省視自己的全球角色，遑論一個明確的全球大戰略，但是在加入WTO之後，大陸的學術界與執政當局已開始從各層面、各角度思考擬定一套明確的「中國大戰略」，截至今日此一大戰略仍在持續完善及演化中。但在此摸索探討過程中，中國大陸應該已經初步浮現階段性共識：現階段戰略目標是有意識的推動「階段性權勢轉移」，追求「區域性強權」的地位，甚或在不排除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追求「全球性強權」的地位。屆時中國大陸不僅積極參與甚至將主導多數的國際組織與制度，並在一定範圍內修正或重新制訂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
至於中國大陸的大戰略佈局是否會導向一個具有掠奪性或侵略性的霸權角色？本文認為依據現有證據尚不足以下此定論！按照目前官方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應該是意圖在鞏固自己生存發展空間後，建構出一個有別於傳統西伐利亞體系下西方列強霸權歷史經驗的大國模式，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模式。江澤民在2002年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即提出:
「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33]
由此觀之，中國大陸不僅只針對國內或國際的環境變化提出回應，而是在全局戰略的高度，綜觀國際與國內的各種綜合因素，藉此戰略機遇期來強化與壯大本身的經濟實力。[34]
伍、中國大陸的區域作為
中國大陸自從2001年加入WTO後，除了經由對外開放提升其經濟競爭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藉由WTO的多邊體系架構，與周邊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麼一來即逐漸浮現出「中國經貿大戰略」的藍圖。[35]這種經貿大國的策略部署可以解讀為：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是具有一定程度「霸權意識」的，其正主觀並有意識的在進行區域性佈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領導人的重要政策性講話中，至今都不認為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霸權或將成為霸權國家。胡錦濤即曾表示：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向國際社會作出的鄭重承諾，是中國長期堅持的方針，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36]溫家寶亦發言指出：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方針長期不變。『國強必霸』有違中華傳統文化，背離世界發展潮流，絕不是中國的選擇。」[37]
更重要的是，2012年底中國大陸領導班子換屆之際，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工作報告再一次強調：
「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將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38]
中國大陸自從2001年加入WTO起，至今在東亞地區已進行一系列的雙邊貿易談判。同時，也積極參與多邊組織，並且在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FDI）與官方開發援助（ODA），可說是相當頻繁的展開地區性作為，尤其在東亞區域。此外，人道救援與援助也幾乎都集中在亞洲國家。[39]因此，許多學者開始針對這種現象提出解讀。指出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目標在於維持主權與領土的完整、維繫共產黨的權力、建立國家的財富與權力，它主要是利用雙邊與多邊關係，使自己與大部分亞洲國家處於一種半扈從（semi-bandwagon）的狀態。[40]它的戰略企圖在於建構一個環繞它的安全緩衝，並且利用多邊主義與區域主義來減緩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單邊主義。[41]而臺灣學者主要則認為中國大陸藉由一系列雙邊與多邊關係，來爭取在東亞地區政治、經濟事務的主導權，同時抗衡美日安保條約在此一區域的影響力。[42]
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解讀。Ashley Tellis指出上述評估中國大陸在區域的相關作為是正確的，但並沒有精確解釋進行這些作為的確切動機以及對美國這個既存的宰制性強權可能造成的影響。[43]大陸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在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上，正反映出其達成強權地位(中國great power status)的努力，並且減少全球交往(global engagement)的潛在成本。Tellis認為中國大陸區域交往的三個主要目標：首先要獲得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經濟利益，進而可以鞏固國內政權並且達到強權地位；其次，與周邊國家交往以避免產生由美國所主導對其進行圍堵或對抗的聯盟；再者，為中國大陸逐漸的、和平的取代美國在亞洲區域以軍事部屬或盟約為基礎的安全架構鋪路。[44]
本文認為上述學者所提出有關中國大陸區域作為的分析，恰好提供部份的描述，指出其在各個階段所欲達成的目標。而本文所謂的「中國大戰略」則是提供一個指導性的戰略步驟，來達成上述各種中長程的目標。
陸、中國大陸對於多邊主義的態度轉變—以「睦鄰外交」與「多邊外交」
一、政策論述的演變為例
在「睦鄰外交」方面，1997年第十五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大陸對於「睦鄰外交」政策論述的對比，證明了在十六大以後戰略思維的突顯。1997年的十五大對於「睦鄰外交」政策的表述，並沒有被放置在特別突出的位置，但是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之後，就很明顯看出「睦鄰外交」戰略內涵的深化，以及戰略地位的突顯。[45]在「多邊外交」方面，1992年全國代表大會沒有多邊外交的相關表述，1997年才開始有積極參與「多邊外交」的論述。在2002年的十六大不但突顯了區域性組織的地位，甚至在2007年的十七大中也強調承擔相應國際義務，推動國際秩序的改善。不論是「睦鄰外交」及「多邊外交」政策的演變，都顯示出中國大陸對自身角色與定位認知的微妙變化，及其帶領政策論述的演進。
表3中國大陸對睦鄰外交政策表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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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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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處於建國以來的最好時期。」（此外，並未特別提及睦鄰外交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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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堅持睦鄰友好，這是我國的一貫主張，決不會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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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以睦鄰外交為核心的周邊外交被放在各項工作的第二位，僅次於大國外交。第一次在黨報告中出現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這些新概念和新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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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報告 |
「繼續貫徹「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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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全面深化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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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積極推進雙邊、多邊外交，在全球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國際地位和影響空前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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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緊緊抓住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上海合作組織召開峰會等契機，積極推進區域合作；以２０國集團金融峰會等重大多邊活動為主要平臺，積極參與國際體係變革進程，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統籌協調好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國別區域外交與各領域外交工作，推動我國與各大國、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全面深入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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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推進區域次區域合作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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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我們將繼續深化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積極參與周邊各種合作機制，推動區域合作深入發展，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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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報告 |
「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 |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對睦鄰外交政策表述的變化」（2010年10月20日），2011年1月2日下載，
《香港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0/20/ED1010200011.htm；「中共十大大政治報告」（2012年11月9日），2012年11月18日下載，《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7/7/102297778.html?coluid=7&
kindid=0&docid=102297778；「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2012年3月5日），2012年11月18日下載，《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3/0/7/102030717.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2030717&mdate=0305145055；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表4中國大陸對多邊外交政策表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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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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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沒有多邊外交的相關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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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積極參與多邊外交，充分發揮我國在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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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報告 |
「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性組織中發揮作用，支持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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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報告 |
「將繼續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承擔相應國際義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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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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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積極推進雙邊、多邊外交，在全球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國際地位和影響空前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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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以２０國集團金融峰會等重大多邊活動為主要平臺，積極參與國際體係變革進程，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統籌協調好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國別區域外交與各領域外交工作，推動我國與各大國、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全面深入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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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積極開展多邊外交，以二十國集團峰會等為主要平臺，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係改革，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在推動解決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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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 |
「我們將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和全球治理，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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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報告 |
「我們將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1992年10月12日~19日），2011年10月18日下載，《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2012年3月5日），2012年11月18日下載，《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3/0/7/102030717.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2030717&mdate=0305145055；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二、中國大陸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角色
中國大陸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所扮演的角色，可視為其對於東亞區域態度轉變的轉捩點。其具體的表現是：中國大陸的區域作為從消極轉變為積極。王逸舟即指出：「90年代末金融危機中，中國扮演的角色是其開始發揮負責任作用的轉折點。此前，中國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不大，此次危機讓中國認識到鄰居的利益同樣重要。」[46]
本文認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提供中國大陸一個關鍵性的切入點。一方面金融風暴本身造成了多項的影響：使得亞洲各國政府關注的議題由過去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展並延伸到經貿與金融議題；另一方面，亞洲金融風暴過程中的種種變化，讓區域內受到衝擊的政府有了切膚之痛，尤以各國開始注意到，在東亞區域，中國大陸與美日之間的角色與影響力出現了相對消長的微妙變化。再者；危機即是轉機，金融風暴竟然提供給中國大陸一個機遇，讓它在東亞能夠適時扮演「區域強權」與「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提供區域性的公共財〜[47]1997年金融風暴時，中國大陸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即對東亞金融危機作出了積極貢獻。這樣的作為提供其在未來扮演區域經濟整合與合作的積極角色。[48]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大陸逐漸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緊密且友好的關係，並且深切認知到，隨著己身經濟實力的積累其所帶來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三、對多邊主義的態度從否定到支持
一直到1990年代中國大陸都沒有一套明確的「大戰略」，[49]過去大陸的政策重心一直放在國內的經濟成長上，藉以維繫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共產黨政權受到挑戰的正當性，並進一步反映出中共對於蘇聯及東歐其他社會主義政權崩潰解體所產生的憂慮。此外；中國大陸對亞洲區域的多邊組織是抱持懷疑態度的，認為這些組織主要是由美國所宰制，並試圖對其進行圍堵，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國大陸在整個1990年代對區域性的多邊協議是採取相對疏離的態度，因而其面對區域性雙邊組織與多邊組織時的消極作為，正具體反映出其對區域性或全球性戰略思考的欠缺。[50]很顯然地，中國大陸在此一階段時期是沒有明確的「中國大戰略」。
隨著中國大陸對於區域主義態度的轉變，本文認為「中國大戰略」的粗略藍圖，經過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醞釀階段，2001年才開始有了較清楚的方向與輪廓。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對多邊主義的態度轉變具有重要的意涵。過去對多邊協議採取疏離的態度，主要是因為國家力量不足而產生對主權、對安全方面的疑慮。當時大都傾向於採取雙邊協商機制而不希望多邊協商，主要原因即是，不希望相關主權及安全問題國際化、多邊化，進而脫離了自身的掌控。但是；伴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所帶來自信心的增長，以及全球化程度的升高，這不僅讓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經貿依存度提高，也因涉入越來越多的國際議題，勢必得主動加入多邊機制才足以捍衛自身各種各樣的重大利益。[51]如此因勢利導的轉變其所呈現的是中國大陸「自信」的大幅提升，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多邊機制中扮演關鍵性甚至主導性角色。
柒、「中國大戰略」與階段性的權勢轉移
雖然目前「中國大戰略」的構思仍然處於相當粗淺的階段，但本文認為「中國大戰略」的目標主要是希望能達到所謂的「階段性的權勢轉移」。讓主要體現在經貿、政治、軍事、文化、傳媒等不同層面的「權勢轉移」，或輕或重、或先或後的全面擴展影響力。這不僅是要追求國家各種實力的極大化與茁壯，更要為中國大陸爭取國際話語權、議題設定權與決策權。
直到2011年，中國大陸基本上仍奉行著鄧小平所提出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外交戰略。溫家寶在聯合國2010年大會公開強調「國強必霸」的路子不符合中國大陸的國情，並一再重申「絕不稱霸」就是明確指標。[52]本文認為中國大陸一方面在累積自己的綜合實力，避免鋒芒畢露。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成為「區域性強權」培養基礎條件。在此一階段，中國大陸實力的累積與擴展主要體現在軍事、經貿與文化層面，尤以經貿層面最為重要，也最為成功。
在爭取成為區域性強權的階段中，中國大陸著重的區域主要在東南亞而非東北亞，這是因為中日韓三國之間的矛盾非短時間可以完全化解。中日之間的矛盾包括歷史情結、美日安保條約；中韓之間的矛盾則是美韓軍事同盟以及歷史爭議，而真正共同的關鍵因素則是美國在此一地區的軍事涉入與駐軍。而在中亞地區，由於美國自911事件後就將重心放置在該地區，中國大陸的作為若是過於積極，將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相互衝突。
雖然中國大陸所建構的雙邊與多邊經貿安排、直接投資(FDI)與官方開發援助(ODA)等都是以東亞地區作為核心。[53]但就中非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壇與金磚五國高峰會，甚或其在全球布局的能源戰略而論，中國大陸的戰略觸角絕對不僅止於東亞地區。其現階段將重心放在東亞地區，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大陸仍然受限於目前的實力與資源，另一方面若要崛起成為強權必須先在所屬的區域站穩腳步，因此中國大陸各種作為與資源的投注仍是以東亞地區為首要，尤其東南亞。
一、經貿戰略層面
在經貿層面上，中國大陸在2003年與東協簽訂「中國大陸－東盟自由貿易協議」（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AFTA），其實2002年中國大陸即已完成與香港的「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的簽署，當最後一個拼圖，亦即在2010年完成與臺灣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後，可以說中國大陸基本完成了現階段其著重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圖像。而以其在此一區域的各種經貿手段作為觀之，當可理解中國大陸對其本身的定位與認知了。
[54]相較於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所進行的以它為核心的各式雙邊與多邊經貿安排，與過去的英美霸權有許多相似之處。(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束手無策，中國大陸不讓人民幣貶值的策略，以及日後出資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等作為，都為區域貨幣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57]值得注意的是，「霸權穩定理論」指出，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霸權所提供的公共財，是包含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以及一個穩定的貨幣體系。[58]綜觀現今中國大陸；不止跨越式的、積極的建構了一個更為開放的「貿易體系」，更在「區域貨幣」的穩定上也同樣作出了積極貢獻，更遑論中國大陸所提供的各種援助與補助等不同形式的「區域性公共財」了。[59]由此觀之，中國大陸提供「區域性公共財」的作為，與過去的英、美霸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根據Arthur A. Stein對19世紀的英國以及20世紀的美國的觀察，他提出有關「霸權的兩難」(Hegemon’s dilemma)理論；[55]以及提出「霸權穩定論」的Kindleberger及其後的Gilpin、Krasner等人所言，一個霸權國家要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就必須營造一個開放的國際經貿市場。[56]中國大陸目前所推動的區域經貿安排不僅正在建構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區域經貿環境，同時藉由自身日漸茁壯的經貿實力所施展的「讓子」、「讓利」等策略，更與過去英、美等霸權建構經貿體系時所進行的讓步與妥協不謀而合。其次，
二、文化戰略層面
在文化層面上，近年中國大陸逐漸認識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特別是當中國大陸的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無法與大幅增長的硬實力相互呼應時。近來，一方面由於西方「中國熱」的現象，使得西方對於中華文化的需求大為增加，具體展現在「孔子學院」供不應求的趨勢上。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大陸主觀認知到文化軟實力相較於經貿、軍事等領域，仍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因此，中國大陸近來在強化「文化軟實力」及「國際話語權」方面可謂不遺餘力。
首先；「軟實力」一詞2006年首次出現在黨與國家的文件報告中。「文化軟實力」也於2007年正式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裡。[60]2008年胡錦濤在與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時即大力強調，要扎實做好思想宣傳工作並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61]斷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的政策。[63]3月《公共外交通訊》(Public Diplomacy Quarterly)創刊。可以看出大陸不僅重視軍事的硬實力，也逐漸意識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另外；胡錦濤在2009年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不僅給予公共外交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亦為加強和改進公共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62]2010年1月李長春更進一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發表講話，不僅針對爭奪、掌握大陸的「話語權」提出看法，並提出了具體做法。同年2月大陸文化部隨即提出「2010年文化系統體制改革工作要點」，以達到「積極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
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大陸領導人胡錦濤更表示：「(中國大陸的)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基礎更加堅實」。總之，[64]「文化軟實力」不僅進入中共中央的決策，並成為近來的工作重點，實際作為不止持續成立「孔子學院」，還包括積極鼓勵大陸媒體做大、做強、走出去，創辦國際傳播相關期刊、舉辦各類公共外交論壇、….等越趨多元，樣樣都是中國大陸強化「文化軟實力」並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具體表現。
揆諸歷史，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或是強權是不能沒有「文化軟實力」的，其本身也被視為一種外交工具。[65]「國際話語權」。而話語權的內涵不僅包括對議題的設定、對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話語權甚至意味著與它國爭取表述與觀點的合法性。[66]「文化軟實力」並爭取「國際話語權」已成為「中國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觀察的是，中國大陸希冀藉由建構自身成為「媒體大國」以爭取與歐美國家相抗衡的「國際話語權」，這更證明中國大陸是不會滿足於只做一個服膺在全球性霸權－美國之下的區域強權。因此，強化任何國家無論要達成何種戰略目標，除了依靠以經貿及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硬實力外，「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已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中國大陸近來大動作強化自身的「文化軟實力」，不僅在增強自身的文化體質，更是為要爭取所謂的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是世界上獨霸的文化霸權，「柔性權力」（或稱軟實力）一詞也是由美國學者Joseph Nye所提出。但是二戰後至今德國與日本的綜合國力也不容小覷，在Joseph Nye的評估中，戰後的德國與日本也同樣擁有相當豐富的文化軟實力了，[67]但德日兩國卻從來沒有宣示過要爭取所謂的「國際話語權」。先看日本，在二戰後簽訂「美日安保條約」之下，由於跟隨美國的腳步而讓渡了部分的外交與安全等主權；再看德國，也總是小心翼翼的與法國共同領導歐盟國家，極力避免周邊國家對「歐洲德國化」的憂慮。如此足以證明德國與日本都屬於「滿意」現狀的強權，並且沒有意圖做一個既存國際權力結構的挑戰者。相對於德日兩國，中國大陸大張旗鼓的強化「文化軟實力」，並且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動作，難免會予人有「積極建構不同於西方文化霸權的中國文化霸權」的想像。[68]
捌、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上述的政策作為其所表露出的「霸權意識」內涵，即主觀的、有意識的進行布局來追求強權地位。其經貿大戰略不僅建構一個更為開放的貿易體系，也逐漸的對區域貨幣體系的穩定做出積極貢獻。這與「霸權穩定理論」所指出，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霸權國家提供公共財的舉措不謀而合。而在文化戰略層面，更可以理解其爭取「國際話語權」的相關作為，此正表示中國大陸並不希望服膺於美國霸權之下，因而在話語權方面與美國相互抗衡，並更主動積極的傳播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此外，不論是大陸過去一直強調的「世界多極化格局」以及胡錦濤主席近來對TPP所發表的相關言論也能看出端倪。例如即使「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內涵在大陸內部仍有爭論，但很明顯的就是對美國霸權所主導的單極體系並不滿意。而針對美國TPP所發表的相關言論，更表示出中國大陸並不希望將自己整合在以美國為核心所主導的TPP之下，而希冀建構一個不由美國勢力主導的經貿體系。這些在在都證明了，所謂「中國大戰略」的運作內涵是具有「霸權意識」的，即大陸是主觀的、有意識的進行佈局。
如上所述；從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的作為已可看出，隨著時間推移，其自身的戰略定位與目標是十分清楚且明確的。
雖然；在大陸領導人的重要政策性講話中，至今都不認為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霸權或將成為霸權國家，但大陸的學術界卻很明顯的存在不同的聲音。
首先，許多大陸學者對於「中國大戰略」與「對外政策」的探討，是以過去的霸權國家或是可能的霸權國家為借鑒。例如檢視英、美、日三國開放進程的經驗指出，新興國家的特徵是開放，唯有衰落國家才會尋求保護；並且認為英、日兩國在面對區域一體化的遲疑，是無可彌補的戰略失誤。[69]另外，在構築「中國大戰略」時，是以「美國大戰略」的教訓為對照及參考依據，並指出美國的缺點是「界定一個無法明確界定的敵人」，即伊斯蘭教激進勢力，以及用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判斷國際與它國國內事務；優點則是「規劃一個可具體操作的手段，協調政府、社會等各部門的利益與力量來加以運用」。[70]
[71]閻學通教授的論點即指出：當中國大陸的其次，雖然官方言論一再重申不會依循過去霸權的路徑，但從大陸學者的相關論述裡面可以嗅出比較不一樣的觀點。例如：中國大陸的崛起絕對不可能支持全部的國際現狀。GDP等於或大於美國時，美國就無法繼續承擔世界霸權的角色了。[73]從歷史角度觀之，世界大國的崛起也都是「先在地區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而發展起來的，以此來強調東亞對於大陸的重要性。[72]清華大學
最後，由於中國大陸過去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侵害，在如此背景之下大陸人民普遍期待大陸能夠更加富強。例如：據「環球輿情調查中心」的報告顯示，逾七成的民眾支持投資建造航母，[74]如此高比例的民眾期待，是可能演變成排外的民族主義，進一步使得大陸政府必須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中日釣魚臺事件即是十分具代表性的案例，[75]這些來自大陸及港澳臺民間知識菁英及一般民眾聲音的存在，很可能將牽動並積極影響未來大陸的態度，使得大陸採取更為強勢的舉措。
從上述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加上大陸未來可能面對的內部變數來分析、考量，可以觀察出：中國大陸是具有「霸權意識」的，也就是其是有意識的、主觀的布局一個具有區域性、甚或全球性意涵的「中國大戰略」，希冀達成「階段性權勢轉移」與「階段性崛起」的目標來追求「區域性強權」、甚或「全球性強權」的地位。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101.12，國會月刊第40卷第12期）
[1] 「階段性崛起」意指中國大陸從「區域性的大國」提升到「區域性的霸權」，甚至不排除在經過長期經營之後成為「全球性的霸權」
[2]「How to get a day」（2011年12月31日），2012年3月7日下載，《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2155。
[3] 由於本文探討的是「中國大戰略」的課題，因此尊重中國大陸學者將Power transition視為權勢轉移，另外臺灣則將其翻譯成權力轉移。
[4] Zachary Karabell，杜默譯，超融合：中美經濟合體如何決定世界繁榮（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Handel Jones，陳儀譯，Chinamerica看中美競合關係如何改變世界（美商麥格羅希爾出版社，2010）；Fareed Zakaria，杜默譯，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新經濟時代（臺北：麥
田出版社，2008)。
[5] 大陸學界學者包括美國普林斯頓－哈佛“中國與世界”項目客座研究員徐昕；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社科院研究員金熙德。
[6] 和平共處五原則(1953)；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2年)；新安全觀(1997年)；和諧社會(2004)；和諧世界(2005)；包容性增長(2007)；包容性增長最早由亞洲開發銀行於2007年首次提出，胡錦濤主席於2010年公開倡導包容性增長，此概念雖然較晚提出卻被視為是實踐合諧世界的發展道路。請參閱「在可持續發展中實踐包容性增長」(2010年10月8日)，2012
年1月3日下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2887597.html。
[7] 「和諧世界理念下的中國外交」(2007年4月24日)，2011年4月29日下載，《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24/content_6020452.htm；「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和諧世界”新理念 — 中國外交思想在繼承中發展、創新」(2006年8月23日)，2011年4月29日下載，《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6-08/23/content_7101236.htm；「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包容性增長」(2010年10月8日)，2011年4月29日下載，《學習時報》，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887597.html。
[8]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集體領導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10卷第1 期，（2009年1月），頁9。
[9]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年9月6日），2012年1月11日下載，《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www.scio.gov.cn/zxbd/wz/201109/t999798.htm。
[10] 劉小彪，唱衰中國的背後：從威脅論到崩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4-8；美國學界有關「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著作：Sterling Seagrave, Lords of the Rim : 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Bantam, 1995);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e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A. Knopf, 199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11] Joseph Nye，吳家恆、方祖芳譯，柔性權力(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12] Fareed Zakaria，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秩序時代，頁26。
[13] 王振西，「緩和多極化勢頭 強勁：霸權與冷戰思唯依存」，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1997
年第4期（1997年4月)，頁1-7。
[14] 所謂「西伐利亞體系」指的是1648年西歐國家簽署的「西伐利亞條約」所確立的體系，該條約一方面標誌著三十年戰爭的結束。另一方面也宣示著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係體系的確立，該體系中個別國家享有平等的主權，不再以過去封建領地的從屬關係為主要的特徵；就「朝貢體系」而論，近來部分學術著作從文化與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關係與作為。將中國定位為「文明國家」，同時將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定位為「朝貢體系」。意即過去周邊國家承認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而中國通常採取不干預內政的舉措，並且給予貿易特許與保護。其中也包含著階級特徵、文化、軟實力、歷史主權線等概念。參見：Martin Jacques著，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
[15]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16] Martin Jacques，當中國統治世界，頁 327。
[17] 「How to get a day」（2011年12月31日），2012年3月7日下載，《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2155。
[18]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載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2000）。
[19] 中國是否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請參見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2003), pp. 5 ~56.
[20] Organski, A. F. K.,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61).
[21] 新一代理論家包括Ronald L. Tammen;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23]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5 ~56.
[25] 胡錦濤在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表題為《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演講時指出：「世界事務不
能只由一個超級大國控制，而應由各國人民共同參與的原則，正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得
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讚同和支持。…多極化是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礎。」；第十二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後溫家寶面對中外記者指出：「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26]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56
[28] Stefan Halper，王鑫、李俊宏等譯，北京說了算（臺北：八旗文化，2010）。
[29] Martin Jacques，當中國統治世界，頁 327。
[30] 所謂「重返亞洲」指的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一篇名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宣
示在未來10年美國將把現行的戰略與外交重心由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重新轉向亞洲。參見：「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2011年11月），2012年11月18日下載，《Foreign Polic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31] 在2012年東亞領導人會議中，中國大陸外交部長傅瑩宣布將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的談判，該談判由東盟十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洲與紐西蘭組成。若是談判成功將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參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將為東亞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2012年11月18日），2012年11月18日下載，《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18/c_113714820.htm。
[32] 所謂「新型國際關係」乃是指中國大陸與美國雙方體現「經濟上全面互利、合作共贏；安
全上互信包容、共擔責任；文化上交流互鑒、相互促進；意識形態上求同存異、和平共處。」
參見：「承前啟後 引領未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定位的由來」（2012年11月6日），2012
年11月18日下載，《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06/c_123920966.htm。
[33]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戰略機遇期是指揆諸、考量國內外各種綜合因素，能
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量老的機遇，甚或對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造成全局性、長遠性與
決定性的影響。「重要戰略機遇期」（2008年9月15日），2012年1
月4日下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134999/135000/8104208.htm。l
[34] Richard Rosecrance、Arthur A.Stein，劉東國譯，大戰略的國內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35] 鄭又平，「從兩岸簽署ECFA看中國「經略東亞」大戰略」，展望與探索(臺北)，第9卷第3 期， （2011年3月），頁33-49。
[36]「胡錦濤：中國永不稱霸 不擴張」（2011年6月12日），2011年6月12日下載，《中國時
報》，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5/112011061200148.html。
[37]「溫家寶：中國不會國強必霸」（2010年9月24日），2012年1月9日下載，《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9/24/CH1009240035.htm。
[38]「中共十大大政治報告」（2012年11月9日），2012年11月18日下載，《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7/7/102297778.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2297778。
[39] Shambaugh, D.,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2004/2005), pp. 64~99.
[40] 所謂「扈從」意指國家有時候會投靠具有實力優勢的國家或國家集團，來強化自身的弱勢地 位。同時避免與大國的核心利益相互衝突，來緩和大國要求順從的壓力。而David Shambaugh
所謂的「半扈從」狀態，是指這些國家希望中國加入區域組織、增進彼此信心建立(confidence building)的機制以及深化與中國在經貿、非傳統安全與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的聯繫。參見：「Will China Be a Coherent Strategic Actor in Asia?」（2005年5月14日），2012年12月17日下載，《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http://www.aei.org/events/2005/03/14/will-china-be-a-coherent-strategic-actor-in-asia-event/。
[41] Lijun, S.,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Security Issues, Vol.1(2003).pp 1~34.
[42] 許志嘉，「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8 卷第3 期，（2007年7月），頁48；吳靜茹、顧長永，「東南亞新秩序─霸權穩定論之觀點」，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5年4月）。
[43] 「Will China Be a Coherent Strategic Actor in Asia?」( 2005年5月14日），2011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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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Will China Be a Coherent Strategic Actor in Asia?」( 2005年5月14日），2011年1月2日下 載，《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http://www.aei.org/events/2005/03/14/will-china-be-a- coherent-strategic-actor-in-asia-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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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蔡國裕，「中國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5期（2010年5月），頁10-15。
[64] 「中共十大大政治報告」（2012年11月9日），2012年11月18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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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Joseph Nye認為「文化軟實力」是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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